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用兵马俑从葬是秦汉时期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秦兵马俑以秦始皇帝陵东侧发现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为代表①。汉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②、徐州狮子山③、景帝阳陵兵马俑④为代表。近年来，诸多学者对已出土的秦汉兵马俑都进行了比较研究。事实上，秦汉兵马俑不管陪葬作用，还是雕塑风格，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只有通过较系统的比较研究，才可进一步了解当时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着重从俑的起源与陪葬的意义、秦汉兵马俑的内涵、秦汉兵马俑从葬作用、秦汉兵马俑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等方面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还望方家多多指正。
　　俑的起源与陪葬的意义
　　《礼记·檀弓下》：“谓为俑者不仁。”郑玄注“俑，偶人也。”庄子说是“象人”，日语中将俑称作“人形”。可见俑就是指“人形偶象”，“俑”即“偶”的假借字。古时多把陪葬用的偶人称为俑，一般系木制或陶制，个别也可见玉俑、铜俑等。那么，俑在人类社会中究竟起源于何时?是否它刚一出现就带有陪葬的意义呢?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原始民族和长江流域的原始民族已经开始了对人类自己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他们所熟悉的自己圈养家畜的塑造。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了把陶塑与制作陶器结合起来，把彩绘与陶塑结合起来。但是，人类自身形象的出现，开始并不是立体的人体雕塑，开始仅仅只是以人形(主要是面部)刻绘于一些陶器之上，如在湖南湘潭大溪文化的堆子岭遗址出土的夹砂陶罐上就有“人形陶刻”⑤，我国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玉器上发现“神徽图像”⑥，北方地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人面鱼纹”，红山文化的“玉人面”等等。随着制陶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艺术追求的提高，继而出现了立体的玉人、陶人(即偶人标准的俑)等，如在我国北方，发现有陕西黄陵出土的人头像，甘肃天水出土的人面具，甘肃秦安出土的塑有女孩子头像的彩陶瓶，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裸俑、女神头像⑦，特别是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的人物塑像有相当于真人大小的两倍或三倍，或与真人大小相近⑧”。在南方，有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陶人头像，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肖家屋脊遗址6号瓮棺中的一件石人雕琢⑨。这一时期的人头人面，虽然简单粗抽，但已具备了立体人体雕塑的特征。所以说，作为偶人形象的“俑”正是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早出现的原始俑，其意义主要体现在艺术和祭祀方面，如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的人物塑像，学者们认为它主要用于祭祀，那时，所有陶俑、玉俑等等，都还不具有后期的陪葬意义。
　　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俑初露作为陪葬品的端倪，如在商代安阳小屯出土的带手铐的男女俑，殷墟遗址中还出土了抱膝人像(残)、仰坐人像等白石雕刻，特别是妇好墓(3100多年前)中出土的插尾玉人也作为墓主人的陪葬品?但这一时期这些少量的偶人陪葬应与墓中的其它物品一样．只是其中的随葬品之一，可能也具有辟邪的用意。这时最引人注目最残酷的一幕是人殉制度。如在河南安阳小屯侯家庄发掘的殷代墓葬，一座亚字形大墓中的殉葬奴隶多达400人以上。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受商鞅变法的影响，到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废止国君死后的殉葬制度，使生产力得到保护和发展，俑终于取代了活人，成了陪葬的主要对象。用俑葬代替人殉，已成为战国时期较为流行和风靡的社会现象，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群就是这一陪葬制度的历史见证。
