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茂陵是汉武帝(前157—前87)的陵墓，位于今兴平市南位乡策村南。汉代时，这里隶属槐里茂乡，汉武帝在此建陵，称茂陵。
　　1.一代雄主汉武帝
　　一代雄主汉武帝(前156—前87)自前140年执政，至前87年死，长达53年，占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他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较长的君主之一，这纪录直到18世纪才被清朝的康熙皇帝打破。在他执政期间，西汉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如日中天，进入全盛时期。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传奇中的英雄典型。然而提起汉武帝，也许会想到他生得一幅严肃的面孔，终日板着脸、令人生畏。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是一位好动、天真、活泼、好奇、好玩、好幻想的皇帝。他除了穷兵黩武外，喜欢游历、喜欢乐舞、喜欢文学、喜欢美女、喜欢神仙。他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是皇家乐队的创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运动场上最忠实的观众，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李夫人最忠诚的丈夫。如果说汉文化把楚文化、齐文化、秦文化熔为一炉而形成了浪漫、多源的特点，使这个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那么这个浪漫时代的象征人物就是汉武帝。秦人的好勇、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集于汉武帝之身。
　　(1)浪漫的性格
　　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太傅就是卫倌，少傅就是名儒申公的弟子王臧。太傅、少傅就是太子的老师，负有教诲和匡正太子的责任，他们在教诲和匡导太子时，必然用儒家的学说和言行，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武帝是受儒家熏陶有素的人物。这与后来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无关系。
　　尽管武帝是一个受儒家思想熏陶有素的皇帝，也曾做过几件使儒生们喝彩之事，诸如建太学、置五经博士之类，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所赏识的得力人物，不是规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也不是“曲世阿学”的伪儒公孙弘，而是以“峻文决理”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理财能手桑弘羊，是“不学亡术”的霍光，在举国大计上，所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小。当他倾全国人力、物力去开边时，早已把儒家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对外策略抛之九霄云外；当他实行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时，早已将儒家大师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说教，置若罔闻。因此，反映在他本人性格上的儒生习气，是十分有限的。他既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也不是一个拘谨的儒生，而是一个颇有雄心、奋发、进取且具有浪漫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简直像一部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剧本，喜剧、悲剧、浪漫剧样样俱全。例如他有好猎狩的生活习惯，建元三年(前138)，他常微行，易服出游。每与侍中、常侍、武骑及走马善射的待诏少年相约，出游、打猎，亲自追逐野兽，能“手格熊罴”(《汉书·东方朔传》)，常常驰骋终日，直至天明，依然兴致勃勃。一日，往南山驰射，践人禾稼，农民大哗。地方县令闻讯率衙吏往捕，截住数骑，见乘舆中物，方得脱身。又一日，投宿店中，店主人疑为小偷，暗招壮士，几乎灌了一嘴尿，如此好动的性格，如此的生活，如此的浪漫，岂能是一纤弱的儒生所为。
　　(2)酷爱神仙说
　　如果说这种好动的性格，是少年新君性格侧面的反映，那么在信仰神仙之说、信任方士方面，则更显得有趣，充分表现他好幻想的性格了。
　　鼓吹神仙说的称方士，而神仙之说，是战国时代燕、齐近海地区的特产。这些地区临海，海上交通发达，当人们去海上探险，受海市蜃楼变幻不测的影响，无限的追求、想象力的驰骋，使他们幻想脱离现实，优游于自由世界，翱翔于天人之间。这种社会思想，便是神仙说产生的土壤。在齐国，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和方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把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地理知识、道家的方仙以及墨家的鬼神说苟合起来，构成了神仙说的怪态理论体系，经过齐、燕两国国君的提倡，神仙说在多浪漫幻想的齐、燕两国的文化土壤里开始生根、发芽。而那时昆仑神话系统中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西方的神，东方的仙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迷人的魅力。绝顶聪明的庄子，才思敏捷的屈原，曾摄取了这些素材，在其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加以描绘。及至秦一统天下，随着邹衍五德终始说的风行，地主阶级对海外的热望，方士的神仙说，如久旱逢雨的野草一样，大量簇生起来。声称“功盖五帝”的始皇帝，竟自称“真人”，一心要做一个入水不湿、入火不热，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乘云气，与天地相始终的“仙人”。而汉武帝在崇信神仙术方面所施展的雄才大略，连始皇帝也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如果说秦始皇40岁始学仙，那么汉武帝则在25岁，即在元光二年(前123)，就为李少君的炼丹长寿之术所引诱。自此以后，接踵而往海外探险的燕、齐方士，一批又一批地络绎东航于海上了。
