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陕西种植棉花历史悠久，到了晚清末叶，关中地区已渐普及，盖由于八百里秦川，气候温和，土地平坦肥沃，适宜于棉花之生产。1929年陕西经过大旱之后，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群力以赴，建成泾惠、渭惠等渠，解决了一部分地区因雨量不足的灌溉问题。加之银行贷款的发放，棉花运销押汇的办理，都促使了农民乐于种植棉花，因而数年之间，陕西棉田面积大增，由1920年的1283650亩，扩充到1937年的4829829亩，皮棉产量也由1920年的293667市担，增加到1937年的1070290市担。在棉花品级方面，由于土壤气候的良好条件，和泾阳、大荔等棉作试验场，对优良棉种不断选择、引进，使德字棉、斯字棉等良好棉种很快得到普遍推广，使劣质小洋花品种逐渐淘汰，而棉花纤维一般长度为7／8英寸到11／8(一又八分之一)英寸，可纺20支到42支棉纱，为全国优良棉花产区之一。
　　陕西年产这样数量巨大品质优良的棉花，因当时缺少加工设备，仅有的大华纱厂(该厂当时名大兴纺织分厂)，只有纺锭2万余枚，年耗原棉甚微，因而陕西大量剩余的棉花，均须东运至郑州和沪汉等地销售。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不旋踵而祖国半壁山河即为日寇所攻陷。陕棉东去，销路梗塞，价格一般稳定在每市担46元左右，陡落到20元以内，尚无人问津，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和棉农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江淮和华北主要产棉区相继陷敌，大后方产棉地区残破不全，陕西就成为硕果仅存的完整产棉区域，肩负着大后方军需民用衣被原料的巨大任务。因此，不论从解决军需民用衣被原料问题和活跃陕西农村经济问题出发，组织收购陕西棉花，就成为当时一项最迫切的任务。
　　抗战八年期间，在陕经营棉花业务的单位很多，具有代表性和垄断性质的机关和企业单位，概括来讲是一个系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一)中国棉业公司； (2)福生庄；(3)花纱布管制局；(4)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这里只叙述中国棉业公司和福生庄抗战期间在陕经营棉花业务的概况，虽属一鳞半爪，聊供参考。
　　一 中国棉业公司抗战初期
　　收购陕棉的由来
　　由于蒋介石一贯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旦抗日战争开始，在经济方面，没有丝毫准备，临时才成立三个委员会：(1)工矿调整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助战区工矿企业向后方迁厂事宜；(2)农产调整委员会，主要办理后方收储棉花业务；（3）贸易调整委员会，主要经营土特产出口任务。这三个委员会当时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四厅，农整会主任委员为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副主任委员为何廉(系南开大学教授，主办南开经济研究所)，该会设在上海，嗣因战争失利，撤退到汉口(鄱阳街3号)，当时国民政府拨资金3000万元，作为该会经营资本，其收储棉花业务范围，划全国为三大区，即：(1)西北区：辖洛阳、陕州、灵宝、潼关、咸阳、泾阳等处；(2)两湖区：辖襄阳、汉口、沙市、津市等处；(3)浙东区：辖宁波、余姚、绍兴等处。
　　农整会因系临时创立，并无一套懂得棉花业务的技术人员，因此收储棉花业务，完全委托中国棉业公司（以下简称中棉公司）和通城公司(金城银行附属企业)代为办理，即不另设基层单位，仅于各代办业务单位门口悬挂农整会棉业办事处某处招牌，为对外办事之用。西北区为中棉公司代办业务范围，即由该公司各地原设庄处办理。