　　正如前文所述，用大量的以军事内容为主的兵马俑从葬是秦汉时期一个独特的丧葬文化现象，我们姑且把这种用俑代替活人又与墓主异穴而葬的陪葬形式称之为“从葬”，从葬不仅是对殉葬的替代，而且是对殉葬的否定，随葬只是指与墓主一同埋入地穴的物品而已。还须一提的是，按前文俑的定义，兵马俑中像人的陶俑称之为兵俑，无可置疑，但陶马称之为马俑，明显不确。虽然目前兵马俑称谓已约定俗成，但从概念上还是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
　　秦汉兵马俑的内涵
　　要把秦汉兵马俑进行比较研究，就必须首先了解它们的基本内涵。事实上，两个时代的兵马俑，都是以从葬的形式作为陪葬，但各自形式、内容、数量、体量、彩绘风格等等，又各具千秋。下面我们且把前面提到的四批秦汉兵马俑的考古资料予以概括介绍。
　　秦兵马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共有三个坑，根据发现的先后分别编成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它们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一号坑是一个地下木工结构建筑，东西长约210米，南北宽约62米，其形制，东西南北各有斜坡门道5个，东西两端各有南北向长廊一个，坑中部为用10个土隔墙分隔而成的11个过洞，南北两侧似有横穿隔墙过洞的便道，因未作进一步清理，便道数目不详。根据已发掘的资料和陶俑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共有兵俑6000多件。战车约40乘。这些兵马俑在一号坑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阵容。在坑东部的长廊里，南北横列的三排兵俑，每列70人，共计210人，面向东，是为军阵的前锋；在坑西端的长廊里，也有南北横列的三排兵俑，每列70人，共计210人，面向西，是为军阵的后卫；在坑南北两侧的过洞内，有分别面北、面南的一排兵俑，每列约180人左右，是为军阵的侧翼卫队；阵中38路西向纵队，车马相间，浩浩荡荡，是为军阵的主体⑩。这种屯居环卫的兵阵阵容，组成了古代兵法中的防卫圆阵(11)。
　　二号坑也是一座地下土木结构建筑。总平面呈曲尺形，北侧东端有一前凸部分，坑东西最长94米，南北最宽约82米，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东边有斜坡门道4个，西边有斜坡门道5个，北边有斜坡门道2个，南侧与一号坑相邻，无门道。全坑南北向长廊4个，东西向土隔墙18个，隔墙间东西向过洞20个。二号坑建筑的营造方法也由地袱、立柱、枋木、棚木等建成木构架，共用木材约3000立方米以上，局部地方棚木为二层，棚木之上普遍用青膏泥涂施，作用是防止上部水份的下渗和保护棚木，青膏泥之上仅发现一些小席片遗迹，顶部有厚约3米左右的封土。二号坑的兵俑、陶马、战车就放置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地下土木建筑之中。
　　三号坑与一、二号坑建筑形式相同，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坑深约5米，东边中部有一斜坡门道。由于三号坑面积较小，坑的跨度不大，所以不见夯筑土隔墙，全坑只分南区、北区和中区三部分，各区木结构仍为地栿、枋木、棚木等，共用木材约200立方米，棚木之上覆盖芦席，席子之上为2—3米的坑顶封土，坑底部全部用青砖墁铺，陶俑、陶马就放置铺有青砖的地下空间之中。与一、二号坑不同的是，三号坑未遭火焚，坑系自然塌陷，塌陷之前可能遭到人为破坏。
　　对于三号坑内容的性质，有人认为它是统帅一、二号坑的“指挥部”(12)，有人认为它是用于祭祀的“军社”(13)。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的“军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整休议事之所，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汉兵马俑：汉兵马俑的三批资料，不在同一地区，我们以发现前后为序，予以阐述其涵。
　　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发现于1965年3月，在咸阳红旗乡杨家湾村北原上，埋藏兵马俑主要是在10个土坑的13个土洞中。据简报称，l0个土坑的分布是由南向北，东西两两相对，坑都是由地面向下挖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竖井，东边的一排，都是在竖井下再向东挖一个土洞，西边的一排，都是向西挖一个土洞，其中东边最南一个和西边最南两个，是在竖井下挖成南北相对的两个上洞。共有土洞13个。
　　10个坑中有6个埋藏骑马俑，有4个埋葬立俑，但不管是骑马俑坑还是立俑坑，本身大小深浅也不一致，出土物的多少、形式、种类还不尽相同。最大的放置骑马俑的土洞东西长近5米，南北宽2米多，有骑马俑10排，每排10个11个不同。最大的立俑坑南北长3米，东西宽1米多，最多的一个土洞埋葬立俑300多个。
