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第一节 石刻名称
　　霍去病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功绩，对当时安定河西走廊的局势，扫清西域交通的障碍，都有重大贡献，尤以祁连山之役，战功最为卓著。西汉元狩六年(前117)病殁，年仅24岁。
　　汉武帝刘彻痛其早夭，为纪念他的战功，破例在茂陵东约1公里处，为霍去病修筑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巨冢，以军队护送灵柩葬于此。墓冢是运石为山，冈峦巍峨，杂植苍松翠柏，并于山麓草坡之间，设置了一批大型石刻，以模拟山深林密的险奇境界。这些石刻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人与熊、石人、伏虎、卧牛、怪兽吃羊、野猪、卧象、蟾、蛙、鱼(2个)、“左司空”三字、“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10字，共16件。其中有野兽，有驯兽，形态都非常活泼逼真。尤其对马的刻画，更是神采奕奕，健壮生动。
　　一、马踏匈奴
　　高1.68米，长1.90米，是霍去病墓前石刻群里的主体，富有历史性的纪念意义。马的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将匈奴侵略者踏翻在地，并用四条矫健的腿把他夹住。这一匈奴人仰面朝天，左手持弓，右手执箭，恐耸着胡须，蓬发纷纭，露出凶狠而又无法挣脱的表情。这件石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雕刻的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
　　二、卧马
　　高1.14米，长2.60米。马首平仰，右腿微屈，充分表现了马的健壮和起立一瞬间的神态。雕刻手法简洁，形象准确。这匹卧马显然是一匹转战千里，久经沙场的精骑。作品特意选取了这由静到动过程中转瞬即逝的情景，使观者感到静中有动，浮想联翩，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三、跃马
　　高1.50米，长2.40米。这是一匹气势雄健，充满着活力的战马，作者采用一块巨大的石材，将马的体形与石的天然形状配合得十分妥贴，依势雕刻而成，有巧夺天工之妙，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匹骏马腾跃时的一刹那动作，雕刻技术精湛，说明当时石匠富有敏感独特的观察力。
　　四、石人
　　高2.22米，宽1.20米。这件石刻人像，其艺术风格与“人与熊”石刻相仿，都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石人的比例关系更显夸张。它的头和一只右手显得特别大；仰头望天，右手掌置胸前。眼睛睁得特别大，但却呆滞无神，咧嘴露齿，脸部表情相当奇特。浪漫的形象，很令人费解。有人认为这是描写被缴械后的匈奴骑兵形象。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种石刻颇有独到之处。它对形体作了极度的概括与大胆。刀法奔放，似乎不受任何约束。但细看起来，却是很认真的作品。
　　五、人与熊
　　高2.77米，宽1.72米。这是一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以人与熊格斗为题材，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一幅画面。着重刻画了力士在荒僻的山间，仓猝徒手迎击野兽的非常凶险的事件。选用这一题材，也许为了表现祁连山深处那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状况，以喻扫清胡尘的战功来之不易。
　　这一石雕几乎是全部采用线、浮雕的形式，但它仍属于借用石块外形制作的圆雕一类。力士体形粗壮，高颡深目，隆鼻大嘴，耸起双肩，以铁钳般的巨手，用力搂住一头野熊，熊则紧紧咬住力士的下唇，斗得难解难分，在这生死的决斗中，凶恶的熊，虽然已经无能为力，后腿伸直，在作最后垂死的挣扎。力士面部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疼痛，而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同时石刻也反映了汉时斗熊的风气。
