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王子云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西洋绘画，后来又到巴黎学习雕塑，同期又遍历欧洲，考察观摩了那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名家名作和古代美术遗存。有了这些经历和见识之后，他认为中国的古代艺术完全可与西方的艺术作品相媲美。回国后，便立志要挖掘、整理、宣扬祖国的古代艺术，多次赴全国各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十余部书稿。可惜他屡遭不白之冤，这些书稿很少有出版的机会，有些稿件资料甚至在“文革”中被查抄烧毁了。
　　2005年，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广东美术馆专题举办《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纪念展》(王子云时任考察团团长)。为了配合这次展览，作为其子女，义不容辞倾力相助。其中之一，便是想出版一些先生的著作。
　　当时一位再三声明不愿披露姓名的热心的香港著名传媒人四处奔波，在海外筹集到一笔出版王子云先生著作的善款，我们便整理出版了他生前曾委托我们予以出版的《王子云西北写生选》画册，并再版了他的其他几部著作，以配合这次展览。
　　展览过后，香港这位热心的著名传媒人听说王子云先生还有多部遗著尚未出版，一则出于他对这位文化巨人的尊重，二则也是他的一贯善心使然，竟自己和另一位著名传媒人(同样不愿披露姓名)共同出资，帮助我们又从王子云先生遗稿中挑出易于整理的两部予以出版，以彰显王子云先生的拳拳之心和他所热爱的文化事业——这便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这两部书得以整理出版的根本原因。
　　对这样的善举，我们在这里说任何感激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只有尽心尽责把这两本书稿整理出版好，才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
　　但是，万事都是说起容易做起难。由于我们均不是从事美术、更不是从事考古专业的，因此真正开始这一工作以后，才感到这不啻于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两座大山。主要是这两部书稿都只有文字而缺少图片。两书都名为“图”，图片总数近千幅，难度可想而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我们可以去学习、去请教，工作量大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努力工作，而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特别费思量。其一，先生的这两部书稿写成于60年前，所缺的图片应是当时或之前拍摄的。我们无论花多大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可能全部找到这些图片。那么只能使用别人后来制作的或我们自己到现场去补拍的——这样可以吗?考古是门科学，而科学讲的就是一个“真”字。这样就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是按原稿原样出版，没有的图片就用空白或“缺”字表示。所缺图片约占总数的七八成，印成的书中“缺”是否太多了?其名为“图考”与“图纲”的书，名与实还相副吗?何况当今已进入“读图”时代，满世界花花绿绿的图书都鲜有人过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本名为“图”而缺了很多图、尽是文字的美术考古书还有价值吗?要么就使用同样题材的图片来补充，这样还百分百的真吗?经过再三权衡，只能两弊选其轻。为读者考虑，只能选择后者，即：用后来别人制作的内容相同的图片来补充；别人也没有的，我们自己到原物所在地去拍摄。有些原物也毁失了(比如西安城隍庙照壁图案、华岳庙照壁正面图案、西安八仙庵照壁图案、魏墓顶字砖等，这些东西都已经毁失)，那就只能请读者谅解了，我们用“原图缺失”来表明。由此在配图中出现的错误，是应该由我们两个整理者负责的。
　　第二个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比如铜镜的断代问题，王子云先生在列举汉代铜镜图案时，对其中一些铜镜有如下叙述：“因受西域文化输入之感染，多产生新颖题材，如飞马飞狮葡萄石榴等。此两镜刻狮子葡萄，而衬以飞鸟走兽……”把不少瑞兽葡萄镜断为汉代产物。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根据大量出土文物断定，那些瑞兽葡萄镜多为唐代物品，而葡萄镜断代最早不过隋。
　　王子云先生的观点在当时是通行的观点，《西清古*(左钅右监)》亦如是说。为了尽量保持原著原貌，经请教有关专家，也不改不删，按原文照录了。
　　第三个问题：两汉帝陵及陪冢的认定问题。两千年来各朝各代史籍多有记载。特别是清乾隆间陕西巡抚毕沅令各县知事为十一座西汉帝陵都立了石碑，后来对西汉帝陵的探察纪实也多依此碑为据。但王先生经过对史籍和实地考察后，认为仍有谬误，因此便有了自己的结论。经我们与当今研究材料查对，王先生的结论大都与今天的认识相一致。是否还有差别，只好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了。