　　骑马俑出于北边6个坑中，共有580多件。骑俑的大小皆相同。而跨下所骑的战马有大小两种，大马通高68厘米，毛色有黑、红、紫三种。马身上都有彩画的鞯子和辔头等，骑俑有红、白、绿、紫等色的彩画服饰。有的还披有黑色铠甲；小马通高50厘米，毛色比大马多一种白色的，其它与大马相同。马的姿态生动，有的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俑作出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势。大部分马的臀部、尾部和俑背上刻划有各种不同的数字记号。骑俑和马尾全是另作成放置上的，可以随意取下。
　　立俑出于南边4个坑中，共约2000件。也可分大小两种，大的高48.5厘米。小的高44.5厘米。一般是右手握空拳半举，左手握拳下垂。右手中原可能持有物，个别的手中还有铁棍残段。有的立俑出土时，坑中分布着许多绘彩陶盾，估计原来都在手中执着。大多数俑是武土打扮，还有些作出跳舞、奏乐、指挥等不同的姿态。服饰有红、绿，黄、白等各种颜色。武士俑身上披着各式的黑色铠甲，铠甲上用红、白颜色划出甲片的形状和连缀的情况。有的俑背上有一方形小袋，可能是箭囊。俑的头部分两种装饰，一种是前额头发分于两边，再用头巾类的东西包着沿两颊有带子结于颔下；一种是将头发结于头后，呈一圆髻。这种俑的衣缘部分有下垂的白色条带纹。俑的腰部均系有带子。大部分俑的足上穿有似草履的带色鞋子，个别的着方口短腰鞋(鞋尖上翘)。其中有一个大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在个别俑的腿前或背后上部也刻有符号。
　　在汉兵马俑的从葬坑之西有一土冢，简报作者疑为惠文时期的周勃墓，坑北的双冢，又疑为周亚夫墓。所以据此推测，这批汉兵马俑从葬坑要么是与周氏墓有关的陪葬坑，要么是与西汉初年陪葬于长陵的几个“功臣密戚”墓有关。总之，它还不是直接为皇帝从葬的陪葬坑(14)。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发现于1984年12月，在徐州1市东部狮子山西麓。共发现埋藏兵马俑坑4个，据简报，一、二、三号坑平行排列，四号坑在一、二、三号坑东部，与之垂直。考古工作仅对一、二、四号坑进行了清理。
　　一号坑为东西走向，总长27.7米，现存口宽2米、底部宽1.25—1.4米，东端深0.55米，西端深1.00米。因中部有2.2米一段未放置陶俑，所以形成前(西)、后(东)两段。前段长10米，共有多种形式的立式俑410件，后段长10.35米，现存陶俑510件许，陶马4匹，兵马俑均西向。
　　二号坑与一号坑平行，相距4.9米，东西长27.5米，口部宽约2.2米，坑底部宽1.4—l.6米，东端深0.45米，西端深1.03米，与一号坑一样，二号坑也分为前后两段，俑亦西向。前段(西)长13米，共有陶俑830件，后段(东)长11.8米，残存陶俑474件。
　　四号坑为正南北向，残长26.2米，宽1.65米，深0.2—0.4米，坑内放置陶俑较少，仅存14件。
　　根据报道材料，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已出土兵马俑2238件，陶马4匹。兵俑有的头绾发髻，有的梳留发辫，有的头戴平顶盔，有着战袍，有着甲胄，有立式，有跪式，有官吏等等，俑身旁发现所持象征性兵器或盾牌等遗迹。4匹陶马，均泥质灰陶，立姿，并列西向。陶马分头、身、四肢、尾四部分组成，头与身均系双棱制作，四肢和马尾用模子做成实心，然后粘接于马体之上。
　　狮子山陶俑全部为模制，但制作所用陶土并非本地所产，制作场地尚不清楚，制作时也采用双体制作的方法，烧制出的兵马俑当年全部都经彩绘。
　　狮子山兵马俑从葬坑，根据发拥者的推测，其主人可能为西汉早中期的某代楚王(15)。其性质为送葬的俑群。
　　景帝阳陵兵马俑；发现于1990年5月，在汉景帝阳陵陵园南区，兵马俑从葬坑范围东西320米，南北300米，区域内共分布俑坑24个，坑作南北向的长条形和“中”字形，由东向西排作14行，行距20米，每行坑数不一，最少1个，最多6个。坑宽一般为4米，个别坑也有宽10.5米的。深度约7--8米。坑长度不等，可分为大、中、小三级，最长的坑南北291米，最短的约25米，中等的也在120米以上。这组从葬坑均作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原来坑底横铺木板，侧垒枋木，上盖棚板，再覆席子，最后，回填黄土。考古工作者抢救性清理了第6、8号坑，先后正式发掘了第l7、16、20—23号坑。坑内除出土木质彩绘车马和木俑外，还出土大量的彩绘裸体陶俑和当时绘这些陶俑所配备的模拟品兵器等。现经清理部分的第6、8两坑和第16、17号坑就出土完整陶俑90件，俑头537个，按此推算，若24个坑全部清理，其陶俑数量甚至会超过秦始皇兵马俑从葬坑的秦兵马俑总数量，据早年担任阳陵考古队队长的王学理先生讲，同南区一样，在阳陵西区还布局有相似的14排21个从葬坑。这种西、南从葬坑对称情况值得探讨。
　　出土的陶俑均男性裸体，除发、须、眉、眼涂黑外，通体呈橙红色绘彩。缺臂但肩部两侧有竖直的圆面，中间有一圆孔横向贯通，胳膊应是能移活动的木质组装物，俑通高62厘米，体躯修长，比例匀称，形象各异，表情不一。根据其身旁清理出土的麻织物痕迹，这些裸俑当年是身着丝绸或麻布衣服的，考古工作者称其为着衣木臂俑。近年在阳陵一些陪葬坑中还出土了很多同秦俑一样的塑绘俑。后来发掘者在这些着衣木臂俑和塑绘俑的步、骑俑中，还发现有女性俑。
　　发掘者认为，这批出土有兵马俑从葬坑的属主应是景帝刘启，从葬坑属阳陵陪葬坑的一部分(16)。汉陵考古队考古专家认为它象征着汉朝当时的“南军”和“北军”。