　　六、怪兽吃羊
　　长2.74米，宽2.20米。怪兽吃羊，是采用一块天然岩石，就石依势雕凿而成的。刻画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生死搏斗场面。怪兽是一个庞然大物，显得贪婪而凶残，它正在吞噬一只活羊，羊的一只角尚挠在怪兽的嘴边，小羊正在用尽力气作殊死的挣扎。通过这样的形象对比，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强凌弱、大吞小以及挣扎与反抗的启示。这两种动物性格刻画得很自然，气势森严，雕形浑厚动人，是一件艺术感染力很强的作品。
　　七、野猪
　　长1.63米，宽0.62米。野猪是经常活动在荆棘榛莽间的动物，作品所取的环境，是象征着祁连山人迹罕到之处，山深林密，自然会隐藏着一些凶猛的野兽，更能使观者想象祁连山战役之艰险。
　　这个石雕野猪，是选用一整块条石作材料来造型的。艺术风格明朗而粗犷。对野猪头部的加工虽然简略，但却刻画得非常传神。那三角形深陷的眼窝，显得凶残而狡狯，突出得长而尖的嘴，伏贴在地上，作品对口鼻作了一些变形夸张，刻画出带有窥探动静，随时准备突袭的表情。同时把野猪刚硬的鬃毛与坚韧的皮质表现得很醒目。整体的比例和结构都处理得颇协调，收到生动逼真的效果，可谓石刻群中的佳作。
　　八、蛙
　　高0.55米，长2.85米，宽2.15米。这块石刻是1957年新发现的。乍看起来好像是一方磐石，当你留心细看时，才能发现它的妙处。原来是一件匠心独运的艺术品——石蛙。全身加工的痕迹很少，尤如天然原石。唯对蛙的特征部位，利用石块的平面轮廓，作了精雕细刻。一对鼓得圆圆的眼睛，张着小小的嘴巴。磐石的底色似乎是蛙的天然保护色。“荷塘清且浅，处处听蛙鸣”的夏日景象，通过石刻的联想，就会浮泛在眼前。其意境含蓄幽雅，表现得极为巧妙。
　　九、蟾
　　高0.70米，长1.545米，宽1.07米。这石刻也是1957年新发现的。蟾，本属两栖动物，也叫蟾蜍，俗称癞蛤蟆，体肥，行迟缓，不能鸣，是蛙之大者。这件石刻是选用一块黝黑而微带深绿的天然有色原石雕凿而成，采取“以形写神”的作法。其造型具有夸张的含意。作品取材雅致，体形似蛙，有一对圆大的眼睛，嘴大，口中有牙齿六颗，齿粗大而显著外露。全身遍布有小小颗粒状疙瘩与小小坑凹均匀的互相配合，突出地表现了皮肤上无数疣物。
　　十、鱼(一)
　　高0.70米，长1.102米，宽0.445米，此件鱼形石刻，也是在1957年发现的，它是利用原石尖端刻出鱼头，并大致刻出尾、鳍等部分。
　　十一、鱼(二)
　　高0.70米，长1.10米，宽0.41米，这块石刻，背上平阶部分，疑曾作“座子”用，推想前一鱼形石刻，可知其用途相似。
　　十二、伏虎
　　长2.00米，宽0.48米。伏虎形象机警凶猛，全身刻有毳纹，显示丰满、轻柔和斑烂，尾巴自然而有力地卷在背上，更增加了活跃的气氛。
　　十三、卧牛
　　长2.60米，宽1.60米。这件石刻成功地表现了牛的驯顺、粗壮而有力的特点。圆睁的眼睛，肥大喘息的鼻孔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显得真实而生动。
　　十四、卧象
　　长1.89米，宽1.03米，高0.58米。这件石刻，是1957年整理霍去病墓时新发现的，象的长鼻和眼睛都作一些形象刻画，姿态自然，表现出很驯顺的性格。
　　十五、“左司空”三字
　　这件石刻，是汉代的官署名称，刻在厚0.64米，相当大的一块三角形的石头上。
　　十六、“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十字
　　这10个字刻在厚度约0.43米，宽约0.85米，长约2.18米的长方形石头上。
　　第二节 石刻艺术地位
　　霍去病墓石刻在中外学术界的评论、影响，其内容面广，意义重大。日本水野清一所著，杨励三译稿的日本京都出版的东方学报第三册特刊“关于西汉的墓饰石刻一霍去病墓的石刻”；顾铁符写的原载《文参》1955年第11期及王志云写的原载《文参》1957年第3期的“西汉霍去病墓石刻”等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一、石刻历史价值
