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部援榆以失败告终
马全良 卢忠良 马光宗
1947年10月下旬，解放军围攻榆林。蒋介石得报后，甚为惊恐，认为榆林是陕北重镇，战略上居重要地位，若果失守，包、绥和宁夏、西安等地，在军事上都将受到很大威胁。因此电令宁夏马鸿逵必须全力援榆，并指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由绥远率傅作义部分部队，配合夹击，以便解围。马鸿逵非蒋的嫡系，一贯割据宁夏，盘踞一方，拥兵自卫，抱住保存实力的主张。接蒋的电令后，踌躇犹豫，既怕援榆损兵折将，减弱自己的力量；又怕不援榆违抗蒋介石命令，要受责处。马曾以各种借口，拖延观望。经再三思考，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即只派整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并配属一个骑兵团去敷衍一下，主力不动。命令下达后，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以电报、电话向马鸿逵建议说：“解放军善于围城打援，去的部队少了，会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则，不但不能完成解围的任务，对整个宁夏的影响也不好。”马鸿逵再次考虑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决定出动宁夏主力，向榆林进扑。但仍指示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退回来。”
一、“援榆部队”的组成及序列
马鸿逵既决定以宁夏主力援榆，便指定次子马敦静(整编第十八师师长)担任指挥官，派出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二团)、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五团)；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之长子)部三个团；宁夏保安部队一纵队马全良部两个团，此外，还有一些炮兵、骑兵、工兵营、连总计兵力为25000多人①。给养由辎重团的骆驼队及征集的骆驼共约1000多只，分属各部队，随军前进，负责运输。
“援榆部队”是在“增强三边防务”的掩蔽下进行集结的。于11月7日，开始向榆林前进。暂编第九旅和第一六八旅由定边、盐池一带驻地出发，骑兵旅和保安部队则由宁夏省垣随后出动。“援榆部队”出发后，马鸿逵即派宁夏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辖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部，接替盐池及三边一带防务。
马鸿逵此次决定出动主力部队向围攻榆林的解放军进扑，并派他的两个儿子参加，是企图借此机会显示一下宁夏部队的力量，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头露面，以提高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部队出发后，行军序列是：暂编第九旅为前卫，其余为本队，按第一六八旅、骑兵旅、保安纵队的次序，以战略行军的态势前进。在过红石桥后，调派骑兵第十九团为先遣队，担 任正面的搜索，暂编第九旅和第一六八旅分左右两路前进，其余为后卫。部队行军，开始很慢，每天只走五六十华里。蒋介石闻知，曾派飞机给马敦静空投手谕，略谓援榆关系重大，敦促加速进军。在巴兔湾附近休息时，马敦静召集旅长等研究后，即加速了行军速度。
自巴兔湾出发后，在中途与解放军的一队侦察骑兵发生接触，从牺牲的一个解放军干部身上的报告中有“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等语，当时马敦静、马敦厚弟兄认为解放军尚未发现马部援军的情况，盲目乐观，即向榆林方面急进。计自盐池、定边出发，业已行军7天，经白泥牛、小桥畔、张高兔、海子滩、巴兔湾、雷龙湾、红石桥等地，于11月13日，抵达榆林西北120华里的袁大滩。
二、野茅滩初次战斗
“援榆部队”在前进中，也曾时时提防解放军围城打援的截击战术，但对于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先头部队骑兵第十九团到达袁大滩，与解放军的前哨发生接触后，即向左侧方向进行搜索警戒，由步兵暂编第九旅和第一六八旅在袁大滩前沿一带占领阵地。这时解放军一部分部队在距袁大滩东20华里的野茅滩一带。马敦静即派出三个团由卢忠良指挥，向野茅滩进犯。约午后1时许，与解放军先头部队接触，双方激战5小时，蒋介石并派飞机三架助战。傍晚，解放军暂退。马部也知解放军主力已前来截击，不敢轻易进犯，马敦静遂下令前头部队仍撤回袁大滩。当晚召集军事会议研究，认为与榆林守城部队没有取得密切联系，邓宝珊所率绥远方面的部队也尚在左云一带，对解放军无法进行夹击。同时对解放军的兵力和行动也尚未明确了解。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遂命令步兵在袁大滩一带连夜构筑工事，派两个骑兵团深入左右两翼(第十九团在左翼，第二十团在右翼)搜索情报，准备应战，寻找有利时机，再全力进扑。
三、袁大滩主力战
马部在袁大滩是以该地的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占领环形防御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各据点独立作战。在环形线上配备八个步兵团②(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核心阵地配置马全良部两个团，骑兵配置在正面(东方)的两翼，左右各一个团，依步兵阵地前沿为轴心，担任翼侧的掩护。
