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今日当你北出咸阳，涉过如歌的渭河水，向前一望，蓝天白云之下，坦平的渭北高原之上，人造的山岳，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绵延百余里，或龙蟠，或虎踞，或覆斗形，或为坊形，这就是闻名遐尔的西汉帝陵。这些帝陵，浑厚凝重，昔日他们曾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空前辉煌的境界。他们的陵墓也以巍峨壮观的气势，尽显帝王雄厚基业，展示汉王朝一统天下，气吞宇内的雄风。同时，这些帝王陵又处于上佳的风水宝地，它们的营建、选址，都是在当时堪舆家(即风水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各个皇陵的形状，千差万别，分别表示了陵主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汉陵，既是汉代风水理论的产物，又是后世风水先生心目中的风水经典宝库。
　　风水，是古人进行环境选择的学问。轻清之气上升为风，重浊之气下聚为水，风与水和谐而万物顺畅。众所周知，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气候、风向、风力、水源、水势的变化，并对该地区的人们产生利害程度不同的影响。当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劳动效率较低，而且人们的科学文化也不发达的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就特别至关重要。集中探索居住环境——包括阳宅和阴宅环境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上佳的生产、生活环境，正是风水所努力解决的问题。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经说过：“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吕氏春秋·孟冬纪》说：
　　葬浅则狐狸担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
　　这就是风水的起源。
　　因此，古代风水学说中有许多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选择生活空间、营造生活环境时，也应总结传统风水的合理因素。
　　商周时没有坟丘，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因为营造坟墓，坟墓的选址就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要思考的问题了。战国时代，人们要求葬地能够避免水泉之湿、蝼蚁之害，连呼吁节葬的《墨子》也说葬地环境要“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让死者在冥间有一安宁、静谧、稳固、安全的地方，避免飞禽、走兽、虫蛇对死者的伤害。而帝王葬于高陵之地，水泉难及高，蝼蚁难上陵，飞禽走兽难达于深处。因此，战国时代，风水比较强调实用的目的，还没有汉晋时代藏风聚气的追求。
　　到了汉代，关于葬地选择风水的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学说的基地上，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汉代是谶纬学说最为发达的时代。《周易》学说中的象数派和阴阳五行学说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生预测、国运预测等占卜学说风行一时。葬地风水思想也伴随着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茁壮成长。
　　首先，在汉代已出现“风水方位之书”。
　　风水思想在秦时已有较大的影响。秦大将蒙恬曾奉秦始皇之令修筑长城，广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矫诏逼死，当时民间流传说，蒙恬之死，因他修长城、开驰道时绝了地脉。“地脉”说法，正是风水的特征。据《水经注》卷八记载，汉成帝时营建昌陵的借口之一，就是延陵的风水不吉利。《史记·日者列传》和扬雄《甘泉赋》中多次提及“堪舆家”，汉儒许慎曾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风水师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些风水师在谶纬学说影响下，也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用著作表达出来。《汉书·艺文志》中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两部书，日本人泷川资言认为这两书正是“风水方位之书”。也就是汉代已有相地相宅的著作，但葬地风水的系统化，是晋代郭璞《葬经》的问世，才算完成。之后，出现了以相地看风水为职业的人。
　　其次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风水吸收了祸福感应观念，使葬地风水成为风水中的重头戏。
　　丧葬习俗中的祸福感应说在汉代已出现。人死后，选风水宝地建坟墓，使子孙兴旺发达，得到护佑，这一现象在汉代已经流行。《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丧父后，在三位神秘的书生指引下，选择了一块坟地，声称：“葬此地，当世为上公。”从此，袁安子孙世代任九卿甚至位列三公，“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汉末割据的袁绍、袁术就是袁安的曾孙，祸福感应说进入风水以后，随着人们头脑中对葬地环境的选择思考，逐步形成了葬地环境决定着活着的人的命运这一观念。风水学说到这时才真正形成。 

风水与西汉陵/韩养民，韩小晶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