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明器，乃埋于墓中殉葬之器。《周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云：“为明器知丧道矣，备物不可用也。”由此可知中国明器之制由来甚早，惟至秦汉之世，因君王崇尚厚葬，故明器之制作特甚。始皇之葬“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汉武帝之葬“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此皆厚葬之尤者。且当年多遵三代之制，明器仍多铜制，汉文帝崇尚俭德“其治灞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为饰”，由是始盛行瓦制之明器。东汉光武亦效法文帝，以俭为尚，初作寿陵即用“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之制，后代因之。因此今日长安洛阳二地出土之汉明器，以陶瓦者为最多。
　　汉代明器，皆有定制，如帝王所用者，《后汉书·礼仪志》曾详载其器皿部分，引列于下：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
　　筲八容三升 瓮三容三升 *二容三升
　　瓦镫一 雕矢四 雕弓一
　　巵八 牟八 豆八
　　笾八 酒壶八 槃匜一
　　杖一 几一 盖一
　　钟十六 鎛四 磐十六
　　埙一 箫四 笙一
　　篪一 柷一 敔一
　　瑟六 琴一 竽一
　　筑一 坎侯一 干一
　　戈一 笮一 甲一
　　胄一 挽车九乘 芻灵三十六匹
　　瓦灶二 瓦釜二 瓦甑一
　　瓦鼎十二容五升 勺一容一升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案九 瓦饭盘十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瓦酒樽二容五升 匏勺二容一升
　　此上仅为器物之属，俑像禽兽皆未列及，于此可想见一斑。至臣民墓中之明器，往往为其生前所用或特喜之物，如剑戈镜印符及圭璧等，近年在长安洛阳二地出土特多。兹选其富有艺术价值者，略举于后：
　　一、铜器
　　汉代明器，铜质者为数较少。因自文景以后即多以瓦器取代之故。近年各地汉墓出土铜器，以日用器物为多。除鼎尊壶洗等外，剑镞戈弩机铜镜印符钱币等均时有出土(见下图1-11)。其中尤以铜镜最富艺术价值，因其上雕饰花纹之精美，有非其他刻纹所能及者。汉镜之雕刻题材以四神为多，人物故事间亦有之。传自西域之海兽葡萄亦多应用为纹饰。如附图中所列各镜，多为长安附近出土之汉镜。其刻画之精与配合之美，远出于其他器物装饰图案之上(见下图12-17)。铜镜而外，印章亦为汉明器中之特殊者，印纽之雕刻，有龟有螭虬有虎狮辟邪狡猊等，均造型卓越，极富雕刻价值(见下图18-23)。至铜器有纹饰者，以汉壶为较佳，如附图两壶，其刻纹及耳足装饰，均甚精美，为汉代铜质明器中之特殊者(见下图24-25)。
　　二、陶器
　　中国陶质明器之制作，就近年各古墓出土情形观之，以西汉为最发达，且均具有淳厚古朴之作风。在一器上以应用狩猎纹为圈饰者为最多。如下图1-2之陶钟与下图3-4之博山炉均属此类，其图案与南阳汉墓石横楣所刻者极相近似，盖均为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现象中之一种。又陶制器中，往往其形制即具有特殊之图案，如下图5之陶制鱼壶，乃应用双鱼之形体以造成，极富创作意匠。更有一陶鼎之盖，亦为双鱼雕饰，乃表示鼎内之食物而使人产生快感，由此可例见一般汉明器陶品之匠心与技巧。
　　近年出土之汉陶器，以俑及家畜为最多，当时乃用以殉葬以备死者之役使及食用者。如下图1-4乃近年陕西咸阳原一带出土汉俑之特殊者，于此可考证汉代之服饰装束。又下图5-6，乃关中出土之汉陶犬，姿态之生动，造型之遒美，实汉明器中之珍品。下图7-11乃鸡犬牛马属，亦各尽其写实之能事，其中尤以陶马之头部雕刻，为最卓越。
　　汉陶明器中，以瓦灶为最特殊，一般人通称为鬼灶，其形甚小，仅为一种模型之制作。灶之正面及侧面各部分，多刻有鱼肉蔬菜及刀叉火铗等(见下图1-6)。瓦灶之上面及侧面纹饰，间有亦刻四神及狩猎纹者。下图7-10，乃一灶之四面，刻狩猎斗牛等画像。于如此狭小之面积中，能刻出此强有力之形体姿态，诚非易事。由此足以概见汉代艺术制作之优美卓越。
　　三、瓦棺
　　棺之为用，本不在明器之列，惟因其为瓦制，且形制特小不类盛敛之用，故亦附列于此。瓦棺之雕刻纹饰，亦有特优者，如下图1，乃陕西咸阳最近出土之瓦棺。长仅一公尺，四面均有刻纹，且均极精美。棺之前端，刻一饕餮，即俗谓之兽头。棺之另一端，刻一虎，有猴骑其背上，虎之造型极为生动遒美，雄伟之至，可为汉代浮雕中之代表作(见下图2-3)。棺之二侧，一刻龙纹，一刻二凤作对称状，其前并有二人，执戟对立于屋前，盖为一般汉砖上所习见之亭长像(见下图4-5)。二侧所刻题材虽不相同，但均简洁生动而有力。总观此瓦棺刻饰之构图及风格，充沛活跃之生命力，于豪迈中寓有淳厚，于古朴中寓有健美，此成就亦即汉代一切雕画之成就，其精神更为一般汉代艺术所特赋之精神，故以之为汉代艺术之殿军焉。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