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法师”玄奘一生的主要业绩，若以一语蔽之，那就是取经和译经。他的西行取经自贞观三年(629年)起，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到达138国，至贞观十九年载誉携经而归。回国后，他两次谢绝唐太宗要他出任宰相、“共谋国政”之邀请，“专务翻译，无弃寸阴”，以“性命交于龙天”的拼命精神，在此后有生的十九年内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30余万字。作为佛经四大译师之一，玄奘所译的经卷比其他三大译师罗什、真谛、不空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玄奘还以译笔精湛、言词明达、译风严谨、翻译质量高、方法完善著称。对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作过言简意赅的评价：“佛经翻译事业，至玄奘已登上极峰，再没有佛经译家能超过他”；著名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也认为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巨星”。
如果说玄奘译出的1335卷经卷为丰富中国的文化、文学、语言、文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话，那么玄奘以“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精神在译学方面所做的探索、开拓、创新、发展，亦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入发掘和探讨。本文拟以现代翻译理论来观照，从这一全新的角度对玄奘的译学贡献予以探讨。
一
自汉武帝通西域，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开始大量进行佛经翻译以来，一直存在“直译好还是意译好”的争论。玄奘之前，在东汉末年至西晋(148—316年)这一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由于“梵客华僧，听言揣意，……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赞宁《高僧传三集》)，译者双语水平较低，经验不足，语言文字知识贫乏，不懂得忠实于原文的条件，又要合乎译文语言规范，且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惴惴然惟恐违背经旨，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如支谶的译文往往“辞质多胡音”，即音译很多。率先对初期的直译法有所突破的是三国时的支谦，他倾向于改胡音为汉意，如将《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将“须菩提”、“舍利弗”等人名意译为“善业”、“秋露子”。支谦的译文因注重求“巧”，常有失真之嫌。在东晋至隋(317—617年)这一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苻秦佛经译场的主持人赵政主张直译，他指导下的翻译，对原文不增不减，除将倒装句的语序加以改正以外，其他几乎完全照原文移译。而稍后的著名译师鸠摩罗什则提倡意译，他懂梵汉两种语言，认为只要不违原意，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在存真原则的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罗什的意译法对南北朝的译经实践有较大影响，此间尽管译家众多，流派不同，风格各异，基本上都采用意译。但直译、意译之争始终没有停息，如僧祐就曾发表意见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他认为译经的要旨是“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着重点还在于忠实原文。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618—906年)贯穿整个唐代，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特点便是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其杰出代表首推玄奘。
关于玄奘的译经，世人有不少评说。参加过玄奘译场、负责润文的佛教史学家道宣在《高僧传》二集卷五中曾对照前人，就玄奘的翻译实况做过概述：“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盲。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这段话是说以往的译经程序是按梵文语法结构直译为汉语，再将其改从汉语语法，最后笔人修整文句，中间或增或减，多失原意。而玄奘翻译时则能够独立、敏锐地判断原文旨意，且表达迅捷，直接说出成段、成篇的译文，只要记录下来即可。有人认为，玄奘的译文比较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的朴拙译文来又显得很文；同样，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诘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更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玄奘的翻译最忠实于印度原本，是惟一精确的直译之文，如鲁迅曾说：“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但吕澂通过对《观所缘释论》的不同译本所做的细致对照分析，认为“奘净两家所用原本未尝有异也，而奘译翻译修辞改之。”他接着说：“奘译力求整齐，每译皆先引全颂，于是文句未能分段落者必改组而断句，意有未尽者必引而足之，错综其词，庐面遂非。”并认为这是意译的一种格式。于是，他由此作出结论说：“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无宁谓为畅达之意译。”不过，吕澂对玄奘翻译的总体评价，仍然极高：“玄奘的翻译……注意学说的源流变化，尽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绍。”“就翻译的文体说，玄奘也超过了各家，一般称为新译。由于他对汉文和梵文的造诣很深，所以译文做到了既信且达。他又了解过去译家的缺点，注意改进、提高，因而译本的质量超过了各译家的水平。现在拿梵、藏文本对照看，他的译本基本上都正确。”