　　以上四批秦汉兵马俑考古资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装束为战袍、铠甲，配备各种兵器，一望而知这些俑是军人形象，决非一般的俑相，所以才能称之为“兵马俑”。虽然，他们都是兵马俑，但我们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不管是从葬的形式、内容、数量、形体，还是彩绘风格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如从葬形式，秦兵马俑坑底部铺砖，顶上搭盖棚木，形成有地栿、立柱、枋木、棚木等甚为考究的地下室建筑，而汉兵马俑坑仅为一般的土坑、土洞，阳陵兵马俑虽也有木框架结构，但较之秦俑坑也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秦兵马俑形体大小仿照真人真马，战车及兵器多为实用器，而汉兵马俑则体型小，手中所持兵器多为象征性的模拟品等等。这些都与当时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17)，他并灭战国群雄，结束诸侯割据，完成统一大业，创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以为自古莫及引。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18)，就是他的唯一愿望。因为秦人自从商鞅变法以来，一直追求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秦始皇，依靠武力统一中国后，更是权力至高无上，唯我独尊，高大的秦阿房宫，雄伟的万里长城，无一不是这一追求高大的价值观的物质文化反映。宏大的秦始皇陵墓、众多的从葬兵马俑这些奢侈厚葬之风，与秦国的统一及秦始皇生前图大尚多的价值观又是多么的相称。所以我们说“秦朝是短促的朝代，但又是极其重要的朝代。案始皇是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皇帝。秦是文化的摧残者，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先进者(19)。作为象征皇权的艺术载体的兵马俑，不管在题材上还是内容上，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有非凡政治才能的汉高祖刘邦，他出身农民，懂得农民的疾苦，又身为亭长，懂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取得政权后，在全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采取压抑商贾、提倡节俭的措施，令商贾不得着丝绸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使得在惠帝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西汉前期的“文景之治”。那么，汉陵中小型的兵马俑和不大讲究的埋葬方法，也应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相对秦陵而言，显属“薄葬”。总之，西汉前期实行无为政治，让人民获得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这不但对中央政权的巩固有决定作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在丧葬制度中也有体现。
　　秦汉兵马俑从葬作用的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秦兵马俑产生于秦强权政治之下，汉兵马俑产生于汉无为政治之下。从意义上讲，它们都是陪葬品，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并不能说明都是陪葬品，其作用就是相同的。这首先要搞清古代陪葬制度的历史渊源，然后还要分析秦汉帝王统治者的思想属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秦汉兵马俑从葬作用的异同区分清楚。
　　陪葬制度渊源于人们的灵魂不灭观念。在阶级出现以前，表现为原始意识，当时人们的意识中确信灵魂是附着于人身的神灵之物，人的肉体免不了一死，灵魂却能永生。像半坡人小孩死后的瓮棺葬，瓮棺上就留有供灵魂出入的小孔，一些大人墓葬中撒有赤铁矿粉，又似与血液或辟邪有关。那时的人们将自然、人、艺术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其原始的艺术是用对生命最真诚的感受和最虔诚的热情去表现的。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原始意识与封建迷信渐渐地糅合在一起，出现了陪葬制度中随葬品多寡悬殊的现象。所谓灵魂不灭，就是相信人死后，地下幽冥世界如同人世间，认为灵魂还会像人生前一样生产和生活，特别是统治阶级，他们生前龟肉百姓，作威作福，死后仍想要继续过着同样的享乐生活，于是在丧葬中就大肆铺张，极尽奢侈之能事。秦汉时期，更加突出了墓葬中随葬品写实性的特点。从葬物多有珠玉珍宝，有印绶、有金钱财物、有食物、有饮食用器、有日常用器、有乐器、有兵器、有鸟兽鱼龟牛马虎豹生禽，有偶车马桐人及一切伪物(20)，也就是说，凡生人所用之器，在墓葬中不可不有。