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具有最完整、最庞大的体系。作为最典型的宗教，其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自有其合理性，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也不能不与当时的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从佛教及其哲学思想方面去探索其精密的教义和包罗万象、百态纷呈的文化体系时，也不应忽视它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相互关系。认真考察这一关系，不仅对于佛教史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考辨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对社会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线索。如果说佛教思想涉及到了人们生活中的自然与社会、道德与伦理、修身与处世、治学与教化、语言与文字、文学与艺术各个领域，那么，就不能不与时事、与政治发生各种相应的关系。客观上不仅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兴衰，也反映出政治局面的开明和保守或前进与倒退，反映出时事的动荡或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退避于山林的庙宇与居于闹市的殿堂，都同样感受着时局的变化，政治风云的涌动，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一个是间接的，另一个是直接的。
一 佛陀的政事观
佛陀出身于王族，据说是迦毗罗卫城的国王苏图闼那即净饭王的王子。在公元前6世纪，迦毗罗卫城在恒河流域北部占有重要地位。其周围是一些独立的奴隶制国家，东面是拘尸城，南面是婆罗奈城，东南是王舍城，北面是舍卫城。这些城市在古代印度都是十分著名的城市，也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各种哲学思想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数论派哲学的发源地就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刹帝利王权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这对于反对婆罗门教神权的各种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佛陀二十九岁出家，经过六年的苦行，于三十五岁成道后，在鹿野苑度化了随他出家的五弟子后，就到摩揭陀传道。这一时期，他住在王舍城的竹林，重要的活动包括度了三个事火外道的婆罗门，使住在王舍城的摩揭陀国王婆娑罗皈依了佛教。在佛陀对婆娑罗的教化和这一时期的活动中，反映了早期佛教的政事观。其结果是使佛教很快地成为了摩揭陀的国教，一切教派尽被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婆罗门也迫于形势改宗佛教，佛陀把握时机，借用王权的力量，发展佛教。表现出他对当时政事的清醒认识。对王舍城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影响。《普曜经》卷八云：“佛未入摩揭陀时，国民丰富饶美，饮食作乐，娼妓常欢不废，夙夜游戏。佛适入国，罗阅只城，昼夜寂寞。诵声济济，斋戒读经，舍世俗乐，如弃粪除，唯佛是尊，听经行法，不舍三宝。”这种“昼夜寂寞”、“斋戒读经”的状况，对于主权的统治无疑是有利的，且安定祥和、听经守法的局面对于佛教的发展也是有益的。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动摇了婆罗门教在恒河流域的一统地位，反映了刹帝利王权取代婆罗门神权的意志和愿望，使佛教成为在精神上与婆罗门神权抗衡并独树一帜的宗教。一方面，王权可以利用佛教作为思想武器，削弱婆罗门教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动摇神权的统治；另一方面，佛教也可以依托于王权的支持，迅速地在恒河流域广泛传播。
佛陀对于政事的把握，对于当时恒河流域王权与婆罗门神权的矛盾，对于婆罗门教与佛教在学说上的对立局面都是十分清醒的。他对奴隶制国家职能的认识也是毫不含糊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论述保卫王权统治下的城邑时的态度中看出来。佛教从创立之初，并非只是退避山林、脱离政治的宗教，在《中阿含·城喻经》中有这样的记载：
尔时世尊 告诸比丘。如王边城七事具足，四食中饶，易不难得。是故王城不为外敌破，唯除内自坏。云何王城七事具足?谓王边城造立楼橹，筑地使坚，不可毁坏。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一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掘凿地堑，极使深广，修备可依。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二事具足；复次如王城边周匝通道，开除平博。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三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集四种军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四事俱足；复次如王边城，预备军器，弓矢*(左钅右牟)戟。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五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立守门大将，明略智辩，勇毅奇谋，善则听入，不善则禁。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六事具足；复次如王边城，策立高墙，令极坚固，泥涂垩洒。为内安稳，制外怨敌。是谓王城七事具足。