　　少君之后又有少翁之事，齐人少翁言称能招鬼神，日夜思念李夫人心切的武帝，便信以为真。少翁把她的灵魂摄来，让武帝在帏中望见。武帝分外高兴，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当此之时，方士们红运高照，不久栾大挂四将军印，尚公主，封乐通侯，贵震天下。致使其他方士眼红，无不步其后尘，跃跃欲试。少翁、栾大虽红极一时，当其露出破绽之日，也就是他们生命结束之时。按理说，武帝这位老顽童应该觉悟了吧，可是不，他像吃鸦片一样，时而觉悟戒绝，却又时而瘾发再来。元鼎四年(前113)，当栾大被诛后的冬天，又有公孙卿入宫游说，言称黄帝是“且战且学仙”的榜样，武帝又为之动心，叹息道：“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封禅书》)。公孙卿一言，竟能使这位“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时无妇人”(《武帝故事》)的真命天子发出如此感慨。为了成仙，他不留恋人世，一切无所顾及，可见其心诚之至。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方士的骗局，遂有元封元年(前110)那十八万骑兵、千有余里的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去会见神仙。此后，筑建章宫、置三神岛、承露盘、设仙境、求仙药，这些显赫的求仙活动排满了他的日程表。未央宫、甘泉宫、建章宫，方士们熙来攘往，简直成了“鬼神世界”，也成了方士们冒险的乐园。
　　尽管方士的神仙术曾迷惑了武帝一时，但因其诈伪不实，一个个作了刀下鬼。同时，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海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黥面文身的乐浪人、被发屈紒的倭奴人、深目高鼻卷发的西域人进入中土，方士的西洋镜不穿自破，海上的神仙说的幻影消失了。
　　当此之时，一心仿效黄帝骑龙上天的汉武帝，在半个世纪的求仙生涯中，既没有眼福会见神仙，又没有口福品尝到真正的不死之药。“天低吴楚，目空无物”。在他即将到达生命的尽头时，才恍然大悟，方知上当受骗。他的成仙之心从上不接天、下不连地的神仙世界，降临到人间。承认过去的“狂悖”，发出了“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汉书·郊祀志》)的感叹。遂于征和四年(前89)接受大鸿胪田千秋的建议，下令“悉罢诸方士侯神人者”(《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就这样，方士们在度过了交红运的时代之后，再也不敢东航探险，重谈入海求仙的老调了。汉武帝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且战且学仙”里度过的。
　　如果说求仙活动是武帝的好幻想的反映，那么求天马则是他好幻想性格的又一次暴露。他得知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产良马后，心花怒放，便幻想“御天马，飞身昆仑，游阊阖，观玉台”(《汉书·礼乐志》)，会见西王母，遂即派遣使者持千金前往购买名马，结果被杀。武帝闻讯，勃然大怒，乃于太初元年(前104)发兵征讨，于是有李广利讨伐大宛之师。先是发了六千骑兵，几万的浮浪子弟，令李广利率领前往。因名马在贰师城，便称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指明是求马。可是两年过去了，围攻失利，大败而回，回到敦煌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马了，武帝大怒，发出了秦始皇一般的脾气，不许他们入关，入关者斩之。于是而有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再征大宛之师，发六万人、十万匹牛、三万多匹马，驴、骡、骆驼也各有万余，再度西进。这次远征，他们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以灵敏的组织力，克服过盐泽的困难，直捣大宛国都，杀其王，降其国，掳其名马，痛饮葡萄酒，全胜而回。这次战争历时数年，动员了数十万人马，收获不过上等马几十匹，中等马三千多匹而已。可是当他看见大宛名马，还诗兴大发，作《天马歌》曰：
　　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感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史记·乐书》)
　　从这《天马歌》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之情。然而此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件事做得如此天真，滑稽可笑。
　　武帝的好奇，也可从钩弋夫人来历中可以窥见。钩弋夫人系河间赵氏女。武帝北巡过河间，望气者言称：此地必有奇女。武帝便派人查访，果有一赵家少女，艳丽绝人，但两手拳曲不开。武帝立即召见。果如所言，武帝亲自披展，随手伸开。于是载入后车，将她带回宫中，由是得宠，号为“拳夫人”，封为婕妤。这幕颇有喜剧色彩的活剧，可以看到他好奇的性格了。
　　驰骋、豪气、追求无限、深情、好奇、好幻想组合成汉武帝那复杂的性格。
　　(3)武帝之“文”
　　汉武帝谥号曰“武”，决不是除了好战之外，一无所知的莽汉。