对于玄奘的翻译，以现代翻译学为观照进行比较分析，也许能够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入地予以评价。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1982年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参见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Pergamon Press Ltd，第38-69页)，他认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两种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的翻译，语义翻译注重忠实原文，但与囿于原文结构和原文语法规范的直译又有所不同，它忠实于作者并尊重上下文。这即是说，语义翻译注重传达作者的思维过程，力求译文和原文在形式、比喻、象征、音响、含蓄意义等各个方面尽可能接近，以保留作者的个性，再现原文的风韵、格调和文化，是一种语言性、知识性翻译。交际翻译是一种自由度较大，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习惯的翻译。它主张将原作文化融入译入语文化，“信息”至上，以调动读者感觉、思考甚至行动为主旨，谋求译文读者对译文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一致，是一种功能性翻译，一般为特定目的而为之。语义翻译一般比交际翻译更忠实于原文，更全面、更细腻、更客观，但有时译文显得过于复杂，翻译腔浓重，文字不够流畅。交际翻译由于以译文易理解、能够吸引读者为宗旨，故允许翻译时修正原文措辞、句式和逻辑，甚至修正原文事实及疏漏，以使译文明了、清晰、生动。这种翻译虽走失较小，且时而胜于原文，但常有不够忠实原文之嫌，预测读者反应时也难免有一定主观性。一般说来，尽管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性质、特点等方面存在差别，然而，要断定某一特定的翻译文本究竟需采用某种译法还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来没有自始至终采用语义翻译的译文，也没有自始至终采用交际翻译的译文。或者说，人们翻译任何文本所能决定的仅是以哪一种翻译(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为主，却不可能摈弃任何另一种翻译；而将两种基本译法结合起来，兼收并用倒是十分常见。笔者认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比笼统的直译、意译之分更符合玄奘的翻译实际。可以说，玄奘重“信”的翻译与义净诘屈聱牙的翻译之间的区别，当是语义翻译和注重原文结构与原文语法规范之直译的差别；而玄奘较之罗什只存大意的翻译又被视为直译的情况，当缘自玄奘对语义翻译的运用多于罗什的翻译倾向。同时，鲁迅对唐代佛经翻译的总体印象主要涉及玄奘翻译的语义翻译部分及音译部分，而吕澂“断定奘译为不忠于原本之意译”(参见《复熊十力书七》)，恐怕主要依据的是玄奘以交际翻译为主的翻译文本。正因为玄奘能恰到好处地做到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并用，吕澂才会对玄奘的翻译做出这样的最终评价：“公正地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
由此可见，一旦跳出厂直译、意译的窠臼，以现代译学理论来审视玄奘的翻译，就不难看出，以往所说的玄奘的直译其实属于语义翻译范畴，所说玄奘的意译，应是玄奘为了适应传经这一特定目的而做的有意识的交际性翻译的尝试。玄奘根据不同经文的义理和语言，酌情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求最大限度地将佛经传译给中国读者，其译经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中国的思想、文化、语言和文体，还在于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以其卓越的翻译实践囊括了现代翻译学所能归纳和认定的基本翻译原则和翻译境界。
二
现代翻译学十分注重译者自身的素质。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由于翻译问题最终都要归结为译入语的表述水平，译者首先应有超常的大词汇量和丰富的语法知识，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使译文优美、简洁。其次，译者应该精通外国语，达到可敏锐地识别特定文本有多少个人语言成分，这些成分与普通规范或大众化语言有多少差异的程度。再次，译者应掌握在翻译的两个基本步骤理解和表达之间顺利转换的技巧。一般来说，理解涉及到阐释，表达涉及到再创造，翻译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参见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第17页)。德国翻译家、艺术科学院院士阿·库勒拉认为，译者其一应该善于透彻分析原文，理解它的全部细微之处；其二应该了解同所译作品的材料和题材有关的一切事物；其三必须善于充分利用本语的全部财富，得心应手地从中选出最必需、最合适、最恰当的东西，去创作新的文本。
纵观玄奘的生平材料和翻译业绩，笔者认为玄奘在具备译者各种素质方面可谓臻于完美。当然，玄奘能达此境界，是基于他“虔虔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和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及其在西行中与高昌王的书信所言，玄奘“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一是“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二是“既遍众师，备参其说，详考其文，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三是因“远人来译，言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奠有匠决”。显然，玄奘知难而进，九死一生地前去印度留学取经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亲近高贤，学习语言文字，查找原典，从根本上解决教理中的所有疑难。
