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兴邦
一
丙戌仲夏，王蔷、任之恭伉俪来到我处，谈及他们整理出版先父子云前辈所著《汉代陵墓图考》一事，他们将一些资料示余，并嘱为之作序，这可能是因我在文博界年龄较长的关系吧。我基于对王子云、何正璜两位老前辈的敬仰和怀念，就不揣浅陋地承担下来，这就勾起了我对二老往事的回忆。
王子云先生是我敬仰的中国艺术界的老前辈，他是我国美术考古的创始者之一，他也是近代最早游学西欧，以现代艺术视野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功勋卓著的学者，在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初识王老夫妇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安举行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果展览会》期间。在那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许多精美古代艺术照片、拓本、摹绘以及大师们的活动照片，很吸引人，至今记忆犹新。今年初举办的《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展》上我再次看到那些图片，感到非常亲切和可贵。
我和王老夫妇两位前辈相识和来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我当时在北京考古所，但工作长期在西安。王老在西安美院，他的夫人何正璜前辈在碑林博物馆，家也住在那里。我和他们夫妇经常见面，并请教他们考古发现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二老都能认真地给以解答。王老特别关心新出土的艺术品，对彩陶、青铜器、壁画、三彩俑以及石质雕刻品等艺术类文物特别感兴趣，甚至是痴迷的，那种神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
六十年代初，我来到陕西省考古所工作。六二年春，省上组织省内高级知识分子到“陕西社会公学”(校址在小雁塔内)学习，我和王老同编在文化艺术组，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期间王老为学习班学员开了一个艺术讲座，共讲了三次。以陕西考古发现的文物艺术品做材料，讲了中国艺术的悠古与涵融、发展与特点，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独特性及与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联系等等。他讲课时带了不少图片，讲得非常具体生动，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大家听得很有兴趣，得到与会学员的高度评价和欢迎。此后，我常去和他谈论关于古代艺术方面的问题，每次他都很热情，无保留地把他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供给我，我也无保留地将我得到的材料提供给他作研究和教学之用。我有关美学方面的知识多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是我在艺术方面的导师。
一九七六年我又回北京考古所工作，节日假期回到西安，还多次去拜望他。他总是关心考古的发现，特别是有关艺术考古方面的讯息。一九八四年我二返西安，负责陕西考古所工作。当时发掘乾陵的呼声很高，他特别兴奋，但愿能够成为现实。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没有实现，令人感到遗憾。在他离世前，我到他翠华路寓所去看望，他已行动不便，只能用凝视的目光看着我，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不久就去世了。他一生为祖国的艺术事业跋山涉水、尽心竭力、无怨无悔、鞠躬尽瘁的精神使人感奋，他那凝视的目光好像是期待后来者能有所作为。
说到这里，使我不能不想到与王老陪伴一生、白头偕老的何正璜老前辈。公允地说王老的业绩成就中也含有何老的一份劳绩。他们夫妇是中国艺术晴空中光辉灿烂的一对“双子星座”。二老在专业上都是大师，何老还长于表达，王老重在实地考察和对资料的分析与研究，他们珠联璧合，创造性地在美术、考古以及著述、教学等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何老在博物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不论在事业的创建中或干部的培养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何老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文章写得特别优美，文辞的洗练与意境的深邃，在陕西文博考古界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博物馆的展览规划、文字说明多由她主笔，她一个人撑起的不只是半边天。在她的指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使文博界后继有人。我记得五十年代初，日本考古代表团来西安(原田淑人率领)访问时，当时我负责接待，特请曾经留学日本的何老出面陪同参观、座谈，她的学养得到日本朋友和学者的尊重和敬佩。她一生的论著和成果，已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而承传后世。两位老前辈都是我们文博考古界的先驱和楷模，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刻在陕西文博考古事业的里程碑上，保存在我们的心里。
二
王子云老前辈对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事业的主轴是我国历史遗留的古代艺术和文化史绩。他以毕生的精力用美术家的眼光去审视、挖掘、整理我国辉煌的古代艺术，并且数次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文物遗迹进行考察研究(最后一次行程数万里的考察是在他年近八十岁时进行的)，历尽艰辛，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认真细致地加以整理研究，我们说“他是我国美术考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名副其实的。
王老对这样一个生僻领域的执著追索，纯粹是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没有任何功利之心。他是个纯粹的学者，是位“苦行僧”，他性格倔强，坚贞不渝地营造着自己的艺术王国。虽然在他人生的旅程中遇到不少的逆境和坎坷，但他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地追求他所热爱的事业，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埋头著述，直到他九十四岁在书案前溘然长逝。他那高尚的精神和辉煌成就，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有用的知识，看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同时他那种坚持不懈、执著追求的品质、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曾看到过王老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份写作计划，竟有十四部之多。在他后来约于八十年代的批注中表明大部分已经完成。《中国雕塑艺术史》书稿在“文革”中遗失，洋洋六十余万字，插图七百余幅，他竟在八十岁高龄之后又重写一遍直到出版；又一部不在计划当中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更是在此后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完成的。同样的六十余万言，六百余幅插图，是在他双手颤抖、几乎不能握笔的情况下一字字写成的。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事业心啊!由于当年强加在王老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辞，他出书相当困难、颇费周折，但直到他逝世前，已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可惜仍有十余部未能出版。看看由何老一笔一画誊写的手稿，想想王老的坎坷经历，真让人不忍卒读以至催人泪下。直至今日改革开放，我国政治一片清明，然而王老已辞世十六载矣!现在由海外企业家和著名传媒人催促、资助，由他的大女儿王蔷、大女婿任之恭夫妇把这些书稿找出来一部分给予整理、补遗、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足堪嘉誉。
《汉代陵墓图考》约成书于解放前夕或解放初期，至今已五六十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从考古与美术两个角度统论两汉陵墓及其艺术遗存的专著尚未出现，所以这部书的出版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
王老写这部著作时的考古成果与他所能掌握的资料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他论述中引用的材料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这部书问世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还在于王老遗稿中仅有文字而图片资料几乎全无，经过“文革”，资料遗失是可以想见的，但书名为“图考”，无图就不能成其书，所以补遗工作量就特别大。现在成书情况与原著相比可能还有缺失、遗漏之处，但王蔷、任之恭夫妇俩跑遍有关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付了情，用了心，费了千辛万苦，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真不容易，实在难能可贵。他们继先辈之志，续先辈未竟之事，以彰父辈之功德，其行堪称人子之大孝矣!
——仅以此为之序。
丙戌冬月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