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西安碑林藏石丰富，隋唐墓志又居其大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资料，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武周时期，始于天授元年(690)，终于长安四年(704)，其间改元频仍，又颁布新字，这些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墓志上都有集中反映，加之在志盖及首题又多署“大周”年号，使得武周墓志的特征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墓志在金石文献中多有著录，其中以河南洛阳出土为最，在西安碑林所藏的武周时期墓志资料初步统计约有二十余种(包括砖志)[1]，大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整理馆藏隋唐墓志资料，对武周墓志尤为关注，在研读这些墓志的过程中，发现志文中包含的诸多内容值得研究和探讨，经过认真爬梳，现将这些资料整理罗列如次，并附简略考证，以期为这一领域之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
　　一 《王感墓志》
　　武周长寿二年(693)，志呈方形，盖、志均高49厘米，宽47厘米，首题“周故朝议大夫银州刺史盂县开国男王君墓志铭并序”。志文19行，满行21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日、月、年、正、授。盖呈覆斗形，四杀饰蔓草纹，盖题“大周故王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篆书。1958年西安西郊枣园出土，现藏西安碑林。著录见《西安碑林全集》[2](以下简称《全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3](以下简称《墓志汇编》)，全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4](以下简称《续集》)。
　　志主王感，“太原人也，曾祖裕，隋太子舍人、河间令；祖通，唐右武威卫、定远将军、洞均府都尉、上柱国。公操履贞悫，鉴局祥雅，……以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擢授银州刺史，封盂县开国男。……长寿二年正月十□日薨于官舍，春秋□十有八。以长寿二年二月十二日窆于城西小严侧，礼也。”
　　有关“洞均府”，《新唐书·地理志》、《唐折冲府考》、《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唐折冲府考校补》均失载，张沛先生在《唐折冲府汇考》[5]中指出，“洞均”疑“洞涡”之讹，其地应在唐清源县(今山西清徐县东)一带。天授二年(691)任“银州刺史”已收入《唐刺史考全编》[6]。葬地“城西小严侧”，其大致位置应在墓志出土地今西安西郊枣园一带。据《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赵氏先君杨君于元和六年“殡金光门外小严村之里”[7]，《内侍省令堵颖墓志》，“权殡于长安县龙首乡□严村买地一段，……其小严村即开远门外临皋驿西南孝悌。”[8]。两志所载“小严村”之方位与《王感墓志》出土地基本相合。
　　二　《刘僧墓志》
　　武周长寿二年，志呈方形，盖、志高宽均为72厘米，首题“唐故左卫刘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7行，满行28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年、正、初、授。盖呈覆斗形，盖题“唐故左卫亲卫刘府君墓志铭”，3行，行4字，篆书。志侧饰鸟兽和蔓草纹，盖四杀亦饰鸟兽、蔓草及卷云纹。1995年西安市公安局在打击文物走私中收缴，出土时地不详，现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全文见《续集》。
　　志主刘僧(600—647)，“字彦达，本河间郡人也。五代祖因官关右，遇乱不归，故今为长安县人焉。……祖咸，周济北郡丞，思州刺史、沁虏将军、河间公。……父寿，隋北龙治中、建州别驾。……(刘僧)贞观载以门荫授左卫亲卫。……以贞观廿一年正月廿三日终于本县真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七。夫人晋阳赵氏，……以天授二年腊月十三日遘疾，终于洛阳县富教里第……以大周长寿二年二月廿二日合葬于长安城东霸陵原，礼也。”