解读其内容，就不难看出，这一段叙述颇有“兵法”城防论的特点。城楼、城壕、交通、兵种、武器、守城将士，一应俱全。其围绕“为内安稳，制外怨敌”这一论点，条分缕析，考虑周详，一气呵成，深中肯綮，表述了国家的职能“内稳”、“外制”，可见佛教从创教之始，就并没有超然于政治之外，而是将王权的巩固视为佛教得以发展的保证。军事战术的表现，是诸侯争雄北印政事最直接的反映，佛陀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位站在王权立场上，与王权巩固站在同一阵线的思想代表和宗教领袖。在《长阿含·游行经》中，早期佛教还提出了巩固政权的七个条件：
七不退法者，一曰数相集会，讲论正义，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二曰上下和同，敬顺无违，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三曰奉法晓忌，不违制度，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四曰若有比丘，力能护众，多种知识，宜敬事之，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五曰念扩心意，孝敬为首，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六曰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七曰先人后己，不贪名利，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
上述七条，都围绕着一个目的“法不可坏”，落实在“长幼和顺”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上。“法”的概念，在古代印度，含义纷繁，在公元前7世纪的《奥义书》和《经书》时期，“法”就有了法律的内涵，早期佛教借用了“法”这一古老的术语，使之成为具有支配自然现象和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的新的范畴。“法建世间”体现了“法”的新含义。其中第三条，在巴利佛典中的原意为：“严守传统国法，不乱立新法”，〔1〕成为维护王权法律的直接表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陀所进述的佛法与王法在基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国法的牢不可破与佛教信众的“念护心意”、“净修梵行”二者并不矛盾，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 玄奘在印度留学期间表现的政事观
印度佛学从创教至部派佛教时期，约五百年，在公元1世纪前后形成大乘佛教，到玄奘游学天竺的7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已分为中观、瑜伽两派，处于衰微之时，外道、小乘正量部学说盛行。玄奘屡破外道、小乘，使大乘与佛学首府那烂陀寺的声誉得以维持。
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637年玄奘在那烂陀寺期间，经过长期征战的戒日王(曷利沙)取得了在北印度的统治权，在与“五印”的作战中，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把战象队的数目增至六万，骑兵增至十万。使从北方的雪山到南方的内尔布达河，从东方的甘贾姆到西方的伐拉毗，都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戒日王行时，每将金鼓数百，行一步一击，号为节步鼓。独戒日有此，余王不得同也。”〔2〕且“即使遥远的迦湿弥罗、信德、伐拉毗和迦摩缕波诸国的统治者对于曷利沙的势力都心怀畏惧。迦摩缕波国王不敢违背他的强大‘同盟者’的意志，把中国朝圣者留在他的首都”。〔3〕当戒日王派使者迎接玄奘时，迦摩缕波的国王只好改变他留玄奘在国都传法的初衷，亲送玄奘到戒日王的都城曲女城。在玄奘的影响下，使戒日王对佛教表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曲女城，戒日王为玄奘召开了十八天的大法会，宣扬其学说，扩大了大乘瑜伽行派的影响，维护了那烂陀寺佛学首府的地位(参见拙文《玄奘与大乘瑜伽行派》，载《中国佛学》2000年春季号)。在钵罗耶伽举行的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无遮大会”上，戒日王在玄奘和“诸国二十余王”的陪同下赴会，当五年的积蓄倾舍之后，戒日王身穿一袭旧衣向十方佛陀顶礼。
