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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第十七师从担任护路到守备延安的经过

何文鼎


  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由1947年3月11日洛川会议开始到1948年4月21日从延安逃跑为止,共一年零一个月又十天。
  我是参加胡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整编第十七师师长(副师长梁文铁、参谋长宋质坚)。整编第十七师辖三个整编旅,即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第四十八旅(旅长先是何奇,后为康庄)、第八十四旅(旅长张淇)。在洛川会议时,胡宗南命我师担任鄜县到延安的护路任务。我随军由洛川到了甘泉,一直住了八个月。到了1947年10月10日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以北地区,固守延安一隅,妄想利用时机,在延安以南金盆湾一带整补部队,企图死灰复燃。因此,才把我从甘泉调到延安,给以延安警备司令名义,令整编第十七师守备延安。
  整编第十七师担任护路的经过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军队全部出动了,黄昏时,均到达由宜川至洛川的封锁线上,进入了攻击准备位置。董钊、刘戡两指挥官也按计划规定的分界线各就各的位置。我带着整编第十七师师部出了洛川北门,到交道镇的南边整编第十二旅后边的一个村庄里宿了营,晚间全线静静地没有听到枪声。到3月14日拂晓,全线向北突破封锁线攻击前进了。我带着师部四个直属营,在整编第十二旅的后边跟进,过了交道镇四十里铺翻沟过了要岘,在下午4点钟时,整编第十二旅先头部队接近了茶坊,解放军在茶坊北山上猛烈地射击,该旅也用大炮还击,不能前进,因此在天黑前就在原阵地露营,与茶坊北山的解放军对峙着,师部宿营于第十二旅后方的小村里。这天晚间整夜有零星枪声。当时我判断茶坊不会发生主力战,因为我们东边的大军越过了金盆湾到了茶坊的后方,我们不打,解放军也会退走的。15日早上没有战斗就到了茶坊,占领了北山。我们积极修整茶坊北山的工事,派兵一连过洛河到鄜县西城墙警戒,并搜索洛河以西的敌情。为了加固北山的阵地,把茶坊商民的床铺门板都搬上了北山。
  3月16日上午,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要我率师部四个直属营坚守茶坊,加强防守工事,维护交通;令第十二旅陈子干率全旅由茶坊即时出发,经牛武镇、清泉镇到南泥湾归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直接指挥。中午12时,整编第十二旅离开了茶坊。我立即把师部和四个营全部移住在茶坊北山顶上,集结在一个山顶上坚守一点。夜晚茶坊街上无一人行走。当晚又接到胡的电报,要我把茶坊的防务交给整编第四十八旅康庄接替,令我带师部四个营于17日早由茶坊出发沿咸榆公路北进,限当日到达甘泉县,并要在行进中补修公路。到甘泉后,积极修筑坚固工事,限三天把鄜县到甘泉的公路修通,以便军运,不得违误,并将修补公路的情形及时报绥署备查。当时我感到一个光杆师部在边区行动是很危险的,虽怀恨胡的这个指示,但仍忠实执行了这个命令。
  3月17日早饭时,康庄带第四十八旅到了茶坊。我对康庄说:要守住茶坊,先要守住北山;要把主力放在北山上,派小部队过洛河到鄜县城以西游击,以加强北山工事,并把茶坊到甘泉的公路赶快修通。当日下午我到了甘泉县城。同参谋长宋质坚谈论军事形势时,估计陕北地区解放军兵力,总共不过40000人左右,第一纵队约17000人,按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来看,攻下延安是无问题的,在延安以南可能遇到小接触,没有大的战斗。我们的估计,同刘戡所料一样。宋质坚还向我说:“胡拿咱们这样大的兵团,挤在狭小的地区里作战,行进必然会混乱,有事就摆不开,而国防部竟然同意这个计划,不知是什么道理?”
