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秦汉兵马俑是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它在引起世人惊叹的同时，学术界也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它的成因或性质，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大体可归于三类：(1)象征墓主所掌握军事力量的陪葬坑；(2)送葬军阵的模拟；(3)纪念碑式的建筑“封”。不同的看法当然是由于资料的不充分所致，因此都带有推定的成份。笔者对秦汉考古是外行，但在最近翻检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感到这一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兹不揣孤陋，提出一种也许是十分幼稚的想法，以期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迄今为止，大型的兵马俑组群共发现有三处，一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二是咸阳杨家湾兵马俑，三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兵马俑。景帝阳陵虽也是武士俑群出土，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以上三种有异，很难目为同类。从表面上看，三大兵马俑群的制作时间都集中于秦和西汉早期的百年内外，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以后仍有可能在此前后的墓葬区内再发现，但不会突破秦和西汉这一时段)，不仅不涉及其他时代，而且从现有材料看，即在秦权时代的大型墓葬中也未能普遍存在。文化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历史上的文化现象都具有悠久复杂的起承转合关系，既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出现，也不会立即消失，只是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进化、播化和涵化形式。这启发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秦汉兵马俑起因的线索。
　　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论及商代的军队组织，曾引用安阳殷墟第13次发掘的材料，在洹河南岸的乙组宗庙遗址前面发现有规则的排葬坑，考订其中车兵步兵编排的情况是：
　　一、车部，以车为中心，以徒为附从。车共5辆居于全部的中间，分为左中右等3组。中组在前，3车呈线性排列，每车3人2马，各人有一套弓、矢、戈、刀、砺等兵器。左右两组各1车，在中组后，每车3人4马，每人各有一套兵器。车上3人，前l后2，亦可分为中左右。策在中间，知御者居中，弓在右边，知射者居右；戈在左面，知击者居左。
　　二、步卒，亦分为左中右3组。中组在前，即车之前方，相当后世所谓“前拒”的地位。横列5墓，每墓5人，合共25人，这是附属于战车的步卒。
　　杨先生的材料来源于石璋如先生发表于《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一文。据石先生的叙述，殷墟的宫殿区和陵墓区分别在洹河两岸南北对峙的两个河湾内，宫殿区在洹河以南，即今安阳小屯村北。这一区域共发现50多座建筑基址，又可自北向南分为甲、乙、丙三组。乙组基址中部的乙七、乙八是两座纵横相交的丁字形建筑，据考订正是晚商的宗庙所在。以上所谈的有规律的排葬坑，正是在乙七的正南，乙八的西南，代表一个车阵，被称为北组墓葬，“正中为五个车墓，即所谓中心车队；中心车队之前，另有三个横墓，呈犄角之势；横墓的南边为五个五人墓，即所谓车前队。”“这个排列形势，很显然是有计划的布署。人的躯向大部向北，马的驱向大部向南。从全部形势观察起来，整个的布署好像作全队向南前进的姿态”。另外，在车的两侧，共有祭祀坑47个，东面为车左，为34位全躯葬；西面为车右，为125位被砍头的战斗武士①。
　　假如说宗庙前边的“北组墓葬”代表一个车阵，那么再向南面的“中组墓葬”则代表了一个步兵方阵。它共有12行墓葬，除第1行仅有2墓(据推测为领军的特殊人物)外，其他各行多为10墓左右，正好组成一个正方形。这个方阵由左、中、有三队合成，右队3行计155人，左队3行计55人，中队5行计81人。每队都有一座单人墓，其他墓则合葬若干人。人架的葬式有俯身，有仰身，有跪葬，有断头葬，多伴随兵器。对于以上北、中两组分布密集有序的排葬坑，石璋如先生的结论是：“从殷墟第13次发掘得知，乙组宗庙遗址(乙七、乙八)前面的一群祭祀坑，是按照一定的军事组织和作战部署排列的。大体说来，以步卒列为方阵居前(中组)，以车队及其所属徒兵随后(北组)。”“彼此的配合是步兵在前，车兵在后，步兵成方阵，车兵作3列，按着右、中、左的排列”。而这种排列正是卜辞所载“王作三师，右、中、左”那种商代军事组织的象征表现形式。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整齐的排列、系统的组织”的军阵形式为什么会独独出现在殷商的宗庙遗址前面?