　　汉武帝喜欢武，亦喜欢文，能文能武，既能“手格熊罴”，亦能吟诗作赋。《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人颜师古注曰“武帝也”。师古称武帝所作之赋二篇，不知究指何赋，今已难于详考。但《汉书》中记录他所著之辞赋《伤李夫人赋》，情意缠绵，技巧甚高。《艺文志》又载有“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①，此亦为武帝所作。武帝时常巡游，每次巡游自己常作歌，如西巡时，作《回中道歌》；东巡黄河，作《瓠子歌》两首，出游河东时，作《秋风辞》，这些诗赋飘逸苍凉兼而有之。在日常生活中，他也随时作歌，如《汉书·李夫人传》载：他思念李夫人而作的诗歌说：“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将他思慕李夫人之深情，跃然于纸上。从这些篇章中，可以窥见汉武帝是有一定文学修养，作赋技巧很高的人，与毫无文化教养的曾祖刘邦是大不相同的，也与不乐儒术的文帝，“不好辞赋”的景帝大不一样。
　　汉武帝不仅自己有才，也爱才。他之爱才，可以从他的《求贤诏》窥见一斑。元封五年(前106)初置部刺史时，下诏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纪》)。这种求才之诏，也是颇为浪漫的他所爱之才是不循规蹈矩，不遵礼度、被人耻笑的奇才。所以在他执政时期，人才辈出，各有个性，各有所长，不拘一格。“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正因为汉武帝爱才，所以他即位后十分注意收拢人才，不仅注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茂才，而且注意罗致文学人才，奖掖文人写作辞赋。辞赋是散文、韵文并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一种文体，是直接从楚辞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不同之处是楚辞可以抒情，而汉赋则乏情。“若以汉赋比之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一满怀幽怨之淡妆轻抹的思妇”(翦伯赞《秦汉史》516页)。众所周知，自西汉建立之初，到武帝即位之时，诸侯王承袭战国的养士之风，招致四方游士。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都先后招致了一批辞赋家，作自己的文学侍从。如著名汉赋家枚乘，先后做过吴王、梁孝王的文学侍从。但列国争雄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已经缓和，也没有给文士们留下多少活动余地，因而自然地转于新兴的辞赋，以驰骋其雄辩才能。及至备诸侯国相继溃灭，大批文人为武帝所罗致。如枚乘曾游吴，为刘濞相中，刘濞渐露不臣形迹，枚乘上书规劝，吴王不采纳，无奈又游历于梁孝王刘交，未几梁孝王死，只好返回故乡，怀才不遇。后来武帝慕他的文才，“以安车蒲轮征乘”(《汉书·枚乘传》)，给以隆重的礼遇。可惜这位汉赋家年事已高，死于途中。司马相如以侍郎事景帝，无法施展文才，无奈从游说之士游梁，著《子虚赋》，为时代增添了壮丽的彩绘，然而依然不得志，只好返乡。后来传入宫中，那丰富的词藻，分段铺陈的描写手法，使武帝赞佩不已，喟然兴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知传》)这倾慕是何等殷切，足见武帝对辞赋家的重视。
　　为了进一步收罗人才，汉武帝“征天下举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东方朔传》)，广开用人之门，扩大选举范围，创立以辞赋入仕的制度。当时许多文人如司马相如，枚皋以及滑稽之雄东方朔等，皆以献赋得官，辞赋成了文士们进身之阶。这一制度的推行，为许多文士创造了显示才能的机会，涌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文人，大大推动了辞赋的写作，蔚为风气。
　　由于武帝喜爱文学，重视文人，提倡辞赋，不仅文学侍从“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班固《两都赋序》)，就是公卿大臣亦都会作赋，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胶仓、终军、严葱奇、孔臧、兒宽以及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两都赋序》)。正是有这样一大批文人的献赋，才把汉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样，皇帝提倡于上，群臣风靡于下，他们用丰富的词藻、夸张的手法，来描写宫殿的壮丽，田猎场面的浩大，京都的富庶，天子的威仪。皇帝以此显示治国有方，作者以此邀宠。出现了“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后汉书·张衡传》)的局面，作品也达到了积案盈箱的地步。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辞赋，不算《杂赋》共七百余篇，枚皋一人就写了一百二十篇。尽管这些皇皇大赋被后人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但它必定是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发展在文学上的反映。
　　与辞赋相行的另一支流是乐府诗。乐府诗是一种合乐的歌辞。广义地说，古代的《诗经》也是乐府诗。不过乐府这个名称却始于秦。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之畔，就发现了铸有“乐府”的器物。汉初承袭秦制，依旧设立乐府令。《汉书·礼乐志》云：“有《房子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三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这里的乐府令，所掌管的是郊庙、朝乐的贵族乐章，与民间的歌辞还没有发生关系。在文、景之世，也不过礼官肄业而已。所以其活动见之于文献者甚少。到了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下令扩大乐府机构，增加吏员，规定具体任务。它除了掌管朝会、宴飨、巡行、祭礼等场合的音乐外，更重要的是采集民间的歌谣、乐舞，加以整理、改编、配乐，以适应宫廷演奏的需要，并派大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风流才子司马相如负责雅化民歌。