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手工纺织简述
郭敬仪
我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办过三个手工织布厂，一个军布联合厂，中间并担任过军布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四年，三次担任过西安市手工纺织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和主任委员(共八年时间)，对解放前西安市手工纺织业的经营和发展情况比较熟悉。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时亲身经历和见闻叙述出来，以供研究旧社会经济史料的同志参考。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并且时隔甚久，难免有错误之处。这次整理，承蒙曹一峰、赵蔚林、柴立钧诸同志提供宝贵资料，特此致谢。
西安市手工纺织业的兴起
旧社会的西安市，完全是个消费城市。虽然陕西关中是个产棉区，农村中的妇女大都能纺纱织布，但城市里却没有手工纺织作坊，市民的衣着，完全依赖外地的布匹，或者外来洋布过活。
一九二一年，陕西省实业厅委派董瀚洲在西安西举院巷创办陕西模范纺织工厂，采用脚踏织布机、手摇纺纱机，招收工人学习，记得当时贾晓农、薛永仁、王希文(我的同学)等都去学习手工纺织。接着长安陈勋臣在东木头市举办长安纺织工厂，聘请河南省孟津县人梁子祺当技师，采用河北高阳式织布机，招收工人，训练纺织。这个厂后来迁到北关火神庙，由长安人郭辅唐负责，聘请王希文当技师，有机子十五、六台，改厂名叫平民工厂，织平布、毛巾、睡椅垫等。这样，就给西安手工纺织业培育了一批工人。
一九二七年，华北慈善会朱子桥在西安平民巷创办平民工厂，就是聘请陕西模范纺织工厂的工人当技师的。此时，张子宜主办的孤儿院也有一部分织布机，给孤儿传授纺织技术。一九二八年卢子泉在未央宫附近，办过一所手工纺织合作工厂，请王长春为技师，大约有织布机十多台，数十名工人。在当时说来，私人举办工厂，规模也就可观了。大约在一九三○年，陕西省救灾会成立妇女习艺所，聘请王希文(陕西模范纺织工厂学徒)为技师，收容因逃灾荒而被贩卖的妇女，传授织毛巾、织布等技术。此后，西安不断有人开办小型织布工厂或作坊，象陈珍甫在东关仁和巷开办家庭毛巾工厂；辛名扬在钟楼北(山源栈内)开办织腿带作坊；贾晓农、张德元一度在东关花神庙开办过二、三部机子的织布工厂；白楚珍(回族)在大学习巷开办过织手帕的家庭工厂，聘请王希文、贾晓农当技师等。这些工厂和作坊，大都资金薄弱，自织自售，所用原料纱支，都是外地来的，况且是手工织造，织出的成品，质量较差，成本也大。当时市面洋货充塞，尤其是日本货价值特别低廉。这些小手工工厂和作坊的产品，竞争不过洋货，因此，一个个都倒闭了。
一九三六年时，华峰、成丰两面粉公司建成投产，每天约需面袋一万多条。当时，梁子俊在西大街开设一个制袋厂。辛名扬在东关柿园坊开设织布厂，有机子二十台供给面袋布。但不能满足两面粉厂的需要，于是梁子俊又扩大了制袋厂规模，增加了生产。辛名扬又在城内纸坊巷建设织布工厂，增设织机数十台。贾希正在中兴路建厂，有机子数十台。灾童院也有织机十几台。几家都织面袋布，保证两面粉厂对面袋的需要。
一九三七年，日本挑起了泸沟桥事件，爆发了抗日战争。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以致我华北大片土地沦陷到日寇手中，我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不少同胞，背井离乡，逃难来陕。他们中间，有的就是纺纱织布行业的，都有一定的织布技术。
