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在秦汉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有一个活跃并为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这就是方士群。他们出入宫廷，或活跃于达官显贵之家，或行乞于街头巷尾。过去史家每每论及这一群体之时，往往毁多誉少，总是和那些不光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诸如荒诞不经，动辄冠以“迷信”，使其成为文化史上的丑角，或者形象地说，他们是文化史上被遗忘的人。然而当我们探索秦汉文化史时，又发现了在这个领域里也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方士群在文化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值得深思。
　　1.方士群的勃兴和分类
　　方士，就是以鼓吹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为业的方术之士。方士群体出现于战国，是燕齐近海地区的产物。因此，历史上有“燕、齐海上之方士”之说。于是燕、齐成为方士的故乡。
　　方士神仙说产生于燕、齐，并非朝夕之间出现的。从地理环境溯源，燕、齐临海，海上交通发达，当人们驾一叶扁舟漂泊异地或去海上探险时，太阳光在不同密度的大气中所射出一幅幅美妙、奇特、瑰丽奇景：轻波荡漾，款款飘逸，薄雾中出现了造型美观的楼房，繁华的市容，宽敞的街道，如织的人流，时而飘渺，时而清晰，这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那奇妙多变的幻景，很容易引起人们对海上有神山，神山上有仙人的联想，很容易产生超脱自然，逾越时空的限制，悠游于自由世界，翱翔于天人之间，这种社会思想便是仙人说产生的土壤。
　　从燕、齐两国政治、经济基础看，燕国在昭王时代，改革政治，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使燕国进入鼎盛时代。而在齐国，当齐威王执政时继桓公之业，广置学宫，招揽学者，任其讲学议论，使齐国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到宣王时代，更是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邹)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从而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众多的学派中，邹衍的五德说和方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史载：
　　自齐威、宣之时，……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史记·封禅书》)
　　这些不通五德终始说的方士，把邹衍的学说和道家的方仙、墨家的鬼神说苟合了起来，构成了方士的怪态理论体系。勃勃向上的燕昭王、齐威王、宣王父子欲展宏图，创立万世霸业，又苦于寿命有限，想长生不老，于是便信仰神仙说，提倡神仙说，从而使神仙说在这两国的土壤里开始发芽。
　　然而神仙说的流布，也与西方的神话不无关系。当东方的仙人说出现之时，从遥远的西部高原地带，传来了昆仑神话系统。“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临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化论丛》1979年第二辑)。西方的神，东方的仙结合在一起，更增加了迷人的魅力，更拨动了人们探索的心弦，欲在现实之外，去寻找一个神仙世界，从而使神仙说在燕、齐等地广为传播，为一些人所信仰。
　　当此之时，绝顶聪明的庄子、才思敏捷的屈原则摄取了这些迷人的神话素材，在其作品中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加以描绘。《逍遥游》中居住于藐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天地篇》中那个“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的仙人，不正是在他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的人生态度和虚无玄远思想碎片上所萌生、所想象的神仙么。《楚辞·远游》中记载的赤松子、王乔、韩众等几个古仙人的名字，可以看出神仙说已广布于江汉流域了。
　　秦始皇翦灭六国，一统天下。随着国家的统一，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盛行，地主阶级对海外的热望，方士的神仙说如久旱逢春雨的野草一样，尽管簇生了出来。昔日流布于海边、出现于幻想逍遥放任生活的文人的笔墨间的神仙学说，微笑着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始皇帝的精神营养滋补剂。秦始皇声言：“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秦始皇召“文学方术士”，特别是东巡海上，派燕人卢生求羡门高，命徐*(上高下千)入海求不死药之时，在燕、齐等地的方士们，把神仙说推到高峰。史书载：