　　中棉公司系宋子文等官僚垄断资本通过中国银行创办的附属企业，主要业务为向国内国外采购棉花，以供给国内各纱厂之用。该公司创于1931年，原资本为50万元，总公司设在上海，在郑州、汉口、济南设立分公司。1934年扩充资本为200万元，又于彰德、灵宝、磁县、黄各庄(河北丰润县属)、临清、齐东、渭南、泾阳、沙市、仙桃等处设立机器籽棉轧花厂10处。1935年一度因调整机构停业，1936年再扩充资本额为1000万元，计中国银行443万元，交通银行3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公司100万元，金城、新华、中南、上海、浙江兴业等银行各30万元，其它7万元。除汉口仍为分公司外，并于天津、济南、南通、渭南、灵宝、郑州、彰德、南昌等地增设8个办事处，直属总公司领导。各办事处下辖轧花厂和分庄。中棉公司的管理实权始终操于中国银行，董事长先后由张公权(嘉璈)、宋子文亲自担任，总经理胡筠庵，协理张云春、黄士谦，纱布部经理兼汉口分公司经理谢有标，总稽核张通武，均系宋子文夹袋中人，另有襄理聂光地(聂云台之子)主管财务，襄理吴味经、张菊仙主管业务，其他不尽详述。
　　有人说：中棉公司发生发展过程，与宋子文经手美国棉麦借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为无因。反观宋子文美国棉麦借款成功后，即于1934年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以邹秉文任主任委员，和商品检验局以叶元鼎任局长，并于主要产棉省创立棉业改进所，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等。另外还通过中国银行于彰德、灵宝、咸阳等处设立棉花机器打包公司。宋子文为什么要设立这一系列的棉业机构和企业呢？概括来说，他想先从垄断中国棉业入手而达到垄断全国棉纺织企业的目的。众所周知，宋子文在四大家族中最富有买办垄断经验，而且野心最大，手段毒辣。他深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系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只有棉纺企业较有基础，尚属炙手可啖的一块肥肉。因此宋子文在千方百计地攫夺中国银行大权后，即物色鲸吞棉纺织企业的帮凶，竭力培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束云章、郑州行经理潘仰山、昆明行经理王振芳，并聘任纺织专家汪孚礼为总工程师。他胸有成竹地利用当时棉纺织业不景气的机会，通过中国银行贷款关系而吞噬他们的企业，先后接管了郑州豫丰，天津宝成、卫辉华新、济南仁丰、上海恒丰、新绛大益成等棉纺织厂。这些尚不能饱其贪婪欲壑，竟于1934年乘申新总公司的经济危机，企图攫取荣宗敬创办的九个棉纺织厂，暗中唆使中国、上海两银行中途停付已经承诺的所谓“产余担保借款”约220万元，意图借此造成申新整个搁浅局面，使国民党政权有插手干涉的借口，即由当时实业部长陈公博出面干涉，借口申新“资不抵债”插手接管整理。当时棉纺织业目睹国民党政权乘人之危，暴露其弱肉强食的凶恶面貌，同兴兔死狐悲之感，激起公愤，遂由无锡纺织厂联合会出面据理力争，始幸免遭摧残。
　　综上所述，宋子文通过中国银行创设中棉公司，其垄断棉业市场不过是他的手段，垄断全国棉纺织工企业才是他的真正目的。这个目的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宋子文才从翁文灏手中抢夺到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应归经济部管辖)，而实现他这个买办官僚资本垄断目的。虽然青年党曾打进中纺公司，而束云章始终独揽大权不放，这不是一个鲜明例证吗？
　　二 中棉公司收购陕棉业务概况
　　1937年秋，中棉公司代农整会收购陕棉合同已经签订，即由业务襄理张菊仙来陕协助安排一切，在西安设办事处，领导渭南、长安(大王店、斗门)、咸阳、泾阳各庄开始收花业务。
　　中棉公司收花价格是分级验花按等级定价的，原分上中下三级，因1937年陕西收花季节淫雨为害，影响棉花色泽黑暗和霜黄花占比例很大，因此又加定劣级成为四级。在纤维长度方面，原分为11／8(一又八分之一)英寸、1英寸、7／8英寸、3／4英寸四等，后又增加15／16英寸和13／16英寸二等，共为六等，并以7／8英寸中级为标准棉花，规定每市担26元。每差1个等或1个级增减1至3元，级别高纤维长的递加，级别低纤维短的递减。由于当时规定的标准花价格比市价高30%以上(但比战前46元左右的市价却降低很多)，因而棉农商贩争相出售。开始时，由于单纯考虑到直接挂秤收购农民散花，可以免除商贩一层剥削，使农民得到实惠，不料农民肩挑车载蜂拥而来，货塞于途，犹如摆成长蛇阵一般，虽加秤验收，亦无法做到当日来当日完结。职工终日勤劳得不到休息，农民在天寒地冻之下，有坐候一二日始办完手续者，我们当时受到各方瞒怨，也实在感觉痛苦，初步改变办法为加添委托各地运销棉花合作社代办收购业务，仍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在自己挂秤和委托棉花运销合作社收购的同时，整批收购花行成包棉花，才基本解决。
