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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津(1907～1946),原名张中杰，号文俊，又名问津，别名章维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洋梓镇—个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到一家糟坊当学徒。两年后，因遭老板打骂，一气之下跑到保康，投靠在县衙做官的叔兄张壁华处，当了两年收发员。
　　1922～1925年，就读于钟祥兰台中学。在这里先后接识了共产党员族兄张华(参加“二七”罢工后，回到钟祥搞地下工作)和兰台中学同学孙凤洲。张华向他传播革命思想，鼓励他外出求学，投奔革命。又秘密阅读《新青年》、《湘扛评论》等进步书刊，立志：“以青春之我，谋求国家之文明，民族之兴旺，人民之幸福！”中学毕业后，在族兄、时任县城烟酒专实税务局局长的张位山手下当了税务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洋梓镇，借助族人的势力，被推举当上了团总。一上任，就打击土匪，整顿治安，停止对农会人员的追击。因常替穷人说话，敢于同豪绅斗争，终以“通匪”的罪名，被撤去团总职务。
　　1930年夏秋之交，张来往于汉门、沙洋、钟祥等地，秘密串联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筹集资金，收藏枪弹，准备发动京、钟、荆、应（山）4县武装暴动，因联络信件被钟祥县国民党政府查获，武装暴动计划落空。1931年，趁父亲去世的机会，毁家揭竿，开仓济员拉起一支小型救国武装。这支队伍专打当地土豪劣绅。这时，张文津思想却很苦闷，深知自己长久下去终究还是个“草莽英雄”。1932年得知贺龙领导的湘鄂四根据地是穷人的天下，急忙赶到洪湖苏区，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绪非常高涨，人民对共产党忠心爱戴!他有了主心骨，回到家乡后，跟胞弟张文英一起主动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红军。后又征得文英兄弟的同意，决心以彭湃为榜样，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一部分分给同村农友，另一部分购买武器弹药以充实武装力量。当时洋梓镇团总张芝庭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部队，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扩大革命武装，派文英利用同乡，同族的关系打入部队，担任副队长，准备等待时机起义，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组织决定文津兄弟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张芝庭看到红军走后，文津势孤力单，将文英逮捕入狱。写信向文津劝降：“只要张文津顺国民党，不仅保全兄弟的性命，而且还要向上峰保举重用。”文津复信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可丢。”不久，文英惨遭杀害。文津带着部队辗转在大洪山区，坚持革命斗争。这时，大洪山另有一支强悍的小部队，平时打家劫舍，绑票抓人。上级指示消灭这支队伍，细心的文津，通过调查了解，发现他们抢劫的多是恶富豪门，很少掠扰平民百姓，为首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贫苦农民，决定收编他们，便率部队包围了他们，在阵地向他们喊话，晓以大义。对方应声问文津敢不敢单身到他们阵地具体谈—谈，文津力排众议，决定“单刀赴会”。面不改色地对着几十支枪口，反复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被压迫人民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翻身得解放”等道理，使为首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声泪俱下，双手抱拳说：“我们投靠共产党”。
　　1938年春，组织决定文津赴延安学习。还没有结业又派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董必武安排，返回钟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6月，为了扩大鄂中特委领导的“应城抗敌自卫总队”，文津带领钟祥200余名子弟兵和新近参加新四军的国民党三十九军一个连，组成了“应抗”第四支队，任“应抗”参谋长兼第四支队队长。不久，李先念率部到鄂中，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抗“第四支队和挺进团一部分并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一团队，任团长。9月21日，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参加清除内患李友堂的战斗。10月13日，又指挥了威震鄂中的新街抗日自卫战斗，取得重大胜利。连当时大洪山中国民党的《阵中日报》也以头版显著的位置刊登“劲旅激战新街，重创日寇，毙敌数百”的特大号外。1940年春节前夕，与洪学敏在京山水隆河结婚，春节后，组织决定文津和洪学敏同赴延安学习。1941年3月毕业回到大悟山，任五师十五旅参谋长。参与指挥当阳香炉山和荆南四明山的反“扫荡”战，此后，调任五师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及“抗大”十分校第三支队的队长。主要培养连以上军事干部，两午时间，共培训了500余名军事干部。对增强五师的战斗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一、二军分区任司令员、参谋长，足迹踏遍鄂中、襄北各战场。
　　1946年春，张调任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作为中共中原军区代表团之—一，以上校参谋的名义，参加同国民党的军事谈判。5月，驻武汉代表团撤回根据地，调任三五九旅参谋长。6月，调任干部旅旅长。中原突围，随三五九旅进军豫鄂陕边。
　　1946年6月底，中原人民解放军突围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横跨豫西、抢渡丹江，历经浴血奋战，甩掉国民党部队的尾迫，直抵陕西，插向国民党统治的腹地，逼近西安。在西进路上，国民党当局不断派飞机撒传单，一再要求中原部队派代表进行谈判。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诚意，王震部队在攻克陕西镇安县城后，于8月7日电请党中央同意，派张文津(干部旅旅长，突围前系军调部汉口第九小组中共代表，对国民党公开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参谋)、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原鄂豫边区党委常委兼民运部长，这次作为张文津的译员，改名为吴毅)、毛楚雄(中原军区干部，这次作为张文津的警卫员，改名为李信生)3同志为中原解放军谈判代。张文津一行携带军调部第九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身着军装，公开去西安谈判。从镇安杨泗庙出发，穿越月河、黄金美沟、沙坪一带，由一农民带路，一行4人于8月10日来到本县东江口镇(今江口区驻地)，被驻守在这里的胡宗南部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四连的哨兵阻止。张文津出示了证件和介绍信，说明是应胡宗南的邀请赴西安谈判的。哨兵立即报告团部，团长岑运应闻讯后，即带领一班人马假惺惺地来到魁星楼，列队鼓掌欢迎。欢迎完毕，一八一团一面电告西安胡宗南，一面由营长韩清雅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农民向导扣押审讯。胡宗南接到报告后，就密令“就地秘密处决”，岑运应即命四连连长李清润、乡长石星一、乡队附、防空哨长唐进玉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农民向导4人押至江口偏僻的城隍庙背后，惨无人道地活埋在石坎下的水渠旁。
　　李先念主席撰文《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高度赞扬他们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张文津同志是湖北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是五师的重要领导骨干，突围时任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同志原是北平的学生，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任鄂豫边区党委常委兼民运部长，突围时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毛楚雄同志是从湖南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中原军区的，牺牲时很年轻，还不到20岁。
　　1984年12月在中央和湖北省委、商洛地委和本县县委的共同努力下，查清了当年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在本县江口遇害的全部情况，落实了38年的历史悬案。 
　　三位烈士在本县遇害的情况查清后，县委、县政府以及区、乡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烈士遗骨重新进行了安葬，做了棺木、立了墓碑、栽了花木。1984年10月20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二十多个单位敬献了花圈。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学习先烈，推动当前工作”的号召。1985年7月1日，县委党史办、民政局联合举办了三烈士生平和悼念烈士活动的图片展览。每到清明节，江口地区中小学生及机关干部和农民都到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1986年投资4万元在江口区委对面周家坪吊楼堡修建烈土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