　　首先上古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戊”，祀与戎往往密不可分。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格局下，宗庙不仅供奉王之先祖，而且是重要的行政场所。当时作为关系家国安危的军事行动，照礼在出师前要在宗庙向祖先请示报告，叫作“受命”；然后，通过“庙算”确定作战方略，还要在太庙“发令”和“授兵”给战士。军队出征，要载庙主和社主从行。战胜之后的“告捷”、“献俘”“告擒”等仪式在宗庙举行，战败或其他重大灾难则要“哭庙”。因为在贵族政治之下，统治者以宗主的身份出任军事统帅，他也只能借祖先的名义和神力来统一贵族行动，增强凝聚力。所以当时宗庙被放在重要位置，“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者而立庙”②，殷商的宗庙正处在都城宫室居住区(甲组)之南和祭天之坛(丙组)之北的中心位置。如此，在宗庙奠基或落成的时候，把这种军阵形式的排葬坑来作为国家军队的缩影以祭祀宗庙祖先，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其次，这种放在宗庙前面的军阵形式的“祭祀坑”与殷墟洹水以北王陵区的“殉葬坑”不仅性质不同，内容和形式也有差异。后者“事死如事生”，是按照死者的生前环境来作象征性的安排，其所有的车马、殉人和兵器，充其量是武装侍从，而不是整个商朝王师的象征。如西北冈Ml001，墓底9个长方形小坑，中央坑的殉人持大型石戈，其余墓室和椁室四角各一殉人皆持铜戈，9人中5人俯身，4人侧身，皆伴一犬，这应是墓主生前近身武装侍从的殉葬，以防御鬼魅侵犯主人。在主墓的东侧有人坑22个，马坑7个，共殉人68，殉马18匹。这充其量是墓主人的宫廷卫队，也很难构成军队组织的阵形。这种殉葬坑与前边的祭祀坑不同：第一，其离墓主人很近，或同穴或异穴，即使异穴也在近旁。第二，殉人不超过近亲、近臣、近侍的范围，往往与墓主人生前关系密切，不是有组织的军队。第三，殉牲往往被埋于车马坑中，车马主要供墓主人出行，兵器的作用也是警卫。
　　最后，在王陵区也有供祭祀的排葬坑，其数量也很惊人。尽管现在关于古代有无“墓祭”的问题仍在争论中，但可以看出这种陵墓旁的祭祀是客观存在，只是应与在宗庙对祖先的正式崇祀加以区别。殷墟西北冈东区等地排列整齐的祭祀坑，第一所用之人牲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和儿童；第二所用物品既有青铜礼器也有陶器、谷物、贝和麻丝织物；第三所埋动物多数是马但也有象、狗、猪、羊、猴、狐、鸟等，十分驳杂；第四祭祀对象并非从属于某个商王陵而是对祖先的泛祀。由此看来，这种祭祀坑与宗庙前边的祭祀坑有很大不同，很难构成军事内容。
　　先秦时期，像殷商宗庙遗址前那种军阵形式的祭祀坑似乎是一个特例，那么它能否构成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远源呢?二者形式上的相近(一个用真人真马，一个用陶俑陶马)能否推导出性质上的相近，即秦陵兵马俑也是为宗庙(自然是秦始皇的陵庙)而建置的大型祭祀坑呢?
　　当然，殷商和秦朝中间横亘着西周、东周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有着如秦人东来说学者所认为“秦墓的葬制及宫室制度有与殷商相似的文化特征”，但二者文化上的直接继承仍然是困难的。问题在于周人也并非抛开殷文化而另外新起炉灶，看《逸周书·世俘篇》周宗庙行献俘大礼就完全搬用殷制。另外，殷商人祭人殉，周代的人殉制最初也十分流行，沣西车马坑中用人殉葬的比例之高并不亚于殷墟。相反秦人在春秋以前不存在人牲人殉，看凤翔雍城秦国寝庙建筑群基址，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内容以牛羊为主，人牲仅极少数。受东方的影响，秦从武公开始用人殉，秦穆公时达到高峰，一次从死177人。这种潮流一直延及秦始皇，文献说骊山陵殉葬宫人工匠数以万计，考古则在内城东北角和东南方分别发现陪葬墓20多座和17座。这种从殷王陵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殉葬形式，或者与墓主同穴，或者在陵园内，总不远离坟墓。
　　在墓葬文化的演进中，变化也是有的，这就是以俑代替生人为殉。目前从考古上看，俑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山西长子牛家坡1号墓，“椁室北侧和主棺前端随葬木桶4件，木俑与3具殉人呈旋环形摆放”，明显带有过渡性质。此后木俑、陶俑、石俑等大量随葬，这种文化上的进步，是使秦陵兵马俑能够出现的必要条件。兵马俑在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出现，还由于秦国特殊的文化氛围。秦人和商人都是崇力和尚武的民族，刘军事力量有一种格外的偏好，这是他们的相通之处。尤其是战国后期的秦国，在法家的影响下，通过军功爵制使国家体制军事化，军队被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秦陵兵马俑出现的另一前提。现在问题是，秦人不惜代价在秦始皇陵旁边修建这么一座大型兵马俑坑，它在当时的实用价值究竟是什么?
