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西汉诸陵邑的人口，除了长陵邑和茂陵邑在《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以外①，《汉旧仪》粗略地记载了其它陵邑的人口数字。《文献通考》卷一二四，引《汉旧仪》记载：“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邑各万户，徙民与长陵等。”如安陵、霸陵和阳陵的徙民数量确实与长陵相同，而《汉书·地理志》记载长陵有五万多户人(其中绝大部分应为徙民)，那么这三座陵邑的人口绝对不止万户，应为四、五万户。关于茂陵、平陵和杜陵邑的人口，不同文献引用《汉旧仪》略有出入，大约为3～5万户②。显然，这里关于茂陵邑人口的统计偏少，应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准。至于平陵邑人口约五万户的记载，似乎可信。但杜陵邑的人口可能不止五万户，它是西汉最后建置的陵邑，由于宣帝以后的皇帝再未置陵邑(成帝昌陵邑半途而废)，徙居杜陵邑的达官显贵也就在此定居下来，加之杜陵邑营建后，杜县合并于此，因此杜陵邑的人口一定相当可观，不会少于茂陵邑。
　　从《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具体人口数字的十个县来看，茂陵邑比都城长安多三万多人。茂陵邑的户数虽少于都成(其为76256户)，但实际人口可能要多于它。这因为诸陵邑中居民多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成员，每户实际人口远远多于一般人家。《汉书·哀帝纪》写道：当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民多畜奴婢，”为此国家规定了官宦和豪富占有奴婢的限额：“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这些奴婢不在当时人口统计之列。可见，诸陵邑的每户实际人口远远超过其它地方。可以说，西汉诸陵邑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西汉诸陵邑不但人口多，而且人口构成也比较复杂，因此社会生活就显得别具特色。如安陵邑是京畿的艺术城，为了繁荣这里的文化艺术生活，朝廷从关东各地迁来梨园世家五千户，因此，安陵邑又称“女啁陵”；平陵邑是都城附近的学术中心，汉代许多著名学者、文人都徙居于此；杜陵邑则是都城上层官僚的聚居地。西汉中、晚期，从全国来看，政治中心在三辅；从三辅来看，中心在诸陵邑；从诸陵邑来看，中心在杜陵。汉宣帝曾把“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者，迁到杜陵邑。后来他们也再未“随帝徙陵”。因此，与其他地方相比(包括都城长安)，丞相和位列上卿的三公将军，出自杜陵邑的最多。
　　陵邑中住着皇亲国戚，有的皇帝也去陵邑。汉武帝就曾到长陵邑看望住在那里的他姐姐。朝廷的达官显贵，家大多也在陵邑。萧望之在朝为官，家仍在杜陵邑。朝廷中一些很有名望的大臣，年事已高，辞官归家后，朝廷遇到大事也要派特使到陵邑向他们征询意见。可见，陵邑的政治生活与京城长安密切相关。 
　　由于陵邑是全国各地官宦豪富的聚居地，所以风俗是“五方杂厝”，生活是奢侈无度，治安是混乱“难理”。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对陵邑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陵邑周围筑起高大的城垣，居民分别住在陵邑之中的“里”内，官宦也不能例外。如司马迁、马援的祖先和石奋就分别住在茂陵显武、成懽和陵里。里设里门，里门门禁制度严格，进出里门都得下车接受检查，官吏亦不例外。内史石庆因酒醉进里门未下车，其父石奋怕传出去有碍名声，故绝食表示对儿子的抗议。里中的居民以家为单位，住在各自的宅中。
　　陵邑内辟有市场，由于陵邑人口多，市场往往不止一处。当时在闾里密集的地方，可能还设有“小市”。孝景王皇后的前夫女儿就住在长陵小市附近。
　　陵邑内还设有监狱。《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窦穆因为“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
　　①《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长陵“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②《史记·吕不韦列传》卷八十五，第2512页，《索隐》引《汉旧仪》：“武、昭、宣三陵皆三万户。”《文献通考》卷一二四引《汉旧仪》：茂陵、平陵和杜陵“皆三万至五万户。” 
　　

西汉十一陵/刘庆柱，李毓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