　　日本水野清一，在其东方学报第三册特刊《关于西汉的墓饰石刻——霍去病墓的石刻》中说：“坟墓开始调查在1914年春，是由调查四川、陕西的赛尕兰(法国人)探查队作了最初的调查。”其结果在第二年由巴黎的“亚细亚学报”“(1)”及1917年上海的“王立亚细亚协会北中国支部报”“(2)”。赛尕兰君死后，1923年巴黎刊印的《北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图录》卷一“三”上部发表过的。加入1914年赛尕兰探查队的拉体鸠(法国人)，为取道渭水南岸，那时没有访问这遗迹。他到1923年5月随美国的比萧也实地调查过，把他们的记事都在《亚细亚美术》杂志“4”“5”上发表过了。……因而近由赛尕兰介绍在陕西兴平的装饰西汉大将霍去病(前141～前117)坟墓的石雕群，不能不说是值得充分注意的资料。
　　再就这坟墓以许多石刻装饰着的事，由今日的知识见闻说来，是最古的实例。
　　这些饰墓石刻，在中国雕刻史和墓制变迁史上，其所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石刻营造的年代确实，可以充分作为基准来研究。
　　二、石刻雕刻年代
　　水野清一说，拉体鸠和比萧的调查记事中也有若干的考察，但他们都没有怀疑这石刻营造年代的确实性，都承认赛尕兰最初指出的是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或者以后几年中造成的。
　　《史记·卷百十一》载：“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
　　顾铁符说，霍去病死在元狩六年(前117)九月，这一批石像的创作年代应当在元狩六年及以后的数年内。
　　三、石刻创作风格
　　王子云在《文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中说，祖国历史悠久，美术遗产特别丰富，在立体的雕刻方面，据现在所知最早的作品要算是陕西兴平县汉“茂陵”附近西汉抵御外侮的名将霍去病墓上的一批大型石刻。
　　水野清一说，关于这些墓饰雕刻样式，汉则(法国人)把简单化和容积，拉体鸠把古拙和写实性，比萧把圆雕的浮雕性都指出了，这都是正确的观点。
　　现在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茂陵石刻写实主义的发达和圆雕的显现，迄今所知道的只有西汉唯一独立的圆雕雕刻。
　　顾铁符在他所写的“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三)里说：“我们看了……霍去病墓上的九件石刻的石雕艺术作品，感觉到有以下许多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从题材方面来说，……中国在很早的古代就对马爱好，到汉代又更加注意，通西域可能就与马的需要有密切关系，如太初元年发戍十八万，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得善马三千匹，就是这次远征的目的；后来又得到宝贵的天马，这就充分说明汉代对马的重视。对虎这个题材，从殷墟出土的器物中有石雕的虎和虎饰的乐器，周代青铜器中也有虎形的容器来看，不可否认是有一定的历史性，汉代对虎尤为重视。上林苑、建章宫都建有虎圈，宫室以虎命名，如未央宫的白虎门、白虎殿、白虎阁等。
　　我们祖先对牛的利用也很早，在殷代已经盛行养牛，使用牛力、宰牛……，牛很早就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牛为艺术用品的题材，也就是很有自然的事。在“立功边疆”的少年将军墓上，把这种“战利品”性的神话的传说，来配合象征“征服者底骄傲”的“马踏匈奴”，雕成艺术作品，来点缀余威，亦无不可能。”
　　顾铁符又说：“除了题材之外，为了更深的了解这一批艺术作品，从技巧和风格上来考察它，也十分必要。中国古代的石雕，不采用多块岩石砌合雕刻的方法，而都是单独一块岩石雕成一件作品的。因此，采用石块与雕刻的关系很大。……中国自古以来有爱好自然美的传统，所以选取天然风化的岩块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与要求之下，当选取岩石的时候，选择的形态与设计比较接近的材料；或者将岩石形态与所要雕刻的题材，从设计上把他统一起来，这是势所必然要走的途径；才可以因势象形地进行雕刻，一方面解决材料对题材的限制，同时亦可以有意无意地留出一部分岩石的自然美来。这种手法在传说上是殷墟出土的某些作品上，或多或少已经有这种特点；在后世的玉器、果核、竹木雕刻上更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手法，这可以说是中国雕刻艺术独特的风格。在这里的西汉石雕上就充分表露了这一个特点。……
