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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家住虞司徒庙西侧，常在庙内玩耍，而且常听老人谈及此庙的来历，在记忆中认为虞司徒庙是我们商州古老文明的象征，常引以为商州人的骄傲。而今，庙地已变成了地区外贸公司的家属区，耸立着三座大楼，已毫无司徒庙的迹象。与一般中、青年人谈及虞司徒庙事，也都一无所知，甚感遗憾!因此，特搜集有关虞司徒及其庙的情况以简志之，使后人不忘我商州在上古文明史上的地位，激励向上精神，振兴商州。
　　虞司徒简记
　　虞司徒，名字叫契（xie，楔)，他在虞舜称帝时担任司徒这一官职，所以称他虞司徒或虞司徒契。又因他是殷商的最远始祖，所以后人多称他殷契。传说他是帝喾(ku，库)的儿子，他的母亲名简狄。《史记》记载说：有一天她在“行浴”时，看见燕子生了一个蛋，就把它吞吃了，便怀孕生了契。燕子是黑色的，也称“玄鸟”。因为他的母亲吃了燕卵而生了契，所以他的后代便率先称他为玄王。《诗经·玄鸟》篇颂扬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事。
　　契长大后，颇有才干。《史记》及《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舜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舜命禹治水，契在协助禹治水中建有功劳。在洪水治平之后，百姓暖衣饱食，安逸享受而未得教育，舜很担心，便对契说：“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见《书经·舜典》)。《诗经·商颂》称赞契的劝勋说：“玄王桓拨，爱小国是达，爱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意思是说：我们的玄王真英明，初把他封于小国他行得通，后把他封于大国他也行得通，遵守礼治，不许胡行，到处视察，教令尽行。司徒是掌管教化的官职。他在任职中立了功劳，舜便赐他以子为姓氏，封他于商地。汉、唐以来的注释家都说契所封的商就是上洛或商州，即今天的商洛地区。《史记·殷本记》注释中，汉朝郑玄说：“商国在太华之阳”。晋朝皇甫谧说：“今上洛商是也”。唐《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所封也”，即契。
　　关于“敬敷五教”
　　契的主要功劳之一是“敬敷五教”。这是一项怎样的工作呢?现有的记载已难以确知。如果《书经》中的《夏书》可以相信的话，其中便记有夏代的一些情况：“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每年到初春时节，宣布政令的官员就在道路上摇着木铎巡视，以官府的权威和讲说道理的方法向百姓施行政令教育，也允许百姓对当政者提出意见。这里所说的孟春即夏历元月。夏历建寅，和现在的农历相同，都是寅月过新年，每到过年的这一月，才进行这项活动。 
　　对百姓施行“五教”，就是在五种人伦关系方面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据孟子说，这五种人伦关系是父子应该亲爱，君臣应该义气，夫妇应有分工，长幼应有次序，朋友应讲信义。孟子的资料来源我们不可得知，但这五教确实是儒家所提倡的，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大力倡导的五种人伦关系。当人们在尧舜之时，初步摆脱了饥饿和禽兽状态之后，进行这种教育无疑是会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的。到后来，五教的内容也有所变化，而且把它绝对化了，这就成了封建社会所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大概由于商州是契的封地吧，以上这种教育形式仅仅只有商州保留了下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遒人”教化的时间和内容也有所变化。最初，宣扬教化的时间是“每岁孟春”，后来变为守岁之夜，即旧历除夕和元日交替的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变的?说不清了，但至少在嘉庆年间就是这样的。清代商州诗人王时叙在他的《远山诗萆》中有一首：“男男女女百无忧，觞酒团圆笑语稠。守岁不眠霄欲半，又听木铎过城头”，写的就是这件事。木铎宣教的方法和内容，据王时叙的儿子王光说：“除夕三更以后，木铎四人上城，绕行一周，高喝‘孝顺父母，教训子孙’等语，城内之人咸使闻知。不知始于何时，今尚踵而行之。”王光转述木铎们的喝词没说完全。据一些耆老们说，木铎喝叫的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孝顺父母，教训子孙；小心火烛，谨慎门户”。看来这些不仅是“教民”，而且是“儆官”，颇近于上文引用《夏书》那段记载中的“相规”的含意。因为官应教育民，民也应批评官，这才是“相规”。《左传》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子产让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不是很好地说明了官、民必须而且已经在“相规”吗?