　　至于陪冢的认定，与今人则显有差别。如茂陵陪冢公孙宏墓，我们到现场经专家指认，位在茂陵东略偏北不足一里处，再北一里为“策村”(村民称为董仲舒故里)，文中所补图片即为今人之认定。究竟孰对孰错，也有待专家指正了。为方便读者查对，附今日公认西汉帝陵位置图如下：
　　至于东汉帝陵的认定问题，王先生同样也做了很繁复的研究、考察工作。但由于洛阳不同于长安，两千年来兵祸不断，屡遭掘焚，特别是清末民初，地方官吏竟准许人们自由发掘而课以重税，由此自东周以降各代陵墓均遭浩劫而无一能够幸免。因此要准确指认东汉十二个帝陵位置的难度便可想而知。王先生在书中便只能说自己的结论是“设定”，可能为慎重计，书稿中连一幅东汉帝陵的图片都没有。为能在这些地方补些图片，我们只能到洛阳去探访了。心想时过六十年，这一问题可能早已解决了。
　　我们在洛阳访问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朱亮、副队长程永建两位专家和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前任馆长陈长安、赵振华两位先生，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一些资料和图片。陈长安馆长已年近七十，还冒着酷暑陪我们到北邙山去察看。但他们出言都十分谨慎，原因令我们惊奇：至今仍不能确定十二位东汉帝陵的确切位置。因此提供的图片上也不能注明“XX帝陵”，只能以俗称“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名之，与王先生书稿中说到的一模一样。
　　陈长安馆长还说，之所以不能认定，除历代兵祸、掘焚破坏严重外，还与清乾隆洛阳知事龚松林有关。这位老先生当年给各帝陵立碑时，只看哪个土堆(冢)大，便在哪个堆前立碑。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好心办坏事，给今天的认定添了乱子。
　　尽管如此，王先生在书稿中也有自己的设定；洛阳几位专家虽口中没有明说，言语中似也有所指；赵建华馆长更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与王竹林先生合作《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载《古代文明》第4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
　　返回西安后，经初步整理与王先生的设定相对照，我们甚为惊讶：有一半以上竟南辕北辙!
　　读者从本书中已经看到，王子云先生尽管也提到了诸多史籍中记述说东汉帝陵有不少在洛阳东南方，但他最后设定还是除献帝禅陵在山阳浊城即今焦作市修武县北二十五里外，其他十一帝陵“全部在北邙山上”。而洛阳的几位专家的个人心中意思均是：光武帝元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共五陵在洛阳西北之北邙山，余六陵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均在洛阳东南之南兆域山上。
　　献帝禅陵在焦作市修武县无疑义。
　　我们为更清楚地表示洛阳各专家心目中各东汉帝陵之方位，再图示如下：
　　此外，关于光武帝原陵还有一个情况，即在洛阳西北黄河滩边铁谢村还有一个原陵(即书中所说所补原陵照片)。对此，当地人称“刘秀坟”。洛阳方面的专家说：“仅从名称上就可断定那不是原陵，皇帝的陵怎么能称作‘坟’呢?”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光武皇帝的儿子从小顽皮不听话，你说往东他偏西，你说往南他偏北，以致成性。光武帝临死前思忖：假若我让他在我死后把我葬在北邙山，他一定会把我埋到黄河滩里去。因此故意对儿子说：我死后把我埋在黄河滩算了。这样，儿子就会把自己葬在北邙山了。谁知，皇帝死后，儿子却想：我一辈子没听过老子的话，这一次就听一回老子的遗言吧。果然把光武帝埋在了黄河滩。陈馆长说，此纯粹为乡间俚语，是编的笑话，断不可信。陈长安馆长领我们在北邙山刘家井村看了一个大冢，认为这才是光武帝原陵(见下图)。
　　假若我们把王子云先生列的图表与我们所列的图表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差别很大。但仍不能说孰对孰错，因为至今仍无定论。
　　对书稿中的论述我们不改不删。在配图的时候，是按今天心中的“假定”配的。这样“文”和“图”所指示的标的可能有所不同，这是需要给读者说明的(西汉帝陵的文图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好在据说2003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洛阳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解放军测绘学院等单位共同合作的科研项目“洛阳陵墓群的调查与勘测”工作已经启动，对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察钻探工作已开始实施，想必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疑问就会有最后答案了。