当时，逃亡来陕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是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天津、榆次各纱厂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在没有纺纱设备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研究纺纱，出现了用圆筒筒纺纱的试验工作，即命名为“七·七”纺纱机。如虢镇业精纺纱厂的王赞之就是其中一个。来陕的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发现脚踏织布机构造简单，价值便宜，易于掌握技术，就在关中一带，纷纷设立织布工厂或家庭作坊，以维持生活。此外陕地原有的一些技术工人，也陆续开办小型织布工厂。这时织出的成品，有白平布、提花布、条子布、格子布、斜纹布，还有各色厂呢、卡叽布等。赵蔚林、贾景周还在南关开设毛巾厂，专织毛巾、毛巾被、提花线毯等品种。送到纱布市场(当时主要在民乐园)出售，转销甘、新、青、宁各地大小集镇，颇为各地群众所欢迎。
当时经营织布业务的，有杨晓园的正信工厂；张星五的正大工厂；曾孝思的永和工厂；贾晓农的鑫华工厂；贾希正的裕华工厂；陈珍甫的华西工厂；辛名扬的名扬工厂；郭敬仪的同协工厂；王佑弼的农村工厂；陈俊儒的大兴工厂；秦汉章、曾一峰的两河工厂；还有山西会馆的利生织布厂；孟家巷有利亚织布厂；胡家庙的裕生织布厂；五道什字的四维织布厂和经纬织布厂。有的织民用布匹，有的为军需局织面袋布。孔致斋在柏树林开设的制袋厂，为盐务局制作盐袋，还有很多厂子为该局织作盐袋布，名子都记不起来了。
民布厂变为军布厂
到了一九三九年，华东各省又相继沦陷，内地物资尤其是布匹，异常缺乏。大华纱厂被炸之后，国民党西北军需局为了供应军队服装，派人四处搜购商人的存布，竭泽而渔，仍满足不了要求，乃利用西安市民营手工织布厂，承织军需用布。自此，纱支遂由军需局统配，不织军布，即不供给纱支。于是织布厂不得不与军需局签订合同，领取棉纱，按规格织造军布。首先承织的有曾孝思的永和工厂，曾一峰、杨晓园的两河工厂。
当时，一般织布工厂，仅有织机三、四台，还有一台的家庭织户；拥有十台以上的织布工厂则为数不多，而且位置分散。要和军需局订合同，至少也得在二十台机子以上。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有人联合起来，组织了联合织布工厂，承织军布。
联合织布工厂实质是各手工织布厂和织户联合组织的对军需局接洽办事的空洞机构。它的本身很简单，只是几个大点织布厂负责人联合起来，定出一个联合工厂的名称，租定厂址，挂块招牌，雇用几位办事人员，寻妥商保，其作用仅仅是与军需局签订承织军布合同。附近的许多小型工厂和家庭织户，统一领纱，统一交布。联合厂办事人员的经费开支，按织出的布匹数字均摊。在联合厂办事的人，则专门对付军需局；而军需局不了解我们联合的用意，也以为分抓多头，不如总抓一头省事，乐于接受这种办法；而各织户只是专心织布，不耽心领纱交布等麻烦手续，三方面都觉得这一机构的组成是便利的。所以到一九四○年，就有西关外张星五、陈俊儒等人组织正大联合工厂(包括西关附近的织布工厂和家庭织户)，约有织机八十多台。东门里玄风桥有杨晓园、袁印成、王永才、杨春祥、刘兴洲等人组织正信联合织布厂，共有机子约一百五十多台。东关有贾晓农、郭敬仪、陈珍甫等人，在昌仁里组织的兴中联合织布厂，先后联合织机由一百多台到三百台。因此，全西安市的织布工厂，大都变成军布工厂了。
联合织布工厂的经营目的可以说是赚钱。同时也是逃避兵役、差役的庇护所。它们各自在门首挂起西北军需局第×军布联合工厂的招牌，各织布厂也挂起西北军需局第×军布联合厂第×工厂的招牌。这样，就不承担商会的摊派，甚至连警察局的防护团、义勇警察、区公所的征派壮丁都可借军需局的名义免除掉，并可免纳营业税。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为各厂代领纱支，代交布匹，每匹布只收一角或二角钱的办公费，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其实赚钱的道路可多着呢。首先从银行取回代购土纱的款(因为当时织的土纬机经布)，再存放到银号，可以赚到拆息；领到好土纱的款，收购低质纱支，还可以从中赚钱；在存放土纱的地方洒水，使土纱潮湿，发纱时可以赚到分量，还可以赚经纱的分量。尤其是还可以低价购买被服厂剩余的布匹，把验收过的兰色印字，设法洗掉，从新又交入仓库，一转手就又领出纱支和加工工资，从中又大赚其利。这些钱，联合厂的办事人员自己享用。