　　目前在关于秦兵马俑军阵性质的讨论中，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展示力量的陪葬坑。问题在于它距离封土达1750米，二者联系过于松散，不符合一般从葬惯例。尽管秦始皇自视为千古一帝，好大喜功，但他并不是整天生活在军队戎阵之中。古代修建墓葬的原则是“事死如事生”，帝王一般需要的是把他原来生活的内容移入地下，包括衣食住行和游玩、仪仗、警卫等，而这些在封土内外都已经包容。现在若把象征国家力量的庞大军队纳入帝陵陪葬，总使人觉得不近情理。所以我认为兵马俑军阵有可能是秦始皇陵庙的祭祀坑。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大多数专家都同意蔡邕《独断》的看法，即秦始皇陵只有寝殿而没有陵庙，陵庙起源于汉惠帝为汉高祖所建立的原庙。但仔细分析，其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一是根据礼书，君主生前前朝后寝、死后宗庙也仿照宫殿，前庙陈列神主，供子孙朝拜和祭祀，后面设寝陈设家具和生活用品，是生活起居之地。所以根据秦始皇陵园座西向东的格局，杨宽先生认为寝殿应造在陵墓的西面。而现在被判定寝殿所在的建筑遗址在陵园内垣墙的北半部，与礼制不合。而且在陵墓西边的建筑遗址中发现有陶文“丽山食官”的陶壶盖两件，说明此处是掌管供奉饮食的官署所在。两辆象征死者出巡的铜车马也发现在陵墓封土西侧17米处，这都可作为杨宽先生论断的佐证。
　　二是《礼记·月令》疏日：“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但庙制有东西厢，有序墙，寝制唯室而已。”《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日庙，无东西厢有室日寝。”可是现在被认为寝殿的建筑，中间为高台基，周围有回廊，面积约3500平方米，几处建筑基址既相连接，又为公墙所隔。所以有人认为“似不象寝殿，倒是接近祖庙一类的建筑”③。秦始皇陵园平面是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而现在发现东西并列的四座建筑遗存，却正处于陵园的中心部位。根据“国之中建宫，宫之中建庙”的礼制传统，这些建筑究竟是寝还是庙确实仍值得研究。
　　三是按照《独断》等文献的说法，陵侧设寝之制始于秦始皇时代，在陵园之旁设立宗庙始于西汉惠帝时，这也已为考古发现所否定，属于战国晚期的案东陵1号陵园不但墓上设有享堂建筑，而且陵的附近也有大型宫殿类地表建筑。根据杨宽先生的说法，陵墓边侧造寝，陵园附近造庙的制度，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楚、中山等国都已经实行。比如秦昭王陵在芷阳，即今西安市东北灞河弯曲处的东岸，正当汉代长安城之东，秦昭王的庙在樗里疾墓(汉长安城未央宫东武库处)的东面，二者相距不远。楚国祖先的庙也和祖先的陵墓造在一起，白起焚烧夷陵，范睢说白起“焚其庙”，吴师道《战国策补正》曰：“焚其庙，即所谓烧夷陵先王之墓也。”④至于叔孙通建议汉惠帝为高祖建原庙，究竟是他的发明还是袭秦所为，史、汉未明说，但叔孙通原为秦待诏博士，其为汉定园陵寝庙仪法，乃“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很有可能是汉承秦制。看《三辅黄图》，太上皇既有庙在长安故城中，又有“寝庙园、原庙”，如为刘邦建，自早于惠帝时。
　　四是秦始皇二个七年，在渭南作信宫，位置在后来汉未央宫的北面，后来又更名为极庙。所谓极庙按《史记索隐》是“为宫庙象天极”，是当时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反映。古代宫、庙二字通用，秦始皇也不可能生前为自己建造宗庙，所以极庙不过是一座新的朝殿。只是在秦始皇死后，二世才把它转为祭祀始皇的宗庙，尊为帝者祖庙，并且“道通骊山”。那么除此之外，秦始皇陵的附近是否还可能有陵庙呢?公元前209年，“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这里寝庙并列值得考虑。另马非百《秦集史》引《长安志》曰：“始皇庙在临潼县东一十五里，即露台祠，”现在始皇陵在临潼县东5公里，兵马俑又在陵东2公里，此庙正在兵马俑坑附近。如果有陵庙的话，其位置有几种可能，一是陵园内封土北侧密集的建筑群遗址，二是陵东北1．5公里处鱼池湾一处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600米的建筑遗址。三是陵园内城东北那个南北各有一门的长方形区域。当然，这都有待于整个帝陵布局和内涵的更深入勘查了解。
　　准上，我认为秦始皇陵应有陵庙的存在，而兵马俑军阵的作用或性质是对宗庙的祭祀坑。