　　刘僧的祖刘咸、父刘寿，史书无载，入唐后刘僧以门荫入仕，“授左卫亲卫”，也符合“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的职官制度。[9]刘僧任职于唐贞观时期，故志文首题及志盖均冠以“唐左卫亲卫”。检《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并无“真安里”，“真安”可能系“贞安”之误，贞安坊乃朱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与宫城毗邻，后又称修德坊[10]。夫人赵氏所终之富教坊，乃洛阳定鼎门街之东第六街街东自南向北之第八坊。葬地霸陵原，位于唐长安城东郊灞河之东灞陵一带，其北为铜人原，南为白鹿原，即今灞桥区灞陵乡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刘僧子刘玄意曾任“唐左鹰杨卫郎将，皇朝西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长史、肃州刺史。”今所见出土的武周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多有署名“意”者，而当时文书之签署又多出自掌管府事之长史之手，据此，有研究者认为吐鲁番文书中之署名“意”者极有可能就是此志所载之刘玄意，若确如此，就破解了吐鲁番文书中署名“意”者之悬案。[11]又，刘玄意曾任肃州刺史，可补入《唐刺史考全编》。
　　三 《亡宫八品墓志》
　　武周长寿二年，志呈方形，高、宽均为31厘米，首题“大周八品亡宫志铭并序”。志文14行，满行15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日、月、年。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鸳鸯七志斋藏石》[12](以下简称《七志斋》)，全文见《唐代墓志汇编》[13](以下简称《汇编》)、《续集》。
　　四 《亡宫墓志》
　　武周证圣元年(695)，志呈方形，高、宽均为28厘米，志无题。志文13行，满行13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年、正、载、圣、证。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全文见《汇编》。
　　五　《亡宫七品墓志》
　　武周证圣元年，志呈方形，高35厘米，宽36厘米，首题“大周七品宫人墓志铭并序”。志文14行，满行15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日、月、年、圣、证。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七志斋》、《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
　　六　《亡宫九品墓志》
　　武周证圣元年，志呈方形，高36厘米，宽37厘米，首题“九品亡宫人墓志铭并序”。志文12行，满行12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日、月、年、圣、证。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全文见《续集》。
　　七　《亡宫七品墓志》
　　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志呈方形，高、宽均为45厘米，首题“七品亡宫墓志铭并序”。志文14行，满行14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年、圣、证。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
　　八　《亡宫五品墓志》
　　武周天册万岁二年(696)，志呈方形，高40厘米，宽39厘米，首题“五品亡宫志文并序”。志文13行，满行13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日、月、年、正、载。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续集》。
　　九　《亡宫八品墓志》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志呈方形，高、宽均为31厘米，首题“八品亡宫志文一首并序”。志文13行，满行15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日、月、年。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