　　1937年为陕棉产量最丰收的一年，皮棉产量达107万余担，陕西农民当然希望农整会(中棉公司)大量收购，但国民党政权恰恰与人民愿望相反，农整会虽拥有3000万元资金，却终因眼光狭隘不肯源源拨汇，以致收花业务断断续续时收时停。到1938年春，太原、临汾相继沦陷，潼关一度紧张，更不敢汇款来陕，而中棉公司亦于是年三月派吴欣奇来陕遣散在陕职工，收花业务更不得不整个停顿。综观抗战初期农整会所谓“提高价格收花救济农民”工作八个月期间，在陕共收棉花仅只5万余担，这就是国民党政权对农民的“德政”。我们目睹人心惶惶，无法预料战事后果，想将散在各地棉花向后方集中，以免资敌，因即偕同徐裕卿先生(现浙江贸司干部)西去宝鸡与商会会长高希奇洽商(现宝鸡市工商联主委、宝鸡市副市长)，由高、何合办的转运商行承担农整会机包棉花运输任务，后来才交福生庄陆续转运四川。
　　中棉公司从它的企业性质看确属官僚垄断资本，至对人员训练却十分重视，每年都利用夏季业务清淡时期，组织业务人员训练。早于1934年即在郑州、汉口、济南、西安、彰德五地招考第一届业务人员(初中程度青年约30人)于郑州设班训练，除业务襄理吴味经教植棉学(吴当时为中棉公司生产合作部主任)，郑州分公司经理张通武教棉花贸易及郑州分公司会计主任、文牍主任及其他人员分教簿记、表单、国文(包括文书常识)、珠算、棉花分级等课程外，还请中国银行襄理教汇兑，太平保险公司李经理教保险。时间虽仅三个多月却收效很大。1935年公司虽在停业改组，还调彰德李聪、郑州李启源、陕州王长生三人到上海总公司实习簿记。1936年又招考了第二届业务人员约60人，仍在郑州训练。1937年夏第三届业务人员训练班设彭德，除仍为主要招考青年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在职人员参加实习(如现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汤元炳系留日学生，当时还被派到彰德实习)。这三届训练共达200余人之多，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员，大部分是刚离开学校的青年，资质比较纯洁，毕业后被派到全国各地工作，成为公司基层组织的骨干。
　　中棉公司，我们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眼光看，在当时来说有他进步的一面，各项管理制度是比较严密完善的，陈办事细则、人员奖惩、费用报销都有明确规定外，在会计核算方面帐表完整，科目统一，内部代收代付款款项均凭转帐通知单办理手续，在进货过秤时有复写的码单，每日有进货日报，每批货清仓后有清仓表，成包时在包上刷有统一的显示等级批别的唛头牌号和毛重、净重，发出后有过秤码单、运转通知单、成本匡计表；在文牍方面，往来公文函件取消了等因奉此的旧套，开门见山地叙述，简单明了，并制定了一字、二字、三字电符，不仅报告行市、业务联系起到保密作用，亦都省了大笔开支。
　　中棉公司的分级收花对改革棉花市场也起了进步作用。过去一般棉商，缺乏科学常识，不懂得棉花分等分级的原理，所以没有科学技术鉴定方法，验看棉花就习用：“干白净”、“混庄花”、“提庄花”等笼统方法作价，致使农民丧失优棉优价的利益，同时因这样混合成包，也使棉纺织工业得不到优棉优用的实惠。分级收花，虽在开始时农民颇不习惯，感觉手续麻烦，在体会到优棉优价的好处后，就乐于接受，连带的愿意接受优良棉种的推广；棉纺织工业当然更为欢迎，从而扭转了当时棉花市场品级紊乱的积习。这种现实的事例，无形中影响了广大农民和商贩的思想，就为中棉公司垄断棉花市场打下了基础。  
　　总之，抗日战争初期，各省主要产棉区域均残破不全，陕西成为大后方硕果仅有地完整产棉区域。是年，又适逢棉花丰收，产量达107万余市担，农整会既掌握收储棉花大量资金，而救济农民储备物资，又系该会主要任务，果能善于利用，配合中棉公司的坚强人力，完善制度及分等定价的一套科学方法，以八个月时间，收进二三十万担棉花，确能办到。这样，既可做到真正救济棉农，活跃农村经济，又能为国家储备大量物资，满足军需民用；更不致挫伤棉农植棉的积极性，造成后来棉花奇缺现象，到了山穷水尽，计穷力竭时，就只走进口外棉一条死路了。
　　三 福生庄产生的缘起及其业务