说到被服厂，我也要附带谈一谈，它是一些有裁剪服装技术的人组成的，与西北军需局签订合同特约承制军服。门口也挂起军需局第×军服厂的招牌，什么义务也不担负。他们的利润，比起织布厂来，不知大多少倍。他们裁剪规格，也有明文规定，每匹布裁多少棉衣，多少单衣。但他们也许由于技巧的关系，套裁巧剪，每匹布能按规定多裁几件，总是有节余。另外，节余大批军布的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吃空额，应领军服不按数领足，把空额的军服，与被服厂商定作价付款(当然是廉价)。例如被服厂应交某部一千套，实交八百套，其余二百套折价付款。这里边被服厂和军队都有好处。被服厂就把剩余布匹，又转售给军布厂，军布厂省了浆纱、穿筘、制经、织布等等手续，少了许多开支，自然也就大赚其钱了。这种交易，都是秘密进行的。在织布厂方面，也只有几家有头面善于交际的厂商，才能得到这种便宜。一般的厂子，是没法问津的。这就是旧社会资本家唯利是图和国民党官员们互相勾结，谋取暴利的可耻行为。至于一般小型织厂和家庭织户，只能在织布时，每一匹布少搭几根机纱和增加浆纱分量，来赚取纱支；另外小厂还在工资方面，多收少付，克扣工人工资，从中图利。
验收军布的黑幕
联合厂与军需局签订合同承织军布，本订有织布规格，双方都应遵守，但都不实行，这又是旧社会的一种现象。其实，在旧社会，不仅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味想办法赚钱，就是军需局的验收人员，也有其弄钱的方法，双方都在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肥饱私囊。在手工织布业承织军布的过程中，上下交征，贿赂公行，谁肯按合同办事。我还记得当时的织布规格如下表。
机经土纬布织造规格（筘用9，000齿）
名 称 机经土纬布
原 料 经纱用20支机纱，纬纱用土纱
长 度 每匹长40码
宽 度 布宽36英吋
经 纱 总经1，812根，每英吋平均不得少于50根
纬 纱 每英吋不得少于平均36根
工 资 每匹工资暂定5角
重 量 每匹最低不得少于14磅
附注：工资按当时生活情况，随时予以调整。
照道理军需局验收员应按照规格验收布匹，各军布厂应按规格用料织交。当时，各织布工厂负责人为了牟取利润，一面压榨工人，多织布匹，一面偷工减料，行贿交验。怎样行贿呢？就是每次织布工厂交布时，先把布送到仓库，然后把交布单送到军需局材料科，由材料科转到验收科，验收科批到某验收员去验收时，工厂负责交布的人，急忙打听是谁去验收，设法联系。双方接上了头，军布厂的负责人就千方百计的送礼，或者请看戏，玩妓女，吃馆子，应酬备至。这笔“生意”做成后，军布厂就把要验的布数内的标准布号码单，交给验收员，第二天验收毫无问题。比如要交五百匹布，按规定要打开五件到十件(每件二十匹)布，每件抽出一匹或二匹，验收员就按你的号码单验。因为是机经土纬布，无疑的经纱合乎标准，土纱不查根数，只过分量，一般都在十六磅以上。只要验收员一盖章，全部都入库，双方都把钱赚到手了。假如不给验收员行贿，你织的布再好，也要说是不合规格的。一般来说经纱不能短少，纬纱短一两根，也说得过去，因为是人力手工织布，松紧不匀。但同样一匹布，没有花钱的，验收员就在松弛处去验，说你短了一根经纱，或几根纬纱。这一下织布厂可大倒其霉，不仅要罚款，还要扣纱。例如，有个德直工厂(袁德直任经理)就是如此。袁德直叫他哥哥袁耀如办外交，而袁耀如却缺乏社交窍门。有一次交布，袁耀如事前也和验收员接上头，约在开元寺某号见面。那天晚上偏下大雪，袁耀如在开元寺门口等候多时，没有见到验收员。其实验收员早到开元寺某号等袁，只是没见面而已。第二天验布，不仅纬纱短少，经纱也不够根数，按规定罚款赔纱，德直工厂因而很快倒闭了。像这类事情，也不在少数，如封景灏工厂因罚款赔纱，人被扣押一个多月，以后变卖机器赔偿纱支，才把人释放出来。
在军需局里的人员，不光是验收员有弄钱的方法，就是各科主管人员，也各有其弄钱的方法，只不过名目不同。比如验收科主管人员扈季甫，经常用请织布厂经理们到他家“打牌”和给他岳母“做寿”等方法来弄钱，而各织布厂经理也籍此向其讨好，或有意的在赌场上输钱，搞变相行贿。甚至科里的杂勤人员，也有他们的一套弄钱办法。每当年关节日，他们就给各经理们“拜年拜节”，经理们也知道他们的意图，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各满其所求。总之，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从金钱上来体现的，勾心斗角，软索硬要，只要钱能到手，啥事都能做出，无所谓交情。