玄奘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玄奘十五岁在洛阳出家始，至公元629年离长安出国止。这是玄奘佛学的入门阶段，他求知若渴，勤学不辍，遍访名师，成为佛学饱学之士，且勇于探索，不满足中国佛界“所说纷纭，难得定论”的状况，立志亲赴印度求学。第二阶段自玄奘踏上出国之路始，至其于公元645年载誉携经回国止。这段时间，他主要就学于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敬惜寸阴，精进无懈，博览群籍”，其成就远远超过当时印度一般学者水平，成为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此间他的梵文也日趋纯熟，曾用梵文写过《会宗论》、《破恶见论》、《三身论》等。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与外道的辩论大会上，玄奘以精湛的学识，独占鳌头，取得胜利，受到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名震五天”。第三阶段自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始，至公元664年卒于玉华宫止。这段时间玄奘不为利禄所动，全身心地投入到译经事业中，殚精竭虑，一丝不苟，一刻不懈，在取得空前绝后的翻译业绩后，安然圆寂。可以说，在玄奘一生与佛经翻译相关的三大阶段中，前两个阶段主要用于知识的汲取、积累和自身条件的完善，第三阶段则是知识的运用、自身特点的发挥了。或者说，第一、二阶段是译经的准备阶段，而第三阶段则是译经的实践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玄奘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其吐纳精神：他广纳深取，才得大吐；只有大吐，才显纳之深广。笔者认为，这就是译者素质与译者成果之间的辩证法。
关于玄奘的翻译质量，众人有口皆碑。如葛维均经把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对照后说：“玄奘的译绝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李利安经梵汉对照，也认为玄奘的泽经具有准确性和创造性。如玄奘以工整对仗的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译出的《金刚经》，不仅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而且是《金刚经》最忠实于原本、最详尽无缺的译本。李利安将该译本的特点归纳为：“化解晦涩，校正讹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译语周详，完善义理。”此外，巫白慧还指出玄奘翻译的《因明人正理论》忠实简洁，译意科学，富有创造性。吕澂的一段话可谓对玄奘这些上乘的翻译做了阐释：玄奘的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了原本所说的义理”(吕澂《慈恩宗》)。正是因为玄奘在国内求学时勤学好问，励精无懈，在国外研修时，不仅佛学造诣更上一层楼，而且梵文进一步纯熟、精通，他才能在译经时变前人的“译所不解”为“披析幽旨”，达到了“学既邃精，辩复无碍。操觚振铎，无复间然。斯译学进化之极轨矣”这一最高境界。像他这样通彻译语和译入语，对所译专业学力深厚，达到顶尖水平的译者，即使在今日译界，也十分罕见。从现代翻译学所论及的译者素质看玄奘，他堪称是典型的理想译者，不仅具有所有应有的素质，而且始终对翻译持严肃认真态度，且极好地把握了理解和表达之间顺利转换的技巧。为要实行自己提出的“既要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玄奘首先抓住翻译中理解是表达的前提这一重要环节，常常“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仔细研读第二天要译的经论，“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难怪他的翻译出口成章，得心应手，被誉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115页)。
三
玄奘对翻译技巧有系统的掌握和熟练的运用。印度的柏乐天(P.Pradhan)和我国的张建木曾对勘过玄奘翻译的《集论》和《俱舍论》，将玄奘所用的种种翻译技巧归纳为“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六种。对照现代翻译学的各种相关著述，可以看出玄奘所掌握和运用的翻译技巧几乎囊括了现代翻译学的所有常见技巧：他的“补充法”相当于现代译学所说的“增益法”(参见钟述孔：《英汉翻译手册》)、“增词法”(参见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或“加词法”(参见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他的“省略法”如钟书、张书所列举的“省略法”，或巴书所阐述的“减词法”；他的“变位法”相当于巴书的“移位法”，钟书的“词序调整”；他的“分合法”相当于张书的“分句合句法”，刘书的“拆离”和“重组”(参见刘宓庆《文体与翻译》)；他的“译名假借法”与巴书的“词汇替换”也有一定相通之处。这显示了玄奘翻译方法的多样性和现代性。
现代翻译理论认为，翻泽可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这里所说的“部分翻译”并非“摘译”或“节译”，而是指对原文有的译出，有的照录，如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某些词是不可译的，或者为了在译文中故意突出原著固有的风采，将原文中的某些词语原封不动地搬进泽文，这种现象即属于部分翻译的范畴(参见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对于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不可译”现象，玄奘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明确地概括、归纳为五种不翻，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故也；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译界著名学者罗新璋谈到玄奘的五种不翻时曾说：“‘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是‘不翻’的翻法。译文中夹杂许多梵音，或许是‘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原因之一。”(参见《翻译论集》第3页)然而，当我们今天频繁地使用“幽默”、“逻辑”、“拷贝”、“沙发”、“巧克力”等外来词时，我们应该想到这些词语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丰富了汉语语言，依据的正是玄奘早就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即“音译”原则。
尽管本文未能逐一论及玄奘的译学贡献，如他倾注于译经事业的哲学求真精神，他所建立的由主译、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组成的，具有严格翻译程序的宏大译场，但仅从上述玄奘翻译现论和翻译实践与现代翻译学的相应之处，就足以看出玄奘翻译的划时代意义。他不仅以登峰造极的翻译实绩和译经界无人企及的译学建树，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而且永远激励着后人在翻译事业中勇攀高峰。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