　　各据点分布的情况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设棉业办事处，委托中棉公司和通城公司收购棉花，这是抗战初期的事。嗣因战争节节失利，战争开始未及一年，上海、南京、汉口即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也迁到重庆，中棉公司和通城公司鉴于局势不利，决定紧缩机构，遣散职工，并解除代理棉业办事处收购棉花的合约。农产调整委员会本来是利用该两公司的原有机构和人员收购棉花的，现在代购合约既解除，人员也被抽回遣散，则棉花办事处已成了空架子，势必也就结束了。这时后方军需民用需要棉花纱布甚殷，同时中国棉业公司已经遣散了的有收购棉花技术和经验的大批人员还留在后方，于是就由棉业办事处业务科长(原中棉公司业务襄理)吴味经先生建议另行成立机构，继续经营花纱布运销业务以满足后方的需要。这个建议被经济部和农本局(农产调整委员会于1938年6月底结束，所遗业务划归经济部接管)采纳，于1938年7月拨资1000万元，在农本局下成立福生庄经营花纱布运销业务。
　　福生庄设总庄于重庆农本局内，分庄和支庄遍设后方各省，上海沦陷区和沿海各进口商埠以及香港、海防和加尔各答等地亦设有办事机构。它以经营花纱布为主，并兼营粮食业务。当时业务据点的分布和所经营的业务大致是这样：西北以福生秦庄领导陕西、河南各庄以采购棉花为主，宝鸡至四川广元和沿嘉陵江各庄为转运机构。四川境内，川西及长江上游各庄主要经营粮食业务；川东各庄，则除经营粮食外，还兼营鄂棉入川的运输事宜。鄂西沙市设庄主要是为了收购棉花，至于宜昌设庄则是为了运输棉花入川。浙江境内设庄经营棉花采购和运输任务。上海沦陷区和海防、香港、广州湾、加尔各答各庄主要经营纱布进口业务。湘西、广西、云南、贵州和川南各庄主要办理转运事宜。这是福生庄初期的布局，后来四川各庄亦经营棉花采购和推广手工纺纱与织布的推广业务。
　　福生庄设总经理一人，由经济部委派吴味经担任，福生庄从始至终都是由他来领导的；设副总经理一人，由农本局委任，第一任是冯尚文，其次是沈国瑾，最后是桂季桓。分庄设主任一人，事繁可加派副主任，分支庄设主管员一人，均由农本局直接委派。总庄和分支庄的各级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以吴味经先生为首的由中棉公司转过来的，福生庄创办时，就是以这一部分人员为基础的；
　　2、何廉的底系南开学生；
　　3、由商品检验局转过来的，这一部分人大都是棉花检验分级技术人员；
　　4、福生庄自办业务人员训练班，训练出来的。
　　福生庄自1938年7月创办到1943年9月结束，历时五载，所采购的花纱布物资大部分均是运入四川，供应西南棉纺织工业和所谓军需民用，最盛时代全庄职工总数曾达2000人之多。
　　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被派到西北搞棉花采购工作的，对于福生庄的全部情况究竟了解不够深刻，所以只能就记忆所及，回忆一下抗战期间福生庄在西北购运棉花的情况对战时作用如何。
　　福生庄在西北经营的主要业务是采购棉花，但在1938年创办初期，也曾在武功、凤翔两地临时设庄收购过小麦，不久陕西省购粮委员会成立，这项业务就结束了。从1940年起，还曾在汉中、蓝田和三桥等地推广过手工纺纱，除汉中一处继续经营外，蓝田、三桥等地因效果不好不久就结束了。福生庄在西北收购棉花业务是由西安秦庄(分庄)领导，在咸阳、泾阳、永乐、渭南、朝邑、三原、高陵、韩城和河南灵宝、陕州、洛阳等地设庄(支庄)进行的。秦庄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总庄的指示领导西北各基层组织(支庄)从事棉花购运工作，它本身直接不经营业务。在宝鸡设有福生宝庄，它是一个直属总庄的专门办理陕棉运川业务的一个分庄，也就是一个棉花储运机构，秦庄所属各支庄和收花处收购的棉花经过整理打成机器包后，都要通过当时的陇海铁路运至宝鸡交由宝庄验收，并取得该庄收货回单后就算完成任务。宝庄运用各种运输工具(如该庄自办汽车、胶轮大车和租赁的商车）将棉花运交广庄(在四川北部广元县)，广庄再由水旱两路继续运往四川内部。秦庄和宝庄相互之间只有业务上的联系，这两庄除按照总庄指示经营业务外，还必须接受农本局驻西安专员办事处的监督。1940年还曾在甘肃兰州、甘谷、天水等地设庄经营土布业务。
