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兆辰、郗志群
在米脂县城北门外盘龙山上，现在的米脂中学校门内，有一组古建筑群，依照山势自下而上修建，包括乐楼、梅花亭、捧圣楼、二天门、玉皇阁、启祥殿、兆庆宫等一系列建筑。其中，二天门、玉皇阁、兆庆宫还是两层楼式建筑。整个建筑布局紧凑，装饰华美，颇有些雄伟气垫。这就是当地广为传说的所谓李自成“行宫”。
1961年《陕西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说：崇祯十六年（1643）冬，李自成派李过回米脂修建行宫和祖先坟墓。李过到马鞍山看见那里山势雄伟，便把真武上帝庙建成为一座行宫。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在介绍米脂县“盘龙山”条下也采取了这种说法。1977年米脂县文化馆《盘龙山李自成行宫考介》说，米脂人李健侯著《水昌演义》上有李自成三次返回米脂的记载。第一次在崇祯九年（1636）七月；第二次时间不明；第三次是崇祯十六六（1643）十一月。每次返回米脂都在马鞍山即今盘龙山驻扎。第三次返回米脂时，李过命令将马鞍山的营房一律拆毁改建行宫，预备自成回米脂驻扎之所，并改马鞍山为盘龙山。
近年来，一些米脂进行学术考察的学者和有关方面人士，在参观了这组古建筑群后，也得出了“的确是行宫”的结论。所不同的是：有人认为这座“行宫”是由一座真武祖师庙改建而成；另有人认为，先有“行宫”，李自成失败后，才改为真武祖师庙；还有人认为，先是祖师庙，后改建“行宫”，随后又改为祖师庙。一位研究古建筑的同志甚而断言：整个“行宫”纯系宫殿建筑，不是庙宇建筑，它与其他任何真武庙的建筑结构迥然不同。
米脂文管所的同志引导我们参观了这组建筑，谢先生就“行宫”问题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光绪《米脂县志》卷二《建置志·寺观》记载得很清楚，说在米脂“柔远门（北门）外”“蟠(盘)龙山下”修建的这处建筑，是一所“真武庙”，它创建于明成化年间。李自成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较这所真武庙创建晚一百几十年，可见所谓由“行宫”改真武庙的说法，是绝不可信的。
另外，在该庙“启祥殿”西侧山墙外，矗立着两块石碑：一为乾隆内阁侍读学士张秉愚撰《重修盘龙山真武庙记》，一为光绪米脂举人高照煦(即“县志”编纂者》撰《重修盘龙山真武祖师庙序》。通过这两块碑，使我们知道了这个庙的兴建情况及其盛衰原委。碑文告诉我们，这所庙自明成化年间创建，至清乾隆时已是“风雨飘摇，率多倾圮”；因此，由米脂地方士绅高九逵等发起，重建真武庙。这次重修，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动工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竣工，前后共用了十四年。同治年间，由于不断发生回民起义，盘龙山真武庙屡遭兵燹，“殿宇虽存，其残缺亦已甚矣”；因此，到光绪时米脂士绅冯云城等又主持集资重新修建。这次动工从光绪十五年(1889)开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结束，前后共用了七年。两块碑文均未提到李自成曾经将庙改为“行宫”的事，也未说明重修真武庙时是由李自成的“行宫”改建而成，如果该庙一度确有改建为大顺“行宫”这回事，碑文中不可能没有反映。由此可见，所谓由庙改“行宫”、再改庙的说法，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永昌演义》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不能作为历史依据。民国《米脂县志》的编纂者高照初，与《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同时代的米脂人；该“县志”中未提到李自成三回米脂的事，也未提到李过拆毁马鞍山(即盘龙山)营房改建“行宫”的事，如果这些事当时确曾在米脂盛传，“县志”是不会毫不涉及的。
据历史记载，李自成参加起义后，重返故乡米脂只有两次，并非三次。第一次崇祯九年，李自成的势力还不甚强大，尚未称王，谈不上修“行宫”，也没有条件修“行宫”。第二次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回米脂修祖墓，未停留多久即返回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在西安建国称王；不久即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山西往攻京师。李过随军同行。三月攻取北京。四月底，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旋退出北京败归山西、陕西。清军从后追击。次年——清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1645)正月，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出陕西。在这样军情紧张、戎马倥偬之中，李自成绝不会命令李过在盘龙山修建“行宫”。
但是这所真武庙作为历史建筑，仍有其值得保护的价值，因为它创建于明中叶，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原来的形制和布局。而且颇负盛名，据高照煦所撰碑文说：“每岁三月三为祖师香烟会，遐迩云集，虽蒙古地亦多届期至者。”所以对这所古建筑加以缮修保护，是很有必要的。再说，李自成曾两次回米脂，这两次虽不会在盘龙山上修建“行宫”，但有可能把大营扎在盘龙山上，甚或把大营暂时驻扎在真武庙中，也许这就是“行宫”之说得以流传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建议将这所真武庙辟为“李自成纪念室”，陈列有关大顺军的各种遗物，以进行热爱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出处： 《米脂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