经理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归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向工人们加重剥削，捞得更多的利润，与那些官吏共分工人的血汗罢了。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三年里，联合织布厂和各织户，大都赚了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军需局的上级派人检查了仓库，发现大部分军布不合规格。这一下子和各联合织布厂翻了老帐，把自从织机经土纬布时起，所交过的布，不论是十五磅，还是十六磅，一律按十四磅计算，并且每匹要扣浆水半磅。这样一来，每匹布平均要扣五角。各织布厂虽然都赚了不少的钱，可是几年时间过去了，也都把赚下的钱花了一些，有的已经停业不干了。况且既是联合工厂，不是一家经营，赚到的钱，也早分掉了。现在要翻老帐，那里还能经受得起！一台机子每月要织三十匹布(有的织户一套机子两套人马)，每年要织三百六十匹布，若按每匹五角退款，一台机子就得退一百八十元，三年就得退五百四十元，一百台机子要退五万四千元。三家联合厂，共约六百多台机子，得退三十多万元，真是受不了！三家厂商不堪受此捉弄，就联合起来，和军需局办交涉。闹了近两个月，不得结果，乃推举贾晓农、陈俊儒和王永才为代表，约同于右任有关系的李西林一路去重庆，走国民党监察院的门路，向军政部告状。在重庆几经交涉，花了很长时间，行了许多贿赂，总算得到了解决。布匹重量仍按原验收单为准，不再扣纱，但每匹布须扣浆水重量半磅。即使这样，扣回的款也不少。从此西北军需局就和联合织布厂解除了合同，直接与各织布厂和织户订立织布合同，直接领纱，直接交布。也有三、四家小厂联合签定合同，直接和西北军需局打起交道来，联合织布工厂的机构也就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解散了。
利用奖励纱——化整为零的军布厂
一九四一年以后，西北军需局为了制作军服的需要，还得利用织布厂加工织布。当时，市面民用布奇缺，联合军布厂解散后，有的织布厂改织了民布。但西北军需局把西北各地纱支统管起来，采用奖励纱的办法，准许各织布厂登记机数，用十分之七织机织军布，十分之三织机织民布，由西北军需局发给证明向各纱厂买纱。这时陕西四个大型纱厂(西安、咸阳、蔡家坡、宝鸡)每日生产纱量增加，纱支比较充足，军布也改为机经机纬布，各织布厂承织军布也都走上了正轨，虽然利润低微，但由于能购奖励纱织民用布，也都乐于从事。又因当时纱支由军需局统管，市面纱支价既昂贵又不易买，各织布工厂有十分之三机子能购奖励纱织民布，算起来还是有利可图的。
什么叫做奖励纱呢？就是当时纱支市上不好买，你要开厂织布，就得承织军布，方可购得纱支。这种纱价是牌价，是西北军需局发给你许可证到纱厂买的，比市上交易纱价便宜约百分之四十。故有些织布厂，根本不织民用布，只将纱支买进卖出就可以赚钱，如能织成民用布匹自由出售获利当然更大一些。至于加工承织军布工资，只能维持开支，没有多大利润可图的。在西北军需局把这种纱支叫做奖励纱办法施行以后，就有个别织布厂的负责人，想法设方和主管登记查验机子的人员取得联系，做出套购纱支的勾当。听说当时有个和军需局某科长是同学的曾亚南(女)工厂，她的机子只有二十台，她却报了四十台，军需局派员查机登记，她事前就联系好了，当天查了二十台，晚上全部迁移另一个地方，第二天查验员来了又登记二十台，这样就可以购买到十二台机子的奖励纱。还有一些工厂明目张胆地以少报多，连查也不查，如农村工厂登记得每台机子可买半件纱，十二台机子就可以买六件奖励纱(每件四十捆)。按当时黑市纱价五百元一件计算，每件可赚约二百元，那末这个工厂不织民用布，就可赚一千二百元。至于百分之七十机子织军布，则用一套机子两套人马的办法去织，人可换班，机子尽夜不停，还是能够完成军布任务的。不过这种做法的工厂，为数很少。
在奖励纱办法诱惑下，登记承织军布的工厂，当时计有六十四家，织机约有一千四百多台，比之一九三九年联合织布厂织军布时，织机增加一倍以上。按比例应有一千来台机子织军布，约四百多台机子织民用布(有些厂子根本不织民布)。在这个时期，各厂为了买纱，陇海路上络绎不绝。民布市上，空前活跃。有的为了买卖纱支，在宝鸡、蔡家坡住有专人负责坐庄经营，也有自织民布，运往甘、新、青、宁出售。一九四二年前后几年，西安市手工业可以说是最发达的时期。西北军需局特约军布工厂的厂名和机数见本文后附表。