　　1938年秋，福生庄刚刚成立，适逢新花登市，福生庄奉命按农整会规定的标准棉花(7／8中级)牌价(每市担26元)继续收购棉花，因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致法币逐渐贬值，造成后来通货膨胀，从而影响棉花价格暴涨。1939年秋新花上市时，市价已达每市担100元。当时政府深恐棉价过高，影响他们的最大限度的利润，遂由当时的陕西省战时物产调整处出头，召集陕西省动员委员会、福生秦庄、军需局，以及各银行、纱厂开会评议棉花价格，决定每市担60元，为了迫使棉价下跌，又约定各家暂停收购，俟回跌至60元时再行收购。果然因无人收购，棉价陆续下跌至70元时，泾阳、咸阳等地厂商已开始收购，福生庄遂亦随市价开秤收购。因当时法币不断贬值，同时各银、钱庄以及有钱的人都大量购囤棉花，致使棉价续升，至次年3月已达每市担90元以上；9月更由100元猛涨至160元。1940年10月新花登市，棉价约在170至180元左右，1941年新花上市每担约180至190元，其后续升，至1942年3月，已达450元左右，7月更由500元猛升至700余元。福生庄既打着调剂供需、保证所谓军需民用的幌子，也就不能不随市收购，从1938年创办时起，至1942年9月止，福生庄共收购皮棉219869市担，其中，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收购了77200市担，1939年10月至1940年9月收购了102668市担，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收购了40000市担，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停收。福生庄既是以经营花纱布满足所谓军需民用为主要任务，那么为什么又停止收花一年呢?据穆藕初说，这是因为运输工具困难，他曾在纪念会上说，没有运输工具，收起棉花来如何飞到四川呢？这当然是欺人之谈。过去几年里，福生庄自备的汽车很少，大部分都是依靠胶轮马车和租赁商车来运输的，棉花还不是源源不断地运入四川吗?为什么过去运输不成问题，而穆藕初上了台，运输倒成了问题呢?原来这停止收花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运输问题，而是由于农本局和福生庄之间的内部人事摩擦，福生庄总经理吴味经是一个实干的事业家，向来主张积极收花保证所谓军需民用的，但可能因为他在待人接物，应付事情的方式方面比较生硬一些，对穆藕初买帐不够，因而遭到穆的排斥。穆藕初为打击吴味经就借口运输工具缺乏，坚决反对收花，他的理由是：1、大量从滇缅路运进纱布，可以立即解决后方的纱布缺乏问题；2、大量输入汽车，加强运输力量，陕棉供应问题自然就会充沛。因此，就派他的女婿郝履端到海防主持，结果运进纱布数量不大，只运进了一批汽车。    
　　福生庄停止收花一年，严重挫伤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1941年以前，陕西棉麦比价始终保持在1比6至1比7左右。棉农卖出1斤棉花可以买进6斤到7斤的小麦。由于福生庄停收棉花，棉花价格无形压低，1941年3月前，棉麦比价还是1：7.26，4月以后就猛降到1：4.58，至次年新花上市时，更落到1：2.92，棉花购买力低到1938年至1939年水平以下。严重影响了农民植棉积极性，许多农民毁掉棉田改种小麦，致使棉田面积减少。1941年9月以前棉田面积还在300万(3032000)亩以上，到了1942年4月后，就猛降到1386000亩，减少1646000亩，达54.4%之多。1943年至1945年后方棉花极度缺乏，实施棉征实，强迫农民献售棉花仍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官僚资本的经营造成的。
　　和宋子文系统的中棉公司一样，福生庄是属于孔祥熙系统的官僚资本企业。为了垄断市场，势必要培养一批忠实干部充作他们的剥削工具，因此，他们对干部的培训工作也是非常注意的。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间福生秦庄曾举办了两届收购棉花业务人员训练班和一届手纺训练班(男女兼收)。
　　1939年夏，福生秦庄借用咸阳中国打包仓库举办了第一届业务人员训练班。训练班的主持人为秦庄的夏少泉主任和姚宁秋副主任，教员是秦庄的会计和各支庄的主管员。参加这一届受训的人都是用招考方式录取来的高中学生，人数约40余人，训练期限为3个月。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收购棉花的业务技术如植棉学、棉花分级学、棉花贸易学、簿记学、收购棉花所使用的全套报表的编制方法以及其他有关业务和会计的处理手续。训练完毕，除一小部分人员交由总庄分配工作外，其余人员完全由秦庄派到西北各支庄工作。
　　1940年夏，秦庄又举办了第二届业务人员训练班。这一届训练和第一届不同，第一届业务人员训练班是由秦庄自办的，主要训练收购棉花的业务技术。这一届训练班，因学校暑假期短，无法借用校址，经农本局驻西安专员杨亦周(现河北省副省长)与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负责人洪轨商洽结果，允予借给早慈巷该团占的校址，当时交换的条件是：