这两次大会表明，这既是戒日王与玄奘的一次联袂，也是政教结合的具体表现。标志着从玄奘始，大乘佛教从经院哲学式的寺庙辩论、不同教派的义理纷争中摆脱出来，客观而理性地把佛教的发展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对自身的“反观内照”走向“关注社会”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把佛陀在创教伊始就具有的关注政事的特点进一步扩展，投入到纷繁而激烈的各宗教争取信众的“教化”中去，把山野林泉里的“内省”、经院诵论的“内学”外化并融人到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激荡更迭的政事之中，把佛学从庙堂推向了殿堂。五竺纷乱的政治局面，浓厚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教之间的关系，要稳固地掌握统治权是不可能的。玄奘为代表的大乘瑜伽行派，把握住与戒日王共同的历史机遇，使佛教处于和王权合作的顺利发展时期，为“夕阳西下”的印度佛学，撒下了最后一抹红霞。
三 玄奘与李氏王朝
佛教传入东土，要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必须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结合，要能够与中国的主流思想与文化如儒教、道教相融合。这样就必然要和统治集团所信奉，力主的文化思想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撞，从而引起国家领导集团的重视。能否使统治者容纳乃至于接受佛教的教义，并使之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建立相一致，这是在弘法实践中每一位高僧都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是不可分的。”〔4〕是不能回避的。
在处理好与李唐王朝的政教关系，把握住时代思想文化发展脉搏的问题上，玄奘继承发展了佛陀的政事观。这一点不仅在北印的弘法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在返回长安的社会活动和译经的工作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证实。玄奘依靠唐王朝的支持、理解，为佛教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主动性、灵活性的特征，表现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佛教学者所独具的洞察世事、深谙义理、考辨人情的干练和通达。
李唐王朝是依靠关陇贵族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李渊父子在立足未稳的初唐，就宣称老子为王室之祖。在武德九年，李渊下诏排佛：“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高祖本纪》)，公开表明了独尊道教的宗教政策。此后李世民亦称“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全唐文》卷六之《令道士在僧前诏》)，此风一开，使历代帝王中对老子的册封，以唐为最甚。对佛教则在“思革前弊”之列。面对这种情形，高僧智实，以死抗争；法琳亦率众上表，以身护法。对此，李世民不改初衷，斥之为“罪有不恕”(《全唐文》卷六之《诘沙门法琳诏》)。历史把改变唐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维护佛教的存在、拓展空间的重任落在了玄奘的肩上。把握历史机遇，处理好李唐王朝的政教关系，审时度势，不仅是佛教僧众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涉及到唐王朝能否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兼容并包，开创思想活跃、社会安定繁荣、政权稳固局面的重大政治问题。
贞观盛世的开创者李世民，在用强权平息了初唐佛道之间地位的纷争后，在其经济和政治取得初步成效后，把眼光投向了周边的广大地区，他急于了解外部的世界。历史给这位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契机，创造了宽松的国内政治与思想文化环境，把初唐“防禁特切”的闭关锁国推向对外开放，从而使大唐享誉世界。玄奘抓住了历史机遇，为佛教在中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能不取决于他对唐王朝所处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以及冷静面对佛教被排斥的现状，审慎处理与李唐王朝关系的能力。
玄奘当年为“弘扬正法”、“重译来朝”，在未能“降敕遣进”〔5〕的情况下，于贞观三年四月冒死“私往天竺”，“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苦辛，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阇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6〕。”当他历时十六载，享誉五竺后，还长安经于阗时，“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7〕。”
《陈还国表》虽短小简括，却是玄奘对李唐王朝政治态度的基本资料，至少表述了三层意思。
第一，表明了进表者作为一位佛教高僧，为信仰是“常思访学，无顾身命”的。当年可以冒死求学，今日亦可不顾生命以弘法，这是不会改变的。简单的高压政策不能改变佛教在东土传播的历史事实。对此，期望能够得到太宗的理解。从中发出了一个信息，既然在天竺、西域诸国，王侯对一位高僧都能厚礼有加，何以日益强大、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李唐王朝不能宽容以对呢?