《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乐府吸引俗乐，直入宫廷庙堂，而且堂堂正正地与典礼结合起来。于是乐府诗便在文学、音乐史上显示了光彩，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所采集的民间歌辞有：《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雒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河南周歌声曲折》7篇，《周谣歌诗声曲折》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所采集的范围北起匈奴所居之处，南至长江之南，西至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所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
　　汉武帝采集民歌谣，其目的是“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也是为了娱乐。但这样大规模地收集民歌，在客观效果上，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有益的作用。这些民歌给诗坛带来了新鲜血液，也为文人诗歌提供了优秀范例和新的动力，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宝贵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汉武帝在乐府诗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可惜这些民歌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大都散失了，否则汉代的诗歌资料，更要丰富得多。
　　汉武帝时代，在辞赋与诗歌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在非乐府体的诗的创作上，尽管四言诗还占着主要地位，而五、七言诗也已经开始进入酝酿时期。乐府民歌在语言上已突破了四言诗的格式，创造了一种新的五言诗。至于七言诗，汉武帝也曾起了首倡作用。据《三秦记》、《三辅旧事》等载，元封三年(前138)武帝在柏梁台曾举行酒宴，与群臣和诗，能七言者乃登台赋诗，人各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各述其职，这种诗在文学史上称“柏梁台诗”，后人模仿其体，称“柏梁体”。后世多疑此诗为伪托，但原诗气息古朴，大致可以肯定并非伪作，只是联句之人名，可能为后人追加。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七言古诗的发展，具有首倡之功，这是十分明照的。
　　应该指出，《史记》的成书，也与武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使“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而使司马迁得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汉书·司马迁传》)，为撰写《史记》奠定基础。
　　如果说司马迁的游历，为写《史记》创造了条件，那么汉武帝令太史公扈驾也是成功因素之一。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余从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汉武帝一生好游历。在司马迁供职期间，计武帝曾东巡十三次，西巡九次，南巡一次，北巡二次，每次祭天下名山大川，自然少不了太史令的扈从。汉武帝也曾把“西征巴蜀”、宣抚西南夷这样重要的使命付托于他。这些奉使和多次扈驾，对司马迁“网罗天下旧闻”无疑大有裨益。正是有了汉武帝所提供的条件，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写成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们读《史记》，见他对山川地域明如掌纹，对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物如呈家珍，当我们拍案叫绝或惊叹不已时，请不要忘记，这其中也有汉武帝的作用。
　　尽管汉武帝在许多地方，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或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牵连而入狱，受腐刑。之后，遇赦出狱，更为中书令，起草诏令，掌出入奏事，成为汉武帝随身机要秘书，时人目之为“尊宠任职”而为之垂涎欲滴，咋舌不已。正是汉武帝将司马迁赦免并予以重用，才使之有可能发愤著书。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不是我们，而是汉魏时代人早已明确了的。汉末王允说：“昔孝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传于世”(《后汉书·蔡邕传》)。三国吴人华檄为救韦曜上书孙皓，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迄至清代诗人王昙在《汉武帝茂陵》诗中，也写道汉武帝“容得司迁留谤史”，他们对汉武帝，一则表彰，一则责怪，蜜汁与苦酒，都涉及到《史记》成书与汉武帝的关系。但不论是表彰，还是责怪，有一共同点，即承认汉武帝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成书的条件，这一作用不可抹杀。也许汉武帝本人不愿戴这顶由他自己亲自编就的玫瑰花冠。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色彩斑澜的时代，是一个昂奋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正是汉武帝雅好文学，使汉代文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汉赋、乐府民歌、传记文学等文学形式更趋完美，体裁更加多样化，并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当我们论及这些文学发展之时，不能抹杀汉武帝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如果说汉武帝在“外攘夷狄”上功盖千秋，那汉武帝在“内修法度”、发展文学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卓绝的。如果说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那么汉武帝则是亚历山大。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曰：盖武帝《瓠子》、《盛唐》、《枞阳》等歌。汉《铙歌歌·上之回典》当亦在内。