秦汉兵马俑从葬坑其根源也是产生于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考下面有关学者的论述：“葬仪制度是古人信鬼神的观念形态的反映。认为神鬼的生活和人间一样。人生前有衣食住行之需以及音乐之好，鬼神也要有。统治者生前有防卫、战争之备，死后也要有，因此，随葬物有衣食、棺椁、鼎簋、钟磬，以及车马、卫队、戈戟……等等。”“生前以大批的军队屯卫京师，死后要以大批的兵马俑群陪葬”(21)。“兵马俑是军队的象征，它是秦始皇帝为自己设计的地下王国的军队”，“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国家武装力量”(22)。“秦始皇帝驱动着这些英勇的士卒，完咸了统一大业，他死后，则将这些人安排在墓道之旁，使他的灵魂在‘天国’中能够安心。因此，他在秦陵东部以军队屯聚的形式，安放了三个兵马俑坑，以象仪卫。”(23)正是因为当时人们缺乏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把神鬼则看成是在冥冥之中掌握一切的不可知的力量，由此产生了怀疑感和恐惧感，这些感觉成为后期宗教意识和丧葬文化形成的一个条件。
　　秦始皇的雄心最为显著的证据是他选择了皇帝这个称号，他把自己置于人间宇宙包括神灵宇宙的主宰地位，他统治时期的六国宫殿、阿房宫、万里长城等等，都在显示着秦国的气势和强大，象征着秦皇的权势和尊严。统一后的五次出巡，禁军护卫，声势显赫，意在宣扬他的“皇威”。生前如此，死后也不会放弃对自己权势和尊贵的炫耀。据史书记载，始皇初即位，就有计划有目的在骊山为自己营造坟墓，动用人力达70万人次之多。有神秘的地宫、有高大的封土堆、有内外双层城垣、有铜车马坑、有兵马俑坑等等。正如《吕氏春秋·节丧篇》所说：“国弥大，冢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园建制是“若都邑”的咸阳都城的缩影(24)，也有学者最新提出“秦始皇陵布局结构……只是宫室、宫城建筑的一般性象征”(25)。根据近年的考古钻探和研究成果，秦始皇陵地宫正门在东，那么，布局在正门之前的兵马俑，其作用显然是为了保卫秦陵地宫，为了阴间世界秦始皇灵魂的安宁。不管秦陵布局是像都城还是像宫城，都不影响兵马俑的作用是秦陵的守陵卫队这一结论。统一战争中，秦国杀了那么多人，对于生前就有信神、怕鬼思想基础的秦始皇来说，地下冥冥世界中的神鬼，也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所以说，北京大学赵化成先生提出的秦陵兵马俑“大概还起着威慑与阻挡那些来自东方六国的在战争中被残杀的无数冤魂屈鬼，从而起到保卫秦始皇地下之灵这一作用吧”(26)，还是很有见地的。
　　与秦陵兵马俑陪葬作用不同的是，汉兵马俑体现的不是守陵而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在丧葬制度方面，汉人虽然也较之前代厚葬之风盛行，但汉人对人生死却有较客观的认识，“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目存之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死也不为戚。失之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仅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滋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见形之灭，乃有掩埋穵之制。”(27)。“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28)。这些都比秦始皇的信仰和思想属性要进步的多。如果我们再把秦汉社会整体比较一下，不难发现，秦注重军事，汉注重生活。这一特点，不能不反映到丧葬制度方面。所以说，同阳陵的猪、羊、牛、犬等动物陪葬坑一样，汉陵从葬的所谓兵马俑坑，其作用也仅仅是在体现皇家贵戚的财富所有。再者，经过西汉前期几十年的养民生息，汉帝国正值封建盛世，各种有利的条件和经济实力成就了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经济起步与繁荣，使人们在和平年代追求的是贵重、稀罕和奇特，并非暴秦战争年代的进攻或防守那些带有军事性质的意图。另外，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收获，汉景帝阳陵墓向也是朝东，即正门在东，但从葬的兵马俑坑，却布局在陵墓南区和西区．在正门前无兵马俑设置，也说明了它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守陵。还需要指出的是，秦兵马俑从葬以五尊之主的帝王所独有，而汉则除帝王用兵马俑从葬外，一些文武大臣诸侯也可用兵马俑从葬，杨家湾、徐州狮子山即如是。
　　综上所述，秦汉兵马俑都是古代“事死如事生”观念在丧葬制度中的反映，它们都分别象征着两个时代的武装力量，但秦俑是以军阵的形式，布列于陵墓正门之前。作用为守陵无疑。汉俑则以非军阵形式，又不置于陵墓正门。所以说，并不具备守陵的作用或意图，同其它陪葬坑一样，显示的只是拥有和“财富”的意义，这也就是秦汉兵马俑在从葬作用上的根本区别。