从一九四二年起，织军布的工厂一般都固定下来，波动和变化不大。每家织机至少在十台以上，或者几家织户组织到一块，用一个工厂名义和军需局签定合同。因此，军需局材料科科长蒋剑光，为了便于管理，要各厂协商成立一个军布厂联合办事处。各织布厂也为了集中和军需局交涉，办事处之设立，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很快地开会，选出郭敬仪、李子纯、郝鸣岐、叶舜卿等为委员，并推选郭敬仪、李子纯为正、副主任委员，这块“西安市军布厂联合办事处”的牌子，就于一九四二年春在城隍庙后街一家门前挂出来了(后迁至东新街华阳义赈会内办公)。
办事处的任务和职权，比以前联合军布厂为大。它主要是统一领导各织布厂按照织布合同和规格，认真织造军布；代表各厂向军需局领取工资和购买奖励纱问题。此外还代表各厂向外办理一切交涉事项，例如要求军需局证明为特约工厂，工人不服义务警察和兵役等。办事处内部组织照以前的各联合织布厂办法，也雇有职员三、四人，处理日常工作。职员的待遇和办公费用，是按机均摊，初时每台机一月收取一角，后来物价波动，每台机收到一元。一九四四年曾一度改选，而总负责人仍为郭敬仪，委员也无多大变动。这个组织在当时虽然有许多事项听命于军需局，为它的御用品，但对各织布厂的经营，也起过一些联系、帮助的作用，调解了不少的纠纷。例如封景灏亏纱被押，后保外处理，迅速了结；又如军需局发给各厂的周转纱(每台机子六捆)交涉成将原周转纱作价出售给各织布工厂等。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手工纺织同业公会成立，接替了它的任务后，办事处才告结束。
资本家和工人学徒的生活概况
织布厂的经理们，只要有一套交际手腕，能和军需局的科室主管人员及验收人员接上关系，那就算是吉星高照了。像王佑弼、陈珍甫、吴少峰等几位经理，和军需局的材料科科长蒋剑光拜了把子，办什么事情都是顺利的。如多登记几台机子，多买奖励纱等。交布时验收人员也不得不买账，领纱支和加工费，都比别人迅速及时。因而他们都是一帆风顺，大发其财，购买房产，经营商业，坐包车、办小老婆，不一而足。其他的经理，也把军需局视为发财致富的源泉，争先恐后地巴结，请吃馆子，打麻将、玩妓女，殷勤备至。但也有一两台机子的织户，男人就是织工，老婆孩子倒纱穿筘，兢兢业业，也只能维持生活，和那些大厂的经理比，是望尘莫及的。
厂方一面讨好军需局，一面迫使工人每天要干十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的工作。厂方规定每月每人至少要多织一匹布(四十码)，多织有“奖”，少织要扣工资。我记得当时月定额为三十匹，多织一匹者，可以拿到工资一元；多织二匹者，每匹是一元五角；多织三匹以上者，每匹二元。但工人们尽量赶织，也织不到三十三匹。如果少织一匹要扣一元，或者更多些。即使不多织，每三十匹布，就可在工人身上赚到三十元的利润。工人除每天三顿饭由厂方供给外，每月能够织出三十匹布，也许能挣到十五元。工人们拿到工资，也只能维持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的最低生活。一年只有春节、端午、中秋节放几天假，平时是没有假的。有病不能上工，只供吃饭，没有工资，医药费用，由自己掏钱，厂方不为负担。所以工人一有病，家里就有断炊之虑。至于学徒工，更谈不上工资。一般厂方利用学徒织布，可以赚更多的钱。学徒稍不听话，就要挨工头经理的打，甚至还有被开除的危险。他们的工作是顶复杂的，每日既要倒竽子供给织布工人织布(你如手慢，供不上织布的要求，要挨工头的打)；又要倒筒子，每天非倒十二捆纱(每捆纱二十码)不可。下班后，倒不完的要继续倒，有时竟倒到十二点钟以后才能睡觉。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呀！这还不算，还有帮助浆纱、帮灶、担水、扫地等工作，工资是由经理到了年下随意付给，一般是第一年没有工资，即或有最多也不过五元到十元；第二年能付大约二三十元；第三年必须能织布，或者能浆纱，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元。三年出师以后，按工人待遇。此外，学徒期间，每天劳动约有十二个小时；睡觉没有床板，一般是地铺，毫无卫生可言。旧社会小手工业工人们的生活，就是如此。