　　上述七种宫人墓志(三——九)，原均系于右任先生“鸳鸯七志斋”藏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于先生慨然将“鸳鸯七志斋”藏石共计三百余种捐于西安碑林，极大地丰富了西安碑林的藏品体系。宫人亦称宫娥、宫婢，是封建时代一个特殊的妇女阶层，她们绝大多数是为皇室服务的女仆，在宫中地位十分低下。唐代的宫人制度基本承袭隋代，有些宫人的名称略有改动，主要分为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六尚是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局四司，每司一典、一掌。唐代宫人墓志，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只称“宫人”或“亡宫”，“不知何许人也”，品第自五品至九品不等。这些宫人墓志普遍的特点是，志石粗糙，志文简略，也说明了这些人的地位卑微。史籍中有关宫人的记载很少，《唐书》中仅记有尚宫宋若昭一名宫人。[14]西安碑林所藏的这批武周宫人墓志，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宫人制度，宫人的来源、成分、埋葬方式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十 《王定墓志》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志呈方形，高、宽均为53.5厘米，首题“大唐故朝散大夫行少府监中尚署令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7行，满行26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年、载、授。志侧饰蔓草纹，盖佚。1956年西安西郊枣园出土，现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
　　志主王定(580～669)，“琅琊临沂人也，曾祖超之，梁通直散骑常侍、建安郡守；祖璨，陈通直散骑侍郎、给侍中；父弘道，陈巴山王府田曹参军……隋大业年中，(王定)以梁陈衣冠子弟，授谒者台奉信员外郎。……自唐家创业，海内安宁……遂征公为前齐府直文学馆……寻改授少府监中尚署令。以公妙娴礼仪，尤擅丹青，起天下之图样，修国家之冠冕，事了加朝散大夫。……以总章二年四月十四日卒于雍州万年县宣阳里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九。粤以大周万岁登封元年二月十二日与夫人徐氏合葬于长安县小严村北平原从先兆，礼也。”
　　王定是初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墓志资料刊布后，美术史家对此多有关注并有专文研究。[15]志文称其“尤擅丹青”、“丹青表誉”，《唐代名画录》载：“王定为中书，常癖于画，公政之外，每图像菩萨、高僧、侍女，皆冠当代。每惊画处，咸谓惊人。”[16]《历代名画记》：“贞观初得名，笔迹甚快。僧悰云：‘骨气不足，遒劲有余。菩萨圣像，往往惊绝。’在张孝师上。”[17]《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其画作《本草训诫图》，系太宗贞观年间奉敕而作，其他还有长安寺院中的画壁多处，但所有画迹都以湮没不存。墓志内容对全面了解王定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史籍中俱不载王定世系、籍贯和生卒年月，墓志可补史阙；其历官也可与文献参照互补；其父王弘道之名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但弘道以下俱空格，无子孙之名，他在南朝陈时任“巴山王府田曹参军”亦可补史。据志载，王定之次子璀为千福寺上座，“少参玄教，早袭缁裳”，这则史料也值得重视。
　　王定终官于少府监中尚署令，据《新唐书·百官志》，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纹错彩之制”[18]，这与墓志所记“起天下之图样，修国家之冠冕”相合。王定卒于高宗总章二年(669)，故墓志首题官职仍冠“大唐”，宣阳里位于朱雀门街之东第二街街东自北向南之第六坊，其与夫人徐氏合葬地“长安县小严村北平原”，具体地点前文已详述。
　　十一　《梁师亮墓志》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志石已裂为多块，现残存五块，形状不规则，文字泐损近半，残高55厘米，宽71厘米，首题“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9行，因残损行字不等，楷书，残存志文中可见武周造字有地、日、月、年、初、圣、授。盖佚。出土时地不详，西安碑林旧藏。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金石萃编》[19]等。
　　据《汇编》所载全文可知，梁师亮(649—696)，“字永徽，安定乌氏人也。大父殊，隋任右监门录事；显考金柱，唐奉义郎。……(梁师亮)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永隆二年，以运粮勋蒙授上柱国。……垂拱二年，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调补隐陵署丞。……秩满，俄而上延朝遣，授珍州荣德县丞。以万岁通天元年七月二日逝于益州蜀县，春秋四十有七。……即以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于雍州城南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陪先茔也。”