　　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禨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巿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
　　(《盐铁论·散不足》)
　　在燕、齐方士的影响下，昔日声称“功盖五帝”的秦始皇，称起。“真人”来了，要一心一意做一个入水不湿，入火不热，可以乘云气，与天地相始终的仙人，以便把江山传之万世而无穷。值得注目的是，簇拥在秦始皇周围的方士，他们所鼓吹的神仙术，与庄子所想象的仙人一脉相承。所以郭沫若同志就说道：秦始皇时的卢生、侯生、韩众、徐巿等，说不定就是庄子的一群私淑弟子了。(《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
　　方士的神仙说随着“坑儒”而烟消云散，在秦汉之际一度沉寂无闻。及至汉初，社会经济尚未恢复，方士活动有限。只有赵人新垣平，以善望气而入宫，劝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又以望见金宝气而劝文帝祭周鼎。后来这些游说因被文帝识破，送上了断头台。这件事为时虽短，已开开汉代迷信方士之端。到了汉武帝即位，汉王朝士马强盛，天下殷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笃信方士，常常拜倒在他们的脚下，这一点连秦始皇也望尘莫及。他从25岁开始就为方士引诱，喜欢祀神求仙。那时方士李少群献炼丹长寿之术，言称吃过“真人”安期生给他的枣，枣大如瓜，更为武帝赏识。从此，武帝便派方士入海求仙。他时而派方士向蓬莱仙岛找寻仙药，时而东巡海上，封禅于泰山，时而派遣使者向西探险，寻西王母仙境，求大宛天马，欲驾龙(天马)成仙。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为此他俄而修甘泉宫，俄而修建章宫，置三神鸟，承露盘，设仙境。求仙药。这些求仙活动排满了汉武帝的日程表。方士少翁拜文成将军，栾大挂四将军印，尚公主，封乐通侯，显贵无比。
　　当方士红运高照之时，那些浪漫幻想的燕、齐方士们，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各显神通。于是结伴而行，西入长安者络绎不绝。耳闻目睹此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道：
　　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
　　此时，被神仙说迷晕了头的汉武帝，对方士们的诈说，坚信不疑。派往海上求仙人，采仙药者，便络绎于海上了。你看：
　　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
　　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史记·封禅书》
　　当方士们扬帆正驶于海上之时，长安宫内的方士熙来攘往，简直成了鬼神世界，方士冒险的乐园。然而因方士的诈伪不实，一个个作了刀下鬼。同时，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黥面文身的乐浪人，被发屈介的倭奴人进入中土，方士的西洋镜不穿自破，海上神仙说的幻影消失了。此后，宣帝、成帝、哀帝、王莽、桓帝好神仙之事，时而出现于汉代历史画面之上，但方士们再也不敢东航探险，重谈入海求仙的老调了，而是转入民间，寻求衣食之源了。
　　秦汉时代，在这熙熙攘攘的方士群中，若按其鼓吹的内容，可将他们划分为三类：
　　(1)巫术类方士。
　　闻一多先生在《神仙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中称其为“感召派”。秦汉时代一般人都迷信鬼神，因而出现了以“神通”、“下神”、“辟鬼”、“召魂”为业的方士。他们中有男有女，男称“觋”，女称“巫”。这类方士，多在民间活动，个别侥幸者也可以入宫，或游历于权贵之家。如能通神的齐人少翁，替李夫人召魂之事，就是典型代表。
　　(2)求仙方士。
　　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称其为“侯神”类方士。这一类方士以浮海求蓬莱，指山说封禅，或到名山寻访仙人为其业。这一派方士秦汉时代十分流行。秦始皇时代的徐市、侯生、卢生，汉代到名山找寻仙人的公孙卿，大都属于这派的方士。他们穿梭于宫廷，以游说皇帝、公卿大臣为主。
　　(3)服食方士。
　　以炼丹、辟谷、导引为业。这类方士收藏有奇特的药方，可以帮助人益寿延年，甚至于求到不死之药等奇方，而为人尊重。如汉代李少君就是代表，他原系深泽侯家主管方药的，后来入宫游说武帝，只要武帝祠祀灶神，他就能把丹沙化为黄金，用这样的黄金制成饮食器，就可以延年益寿，并且可以会见蓬莱仙人。这一类方士多是有文化的人，主要活跃于帝王之家。他们对汉代的科技如化学、医学、体育、卫生之类的物质文化贡献较大，待后详说。
　　2.方士与科技
　　秦汉时代方士求神仙的活动，把人们的社会思想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当我们在这弥漫着迷信的烟雾中漫游时，便会发现一些虔诚的方士为了显示神仙说的灵验，追求成仙的目标，在客观上也同时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或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汉代的炼丹，导致了化学的发展便是突出一例。