　　汉承秦制，汉代也有两例兵马俑军阵被发现，只是形制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按眼下的勘查结论，其墓主一属于诸侯王楚王，一属于列侯周勃或周亚夫父子，帝陵的周围却没有发现，这很令人感到奇怪。狮子山兵马俑与楚王陵联系密切，据说位于主墓神道之上，原来还有建筑遗址，王恺先生说“疑为军队为死者送葬或祭奠的场面”⑤，我很同意。据传在狮子山的南麓和北侧也发现过兵马俑，在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楚王陵区，我认为兵马俑如秦陵一样，也属于陵庙的祭祀坑。
　　对于杨家湾兵马俑的墓主，如果目之为陪葬坑，人们自然会归结为其北76米的墓葬，推定为周勃或周亚夫。但二周以列侯这样低的贵族级别，且因失势而终局悲惨(周亚夫被下狱不食呕血死)，却死后哀荣，拥有如此的礼制待遇，不能不令人怀疑。如果我们换一个眼光，我认为这个兵马俑军阵有可能是汉高祖长陵原庙的祭祀坑。
　　高祖庙在汉长安故城中，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城25里。最初每月要在二者之间作一次“衣冠游”，因故叔孙通建议惠帝在渭北另作一原庙(陵庙)，衣冠出游就不再渡渭河到长安城中。原庙的具体位置不见于《三辅黄图》等文献，据考古调查说是在长陵以北380米处。根据前庙后寝的原则，长陵墓向是座西向东，原庙应该在墓的东方。此其一。西汉帝陵坟丘海边长150—200米(茂陵最长230米)，陵园平面方形，每边长400米左右。文帝以前，寝殿尚在陵园围墙以内，而陵庙则在陵园之外另造庙园。因此这处基址可能是寝殿而决不是原庙。此其二。衣冠出游，总要有一定的距离，原来要走25里之远，现在有了原庙，可以相应缩短游走距离，但也不能出门进门，数步之遥。此其三。西汉的陵庙规模很大，距离坟丘的距离远近不一，远达数里也非孤例。如据《三辅黄图》，惠帝安陵去长陵10里，惠帝庙在高帝原庙后；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文帝顾成庙却在长安城南；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乐游原，其庙在曲江池北。此其四。由此，我认为杨家湾虽然西距长陵4公里但仍在长陵的陵区之内，周围还有一些陪葬墓，高祖原庙建在这里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最终的论定还要依靠考古资料。
　　西汉帝陵中进行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和局部发掘的只有景帝阳陵，其中也有着衣铠甲的武士俑群，但都是在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是传统上那种警卫、仪仗意义上的殉葬从葬坑，与军阵形式的秦汉兵马俑不是一种性质。有人估计汉武帝茂陵也会有与其人等大的兵马俑出现，但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我们注意到，在西汉中期前后，社会上涌动着一股强大的非秦制颂周礼的复古思潮，随之墓葬制度也开始发生划时代的变化，砖石筑的横穴式墓代替了竖穴式土坑墓，随葬陶质明器代替了生活实用器，车马模型代替了真车真马，而且就埋在墓室墓道内，而不再另设车马坑。同样我认为，兵马俑坑作为秦制也会遭到批评而终结，但墓葬制度中的祭奠功能总还是要有的，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就体现为军阵送葬。《汉书》中明确记载享受“发轻车介士送葬至墓所”待遇的共有6人(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张安世、孔光、王凤)，而最早的则是汉武帝时的霍去病，前此未闻，兵马俑和军阵送葬，都是以军事组织形式，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工，共同的性质是祭奠崇祀，而不是从葬、陪葬和殉葬。
　　西汉天于是否也使用军阵送葬，史无明载，但看《汉书·礼乐志》那些在宗庙前演奏的《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不也正需要士兵排成一定阵势执矛舞盾以合成“古兵法舞乐”吗?这正是军阵送葬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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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台北1959年。
　　②《吕氏春秋·慎势》。
　　③无戈：《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④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复旦学报》1981年5期。
　　⑤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1期。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