　　2.皇后、夫人
　　一代雄主汉武帝，为人浪漫，好声色。《汉武故事》中说：
　　(汉武帝)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者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满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补之。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常从行郡国，载之后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轩者亦如之。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善行导养术，故体常壮悦。
　　汉武帝后宫是否有七八千美女，因资料匮乏，难以详考。但从书中记录他崇尚自然美，“不能一日无妇人”等线索，可以看出这位浪漫皇帝的穷奢极欲的生活画面。
　　从《汉书》等正史中记载，汉武帝一生中被立为皇后，有上文已提的陈皇后，其次是卫子夫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胞姐，出身贫寒，初为汉武帝胞姐平阳公主(本称阳信公主，因与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为妻故称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建元二年(前l39)三月上巳，武帝霸上祓禊，过平阳公主家见卫子夫妩媚动人，楚楚可爱，纳入后宫。元朔元年(前128)生刘据，不久被立为皇后。其弟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姐子霍去病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皆封侯。卫氏为皇后38年，色衰，“巫蛊”之祸起，戾太子举兵杀佞臣江充，兵败，自杀。卫皇后被废亦自杀，令黄门苏文、姚定汉等人，“盛以小棺”，将卫氏埋于城南桐柏亭。及至汉宣帝即位，重新安葬曾祖母，追谥“思后”，葬于长安复盎门外大道东。史称“思后园”，据专家考证，思后园约在今西安玉祥门西、大庆路附近。汉宣帝下令置园邑三百家，设长丞为之守冢。又迁徙“倡优杂技千人乐其园”，故称思园为“千人聚”。潘安《西征赋》说：“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
　　除陈皇后、卫子夫外，汉武帝后宫中还有生齐怀王刘闳之母王夫人、生燕刺王刘旦之母李姬，因其生平不详，这里只能提及而已。
　　汉武帝一生最宠爱的嫔妃，就是有倾城倾国之色的李夫人。李夫人入宫，是经其兄李延年推荐的。李延年系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乐工世家，能歌善舞，是一个富有创新天才的大音乐家，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常为武帝作新歌变曲，颇得武帝欢心。一日入宫侍奉武帝，起舞歌道：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复倾国，
　　佳人难再得。
　　当时，平阳公主在座，极力引荐。武帝命她入宫。武帝见她眉如柳叶，脸似桃花，天生丽质，依稀是越国西施，果如倾城倾国，喜得武帝心花怒放。由此得幸，加封夫人，专宠后宫，次年李夫人生一男，即昌邑王刘贺。
　　可惜，好景不长，李夫人一病不起，武帝遍召名医，诊病无效，渐渐容销骨瘐，到了垂危之时。武帝心急如焚，多次探问，李夫人偏用被蒙头，不肯见面，口中但言貌未修饰，难见至尊。武帝一心再见，用手揭被，不料她脸向内，终不从命。武帝无奈，只好离开后宫。姐妹怨她过于执拗。她却说道：“女人以色事人，色衰爱弛，今我病入膏肓，危在旦夕，面目已非，若为主上所见，必然惹嫌，不再思念，难道还肯顾我兄弟姐妹么?”众人一听，方才大悟。不到几天，红颜委蜕，玉骨销香。一代美人，离开人间。武帝悲痛不已。用皇后礼，葬于茂陵。武帝夫人虽多，惟有李夫人伴他长眠在五陵原上。之后，封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海西侯，封延年为协律都尉。
　　李夫人的去世，汉武帝思念不已，适方士齐人少翁，说是能通鬼神，让李夫人与武帝相见如故，武帝闻讯大喜，派人迎入宫内。到了晚上，少翁便作起法来，点灯烛，设帷帐，陈酒肉，又取李夫人生前衣服，预备招魂，请武帝独坐帐前，耐心等待。少翁走入帐中，东喷水，西念咒，闹了几个时辰，果有一美女，姗姗而来，武帝正向帐中痴望，见了这般美女，不觉出神，但见其身材、外貌确与李夫人一样，急欲入帷与语，却被少翁出帷拦住，转眼再看，美女已无踪影。武帝作诗抒情：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这首诗被列入乐府，令乐府诸音乐家谱曲歌诵。又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待以客礼，令他求仙。
　　相传，少翁此举，成为后世皮影戏的先河。
　　李夫人虽死，但他把美留给人间，又因思念她，创新了皮影戏，活跃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生活。
　　至于钩弋夫人，待下节再述。
　　汉武帝又是一位汉代雄材大略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承文景之后，继续打击豪强，强化中央集权，平定南越，进军高丽。加兵西南夷，开通西域，实施新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在他的皇宫里，既有引经据典的董仲舒，也有诙谐人物东方朔，更有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在他执政之时，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令世界瞩目、后人为之自豪的境界，汉代也以空前辉煌载入史册，汉武帝亦以雄才大略为史家称颂不已。