西安市手工织布工人，大都来自沦陷区或者来自农村，他们生活无着落，求业心切，同时入军布厂，也可避免国民党胡乱抓兵的祸害。资本家抓住这种可供利用的时机，肆意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西安市虽说有个总工会，但那是反动政权和资本家御用的工具，根本谈不上给工人谋福利，尤其是手工业工人。所以手工业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稍有不慎，挨打开除是小事，有时还要送到衙门办罪。
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的西安手工织布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法币一度稳定，物价下跌，那些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资本家，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在抗战期间抢购物资，积压商品，企图多赚钱。但他们的资金大半是贷银号钱庄的债款。当囤积的商品价值惨跌，就有货堆如山无法还债而寻自尽者。当时有句“门前放炮，后门上吊”的话，的确也是事实。然而在织布厂几十家中，受此影响者却很少，原因是各织布厂领纱织布，只赚一种加工工资，没有囤积商品的可能。当时物价突然惨跌，而应得工资不变，一元顶两元用，反而无形中增加了利润。但也有资本较大和一些织民用布匹的工厂，因为存有货物和织成的布匹未能及时售出，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很快也就恢复过来了。在这阶段中，各织布厂受到严重打击最感痛苦的是军需局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通知各织布厂不再加工织布了，要解除织布合同，定期收回纱支(周转纱)或成品。这样一来，织布厂就要全部停办，甚至还有倒闭和织布工人失业的危险。因为军需局在签订合同时，每台织布机，发给六捆周转纱，作为永远周转之用，交布时不扣。另外再领织布纱，每台半件(二十捆)，以后随交布随领纱。现在不但要交清布匹，还要交清周转纱。况且有些厂周转纱还有了亏损，一时无法上交。因此军布联合厂办事处为了叫他们继续开业，推派代表向军需局一再交涉，决不能让一千六、七百台机子，五千多名工人、学徒，因一旦收回周转纱而停工，致使工人失业，造成社会问题。经过多次交涉，总算得到军需局局长汪维恒的批准，将周转纱按牌价售给各织布厂。各厂有此廉价纱支周转，得以继续经营织造民用布匹。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织布业所遭到的波折。
约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西安手工纺织业除原有织军布厂改织民用布匹外，又有梁澄宇成立的大兴织毯厂，专织提花线单线毯；杨春祥的祥中帆布厂(现在南关西安帆布厂的前身)，织造帆布和各种帆布成品；赵蔚林的民生织造厂(现北关黄河毛巾厂的前身)，不仅生产纱支，还织提花线单、毛巾、毛巾被单等。同时还有人成立合股线工厂。原织军布的各厂，也都标新立异，生产各种条子布、格子布、白平布、卡叽布、厂呢等，由东华染厂和清华工厂染成各种色布，上光平碾，或者手工印成各种花布。这些年头，民乐园以北形成一个棉纱布买卖交易市场，每日拥挤不堪，行商的人，在这里买下各种布匹，运往甘、新、青、宁各省出售，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当时织布机子增加到二千五百多台，工人学徒和临时工等约一万多人。以每人养活二人计算，约有三万人靠纺织为生。这是西安手纺业在反动统治期间的极盛时期。