　　中国的炼丹，起源颇早，《战国策·楚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到了西汉则勃兴。服食类的方士，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开始了炼丹活动。当时的炼丹方法有二，即火法和水法两种。火法就是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所用原料可能是丹砂，即红色硫化汞。红色硫化汞一经加热，使其分解出水银(汞)，水银与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热，使它升华，又可恢复原状。水银圆转流动，容易挥发，使人感到神奇，变化无常。方士们就想利用这种神奇之物制成长生丹。在他们看来，吃了这种特殊的食物，就可以长生不老，成为超越凡尘的“仙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方士们在致力于炼丹，摸索着用化学合成法制造人造红色硫化汞，以及炼成丹药或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办法。只不过这些试验被方士蒙上了一层神仙的外衣。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炼丹术的独特之处，而欧洲的炼金术也是以迷信而不是以正统的基督教为支柱的。
　　西汉初年已开始炼丹试验。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十二月颁布了“伪黄金弃市律”(《汉书·景帝纪》)。这条禁律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多作伪金”而制定的。时有谚语曰：“金可作，世可度”(《汉书·景帝纪》注引孟康语)。点化“黄金”正是方士进行炼丹活动的内容之一。这说明，西汉初建伊始，已有许多方士在民间从事点化黄金的活动，只是这些方士没有留下姓名而已。到了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著名的方士李少君进入汉宫，向汉武帝献上奇特的炼丹长寿之术。李少君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方士，能识别齐桓公时代的铜器，是汉代的鉴赏家，又精通炼丹之术。据晋葛洪《神仙传》载，李少君于安期生处得炼丹炉火之方。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姑且不论，问题在于李少君的丹砂是否炼成了黄金，《史记》、《汉书》中尚无明确的记载，但从淮南王刘安所“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其中就有不少是自称能“煎泥成金，凝铅成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淮南子·精神篇》)。从炼丹方士看，李少君会炼丹，是毫无疑问的。到了东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创立了道教，从此炼丹术大都是由道士们掌握了。道士们所炼丹之地，大都是神圣所居住的名山幽谷，穷乡旷野无人之地。他们选择了华山、泰山、嵩山、终南山、峨嵋、青城、少室等二十八座名山进行炼丹，从而使这些地方后世成力了道教的洞天福地。
　　李少君之流的炼丹活动，今天看来是滑稽可笑的。但他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亲自从事炼丹、制药活动，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研究，使其能在科学技术上，特别是化学上取得若干成就，从而在中国化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英国自然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说：“真正的科学化学才开始从他们堕落了的炼金术中脱颖而出”(《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90—9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丹皮尔又说：“最早的希腊炼金术士，大概出现在公元一世纪”(同上书)。而李少君的炼丹活动是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后，比希腊的炼金术士的活动早二百多年。直到13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为了寻找能使一切金属变为黄金的“哲人之石”，才提出通过特别处方和不同的药物，以求达到延长寿命。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塞西(1493—1541)，这位可称为从西方炼丹术过渡到化学的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于1500年曾说过，炼丹术的目的不在于制造黄金，而在于探寻治病的药。这句话成为曾轰动一时的伟大警句(李约瑟：《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载1974年5月29日香港《大公报》)。然而这句被称之为“伟大警句”，与一千多年前汉代方士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培根、柏拉塞西的名言值得称道，那么汉代方士的炼丹活动也应肯定。正是通过炼丹家孜孜不倦的努力，后世人们依照他人提供的经验，促进了医药、化学的发展。