　　(一)编队、穿军装、受军训；
　　(二)福生庄发毕业证书，该团也发毕业证书。
　　(三)集体加入三青团。
　　参加这一届受训的人员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外招的中学生，另一部分是调训各庄的基层干部。训练的内容，在业务技术方面和第一届一样，以植棉、棉花分级、棉花贸易、簿记及报表的编制方法为主，由秦庄负责；另外，还有所谓政治、军事和思想的训练，完全由该战干团负责。但在训练过程中，该团并未遵守双方的约定，常常无故占用业务训练时间，业务教师上课时，常发现学生被调走了。不仅如此，学生课外活动时间也多被占用了，学生除上课听讲外，自由活动和复习课程的时间很少。因此，这一届训练班业务技术训练的质量不如第一届。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于结束时该团又按照约定强迫所有受训人员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但毕业学员统由福生庄调用。
　　福生庄仍沿用中棉公司和农整会棉业办事处所使用的一套规章制度。因此，福生庄虽属官僚资本企业，但在经营方式方面，确与一般旧式商贩不同，特别是反映棉花采购、储存、整理打包和运输情况的那一套一环扣一环的报表制度，比较突出，可以说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中是它进步的一面。
　　福生庄继续采用分级收花按质论价的办法，这不仅保证了棉花的品级和质量，使用单位(棉纺织厂)便于按照棉花的品质和等级安排它的生产，做到好花纺细纱，优棉优用。同时还鼓励农民注意选种、植棉和摘棉，从而促进了棉花生产的改进。 
　　福生庄从1938年秋到1941年夏三年时间，虽仅收花20余万担，价值当时的法币1800余万元，但已引起了官僚资本家孔祥熙的注意。他听说川陕路上运输棉花的车辆，昼夜奔驰，络绎不绝，以为福生庄经营棉花业务是大发财了，因此早就垂涎这块肥肉，曾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从翁文灏手中攫夺这个机构，但苦无藉口，不好下手。恰巧日本攻陷海防，福生庄存放该地的物质情况不明，同时重庆一般人士对纱布评价亦有怨言，孔祥熙及其追随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藉口当局查询海防沦陷后，纱布商品下落，和重庆评价购销处纱布评价愈平愈高等问题。于1940年12月30日，无中生有地制造了“化龙桥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农本局协理蔡承新、福生庄总经理吴味经、平价购销处主持人章元善以及主要经管财务和业务的人员扣押在重庆化龙桥监狱里，并提出文卷和帐册一卡车，说是有贪污行为要查帐。但是关了几天之后，帐未查，这些人糊里糊涂又放了出来。这一事件虽然没有肯定这些人有无贪污，但它却决定了农本局和福生庄的命运。何廉、蔡承新、吴味经这一班人自然被撵下台，而由孔系的何浩若、穆藕初接任。接着又将农本局农贷业务划归农民银行，粮食业务划归粮食部，福生庄改为农本局业务处，1943年又改为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至此，官僚资本瓜分农本局的计划才告完成，而农本局和福生庄也同时寿终正寝了。
　　而驻西安专员杨亦周，因何廉关系早已辞职，桂季桓、夏少泉这一班人，亦因拒绝拥穆驱吴而离去。
　　抗日期间，于1941年以前，陕西年产棉花80万担左右，除省内各纺织厂和民间手工纺纱织布耗用约30万担外，其余完全仰赖外销。福生庄既以救济农民和收储棉花满足后方所谓军需民用为主要任务，那么就应充分利用该庄坚强的人力和充裕的资金大量收储，以三年时间收储100万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资金不肯源源拨汇，致使收花业务不能大量开展，时收时停，人力也得不到充分利用。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穆藕初为了排斥异己，竟停止收花一年，这就无形地造成了后来的棉田减少和后方棉花奇缺。穆藕初这一手并没有害了别人，当后来他用扣收商贩的棉花和实行棉田征实，强迫农民献售棉花，仍不能解决棉花缺乏问题的时候，他却落了一个“阳奉阴违，撤职查办”的下场。这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62年）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