　　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死于五柞宫(在今西安周至县境)，入殡未央前殿。梓棺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鳞之象，世谓之蛟龙王匣”。可见，皇帝葬礼是何等神圣。
　　3.陵园
　　茂陵是由陵园、陪葬墓、陵邑区组成陵区。
　　《长安志》卷一四引《关中记》：
　　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近年考古工作者曾对茂陵进行实测，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陵园平面成正方形，有夯土城垣。四面各有一门，以四神命名(亦通称司马门)，现存东、西、北三面门阙，阙址残高3—6米。南面门垣已湮没，土阚不复存在了。封土在陵园中央，呈覆斗形。
　　茂陵的规模在西汉诸陵中是最大的，不仅修建的时间长达53年，埋葬的珍贵宝物也是最多的。据《汉书·贡禹传》载，茂陵埋葬的除金银珍宝外，还有“珍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在其执政间，年年有珍宝埋入地宫。当其驾崩，地宫中珍宝堆如山，无法再埋。据《晋书·索琳传》载，西汉末，农民军打开茂陵羡门，成千上万的兵士涌进茂陵内，抢劫陪葬品。他们运了几十天，而“陵中物不能减半”，可见珍宝多不胜数。
　　茂陵陵园内还有富丽堂皇的礼制建筑群，如用于祭祀的便殿、寝庙以及守陵人员住的房屋。便殿是供墓主灵魂游乐之处，是在寝殿边侧的别殿，寝殿是陵墓的正殿①，是祭祀的地方，也是墓主灵魂日常饮食起居之所，殿中放置墓主生前的床、几、匣、匮、被枕以及衣冠等生活用具。庙立于陵侧，是朔望及岁时节令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正如《汉书·韦玄成传》云：“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日祭于寝，即每天四次奉侍食品，视死如生；月祭于庙，即朔望之际，每月初一(朔)、十五(望)在庙中祭祀，要把“寝”中的衣冠取出，由车骑护送游历到“庙”中，时称“月一游衣冠”；时祭于殿，即四季之祭，正月尝韭菜，四月尝麦，七月尝黍稷，十月尝稻，这四月都在便殿祭祀。“庙，岁二十五祠”，就是每年要在庙中举行大小二十五次祭祀，这就是对祖先的祭礼。茂陵的礼制建筑近年进一步得到证实。考古工作者在陵园采集到许多西汉瓦当、空心砖等，从这些出土文物推测，当年礼制建筑是十分壮观的。
　　当年茂陵不仅有便殿、寝庙，还有昭灵馆、承恩馆，更有灵魂游览之处白鹤馆(亦称“鹤馆”)和驰逐走马之所。
　　白鹤馆一号遗址在茂陵南约500米处，是寝殿的附属建筑，地表现存夯土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长53米，南北宽约41米，高5米，夯土台西南50米处，曾出土玉圭、玉璧等。史载，白鹤馆周围五里。元帝初元三年(前46)，曾遭火灾。
　　据《三辅黄图》载，茂陵有园庙称“龙渊宫”，系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修建。传世的“龙渊宫鼎”、“龙渊宫壶”、“龙渊宫行壶”，都是元朔二年(前127)或元朔三年制造，无疑应是龙渊宫的遗物②。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赴匈奴被扣，被迁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牧羊19年。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匈和好，苏武被释，回到长安。昭帝令苏武“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③。这里的“武帝园庙”就指茂陵和龙渊宫，龙渊宫在茂陵陵园东，称为“武帝园庙”④。
　　为了管理陵园，设置了陵令、寝庙令、园长、门吏等官，仅负责浇树、洒扫者达五千余人。官吏则日夜侍奉，晨供梳理，洗漱之其，日供四食，夕供寝具，视死如生。
　　据文献记载，陵园周围还建有可供墓主游乐的“驰逐走马馆”和“西园”。今已沉埋在乡村农田里，不可复现。
　　汉武帝生前好色，以年轻美女充斥后宫，死后“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⑤，作为守陵人员，居于陵园内。
　　①《后汉书·章帝纪》：“园中有寝，有便殿。寝者陵上正殿，便殿，寝侧之别殿，即更衣也。”
　　②陈直：《汉书新证》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
　　④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⑤《汉书·贡禹传》。
　　4.陪葬墓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度，在他公卿近臣中人才济济，死后为他陪葬的显贵亦为数不少。陪葬区在陵园东侧，分布面积约12.5平方公里，尚存封土12座，明确墓主者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阳信长公主、金日磾等。
　　李夫人，以绝色善舞深为武帝宠爱，封为夫人。不幸早卒，陪葬茂陵。武帝崩后，大将军霍光“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①。其墓位今于南位乡马庄村。在茂陵西北约500米处，称“英陵”，当地群众称为“集仙台”或“习仙台”。《三辅黄图》云：“李夫人墓东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考古工作者实测，其墓封土呈长方形，在距墓顶十三米处内收成台，台东西各边长3.5米，南北边长4.5米，与文献记载相差不远。