因此，汉代方士的炼丹术并非徒劳无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方士为古代原始的“科学家”。只是后世自命为儒家的学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鄙视方士群体，视为江湖末技，与跑马卖解、走江湖之流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所发现的原始科学研究，永远沉埋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了。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不仅有了方士的炼丹活动，而且出现了总结炼丹术经验的专著。据《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经》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金之术，亦二十余万言”。言神仙黄金之术的《中篇》，亦称《枕中鸿宝苑秘书》。刘向也说淮南王刘安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属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刘向的本名)父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汉书·刘向传》)。但刘安的方士与李少君的炼丹活动不同。刘安提出“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淮南子·人间训》)。这里的丹指颜色而言，是说铅也可以为丹色，化学中有红铅(Pb3O4L)便是如此。此外，《汉书·艺文志》有神仙家的著作达十家，二百零五卷，其中就有炼丹的著作，如《泰堂杂子黄治》三十一卷，就是叙述铸金过程的各种化学反应的专著。及至东汉末年，炼丹术更有很大的发展，“《火记》六百篇，所趣等不殊”(《周易参同契》卷上)，即已有六百篇的论述火法炼丹之书。炼丹术家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周易参同契》，借用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等法家，以明炼丹修身之术，说明原始化学原理和各种试验方法，并提出物质变化时要注意其性属、性属不同者不发生变化。这部书是道家系统地论述炼丹的最早著作，为后世道家所宗，奉为“丹经王”，在世界化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方士们不仅致力于炼丹术，而且研究医药，因而方士大多精通医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在汉武帝所厚待的方士中，就有不少人是精于医术的，如上文提及的李少君原是深泽侯赵夕的医官，足迹游遍诸侯，一度深得田蚡的礼遇，成为武安侯家宴上的坐上宾。红极一时的方士栾大未入宫前，亦曾为胶东王家掌管药方的术士，后经乐成侯的荐举，方得宠于武帝。《汉书·艺文志》的神仙家著作中，也有食药方面的著作，如《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就是服食芝菌的论著。《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提及的甘始、东郭延年以及“青牛道士”封君达三个方士，都是精于房中术的。《汉书·艺文志》中有房中术的著作有八家，一百八十六篇，而东汉尚不在内。
　　道教最早的经籍——《太平经》，大约出自方士和儒生之手。尽管书中内容十分庞杂，虽有古之神话河图洛书、殊方秘道等神秘的宗教色彩，但其中记载了许多先进的医学成就——方针学和针灸学，写出了《草木方诀》、《生物方诀》和《针刺诀》等专章，太平道创始人张角正是利用了这种医学成就，为人治病传道，“病者颇愈，百姓信之”(《后汉书·皇甫嵩》)。
　　方士们研究医术，是为了成仙。他们提倡食药，不食谷，时称“辟谷法”。在他们看来，大凡药物都具有消毒除秽的功能，而植物的嗅味，矿物的色泽，颇具神秘性,想象为有清洁的效用。经常食药物，持之以恒，便可轻身，身轻可以飞升，乘空遨游成仙。正因为如此，方士们精心研究医药。旧题刘向撰的《列仙传》中，就有许多植物的名称，如茯苓、菊、术等。这些药物经过方士们的不断尝试，引用为药。东汉初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一书，成为中国药物学的经典，尽管它的出现与当时农业等科学发达有关，但也与方士的炼丹密不可分。那时许多方士炼丹兼搞医药，许多医家也兼学炼丹，他们的著作往往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所以《汉书·艺文志》中，将《神仙》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不仅汉代如此，后世大致亦如是。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唐代的孙思邈等，既是医学大师，又都是著名的炼丹术士。历代的本草学专著，几乎都有炼丹术的色彩，也收录了炼丹家的成就和他们对各种药剂的评述。如上文提及的《神农本草经》中，把炼丹常用的各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论述有辟邪作用的为上品第一，当论及其效用时，指出它有身安、命延、辟邪的作用，久服之后可以通神，长生不老。这一看法颇有炼丹术士的意味，显然，这种对药物的分类和对药物的论述，都深深地打上了汉代的炼丹术士的烙印。