　　秦汉兵马俑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
　　秦汉兵马俑的异同，宏观上与前述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帝王的思想属性等密不可分。若欲进一步明白它们的差异，还必须从微观上对两个时代兵马俑的制作工艺、雕墪艺术、彩绘风格等等做一番分析。
　　制作工艺方面，秦俑采用模塑结合以塑为主的手法，高大的俑体，主要依靠手工泥条盘筑法来完成。汉俑则全部采用模具的制作方法，合模分件制作显然也与其个体小有关。这种不同的制作工艺也就产生了艺术效果的不同，秦俑高大厚实而汉俑却矮小纤细；秦俑千人千面，个性突出，汉俑则雷同者多，给人以如出一模之感；秦俑个个好像有着神气，勇敢威严，汉俑则显程式化、呆板化，体现共性多一些，使人觉得伪饰者多；秦俑与真人大小一般，配备的兵器是实战兵器，战车是实战车辆，汉俑不但个体小，配备兵器也全为模拟品，属完完全全的冥器。这一切，不能不说明，秦汉兵马俑在制作工艺方面存在有缺环，造成这一缺环的主要原因，大概与制作这批兵马俑的目的并不是作为艺术品去弘扬有关。但有一点，秦汉兵马俑在制作上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当时兵马俑都是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专供从葬之用。两个时代当时都集中了最杰出的并且一定数量的雕塑师匠，才显示了如此规模，这在同类陪葬品中是很难见到的。每一件兵马俑都展现着秦汉雕墪艺术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手法，使每位观赏者从不同视角都能感受到艺术内蕴的威力。这些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秦汉时期人们生活的情况，看着它，当可想见那流失的时光下的人生，可以联想到当时制作兵马俑的规模和场景。
　　雕塑艺术方面，秦俑体现以写实为主，汉俑则多带有写意风格，秦俑与真人大小相同，不管从身份、兵种、年龄、职能，还是从地域、面部表情等方面都客观忠实地反映丁秦军生活和军人风貌，汉俑通过简单的模制方法，作出形似人形的高仅40—50厘米的小俑，以抒发出作者的胸臆。所以，有学者提出秦俑是中国古代雕塑写实主义的典范(29)，也有学者提出它是中国古代圣贤与工匠制造的遗觉意象的辉煌(30)。我们认为秦俑“大”“多”“真”“美”的艺术特点，就充分反映了其雕塑艺术的写实手法，若仔细观察秦俑，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最能代表秦俑是采用严谨的写实手法的是秦俑头上的发髻和跪射俑鞋底的针脚，陶俑挽髻的走向及一丝一丝头发都缕缕刻出，俑鞋底两端密中间稀的针脚，更是现实生活中手工针纳鞋底的真实写照，汉俑在这一方面则多采取写意一下即可的作法，甚至省略贴泥刻划的雕塑工艺，仅以涂色描绘所代替(31)，其写意风格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彩绘风格方面，秦汉兵马俑也差异较大，首先在彩绘工艺方面，秦俑是在施彩之前，首先于兵俑、陶俑通体涂刷一层生漆，而汉俑则是直接在兵马俑身上涂以色彩。从目的上，秦俑涂彩是为了表现面部、服饰等不同颜色，而汉俑则是依靠颜色的描画来弥补雕塑工艺的不足(32)。从色种上，秦俑有朱红、粉红、枣红、粉绿、黑、白、蓝、赭、紫、黄等十余种，而汉俑多见红、白、黑、绿、黄等，显得没有秦俑那么丰富。从视觉上，秦俑具有浓艳厚彩的风格，表现出浓而不浊、艳而不俗的色泽效果，汉俑则轻描淡写，简练抽象，表现娴静、祥和的气氛。秦汉兵马俑彩绘艺术风格方面的共同特点是，把外形雕塑与彩绘有机结合起来，怡到好处，使之达到互相衬托的境地，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审美风尚和制陶工匠的非凡技艺和智慧。其清新明快，彩绘均匀且浓淡有别的色彩情调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到现在仍有学习和借鉴的价值。
　　另外，由于个体大小差异悬殊，在质地与烧成温度方面，秦汉兵马俑也有很大不同。秦俑胎壁厚实，胎质夹砂，故硬度高，重量大，吸水性差。据测试，其烧成温度在900—1050℃之间(33)。汉俑泥质灰陶，胎质较松，硬度低，重量小，当为入窑低温烧成的产品，笔者未见汉俑烧成温度的资料，推测其烧成温度当在900℃以下。
　　在雕塑艺术总的特色上，秦俑以军阵形式、风格硬挺、饱满有力、气魄雄伟，给人以深厚含蓄、耐人寻味的美感，如将军俑形象，昂首挺胸，威严、神奇逼真。陶马昂首竖耳，张目前视，马口微张，脑后马鬃竖棱突起，马尾卷曲打结。马牙6颗，体现其正值青壮年时期。从俑到马，秦兵马俑体现了一股征服天下的凛凛威气。汉俑以集中的形式，高不足米，身材修长，脸上宽下窄，面颊圆润丰满，眉清目秀，神态安祥，样子很憨厚，多带儒气，给人一种恭敬、祥和的感觉。汉马与俑一样，也系模制，同秦马相比，则是温顺多于雄健，据说阳陵骑兵俑中还有女性陶俑，也就是说，汉兵马俑从人到马，均处于一种安闲的气氛之中，体现了汉王朝包容一切的泱泱大气。汉阳陵考古队队长焦南峰先生说“秦俑是战争年代的军队，汉俑是和平年代的军营。”此话也含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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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秦俑考古队：《临潼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3期。