　　“左春坊”为东宫官属，其下设有药藏局，如殿中省之尚药局，掌医药诊候，“别教医生”应为药藏局下属。“乾陵当作”一职，史籍未载，推测可能为将作监之下属，参与乾陵营造之事，垂拱二年(686)，梁师亮“别敕放选”，即通过铨选入仕，“释褐”之意说明此前所任应为流外之职。“隐陵署丞”，当为宗正寺诸陵署之一，掌守卫天子先祖山陵，隋代先帝诸陵皆置署领之，合称诸陵署，唐代因之，后又改称诸陵台，各有令、丞一人。此处“隐陵”具体指何陵，待考。
　　志主葬于“雍州城南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陪先茔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三阶教的家族信仰有关[20]。三阶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教派，创立者为隋代僧人信行。他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在真寂寺圆寂，其弟子依林葬法收骨起塔于长安南五十里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其后信行禅师的教徒和追随者死后均葬于信行禅师的塔侧。从墓志内容分析，梁师亮的父辈或祖辈可能是三阶教的信徒，故先茔之地在“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到了唐代中叶，随着教众的陪葬越来越多，在楩梓谷口遂建百塔寺，这里便成了三阶教的圣地。楩梓谷位于今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村附近，墓志出土地也应在这一带。
　　十二　《杨基墓志》
　　武周神功元年(697)，志呈方形，盖、志高、宽均61厘米，首题“大周故上柱国杨公墓志并序”。志文24行，满行23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日、月、年、载，国、授。盖呈覆斗形，盝顶四角饰“×”形纹，右下角残缺，四杀饰有纹饰，已漫漶，似蔓草纹，盖题“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篆书。出土时地不详，1952年段绍嘉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汇编》、《陕西金石志》[21]等。
　　志主杨基(609—694)，“字安定，弘农仙掌人也。曾祖彦，隋任太州司兵、新丰县令、袁州长史，迁洪州都督。……祖运，唐任渭州司户，改任襄州义清县令。……(杨基)寻加上柱国……延载元年九月十九日卒于私第，春秋八十有五。夫人能氏……万岁登封元年二月四日，卒于私第，春秋八十有八。……神功元年岁次丁酉十月二十二日，合葬于西岳之阴。”
　　杨基的家族为隋唐时期著名的大士族——弘农杨氏，但属于哪一房支，无可稽考。杨彦、杨运及杨基，史均无载。志主杨基一生未出仕，志文赞其“高志捐书，勒燕然之铭碣；雄心击剑，树铜柱之功勋”，但他曾蒙授上柱国勋爵，可能是门荫之故。志题“大周”，而盖题却为“大唐”，墓志刊刻于武周神功元年，国号应署“大周”，志盖是否书者笔误，抑或文物入库时搞混，也未可知否，故存疑。杨基及妻能氏合葬于“西岳之阴”，应即今华阴县境内。此处有弘农杨氏家族墓地。
　　十三　《张君枢铭》
　　武周圣历元年(698)，系砖刻墓志，方形，高、宽均为36厘米，志无题。志文7行，满行7字，隶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日、月、年、国、圣。盖佚。出土时地不详，2001年入藏西安碑林。首次披露于《碑林集刊》[22]。志文如下：
　　大隋故朝散大夫行坊州四年司马上柱国张君之柩，以肆历元年岁次戊戌腊月癸巳朔十日壬寅，权殡于郑县郑邑乡之原，礼也。
　　志主张君署隋代官职，志文中所署年号为“肆历”，虽“肆”之写法与武周造字“圣”字有区别，但研究者据所记年月日之干支及志文中出现的多处武周造字，认为此志应为武周圣历元年所刻。武周时期以隶书书写的墓志，较为少见，《张君柩铭》中出现的“肆”(圣)、“季”(年)、“*(外口内永)”(月)、“*(外口内工)”(日)的写法与常见的武周造字稍有不同，值得留意和探讨。“郑县郑邑乡之原”位于今陕西华县境内，墓志应出土于此。
　　十四 《房逸墓志》
　　武周圣历二年(699)，志呈方形，高、宽均为58厘米，首题“大周故贝州清河县尉柱国房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30行，满行29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日、月、星、君、年、人、正、载、圣、授。盖佚。河南洛阳出土，1938年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七志斋》，全文见《汇编》。