　　与医学相关的是医疗保健体操的勃兴。汉代神仙家在提倡“辟谷”的同时，还主张“食气”，以代替食粮(也有以石苇等药物代替粮食的)。食气是在空气新鲜的早晨或晚上，面对太阳或天空，清心寡欲，进行深呼吸，作出各种姿态，以帮助呼吸运气。这种方法也称“行气”、“导引”、或称“胎息”，今日称之为“气功”。实际上是一种与疾病、衰老作斗争的自我锻炼方法。
　　“食气”之术，在战国时代已十分流行。《庄子·刻意篇》中，提出要通过深长呼吸，促进血液循环，并要作出家熊摆腰，鸟颈上伸之类的姿态，以达到延年益寿。与此同时出现了论及导引之术的专著，即以诗歌体裁镌刻于玉佩上的《行气玉佩铭》。成书于战国的《黄帝内经》，也曾吸收了这成果，运用到医疗、卫生上，书中指出“呼吸精气，独立守神，饥肉若一”(《素问·上古天真论》)。这里的“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就是导引的具体练功方法。
　　汉代方士神仙说的风行，黄老之学的影响，使许多贵族重视养生之道，从而使“导引”之术风靡一时。方士们行导引之术自不必说，就是一些开国元勋，失意的文士们，也学导引。如汉初“三杰”之一张良，当其入长安后“即道(导)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声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汉书·张良传》)。被班固称之为“滑稽之雄”的东方朔也“导气养性”(《论衡·道虚》)。两汉之际，王莽曾下令招致有奇技可击匈奴者，一时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汉书·王莽传》)之类人云集长安。东汉更为盛行，处士矫慎“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逸民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论及的许多方士都是精于导引的养生家流，他们靠“食气”，而获得高寿，如方士王真行“胎息胎食”之方，活至百余岁，红光满面，好似四十余岁。他曾断谷二百余日“内色光美，力并数人”(《后汉书·方术传·王真传》注引《汉武内传》)。与王真同时代的方士郝孟节行导引，可以五年至十年不吃饭。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静坐如死人，可至百日或半年。这些记载自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说明汉代导引之术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却谷食气》、《导引图》的发观。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有两篇写、绘在缯帛上的导引著作，就是《却谷食气》和《导引图》，为研究汉初方士“食气”的内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却谷食气》可能是经过汉初人补充、润饰的战国佚书。书中主要内容是叙述“食气”的做法及其注意事项等。如因“辟谷”而发现头重脚轻，身上出现浮肿的症状时，就用“呴”(呵出热气)、“吹”(吹出热气)的办法行气，一直到痊愈为止。书中还强调了在不同季节行气，应利用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要保持空气新鲜。同时对不同年龄的人，早、晚行气的次数也有所差异。《却谷食气》比《行气玉佩铭》的记载，更为详细、具体，说明西汉前期的导引之术，比战国末期更为发展。
　　关于导引方面的专著，在汉代也层出不穷。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方士，集体编写的三本书中，现存者《内传》二十一篇，题名为《淮南鸿烈》，或称《淮南子》。书中多反映方士们的养生、食气的主张。他们认为养生就是养性、养神、养心，切勿过度劳形操神，以达最高境界——“登假于道”、“性合于道”的神仙“真人”。即得“道”升仙。并把《庄子》中以动物姿态命名的导引术式——“熊经”、“鸟伸”，发展为六种名目，即增加了“凫浴”、“猿躩”、“鸱视”、“虎顾”，后人称之为“六禽戏”。汉末，通晓导引之术的华佗，正是在这“六禽戏”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后汉书·方术传·华佗传》)。华佗将“五禽戏”传授给门生吴普，吴普坚持作“五禽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整”(《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同时代的皇甫隆行导引之术，成为百岁以上的老寿星，且“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千金方》卷八一)。“五禽戏”的出现，推动了导引的发展，后世各种成套的导引术的产生，几乎都与五禽戏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方士与医学所行的导引，既有互相影响，但又有所差异。方士所行导引旨在防衰养老，以行气为主，肢体运动为辅，而医学所行导引在于治病，以肢体运动、屈伸为主。方士所行导引往往与“辟谷”相配合，而医家所行导引则往往同按摩、针炙相结合。方士行导引为目的是长生不老，白日升天，而医术家则是研究病理、解决长寿的秘诀。