  3月19日晚间,接到刘戡的电报说:19日中午我军已占领延安。旋又接到胡的同样战报。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的第一阶段就算结束了。胡宗南部队到达了延安,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但也是他走向灭亡的转折点。
  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丞图侵占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城市。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严重缺陷,就委派陕西省保安副司令张坤生为关中民兵总指挥,把关中20多县的保安队编为9个民兵纵队,纵队长由各县有军事才能的县长、保安团长担任。各县去陕北民兵人数不一,有的县去一个保安大队(等于一个营),如盩厔、武功、兴平等县;有的出两个大队,如长安、三原、泾阳等县。9个民兵纵队号称30000人,实际只有10000人左右。这是胡宗南虚张声势、扩大宣传、给军队打气的手法。
  在编组民兵的活动中,胡宗南同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经过多次争执,由张坤生作桥梁,才说合成功。各县的保安团队明知去陕北就会送死,但是抗拒不了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蒋坚忍和各专员、县长的凶狠催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到了陕北。张坤生把这些民兵带到延安以后,给延安以南留了两个纵队,担任延安到鄜县的护路任务,归整编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指挥,一个是长安纵队,一个是泾阳纵队。其余几个纵队都布置在延安以北地区,大部是担任护路任务,到蟠龙以北的民兵纵队,还配合军队守公路据点。在蟠龙战役中有两个民兵大队同时被解放。被解放了的民兵,有的经过解放区回到关中本县,有的弃暗投明当了解放军。后来,胡宗南到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对关中民兵也就听其自便,不再那样重视了。关中民兵到陕北后,不但本身受了极大痛苦,伤病死亡很多;也给陕北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如吃粮、烧柴、住房三项就给陕北人民极大的扰害,更严重的是到处抢劫人民的衣物、鞋袜等。派民兵的各县为了给去陕北的民兵筹钱发饷,发安家费,发衣物鞋袜费等,也加重了关中人民的负担。这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另一罪恶事实。
  蒋介石飞延安面授机宜
  依旧挽救不了惨败命运
  胡宗南军队到了延安后,稍加休息补充,即继续向延安以北地区进犯。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歼灭性战役后,胡军内部官兵都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同时对指挥机关失去了信心。胡宗南初占延安时那种得意忘形的傲气,也一扫而光。最令胡伤心的是蟠龙镇的失败,该镇是延安以北第一个重要补给站,存储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军用物资极多,全被解放军利用了,而一时自己又无法再弄来这些东西。所以这是胡最心疼的地方。另外,胡侵占延安后,把李昆岗吹嘘得如何智勇双全,雄才大略,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人才,可是在蟠龙并未显出本领,即被解放军俘虏,胡觉得这个耳光子被打得太响、太痛了。
  8月初,榆林城被解放军围攻。5日,蒋介石为了向胡宗南指示机宜,由西安乘美龄号自用飞机到了延安。在蒋介石要来延安之前,胡宗南即派飞机多次由西安给蒋运来洋瓷澡盆、脸盆、马桶、沙发、钢丝床、西餐用具、西餐厨师以及山珍海味等,应有尽有。但是,所有在陕北的军队,却经常缺粮吃,根本谈不到蔬菜供应,全靠抢夺百姓的食物来生活。这种判若霄壤的生活方式,在国民党是视若当然的。