　　除此以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圆雕、浮雕、线雕的混合运用。这三种不同的石刻手法，从理论来说是有一定界限的。所以在欧洲及中亚等雕刻中，就绝没有混用的迹象，尤其线雕，它的特点是和绘画更相近，主要是来表示视觉的；而圆雕、浮雕恰巧是表现触觉的。……所以不同雕刻方法的混合运用，是中国雕刻传统中特有的风格。……同时亦是混用不同雕刻方法的技巧到非常熟练后所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总之，这许多石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充分表现民族的特点的。”
　　第三节 石刻评论
　　顾铁符1955年在《文参》第11期以“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为题，用了大量的历史石雕事实，批驳欧美九个学者——比萧、拉体鸠、赛尕兰、汉则、格留克等对中国西汉霍去病墓上石雕艺术，进行歪曲历史和诬蔑性的荒谬评论，主要论点摘录如下：
　　(一)
　　有人认为中国的石雕艺术是随着佛教的东来才兴起的，如果单凭南北朝、隋、唐的佛教造像的盛况来看，似乎也是事实，但自从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精美的石虎、石鹗、石人等之后，不可否认，远在纪元前十二三世纪，中国已经有了高度的石雕艺术，……又有人怀疑除了晚近发现的殷代作品之外，从殷到东汉这1000多年间的实物在那里，但西汉这一段时间的实物……西安附近的西汉石雕，就现在所知道的有两批。一批是西安城西约四十里的斗门镇附近汉代昆明池的石刻与遗址。
　　西安附近的另一批西汉石雕，在兴平县汉霍去病的墓前。墓西离武帝的茂陵近二里，西北与卫青墓为比邻。石雕共九件，集中在墓前近代新建的两栋廊房内。
　　《史记·司马贞索引》说：“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立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
　　所以知道这许多石雕，一向是在霍去病墓上的，是墓上陈设的一部分。霍去病死在元狩六年(前117)九月，这一批石像的创作年代，应当是在元狩六年及以后的数年内。
　　(二)
　　这批九个石像全是用火成岩雕成的，可能像东汉的石雕、画像都采用石灰岩来雕刻一样，是这一个时期雕刻选用材料的风气，现在将这些石像分述如下：
　　霍去病墓的9个石刻(只摘录四个)
　　(1)牯牛：长约2.60米，角不甚明显，头部很大，作反刍姿态，眼圆而有神，好象正观望，四足粗壮有力，屈伏作休息状，背部有线雕的鞍披，全身比例匀称，雕刻很工致。
　　(2)跃马：长约2.40米，头上仰，脸部微有残破，后肢弯曲，前肢举起，作开始跳的姿势，头部及背部雕刻得很工致，头以下到腿间，及腹下空间的岩石都没有凿去。
　　(3)马踏老人(即马踏匈奴)：长约1.90米，马很镇静地站着，尾一直拖到地。全身比例匀称，肌肉分明，很能表现出它的壮健，雕琢极工致。老人像横卧在马腹下，头伸出在前肢外，微向后仰，与马头上下相对，老人脸短而宽阔，鼻扁平，嘴上及两颊部是不很长的胡子。躯干就马腹下所留的岩石雕成，身段不高，足上屈，右手紧握着一只弓，作挣扎状。
　　(4)伏虎：长约2.00米，作潜伏状，些微向左，头部较大，口很宽阔，头部雕琢很工致，身上线条粗大简单，留有相当部分原来的岩石面，头及身上斑纹完全用凹线雕出。前后肢很粗大，全身壮健，形态凶猛，好像随时有起来搏食人兽的姿态。
　　(三)
　　中国文献在古代中，对秦至西汉这一段时期的石雕艺术的记载很多。……从这许多材料知道，秦到西汉这一段，是中国历史上石雕艺术很盛的时期。
　　我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从遗留下来的大批实物资料来看，商、周这一段时期的主要风格，就是追求形式的庄严与匀称，在装饰化的道路上发展。自从战国到秦汉，由社会经济的飞跃进步，造型艺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从拘束、谨严的装饰意味逐步走向生动活泼的写实风格。所以西安附近的西汉石雕，正是战国以来写实风格的成就，在这些作品中如牛在休息，虎在潜伏，马的镇静，一个个都栩栩如生；如猛兽的凶暴，羔羊的挣扎，小熊贴在野人怀里所表现的亲切，这都是恰如其分的，表现了所要表现的一切。被踏在马蹄下的老人，从他头的后仰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他不可挽救的命运，但紧紧握住了他手里的弓，说明他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这更是深入内心的刻画。在这些作品中，虽然题材不一样，但真实感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写实风格，在这数百年逐步成熟，到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新的高峰。