　　在天文方面，方士也是有所贡献的。汉代精通天文的方士，大有人在。方士唐都精通天文，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汉书·司马迁传》）。后来唐都与落下闳、邓平等人，首次改革历法，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太初历》。所以，汉代方士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3.方士与艺术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秦汉时代，方士神仙说流行，一些艺术形式，特别是杂技艺术节目，从构思和艺术加工，都融入了种种有关神仙说的内容。
　　杂技艺术从秦汉时代开始登堂入室，进入王室贵族之家和宫廷之中，再现于画像砖、画像石、陶俑、雕塑、壁画、绘画和器皿图案之上。而以幻想为真实，以怪诞为神圣的神仙说，虽系科学的谬误，但它又是艺术的创造。汉代许多杂技艺人，受神仙说的影响，用他们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力，在杂技艺术的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与神仙有关的引人注目颇有艺术魅力的杂技节目。张衡《西京赋》中对汉代杂技艺术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他在“总会仙唱”一场中曾描写道：在高峻的仙山之上，到处是神木灵草，结满了果实。神仙般的演员在这里集会表演，有装扮的豹和罴伴舞，有白虎和苍龙吹奏。娥皇女英坐在席上引吭高歌，歌声清脆而婉转，三皇时的伎人洪崖站在乐队面前，身着华丽衣裳毛羽闪闪。这里首先是以仙境为布景，接着是表演者打扮成女娥、洪涯等神山上的人物，穿插在杂技节目之中，又有仙境中的白虎奏瑟等节目，都是与神仙说有关的。张衡在“鱼龙曼延”中，也是以神仙为背景，制造了仙境的气氛，“神山崔巍，忽从背见”，神山上怪兽行走，大鸟跳跃，白象垂鼻，小象行乳。接着大鱼变游龙，继则又变成一辆四鹿并驾，以芝为盖而饰以九葩之彩的仙车。这神山场景的变化莫测，使人如同身临仙境，从而增加了艺术魅力，更富有感染力。
　　方士的神仙说对杂技的影响，不仅见于诗人墨客铺张的辞赋中，也再现于汉代画像石刻。沂南百戏图中，就有一个《仙人驾雀》的节目，画面上有一个羽葆花衣打扮的人，手拿一颗琼树，逗弄着人扮的大雀，那颗树大概就是神山上的摇钱树之类的东西。十分明显，汉代方士的神仙说，对杂技的艺术加工、布景的设计、情节的构思，声响效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值得称道的是，汉代许多方士也精通杂技的一些幻术节目。一些方士为了宣传自己的方术，往往呕心沥血，精研幻术，借助幻术表演，引诱他人，祀神求仙。这一点，我在拙著《秦汉文化史》一书中曾论及①。例如，淮南王刘安好养士，曾招致方士数千人，作赋自乐，撰《淮南子》。这数千人中，有不少方士善于表演幻术。请看文献记载：
　　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云雾。
　　(《西京杂记》)
　　这里的“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云雾”，正是方士们所表演的幻术，即张衡《西京赋》中“云雾香冥”、“画地成川”之类的幻术。
　　同书又载：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降缯束发，立兴之雾，坐成山河。……
　　鞠道龙是精于幻术的方士，他借“东海黄公”的故事，来夸耀自己的道术。也可能是继承黄公的幻术，以东海黄公幻术的继承人自居，以此引诱观众，诱引他人，祀神求仙。
　　据文献记载，汉代方士所表演的幻术，内容颇多，不仅仅只是“画地成江河”，“喷嗽云雾”之类的幻术。
　　方士董仲君，犯事系狱，佯死，目陷虫烂。故知幻术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耸眉、动目。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引桓谭《新论》)
　　这位方士能“鼻吹”、“口歌”、“耸肩”、“动目”，可谓全才，为时人所重。提及全才，人们自然会想起汉未曾戏曹操、迄今为艺人所称道的左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座，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座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鱼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沈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勑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曹使报命。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
　　(《后汉书·方术列传·左慈传》)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左慈是一个十分精通幻术的方士。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首先表演“铜盘钓鲈”(今称“空竿钓鱼”)，继而演出“盆内生姜”，出人意料地取出三尺鲈鱼和生姜，后来又表演了“取酒不尽”和“自身遁隐”等幻术，他那娴熟的技艺，优美的动作，使众人惊叹莫测，哗然不解。建安中，方士蓟子训、解奴辜、张貂等均会表演幻术中的“遁术”。这些出神入化的奇妙技艺，如果没有高度的技巧和过硬的基本功，是不堪想象的。