在这个时期，西安市手工纺织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原军布厂联合办事处旧址东新街华洋义赈会内。全市手工织布业和小型纺纱厂经理人员召开了大会。推选郭敬仪为理事长，陈珍甫、魏华甫为常务理事，王佑弼为监事长，负责代各织布工厂向纱厂交涉购买纱支，并办理承织军布的一切事项。一九四六年改选一次，由王佑弼担任理事长，郭敬仪为监事长。一九四七年又行改组，郭敬仪又当选为理事长，魏华甫、李其苏为常务理事，赵蔚林为监事长。这时，会址迁移西大街，一直到解放后。
可是好景不长。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各厂织出的布匹，由于贪图利润，偷工减料，越织越坏，到后来像条子布，有的薄如蝇子翅膀，质量之差，已达极点。公会也为此种情况，开会纠正而没有生效。布匹质量如江河日下，无人问津，销售面越来越小。
当时，陕地四个大纺纱厂也在西安市成立了一个西北区机器纺织业同业公会。国民党市政府规定，织布工厂用纱由手工纺织工会与该公会协商，订立购纱合同。合同又规定织布工厂用纱，由手工纺织工业公会开具数目单，由机纺公会致函所属各厂照购，但是购纱有限期，过期纱厂即按作废处理。这一规定，在纱厂方面是为了每月产品必须售清，以免积压资金，妨碍周转，织布厂过期不购，即行转售别户。而织布厂方面因为织户众多，资金宽窄不一，有时织出之布未能售出，购纱之款就一时无法凑齐，常常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购纱，往往发生有钱不能买纱支，有纱支而又无钱买的情况。在这几年当中，两公会之间的购纱合同，时常作废，而又时常订立，反反复复，计有近十次之多。这又是织布厂在购纱方面的矛盾。
一九四八年以后，西安市手纺业进一步走向衰落。原因之一是由于金元券不断贬值，朝夕数变，早上卖出的布，到晚上买纱，就买不够原布所用纱量，各织布厂惶惶不可终日。再者，胡宗南部驻军摊派繁多，今天要工人去挖濠，明天要工人去修碉堡，又是义务警察，又是抽调壮丁，要马干，借款等等，不胜枚举，闹得工厂无法经营，几家小厂都准备停业。各织布厂受到这些影响，时开时停，布机减少到二千台，濒临于垮台的边缘。金元券不断贬值，同时导致纱支也不易购买。借债周转，利率很大，竟有每百元每天加息一、二十元者。手工织布业同业公会为了各厂的周转，曾一度联合资本在西大街筹办纱支供销处，聘杨弼丞、范梦青等负责经营，拟代各厂买纱销布，终因物价上涨，资金短缺，数月后，供销处以累赔而告结束。
解放后的西安市手工纺织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手工纺织业首先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由市贸易公司收购优质布匹，并供给等量纱支。各厂好象大地回春，得到昭苏。不仅原有厂子和织户，重新开动机器，有些商业户认为转到工业，符合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如德兴太布号、魁正生纱布号、谦和太纸烟庄等，都转入了织布行业。还有些旧军政人员、教育界、道士、小商贩和无职业者，搞一台两台织布机或毛巾机也都加入了本行业。据记忆：当时织机台数突增至二千五百多台。有的织手帕厂、小印染厂、合线厂也参加到本行业来，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接着，市贸易公司又收购各厂积压的各种布匹、被单、线毯等。据当时贸易公司负责人慕生聚讲：“此次政府收购这些成品，为了救济手工纺织人员，赔了近四万元”。这一措施，对搞好手纺工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继之，西安市花纱布公司规定各种布匹规格，发纱织布，付给加工费用，并给予应得利润。与此同时，手工纺织业公会还抽出部分织机，给市粮食局承织面袋布，给制药厂承织蚊帐布和医用纱布。毛巾厂、线毯厂、被单厂、帆布厂都给百货公司加工。余下的机子所生产的民用产品，可在市场销售。
一九五○年，在市工商局帮助下，手工纺织同业公会，改称为西安市手工织布业同业公会。当时，把分散的工厂，试点组织为生产组。要求各地区加强组织联营厂，以便接受为国家加工订货的任务。到了年底，我市手工织布业基本上已全部组织起来，计织布厂共组织九十个联营厂；毛巾、手帕、印染三类组织为生产组；线毯、帆布因户数少可单独接受任务。