第二，作为一位大唐僧人，在往返于西域以及五竺求学的漫长岁月里，并没有忘记为唐王朝，“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在客观上，也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特殊身份。他“践流沙”，“陟雪岭”，征程“五万余里”所体现的献身精神，也是唐王朝蓬勃向上的思想和文化风貌的表现。个人“心愿获从”，在五竺、西域所取得的声望，也是唐王朝的光荣和民族的骄傲。
第三，玄奘也表明了对李世民本人的敬仰，希望能“早谒轩陛”。更为具体地说，为了早日返回长安，日夜兼程，以至于能负重善征途的大象，也不堪劳累而溺毙于渡水之时。为此只好请信使马玄智随前往长安的商队，先行到长安向太宗进表陈情。可以说，这是一种先走一步“投石问路”的策略。其目的就是期望能得到唐太宗的回应，收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玄奘的经历对于素怀“开边”之志，“思子晋”、“想张骞”的李世民，不啻是“雪中送炭”。读表后诏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来，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8〕“从于阗上表的内容来看，玄奘是十分理解当时政治的，他使自己的行动与贞观政治联系起来，并表示竭尽忠诚为贞观政治服务，从而赢得了李世民的青睐，并为他以后的活动预先取得了唐王朝中央的批准。”〔9〕玄奘对于时事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既留有充分的余地，又为回国之后的传法开拓了辽阔的发展空间。
玄奘在回国以后与李唐王朝相处的一系列活动中都能权衡利弊，谨慎从事，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的佛教学者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把佛陀的政事观，不断地灵活运用到弘法的社会实践和传译经典的经历之中。这在以后与皇室往来的诸多表、启、书中都能反复表现出来。如《进新译经论表》、《进大唐西域记表》、《进经论表》、《受赐袈裟剃刀谢表》、《奉圣教序谢表》、《谢述圣记启》、《谢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表》，《贺皇子为佛光王表》、《谢得入山表》、《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等等。玄奘与李唐王室关系之密切，往来之频繁，相处之长久，且父子相承，代有增进，在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玄奘对政治的了解，对时事的关注，对唐王朝王室人际关系的微妙把握，及其对政教关系所持有的审慎态度，〔10〕都是卓绝群伦的。他为佛教的发展，为唐开始形成的三教合流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四 玄奘及其政事观现实意义的一点思考
中国佛教在唐代形成体系，自宋以降，渐趋衰落。清末，在海外佛学研究的带动下，才有所转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佛教界与佛教学术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文化遗产得到了大规模的保护、修缮，学术研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僧学两界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仅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主办或参与的国际学术会议几乎年年不断，更可喜的是学教两界常携手共同参与，相互学习；中外学者、信众，相互沟通，开拓了视野。如何将佛学与和平发展的国际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国内现实紧密结合，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问题。这次为西安慈恩寺玄奘法师院落成而举办的学术会议中，确定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的主题，就包含着这方面的思考。这里仅就玄奘所体现的佛教政事观的现代意义，谈几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玄奘所具有的关注现实生活，既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稳定，也有利于佛教本身的发展的思想，与当前国家西部开发的战略相适应。注重把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与开发旅游事业结合起来。把每一个点联结起来，形成一条佛教文化旅游专线，将各专线综合开发，逐渐形成佛教文化旅游的局面，用整体全面的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来促进旅游业的兴旺，使更多的人逐步了解和认识佛教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宝贵价值。
二、玄奘能审时度势，对佛教的发展做出贡献，成为文化伟人。我们也应能够依据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发扬佛教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文化建设服务。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教育体制也在变革，把佛教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充实到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素质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中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谨以教育部立项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中的《佛家学说与当代社会》一书的基本设想，做一介绍，以期得到前辈与学长的指教，更期望得到教界及学者们的帮助。
该书以佛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分为九个部分。
l、修身思想
2、社会与自然观
3、道德判断
4、行为自律
5、论证与喻理
6、见识与处世
7、精进不止
8、言谈举止
9、逻辑与思辨
各部之间，都可以独立成篇，无严密的逻辑，合之则为一本教材。尽筲不胜浅陋，但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也就无以为虑、无以为憾了。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1〕参见高扬、荆三隆《佛教起源论》，陕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9、20页。
〔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3〕《高级印度史》汉译本，上册，第17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版。
〔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3页。
〔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录之《请取梵本表》。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录之《陈还国表》。
〔7〕 同上。
〔8〕《全唐文》卷七《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
〔9〕见高扬《唐初政治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文。见《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67页。
〔10〕参见杜斗城、杨富学《玄奘的理想》一文中的155页至162页所述，《玄奘研究》(铜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