　　汉代方士们表演杂技的目的，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教神仙色彩，不足为道。然而，他们精研艺术，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利用不同场合来表演幻术等百戏节目，不仅丰富了汉代人民的艺术生活，而且对发展汉代百戏，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左慈表演的“空竿钓鱼”，为后世伎人所继承、革新，今日称之为“小手法”，至今仍在舞台上流行着，有无限的生命力，依然是我国传统戏法宝库中的一颗晶莹的明珠。“空竿钓鱼”节目伴随着人工养殖金鱼的成功，发展为“空中钓金鱼”，19世纪末传到欧美和世界各国，深受各国欢迎，蜚声欧美艺坛，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夺目的光彩。然而当我们赞誉这些精彩节目时，也不忽视古代民间戏法，包括方士给后人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及其所作的贡献。
　　除了幻术外，在中国皮影戏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方士的足迹。众所熟知，当人们对皮影戏探幽溯远、考其源流之时，自然就会追溯到方士李少翁为汉武帝召李夫人之魂一事。据《汉书·外戚列传》载：李夫人有倾国之色，为武帝所宠幸。李夫人不幸夭亡，武帝日夜思念不已，曾令画工在甘泉宫画李夫人的肖像画，李少翁闻讯入宫，自言能招致鬼魂相见如生时，武帝不禁心花怒放，命他作法。到了夜间，少翁在房子四周设帐帷，在帐内点起灯烛，而请武帝独坐远望，他自己走入帐中，不一会儿，果有一如花似玉的美女姗姗而来，武帝在“是耶非耶”中一望，便不觉出神，她的身材、像貌等与李夫人相差无几，顿时兴奋不已，急欲入帐相谈，被少翁出帐拦住，转眼一看，美人已飘然而去。李夫人之貌，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史记》、《汉书》中没有详细记载。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载：那是利用一种色青质轻的“潜英之石”，用人工将生前之图刻成夫人形，置于轻纱帐里，晚上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投影于帐帷之上，那影像就十分逼真，宛如生时，而且随着石刻人形的移动，好似在帐帷中漫步。这是利用光线在帐帷中造成的影像，因此，过去学者将这件事看作是皮影戏的雏形，不无道理。浑司楼在所著《人们的剧场》中说：“有声电影的来源，不能不崇拜中国的影戏为开山祖”(见常任侠《东方艺术丛谈》第80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李少君表演的目的，仍带着明显的、落后时代的深重痕迹。如果我们站在现代发达的实验科学的云头俯瞰那时生活画面，李少君的表演更显得荒唐、滑稽、可笑，然而用今日光学原理来解释，他是利用光线在屏幕上造成了影像，在结构上有光源(灯烛)、形象(夫人生时的图形)、屏幕(帐帷)三个部分组成，完全合乎科学原理的。因此我们把它看成皮影戏的雏形，估计并不过高。法国著名电影史家乔·萨杜尔在他的巨著《电影通史》中，把皮影戏称为“电影先驱”。世界公认皮影戏以中国最早，中国皮影戏又从汉代方士发端。十分明显，在皮影艺术史上，汉代方士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与方士及其神仙说相关联的是建筑艺术的勃兴。上文已提及汉武帝笃信方士，“尤敬鬼神之祀”(《汉书·郊祀志》)，祭祀神灵已成为统治者狂热的宗教信仰。为了安排诸神的居处，汉武帝又在方士神仙说的鼓吹下，兴起建筑的热潮。
　　元狩二年(前120)，齐人少翁建议武帝与神灵通话，便在云阳作甘泉宫，画天、地、泰一诸神。一时甘泉宫内，香烟缭绕，成了神仙世界。
　　元鼎二年(前115)春，作柏梁(台)高达二十丈，台上浓郁的香味飘散至十余里之外。
　　太初元年(前104)，柏梁台毁，复作建章宫。建章宫千门万户，他以模拟自然山水美，迂迥曲折，北有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史记·封禅书》)，池旁立有武帝祭祀仙人的场所——神明台。台上有铜柱，柱上有一巨大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三辅黄图》卷二引《关辅记》)。武帝以为服用仙人收到的露水和玉屑，就可以乘云气，驾飞龙，飘然成仙，长生不老，青春长在。正如班固《西京赋》所云：“立脩(修)基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
　　汉武帝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兴土木，修神山，建离宫别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曾派出的一队队东航的方士，一批批的求仙药者，一去杏无音信。“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无可奈何，只好在宫宛中，挖人工湖，筑假山，种植“灵草神木”，模拟想像中海外仙山的园林布置，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可以想见，当年长安宫中，巍峨壮丽的宫殿群，秀丽的神山，映现在平静的池水上，水光山色，构成了一幅雄伟而又秀丽壮观的画面，如同人间天上。每当傍晚，武帝携同皇后、夫人、宫女漫步之时，微风吹来，美女们那轻若烟云之衣，飘然而起，似凌空而去，自然产生乘风欲飞飘逸的神态，不是天上，胜似天上。