  蒋介石住在延安南关西坡边区外交宾馆里。5日下午,胡宗南把能来延安的旅长以上军官都叫到延安见蒋介石。听说当晚蒋同胡宗南、裴昌会、董钊、刘戡等人研究了尔后的作战方针。当日下午胡派吉普车到甘泉接我,因天雨路途泥泞,第二天早上我才赶到,胡令我即时见蒋,在蒋吃早饭时见了面,蒋只问我:“住在哪里,身体还好吗”一些话。因蒋马上要回南京去,我从蒋住的地方出来,就同胡坐在一个汽车上到了飞机场。约在6日上午7时,蒋乘飞机走了。胡又拉我同车回到他的住处,才对我说:“总裁指示,今后在陕北作战,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补救过去的缺陷。”他接着又说:“共军围攻榆林,想诱我们去解榆林之围,在米脂以北地区,设伏歼灭我军,我们现在再不上他们的当了。总裁指示,解榆林之围,我们主力缓缓地沿咸榆公路北上,叫钟松带整编第三十六师由左翼急进出击横山,沿长城北边东进,侧击榆林附近的共军。榆林解围之后,乘共军未远退时,我们北上主力配合榆林南下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在榆、米之间同共军决战,这是一个关键战役。”当时我以为蒋的主张是高明的,但事态的变化,适得其反。约在8月20日前后,沙家店战役,整编第三十六师被打垮,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北上的董、刘主力军总是到处白跑,士气涣散,进退维谷。
  胡连次吃了败仗之后,对陕北的战事不得不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避免主力决战,只求苟延时间。他一面将整编第一军和几个整编旅调到洛川以南地区,逐渐转移到关中;另一面把遭受严重打击的几个旅抽调到川北、豫西去接新兵,补充实力。
  胡宗南一再改变退守计划,
  何文鼎担任延安警备司令
  胡宗南对陕北战事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后,决定保持绥德、清涧、瓦窑堡三点,仍以原来驻守上述各地之部队防守。主力则是延安、甘谷驿、延川至黄河西岸之线。延水南岸沿山岭构筑工事,扼要防守。企图控制延水以南,咸榆公路以东广大地区。当时军事布置计划是:整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接任延安警备司令,第十七师(欠第八十四旅)接替整第二十七师防务并担任延安至甘谷驿的守备任务,维护延安到洛川间咸榆公路交通线的安全;整第二十七师担任甘谷驿至黄河西岸的守备任务。这个布置计划是10月8日由延安指挥所下达到我师的。
  1947年10月10日我接了延安防务,这时我师建制内只有整编第十二、四十八两旅,整编第八十四旅已于5月间派往豫西接新兵去了,王应尊的整编第二十七师移住延安以南附近地区,两师均准备派部队去延河南岸,按指定地段修筑工事。但因10月11日清涧战役整编第七十六师全部被歼灭,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被俘,接着绥德、瓦窑堡守军也在救援清涧的整编第一师和整编第九十师掩护下,弃城南逃。胡宗南便放弃了守延河南岸计划,而代之以所谓“固守延安,诱敌攻坚,内外夹击”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编第十七师的任务是迅速增强延安城郊工事,准备固守;整编第二十七师控制于金盆湾地区,以备解放军攻打延安时,好内外夹击,达到消耗对方和拖延时间的目的。延安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对我说:“现在我们不能在野战方面同共军决胜负了,只有依靠强固工事来打消耗战,目前共军主力仍在延安以北地区,若能把工事赶快修好,消耗战的目的定会成功的。”当时我认为裴的话有道理,这条路是比较稳妥的一条路。
  约在10月20日前后,胡宗南首先由延安跑回西安。12月下旬延安指挥所撤销,裴昌会也溜走了,控制在金盆湾的第二十七师不见了(听说调到洛川以南地区),所谓内外夹攻的计划完全破产了。只剩下延安一座孤城。咸榆公路时断时通,延安补给全赖空运。这时我认为延安不是我的坟墓,至少也是我被俘的地点。