　　第四个问题是：两汉帝王将相陵墓前有无石阙?王子云先生在书中说：“汉阙营建之制，何以独四川为多，实不可解。长安及洛阳为两汉首都，人文荟萃之区，但在此四百年来之帝王公卿将相陵墓前，绝未发现有一石阙之建立，即遗址亦毫无存在，此故缘何，志此待考。”
　　我们知道，上世纪末，在抢救性发掘汉阳陵陪葬时，已发现了陵南门阙遗址，后又按资料复原了该建筑。汉建章宫也有双凤阙(均见下图)。
　　西汉帝陵前是有阙的，而且规模要宏大得多，只是非石阙。至于长安洛阳王公贵族墓前究竟有无石阙或为什么没有石阙，这仍然需要专家学者们来回答了。
　　另外，还有很多枝节问题，比如古籍书名问题、行文中的标点问题、新旧用字的异同问题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在整理出版这两部书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事前没有想到的。没有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我们是解决不了的。承蒙王子云、何正璜两位先生的盛名，在请求帮助过程中，几乎是一路绿灯，很多单位和专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些无私援助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书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阅览室、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书馆都是大开方便之门，随去随借阅；茂陵博物馆王志杰馆长，昭陵博物馆张志攀馆长，陕西城固县文化局、文化馆，文化局任康局长、苟保平主任，还有前文提到的洛阳朱亮队长、程永建副队长、陈长安、赵建华两位馆长，都给予了很多很具体的帮助。洛阳古墓博物馆原馆长黄明兰老先生不仅热情回信解答问题，还把他编写出版的《洛阳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寄来供参考，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河南省叶县文化局石保东主任，在百忙中专门请人把该县保存的花纹砖拓好寄来，供无偿使用。敦煌研究院冯志文研究员得知我们的困难后，四处奔波，帮我们找到了有关资料复制后寄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博战线专家学者的博大胸怀，都是令我们永远难忘和感谢的。
　　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及庞博同志、西大文博学院史翔院长、博物馆贾麦明馆长、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蔡昌林研究员、西安碑林博物馆武天合先生等都给予了很热情的帮助和指导。长安大学王进贤教授更是从头至尾参与了图片的采集和选择工作。
　　听说整理出版王子云先生这两部遗著，考古界老前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欣然为《汉代陵墓图考》写了序。著名书画家、西安美术学院王崇人教授在百忙中十分认真地为《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题写了书名，多位著名画家为《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题了词……
　　尽管如此，我们对最后定稿还是缺乏信心，将《汉代陵墓图考》送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专家、研究员王学理先生，将《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送西安碑林博物馆图案专家、研究员韩继宗先生过目、把关。王学理先生已年逾七十高龄，韩继宗先生更是八十多岁了，虽都已退休，但实际上两人比在职时还要忙，手头工作一大堆。在这种情况下，两位专家仍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放下手头工作，认真地予以审校，提了很多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我们参考的那些图书的作者编辑和出版社，因为有那些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至关重要的帮助。
　　因此，这两本书得以出版是众人的功劳，了却了我们子女为父辈未完成事业出一份力的心愿，辛苦一生长眠于地下的父母也会感到些许慰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仍有很多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在此鞠躬了，向支持帮助我们整理出版这两本书的各位专家学者朋友和参考书目的作者编辑和出版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王 蔷 任之恭
　　2006年9月
　　注：王蔷、任之恭系王子云先生的大女儿、大女婿。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