同年约十一月份，国家对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推动本行业全部接受了有关业务的加工任务，从此手工织布业纳入了国家计划。
一九五二年，国家着手组织公私合营，截止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已组织联华工厂、永和工厂、复兴工厂、兴亚工厂、友好工厂等，为进一步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
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产品质量，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行给予贷款，有的工商业者也增加投资。截止五三年上半年，由原来的铁木织布机改为电动织布机约四百二十台，新添置全铁织布机约五十台，新购电动毛巾机十台，帆布铁木电动机约二十台。
一九五四年，大东、东华染厂，已并入新西北印染厂。黄河毛巾厂公私合营后，命名为黄河棉织厂。
一九五五年，由西安市工业局派工作组到织布业公会，以大厂代小厂的原则，了解哪些厂愿公私合营，哪些厂愿参加合作社，作了初步规划，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一九五六年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本公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确定电机织布厂并为四个合营厂，手工织布厂并为一个合营厂，帆布定为一个合营厂。后经政府批准，定为西安市第一、二、三、四、五，共五个公私合营厂，一个帆布公私合营厂。余下的手工织布厂、毛巾厂、丝织手帕厂、线毯厂等均参加市第一、二、三、四、五、六染织合作社(现在分为西安市第二、三、四染织合作工厂、平绒厂、市一、二丝绸厂等)。手帕厂并入大兴线毯厂(即现在省第二棉织厂)。
(陕西省工商联供稿 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附表：一九四二年前后西北军需局特约军布工厂一览表
厂 名 经理姓名 机数(台) 地 址
济中工厂 郭敬仪 20 东新街华洋义赈会内
华西工厂 陈珍甫 20 东关中大街
农村工厂 王佑弼 40 东关北火巷
裕华工厂 贾希正 40 东关正街
利群工厂 康寿山 20 东关柿园坊
祥中工厂 杨春祥 40 东门里仁爱巷
名扬工厂 辛名扬 40 城内纸坊巷
正和工厂 叶舜卿 20 郭签士巷
永伦工厂 陈长永 20 东涝巷川心店
三晋工厂 梁子俊 25 梁家牌楼三晋会馆
建华工厂 魏华甫 20 北药王洞
七七工厂 陈建晨 20 北药王洞
亚南工厂 曾亚南 20 北药王洞
同义工厂 范萝卿 20 北关正街
呜岐工厂 郝呜岐 20 城隍庙后街
继周工厂 马继周 20 西关枣园
友力工厂 李子纯 20 东关正街
晋臣工厂 王晋臣 30 信义巷
难民工厂 邢子义 20 社会路
佛光工厂 陈佛光 10 小雁塔内
名胜工厂 卢卓三 20 草场坡
玉山工厂 张玉山 10 沙井村
永和工厂 曾孝思 40 南关东火巷
茂丰工厂 孟景华 20 北 关
子安工厂 王子安 40 北 关
贯实工厂 陈贯实 20 西关草洋村
师孔工厂 尤师孔 20 西郊土门
中兴工厂 贾晓农 40 昌仁里
三星工厂 王运昌 20 东木头市
崇实工厂 畅法泽 20 东四道巷
新合兴工厂 常绪丰 不详 不 详
勤劳工厂 常绪昌 不详 不 详
精进工厂 刘翔九 20 中兴路
崇义工厂 郭敬仪 20 东关五道什字
协利工厂 靳富有 10 东关长乐坊
雍和工厂 沈省三 20 东关古迹岭
法良工厂 熊德良 2 东关三树湾
不 详 聂芝轩 6 二府街
兴亚工厂 柴立均 6 琉璃庙街
精诚工厂 李其苏 4 东二路
豫华工厂 王宣华 6 新城西濠
华丰工厂 范仲文 6 东关外仁厚庄
宏丰工厂 徐慎斋 8 东关五道什字
海山工厂 徐海山 40 南关东火巷
同丰工厂 李鹏飞、黄受三 12 西关王家巷
怀德工厂 王晋轩 6 柏树林27号
哲民工厂 阎哲民 4 东厅门南边
振兴工厂 李子明、王永才 10 庙后街103号
大兴工厂 陈俊儒 不详 不详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