　　笔者在解放前曾经多次见到过木铎巡城的情况：到了腊月三十日下午，全城官绅齐集城隍庙，吃酒敬神，到半夜将交更时，即动身从“喜神方位”上城，摇着木铎，一人喊，全体和，绕城一周，喊的都是“孝顺父母、小心火烛”一类教育人的话，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商州解放后的开初几年。
　　据历史记载，明、清两代在乡中有乡约一职，由知县任命，任务是调处纠纷，传达政令。这一职务到民国中后期还存在；在清末，乡约的任期是三年。任满去职之时，知县即赏给顶戴和“木铎”这一荣誉官衔。这一制度仅商州有，还是各地都是这样，先辈们没说清楚，我手头也没有资料可查。但由此可以看到，木铎是掌教化职务的，如果仅商州有，则更是司徒契的遗风了。
　　虞司徒庙简况
　　古代商州人为了纪念祖先，广扬“五教”，早就修建有虞司徒庙以祭祀。据王廷伊《续修商州志》所录明代《虞司徒庙记》的碑文中说：“州旧有庙，累经兵燹而迹址不存。”明正德年间，山西子长人侯玺任商州知州时，郡人南镗建议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养，尤不可一日无教。”他从教民的重要性出发，大大肯定了契教化万民的功劳：“契承圣人之意，助敷教于民”，才使得几千年以来那些当皇帝的、当大臣的、当父亲的、当母亲的、当丈夫的、当妻子的、当哥哥的、当弟弟的都按照自己的名分办事，制止越轨行为，才使人们能够“安居而粒食，养生而送死”，即安居乐业，过着安定的生活。根据上述理由，他反问知州侯玺：“契可以无祀于始封之地耶?”侯玺听了这一番话，很受感动，说：“如是之功，不惟可祀于此，虽天下皆可祀也。”于是选择地址在州大云寺之右，招收工匠，购买材料，修起了“虞司徒庙”。但这座庙宇在“旬月”之内就修成了，可见规模不大，地方又比较偏僻，祭祀也不方便。到了明嘉靖二年(1523)，山西李文瀚任商州知州时，就想将庙东移至城中心的宽敞地带。后来由于这块地方离学校近，抚治赵载、督学何某想把这里建作学生宿舍，竟未办成。到了明嘉靖五年(1526)，武昌孟廷柯任商州抚治，知州李文瀚又建议新修司徒庙，孟同意了，并说：“契当唐虞之际命为司徒，敬敷五教，而义移封于商，其功德与言，虽万世不朽焉，顾使其神偏安于彼也?”意思是说，契在庸尧虞舜时任司徒，向百姓传播五教，而且又被封于商，他的德行和行政主张即使流传万世也永垂不朽，又怎么能使他的庙宇偏处于荒僻之地呢?孟还提议此庙称做“玄王庙”，知州李文瀚当即同意。于是在当年九月动工，次年五月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商州城内西大街柳巷西侧的虞司徒庙。
　　记忆中的庙貌
　　本世纪三十年代至解放，庙貌比较完整。原庙临街的三间门庭，较街高约二尺许，五级台阶，中有大门。庙院很大。院中偏西有一大皂角树，树身围约四米，枝繁叶茂，高大雄伟为令城树木之首。每天下午，有近千只鹰从四方飞来，栖居树上过夜，次晨飞向远方山林，人称此树为神树。树北为三栋庙房：前殿、正殿、后殿。正殿有虞司徒坐像一尊，旁站两童子，后移至后殿东侧一间房中。虞司徒坐像高大，头戴金冕，身穿龙袍，童子侍立左右。门额上悬一大匾，上书“人伦彝祖”四个大金字，意思说契是人伦常规的创始者。庙东靠柳巷原是“节孝祠”，临街有房三间，靠近司徒庙前殿处是节孝祠的献殿和正殿两栋六间房。以后，人不知这里有节孝祠，统称虞司徒庙。庙西，紧靠后学，与地处街南大成殿处的前学遥遥相对。此时后学早已不存在而被民房代替了。从民国17年(1928)起，在虞司徒庙创办了商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商县春芳女子学校，为商州女子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可谓是继承了我们祖先虞司徒的遗业。建校二十多年后，女子学校并入中背街小学，这里据说暂借给商浴公学，以后又住过商洛军分区文工团等单位，最后由地区外贸公司建成现在的家属区，虞司徒庙今已不复存在了。虞司徒功绩，将永留商州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