　　卫青(?—前106)是家喻户晓的汉代名将，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其母为平阳公主家奴，与郑季私通而生卫青。卫青仍为平阳公主家奴，建元二年(前139)春，其姐卫子夫入宫受宠，他亦为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元朔二年(前127)，他率大军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元狩四年(前119)，与外甥霍去病共同打败匈奴，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由于他战功卓著，其姐卫子夫又是皇后，又与汉武帝的胞姐平阳长公主(即阳信长公主)成婚，“尊贵无比”。卫青死后，与平阳长公主合葬茂陵，其冢象庐山(亦名寘颜山，卫青在此大败匈奴)，旨在表彰卫青抗击匈奴的战功。卫青墓在茂陵东约900米处，形似山丘，不规则，封土高21.4米，底部南北95米，东西70米，顶部南北18米，东西4米。阳信长公主墓在南位乡道常村，距茂陵约2公里多。阳信长公主是景帝长女，武帝胞姐，先嫁平阳侯曹干，再嫁卫青。死后葬茂陵。封土南端高大，北端低小，俗称“羊头冢”。1981年5月考古工作者对阳信长公主墓1号从葬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39座陪葬坑，出土230余件文物，其中鎏金铜马、鎏金银竹节铜熏炉是宫廷器物，为皇太后赐给的。鎏金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通体鎏金，色泽鲜亮，耀眼夺目，外形清秀，昂首站立，两耳前竖，四肢高细，肌肉和筋骨匀称合度，造型奇伟，实属铜马中之创见，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据学者考察，可能是汉代的大宛马。
　　此外还出土了钟、提链炉、温手炉、温手承盘、六博筹等共230件②。
　　在陪葬墓中规模最大，建筑豪华者当推霍去病墓。霍去病(前140—前117)，与其舅父卫青同籍。其母卫少儿为卫子夫、卫青的胞姐。卫少儿与霍仲孺私通而生霍去病。及卫子夫为皇后，霍去病以皇后姐之子，18岁为侍中，从舅父卫青六次出击匈奴。特别是元狩三年(前120)夏，他率军越居延泽(今内蒙居延海)，攻祁连山，俘虏匈奴32，000“获五王、王母、单于阏子、王子五十九人”(《汉书·霍去病传》)，迫使混邪王、休屠王投降，从而使汉王朝控制了通往西域的孔道——河西走廊。由于霍去病勇敢深入敌后，屡立战功，“日以亲贵，比大将军”(《汉书·霍去病传》)。先后被封为“冠军侯”，官至骠骑将军，秩禄与舅父、大将军卫青相等。汉武帝在京城为他修建了豪宅，令他去看，他却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这一豪言，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为国献身。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相和歌辞·胡无人行》中吟道：
　　严风吹霜海草枯，
　　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
　　将士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
　　剑光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
　　虏剑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
　　太白入月敌可摧。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年的霍去病去逝。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甚为伤感，“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从长安到茂陵四十余公里，一路上旌旗蔽日，边境五郡将士，身着黑铠甲，排列两旁，夹道为他送葬。
　　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偏北约1公里处，位于南位乡道常村，封土堆成祁连山状，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中的卓越功勋。并在墓上雕刻各种巨型石人、石兽等作为墓地装饰，以壮声势。
　　在这批大型石雕像中，最有名的是“马踏匈奴”，通高1.70米，长1.92米，宽0.68米，系利用天然巨石，融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雕凿成匹马踏一人的画面。这件石雕，是该墓的主像。作者用浪漫主义的色彩，以一人一马来突出主题。马昂首挺立，肌肉丰满，尾长拖地。马腹下仰卧一战败的匈奴军人，首对马嘴，两颊有胡须，面容狰狞，两足上曲，手持弓箭，作挣扎状。在这紧张的气势中，马却悄然而卓立，显得无所畏惧，恬静自若。虽然马背上并未出现英勇杀敌的勇士，当人们看到战马蹄下作垂死挣扎的战败者，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马背上的勇士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骑马，变成了石刻作品的马踏人，这一浪漫艺术的夸张，形象地表现了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历史功绩。
　　围绕这一件主题雕刻，还应用了许多衬托手法，以线雕造型为主要手段，塑造了温驯的石牛、石马，淘气的卧象，善良的石人、石羊；凶猛的石虎，食羊的怪兽，与人斗的小熊等，都各具神态，妙趣横生。这批大型石刻，犹如祁连山古战场的再现，这里有像祁连山的墓冢，有凶猛的野兽，有寓意英雄性格的“马踏匈奴”，霍去病当年英勇善战的形象，如在眼前。