  为了确保延安,达到消耗战的目的,我决心把延安原有工事,修理完整,并添补新的石碉。并把延安周围高地川道分为三个守备区,派专人负责,指定部队,担任修筑。以清凉山、东关飞机场包括东川道为第一守备区,由第三十四团团长齐天然负责防守;宝塔山包括南川道为第二守备区,由第三十五团团长吴子清负责防守;延安西城高地包括北川道为第三守备区,由第三十六团团长王粲辉负责防守。派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担任指挥,负责督修整个工事。按照工事修筑计划把延安周围高地都削成两三丈高的峭壁,使人无法攀登或通过,重新增添石碉群,达到攻不破、摧不毁的强度。把延安城内外东、南、北三个川道和各山腹沟道均用极厚的石条,构筑成上下两层的石碉群,每个石碉配合三个到五个小伏地碉,作为巩固主碉补助射击之用。这种石碉曾用山炮试验过,确实做到了打不垮的程度。
  为了修建石碉,把延安城关住人的石窑洞拆毁了四五十个,城内外路两边的石条统统挖掘出来,这还不够,又令工兵第八团用风钻在南山打了数百块石块,才凑齐将近200个石碉的石块。石碉所用的木料计有千余条,拆掉了延安西边的炼铁厂、国际医院,桥儿沟天主堂、西北局办公大厅、北关党校七处住房和党校大礼堂的地板。石碉完成后还认为不坚固,向延安要了500民工,将延安东、南、北三个川道,各挖深3公尺、宽4公尺两道外壕,壕内均放满了水。因修筑延安工事,使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
  胡部残杀和扰害陕北人民点滴
  1947年3月下旬到9月,胡军在甘泉的凶残事实:为了修筑甘泉南城墙工事曾借商民的椽板、笼担、绳索、镢、铣等农具,永远未归还农民。修筑东城外高地和洛河西高地,曾将阵地内所有山头修成峭壁,由1丈到3丈高的齐坎,使人无法攀登,并挖有暗道交通,遍设枪眼,工事外围埋设几层4号甲雷网,为修工事常常要毁坏农田,误踏地雷往往炸死农民。在3月下旬修补茶坊到甘泉一段咸榆公路时,派兵督催沿路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出工赶修,不到3天就要把公路修通。7月间胡军害怕雨季来临,影响军运,绥署交通处长和陕西公路局长孙锡五限期将公路铺成石子路面,通令沿路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在炎热的暑天,到公路砸石子,每方五角钱的代价,实等于零。
  杀害革命干部:在甘泉县反动军队同县府合作,曾于3月底在甘泉北门外洛河边窑洞里捕获民兵队长朱良三加以杀害。4月间,整编第四十八旅在鄜县逮捕一位队长,也加以杀害。6月间,甘泉县长张亚轩带领军队和县保安队到洛河西岸打游击,捕获中共甘泉县委书记田丰年及县府科长王居仁等3人,约在1947年冬,王居仁越狱逃跑,田丰年书记被杀害。甘泉付村镇以南地区,曾杀害革命退伍军人一人。反动派在甘泉曾推行所谓移村并寨政策,因鄜县至甘泉公路经常夜间被破坏,电话线被割断,过路的汽车被打坏,当地军队就同县政府将沿公路居民按关中地区一样编为保甲,把洛河以西居民强迫迁移到县城附近或公路两侧,并入人烟稠密的居民点中,以便统治和维护交通。这就使许多居民离开旧居,过着流离失所的惨痛生活。
  借游击之名实行抢劫的凶残事实:游击是经常的,三日、五日外出游击一次,游击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革命政权,肃清地方潜伏的革命势力,主要还是抢劫食粮、马料、食盐、布匹以及其它财物。还有,胡宗南派到军队和各县政府的青年服务队人员,经常宣传反共言论,帮助县府组训民众,清查户口,一日几次召集群众开会,使人民不堪其扰。
  在延安,比在其它地区破坏得更凶残,除在修筑工事时拆毁房舍窑洞,挖掘外壕外,在北关路北为扫清射界还拆除百姓的房舍,强迫他们迁移。为了防止解放军便衣队混入城内,在三个川道口设置了检查站,盘查出入商民。每周举行特种会报一次,督令警备队在夜晚抽查户口,遇有可疑之人,即逮捕起来,送交警备部军法处管押。延安经常食粮、马料不足,尤其在1948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延安成为孤岛期间,因此,名为出外游击,实则到处抢劫食粮、马料,将延安百里以内弄成了无人区。
  (陕西省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中将师长。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二章 胡宗南进攻延安,宁、青二马出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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