　　这些在人民的白骨堆上筑起的雄伟、壮观的宫殿群，不仅是侧重精神功能，而且颇有形式美的特点，堪称为汉代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①拙著《秦汉文化史》，1986年9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十月，台北市里仁书局出繁体字本。
　　4.宗教与科学的反省
　　秦汉时代的方士群体的宗教活动，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无疑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方士群的求仙活动，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文化发展产生过一些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从认识发展史来看，宗教和科学都是在人类认识过程的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初民的原始宗教出现之时，同时也是人类探索自然和认识能动性的新起点。如果我们剥掉笼罩在先民中的大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崇拜活动的神秘化的油彩，那么在神秘外壳之内的可以说是原始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那些和自己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有重要关系的各项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的最初步认识。如果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比作一系列漫长无际的阶梯，那么先民在这个阶梯上尽管还是蹒跚学步，认识停留在直观、感性和猜测的范围内。这种认识、探索在初期阶段，可能是神学色彩更浓，比例更大。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发展，不断地自我更新，生生不息，科学的法码就会越来越加大。这是为全世界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古代中外概没能外。
　　从实践上来看，在秦汉时代，宗教和科学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倘若艰难做出明显的划分，这一现象可以上朔到先秦，原始社会的巫师，同时也是最早的医生，因此古“医”字之下就带了一个“巫”字。这些宗教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追求某一迷信目标时，往往能启迪人们从反面进行思考，寻求真理。所以宗教与科学之间尽管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春秋时期的占星家，如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宋国的司星子伟等，虽然他们从宗教角度对天象变化进行了许多说教，但他们对天象进行观察所得到的成果，却有助于诱发激励后人对天文历法的探索。上文提及的方士炼丹，本是寻求长生不老之法，但原始化学却由此而开端。炼丹术中的内丹，是以人体拟作丹炉，融体内的所谓精、气、神，企图成仙之法，但它却为医学上的养生保健，气功长寿独辟蹊径。由此可见，方士同我国古代的化学和医学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
　　尽管中西方，有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但在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关系上，无一例外地有统一性。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本来是作为法老的墓葬，但由于建筑工程的需要，却推动了几何学、力学的发展。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曾到埃及的僧院里学习埃及的宗教教义及仪式数年，但同时也学到了古埃及发达的几何学，兴致勃勃地带回希腊，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闻名一时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对几何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宗教与科学尽管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宗教也曾严重的阻碍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宗教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推动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丰富了文化知识宝藏。

汉代雄风—风水与西汉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