　　此外，秦汉时期石雕虽然已很盛行，但无论在陵墓、苑囿等石雕陈设上，似乎还没有固定的规格；在像的姿态上，也没有一定的限制，更没有成偶的要求。因此在这一段时期的石雕艺术，艺术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能自由发挥创作才能。这是西汉石雕特色之一。
　　最后，帝国主义分子所以要认为这些石雕和巴比伦、斯开泰有关，究竟为什么?对中国文化艺术缺乏认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所有帝国主义“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任何问题。如彩陶文化、洪水故事等等，都曾经说成是从西方传播来的。当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中，亦产生了各种各式配合侵略行为的学派。所谓“传播学派”，就是其中之一。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政治侵略的同时。他们就采取劫掠和侮蔑的手段进行文化侵略。所以帝国主义分子对这许多石雕认为与巴比伦、斯开泰有关，完全是荒谬的论调，是对我们的侵略行为。
　　关于王子云学者对“西汉霍去病石刻”评论摘要如下：
　　一、霍去病墓石刻的制作年代
　　这一批石刻现在已出土的共有九件，即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牛、卧猪、猩猩抱熊和形象奇特的猛兽等，都是和活的兽体积同大或更大一些的巨型雕刻物。它们的制作年代，依照霍去病的卒年，应是公元前116年左右。
　　二、霍去病墓主要石刻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一批巨型雕刻物，就它们整体造型的风格来说，是正确反映汉代强盛的国力。那种简练质朴和豪放不羁相互交织着的大气磅礴的活力，说明了2000年前雕刻工匠们是用着如何雄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了在祖国历史阶段中特别突出的一批初具现实主义的美术作品。
　　马踏匈奴：是一件在造型的解剖和动态上过分表现着古拙朴素的作品，当我们一接触到它的形象时，立刻就能体会到西汉造型艺术的特有风格。就以“马踏匈奴”这样一个题材来说，它是极其恰当地表现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完整性。由那马的昂首挺立，威风凛凛和被踏在马下的匈奴人狼狈挣扎的神态。都很正确地刻画出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形象的主要精神，并且形成了这两个形象的鲜明对照。
　　跃马：在制作风格上也是一件与马踏匈奴同样古朴遒劲的作品，虽然仅是就天然的石块像形雕出，而它的生动形态的掇取，充分表现出了马跃时顷刻间的特征。尤其是气势雄悍，好像是正在发出嘶鸣的头部，活生生的将一匹牡马劲健的性格全部刻画了出来。
　　第四节 石刻艺术评价
　　霍去病墓石刻中，如从艺术性上来评价，比较典型的作品要算是卧马和卧虎，这两件杰作的主要特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马和虎的内在精神、性格和不同形体的质量感。
　　先拿卧马来说，是表现一匹本来是卧着而现在正要立起的马的动的姿势，这是一个由静而动的十分细致的动作过程，富有天才的巨匠们，曾经在现实中仔细地观察了这一生动的动态，然后又智慧地，细心而大胆地雕凿出这一具有深意的题材。尽管形象拙朴，但一般的马所具备的活力以及健壮的体质，都在这样一个形象中表达了出来。更为突出的是全部造型的韵律感和体积感。马的头颈左偏，右前腿微屈，使整个的重大体躯显出生动而富有变化，并也增加了动的力量。而头部和身躯所雕出的大的体积的面，更表达了劲健的马所具有的气质特征。