　　岁月如梭，霍去病墓已辟为“茂陵博物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亭台楼阁、苍松翠柏，草碧花艳，清波涟漪。每天慕名而来仰望名将、欣赏艺术宝库的游客熙熙攘攘。当人们沿着苍松翠柏掩映的绿径而上，追忆两千年前的汉家陵阙，登上墓顶极目眺望，李夫人墓、卫青墓、霍光墓……，咸阳古道尽收眼底，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在茂陵的陪葬墓中，值得一提的是金日磾(日mì)(前134—前86)，字翁叔，本为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汉书》中有《金日磾传》，详述其生平。其姓金氏，是汉武帝赐给的，汉武帝元狩年间，卫青、霍去病等抗击匈奴，捷报频传，一次又一次胜利，使匈奴内部危机四伏。昆邪王、休屠王暗中相约，南下降汉。不料休屠王中途后悔，昆邪王无奈，只好杀了休屠王，率部众和休屠王的家属等投奔汉朝。14岁的金日磾和他的母亲、弟弟金伦等没入官奴，为官府养马。金日磾养马，尽职尽责，“马又肥好”，颇得武帝赏识，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更忠于职守，武帝益亲近，“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汉书·金日磾传》)在一次莽何罗刺杀汉武帝中，金日磾保驾有功，封为“秺侯”。及汉武帝病重，下诏令霍光、金日磾为昭帝辅佐大臣。金日磾辅政年余，病死。昭帝“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至茂陵”。金日磾墓西与霍去病墓相邻，位于茂陵东偏北1.1公里处，封土为夯筑，形如覆斗，冢底部长41米，宽36米，冢高11.2米。
　　金日磾是少数民族，由官奴而显贵，与汉廷君臣和睦相处，尽职尽责，值得称道，是茂陵陪葬墓中地位显赫、且能善终的一员，不能不补笔于此。
　　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异母弟。霍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抗击匈奴有功，拜骠骑将军。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北击匈奴，凯旋而归，途经平阳，携弟入宫。初任郎官，时年仅十余岁。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廷达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武帝病危，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遗诏辅佐8岁的昭帝。事昭帝13年，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李夫人生)为帝，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又迎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即汉宣帝(前91—前49)。他是三朝元老，前后执政凡20年。地节二年(前68)去逝。汉宣帝、皇太后亲临哀悼，并为其举行了隆重且盛大的葬礼。《汉书·霍光传》载：
　　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日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显然，霍光的棺椁、坟莹、祠堂、多按皇帝葬仪规格举行的。其标志是：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梓宫，即以梓木制的棺材，这是皇帝、皇后专用的葬具。便房，是古代帝王或重臣坟墓中供吊祭者休息用的小室。黄肠题凑，即以柏木黄心制的外椁，因“木头皆内向”，所以称“题凑”。可见霍光的葬礼在陪葬的重臣中是最为隆重的。
　　霍光墓在茂陵东偏北约4公里，即今南位乡东陈阡南堡村。墓封土为覆斗形，底边南北长72米，东西宽64米，高19.5米。20世纪70—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墓东约500米处发现西汉建筑遗址，出土有“加(嘉)气始降”、“屯泽流施”、“道德顺序”等四字瓦当等，为过去所少见。
　　①《汉书·外戚传》。
　　②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省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9期。
　　5.茂陵邑
　　茂陵邑在茂陵东南约2公里处，分布范围不详，这里群众称为“瓦碴沟”，沟道两岸曾出土大量汉代建筑遗址，经考古工作者调查，沟道中汉代文化层厚达1.8米，发现有建筑基址、水井、石子路面、五角形或带拐角的陶水管道、灰坑，还有具有艺术价值的几何纹、四神(即四灵：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纹空心砖；云纹和“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十二字、“道德顺序”、“流远屯美”、“加(嘉)气始降”等四字瓦当。因此许多考古工作者认为“瓦碴沟”可能就是茂陵邑。
　　据《汉书》等记载，汉武帝曾三次徙民于茂陵邑，当时有二十七万七千多人，人口之多，为西汉五陵之冠，其繁华甲天下，都城长安的达官显贵对于迁居这里都十分倾慕。许多文武大臣、富豪名门亦以迁居茂陵为荣。当时徙居茂陵者要有三百万以上的家产，或世吏二千石者，大侠郭解欲迁茂陵，家资不足，后经诸公相助，方如愿以偿。东汉初名将马援，其先“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居茂陵。耿弇，其先亦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茂陵。如此看来，茂陵是一个达官显贵、天下富豪云集之处，如“天下高訾”的挚氏、“资产巨亿”的马氏、家僮千人的袁氏。由于有大批富翁集聚，致使茂陵成为最繁华的陵邑，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名流，移居这里。如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晚年徙居茂陵。茂陵邑成为人口多、达官多、富豪多的城邑。
　　茂陵邑中达官、富豪子弟多喜欢斗鸡寻欢，走狗取乐。自然也有以养鸡、训狗为业者。《西京杂记》载，文固阳从山东迁居茂陵后，父子以“善训野雉为业”。每年阳春三月，茂陵纨绔子弟便相约游玩，以斗鸡、斗狗为乐。
　　茂陵不仅在西汉中期繁华，而且从西汉末到东汉，依然如此。两汉之际割据益州称帝的公孙述；东汉初，拜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威震南方的马援；为汉光武削平割据十二郡的建威大将军耿弇以及后人；好将帅之略、通司马兵法、击匈奴屡立战功的名将耿秉、耿恭，都是茂陵人。经学大师马融、孔奋、黄老家矫慎，也都是茂陵人，他们声名远播，光耀秦人。

汉代雄风—风水与西汉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