　　③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2期。
　　④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
　　⑤王仁湘：《太阳神：旋纹装饰的史前人形艺术作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考古文物版。    
　　⑥王仁湘：《太阳神：旋纹装饰的史前人形艺术作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考古文物版。
　　⑦贺西林：《继承、融合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兼探秦俑写实主义艺术渊源》，《文博》1987年1期。
　　⑧《遥远的祭坛》，《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日视点·人物版。
　　⑨王仁湘：《太阳神：旋纹装饰的史前人形艺术作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考古文物版。
　　⑩秦俑考古队：《临潼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11)刘占成，《秦俑军阵再探》，《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陕西省考古学会编，1991年。    
　　(12)秦俑考古队：《临潼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13)张仲立：《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论》，《文博》1990年5期。
　　(1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3期。
　　(15)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2期。 
　　(16)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
　　(17)贾谊：《过秦论》。
　　(18)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3期。
　　(19)《中国通史》第二册P35。
　　(20)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第六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21)袁仲一：《秦陵兵马俑的作者》，《文博》1986年3期。
　　(22)李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文博》1986年5期。
　　(23)春材：《跪射俑考》，《文博》1986年4期。
　　(24)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又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25)赵化成：《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远望集》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26)赵化成：《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远望集》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27)《后汉书·赵咨传》
　　(28)《潜夫论·浮侈篇》。
　　(29)参见袁仲一：《秦俑艺术》《艺术论丛》第三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李鼎铉：《秦兵马俑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文博》1985年1期。张文立：《秦俑的写实艺术》《陕西工人报》1990年9月20日和1990年11月8日。
　　(30)孙宜生：《重构“意象觉”》，《美术学论文集——西安美术学院5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31)呼林贵：《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文博》1987年1期。
　　(32)呼林贵：《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文博》1987年1期。
　　(33)《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