11月14日，马部工事赶筑完成，在袁大滩周围二三十里间，筑成了强大的野战堡垒群。傍晚5时许，解放军开始运动，向马部前进，据飞机侦察，系采取三面包围形势。7时许，解放军主力部队向马部阵地发动进攻。开始由东面向卢忠良部正面攻击，逐渐向两侧扩展，并向北面各要点突击。双方先使用轻重火力射击，继之以拼刺刀和铁锹、洋镐等。10时左右，卢部的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在几次肉搏之后，有两个据点曾一度被解放军突破，形势十分紧张。当时马敦静曾电请胡宗南派飞机参战，胡答复夜间飞行困难，无法派出。夜12时左右，卢忠良部正面战斗已经达到短兵相接、混乱肉搏的程度，核心阵地(指挥部所在地)突然枪声乱发，造成混乱，马敦静以为阵地已被解放军突破，直捣核心，吓得魂飞魄散。事后查明，系第一六八旅第五○二团的营长李寿春的马脱缰，饲养兵追马，阵地守军连问口令不答，因而开枪射击，于是内部就瞎打起来。约在夜2时左右，卢忠良防线方面在解放军几次冲击和肉搏之后，战局沉寂下来。但北面马光宗部阵地上，枪炮声又大响起来，晨5时左右，战斗极为激烈，其战况的危急，甚于卢部。保安第五团阵地曾一度被解放军突破，后调第五○二团一部兵力增援，才得恢复。当时部队的伤亡和弹药的消耗，加重了压力，但仍继续顽抗。幸当时天将破晓，解放军停止进攻。15日拂晓时，解放军主力部队主动后撤。
四、转进榆林
解放军在袁大滩主动撤退后，马敦静又召集会议研究，决定派兵乘机向解放军进攻，如果侥幸得逞，整个部队即向红石峡前进，并与榆林守军取得联系，再作下一步打算。但当部队已经按照命令开始行动时，马敦静突然改变原来计划，下令让主力部队后撤，由乌拉耳林滩方面绕道向榆林城转进，并令马全良率该纵队的两个团担任正面掩护，又派两个骑兵团掩护马全良部左右两翼。为了避免解放军的阻击、尾追和陷入“口袋战术”，决定从北面绕出解放军翼侧而走，对威胁较大的右侧，则以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六八旅为右纵队，并加强右侧卫的战斗力，以防袭击。同时决定前面如遭阻击，则以逐次增加兵力的办法，边冲边走。如右侧遭受袭击，则以行军自然形成的“一条长蛇阵”态势，集中右侧，相互策应，如后方尾追来了，就赶快逃跑。
当主力部队于15日上午10时许按照转移命令，放弃原阵地，从西北方面撤出，再向东北前进时，掩护部队军心动摇，骑兵团首先后撤，步兵也惊慌混乱，向后乱跑。解放军察觉后，乘机向马全良部发起攻击。战场上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胡宗南派来飞机三架，空投粮弹，在两方没有辨别清楚的情况下，洋面袋、大锅饼、子弹箱、炮弹箱及美制的“给养盒”等，纷纷投下。这时马部官兵只顾逃命，虽下令叫后面的骑兵把粮弹驮上，但实际带上的是寥寥无几，大部分都给解放军作了补充。
马全良部被解放军进攻截击后，立即溃败，被解放军俘虏2000多人，马全良只带少数人马，逃回大队。保安第四团团长弓长舒、团附卫哲溃退下来后，收容了不到百人，因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络，认为大队一定是逃回宁夏了，他们就顺着来路跑了一天，没赶上大队，当晚在一个村庄，被解放军全部俘虏。
袁大滩战役马部颇有伤亡，并大批被解放军俘虏，马敦静和马敦厚如惊弓之鸟，惊惶失措，率部队狼狈转移，取道三马路(通往榆林的大道)绕经乌拉耳林滩、小纪汗、转龙湾、牛圈壕等地，于11月18日到达榆林。这是因为解放军已变更战略，自行撤围而去，才使宁马部队得以顺利到达榆林。这时，邓宝珊也由伊盟十八里台返回榆林，在城内组织了晚会，对马部进行慰问。当时协定防务部署是：卢忠良旅配置在桥头、谢家洼一带；马光宗旅配置在沙河一带；马全良纵队余部配置在东门外；骑兵第十九团配置榆林西河的西岸；骑兵第二十四配置在谢家洼；指挥部和骑兵旅旅部驻榆林城内。
五、退回宁夏
马鸿逵部队进驻榆林后，这时因解放军撤围不久，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城内粮秣困难，突然要增加几万人的给养，实在无法解决，每日靠空运补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同时，马鸿逵生怕蒋介石乘此时机将宁夏部队抓住不放，指使深入进犯解放军，或者留住榆林一带，削弱自己实力，遂借口粮秣困难及怕解放军进攻三边截断归路为辞，电令马敦静迅速带队返回宁夏。因此，宁夏部队在榆林只留住了三天，除留下骑兵第二十团外，其余全部于11月21日晚乘月夜出发返宁，并为了避免沿途遭解放军截击的危险，取道边城以北方向，绕道纳耳林一带，兼程前进。由于所带粮秣已尽，沿途只好宰杀运输队骆驼及蒙民牛羊充饥。在途中胡宗南曾派飞机空投食粮，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由马鸿逵从宁夏派骑兵一部分驮运食粮迎接，才算狼狈回到定边。部队在定边休息3天后，除暂九旅仍驻定边，第一六八旅仍驻盐池外，其余部队都撤回宁夏原防地。部队到盐池时，马鸿逵还亲到盐池进行慰劳。宁夏部队向榆林解放军的进扑，至此乃以败退结束。
(甘肃省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马全良当时系国民党宁夏保安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卢忠良系整编步兵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少将旅长；马光宗系整编第一六八旅少将旅长。
①据《中国现代史大事记》记载及本书王伯祥回忆，增援榆林的马鸿逵部共30000余人。
②在兵力配置方面及战斗的具体情节上，与本书王伯祥的回忆略有出入，因均属回忆，故两说并存。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四章 第二次榆林战役、宜(川)瓦(子街)战役、胡宗南部撤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