　　卧虎的造性显然是另一种手法，因为在现实中虎与马的形象性格，都有着基本的区别，虎是一种凶猛而机警的野兽，它的身躯是轻健柔软，动作敏捷，这都是与马大不相同的。汉代巨匠早就具有这种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们以明确的手法将一个具有高度机警性的伏虎的形态，活生生地刻画出来，由于脊背上露出的卷尾，更增加了虎的凶猛和傲睨的性格。而全身肌肉，柔中有劲，饱含着这样一个野兽所特有的精神。
　　卧牛和卧猪也都是写实的作品，在造形技法上，虽然不够生动，但如作为一件远在两千年前的汉代艺术品来看，它的创造性仍然是值得惊异的。卧着的牛，本来是一个笨重的形体，由于雕工的概括手法，用大面积的体积表现，使得它的艺术性加强，对于牛的体躯质量和它的迟钝性格都能典型的刻画出来，如拿它和卧虎、卧马详细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这三个不同性格不同形体质量的兽类的显著区别。
　　最值得惊奇的是这些巨型雕刻物，都是由富有才智的工匠们很形象地利用天然的岩石块，加工雕刻成的。尤以跃马和怪兽，都是就原石块略施刀凿即成的杰作。并且由于这种卓越的手法，很巧妙地表现出动物的特征。一般地说，这些雕刻作品的制作特点，在技法上是能概括地掌握了大的面，使得体积感特别突出，在艺术上它们所显示的是质朴浑厚，含蓄着生命的活力，反映出中国汉代艺术特有的强壮气质。
　　汉代的美术，一般是描写现实生活的，如明器、俑像和墓室、墓祠的壁画刻石等。而霍去病墓刻石，制作的年代既早，艺术形式又完整的圆雕，虽然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形象比例不够精确。但其主要特点即能在丰富的题材上，鲜明地表现出形式与内容一致，并且主题明确，表现有力等，都是很成功的。由于它的质朴浑厚，充满着蓬勃的朝气，更开拓了中国美术进一步发展的广阔道路。因此这一批2000年前具有现实主义作风的雕刻遗产，不仅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珍宝，并且得到国际的盛誉，是完全有理由的。
　　第五节 捍卫石刻艺术价值
　　霍去病大型石刻——跃马，是2000年前中国汉代工匠们的独特表现，开创古代石雕艺术的先例。
　　但60年代初期的一天，前苏联一个文化代表团到茂陵参观，一位俄罗斯学者指着石刻跃马，说这是高加索马，中国没有高加索马，这个石刻是中国的前人从苏维埃偷的。当时茂陵文管所的所长听到这种信口雌黄的诬蔑之词，怒从心起，他郑重而严肃地对那位“老大哥”说，“我所现存这批石刻中，马的雕塑原型确有高加索马的成份，马种是你们的，但工匠是我们的，不信吗?这里有当时主管囚徒和工匠的官吏‘左司空’石刻为证。可能你们会问，中国古代的艺术巨匠，何以能刻出高加索马的形象呢?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霍去病将军反击匈奴时，过居延、越瀚海、使匈奴‘漠南无王庭’，逃遁漠北，并在狼居胥山设坛祭告天地英烈。在他千里转战，获胜而归的战利品中，高加索马比比皆是。所以，在他长眠之地，工匠以这种马的形象，立在他的墓前，以纪念其功绩，就十分自然了。需要说明的是，你仅仅从马的头上认出了高加索马种，但高加索马在奔跑中前蹄从来是不会跃起的，而这抖缰跃起的一瞬间的健美态势，只有关中骏马才具有。还有，这批石刻的创作年代约在公元前120年前后，而我们的先人怎能又从晚于那个时代2000年左右的苏维埃去搬你们的艺术杰作呢?”说得那位学者满脸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第六节 石刻研究
　　茂陵博物馆对霍去病墓石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提出了以下六点见解：
　　一、这批石刻在雕刻美术史上当时是空前创举，千年绝唱。
　　二、石刻的主题思想在于表现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质。
　　三、石刻揭示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讨伐对象，表现出正义必胜的规律。
　　四、表现出了深沉、雄大、浑朴、饱满，重在传神的石刻艺术风格。
　　五、提出借石拟形手法最早先创的论断。
　　六、驳斥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石刻艺术源于古巴比伦文化的谬论。

茂陵志/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