　　志主房逸(640—698)，“字文杰，魏郡清河人也。……曾祖宣，隋任郑州荥阳县丞。……祖恭，隋任定州司马。……考策，唐处士。……(房逸)以门荫宿卫，仍附成均监读书。……上元三年，以明经举，射策甲第，解褐补扬州海陵县尉。……秩满，授贝州清河县尉。……以圣历元年四月十九日遘疾，终于贝州官舍，春秋五十有八。……夫人赵郡李氏……以长寿二年腊月廿六日寝疾，终于扬州官舍，春秋五十有七。……以圣历二年岁在己亥二月景戊朔十七日壬寅合葬于邙山之原，礼也。”
　　唐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门荫宿卫”，但房逸之父身份为“处士”，可能是以其祖之职蒙授门荫。成均监即国子监，垂拱元年(685)易名，神龙元年(705)复旧。国子监附设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等，皆有定额，每年有学成其业者，由国子祭酒和司业亲自考试，合格者按名额规定送尚书礼部参加科举考试。房逸以明经及第，由此取得出仕资格，先后出任扬州海陵县尉及贝州清河县尉。高宗之前，县尉乃流外之官，后才改为品官，由吏部除授，故志文中言“解褐”。房逸于上元三年(676)明经及第，可补入《登科记考》。
　　十五　《李则政墓志》
　　武周圣历三年(700)，志呈方形，盖、志高宽均为46厘米，首题“大周故常州司法参军事上柱国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6行，满行27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年、人、载、圣、授。盖呈覆斗形，四杀饰蔓草纹，益题“大周故李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篆书。1956年西安东郊红庆村出土，现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续集》。
　　志主李则政(650—698)，“字今范，陇西成纪人也。……曾祖椿，隋骠骑大将军、虞州刺史、河东郡公。……祖匡义，隋朝请大夫、盖州别驾，袭爵河东公。……父虔惠，唐齐州临济令、朝散大夫行兰州长史。……(李则政)解褐左卫翊卫，调补越州会稽县丞。……秩满，改授朝议郎行常州司法参军事、上柱国。……以圣历元年六月八日遘疾，终于洛州洛阳县之私第，春秋四十有八。即以三年岁次庚子壹月十一日辛酉窆于万年县同人原，礼也。”
　　李则政父曾任朝散大夫行兰州长史，为五品官，他应是以门荫“解褐左卫翊卫”，后任“朝议郎行常州司法参军事”，为判司之属，掌鞠狱定刑、督捕盗贼。葬地“万年县同人原”，即铜人原，位于唐长安城东北郊，唐时此原上有万年县义丰乡、铜人乡等乡里，如《宜都公主墓志》“迁神于万年县义丰乡铜人原”[23]，《蒲城县侯郭荣神道碑》“卜葬于□□县同人乡铜□里”[24]。其南为霸陵原、白鹿原，系当时重要的埋葬区之一，其大致方位在今灞桥区洪庆乡、韩峪乡一带，墓志的出土地基本与此相合。
　　十六　《智惠墓志》
　　武周大足元年(701)志呈方形，高、宽均为34厘米，志无题。志文15行，满行15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日、月、年、国、授。盖佚。出土时地不详，西安碑林旧藏。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续集》。
　　据志载“大周大足元年青槐乡弘化之弟姓名智讳惠，七月廿三日薨，时春秋六十有二。八月二日葬于承平乡龙首原，礼也。……(智惠)考满授官，固辞不就。清猷在室，志等凌云；观国垂光，雄才挺秀。”志文中“青槐乡弘化之弟”应为居所，“姓名智讳惠”，可能强调志主姓“智”名“惠”，抑或“名”为衍文，故墓志应定名《智惠墓志》为宜。智惠“考满授官，固辞不就”，说明其身份为处士。
　　此志行文较为特殊，未言家族世系，对志主智惠(638—701)之生平事迹描述的也极为简约。葬地承平乡唐时属长安县，《西门珍墓志》记有“……克尊象外之谈，不讳生前之事，遂于长安县龙首原西距阿城茔域，高岗虽枕，夏屋未封，……迁窆于长安县承平乡先修之茔，……”[25]，阿城即阿房宫城，今西安市西郊未央区有阿房宫村，就建于原遗址之上。青槐乡亦属长安县，《王祥墓志》在载“以上元二年八月十三日迁窆于青槐乡阿城原，礼也。”[26]此墓志出土时地不详，阿城原当即阿房宫城遗址所在之原，此乡位置当在承平乡西。“弘化里”之名可补入青槐乡。
　　十七　《史怀训墓志》
　　武周长安二年(702)，志呈方形，高、宽均为56厘米，首题“唐故东宫千牛备身济北史君墓志并序”。志文32行，满行32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君、年、人、臣、载、国、初、授。盖呈覆斗形，盖题“大周故史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篆书。志侧饰蔓草纹，盝顶四侧及四杀亦饰蔓草纹。出土时地不详，1995年入藏西安碑林。首次披露于《碑林集刊》[27]。
　　史怀训祖史静，其事迹见附于《北史·史万岁传》[28]及《隋书·史万岁传》[29]，史传记其在北周时任沧州刺史，而志文载“宇文朝开府仪同三司、泾州总管、原兰河渭等六州诸军事、六州刺史、大平县开国公”，可补史阙。父史万宝，与史万岁为兄弟关系，其名新、旧《唐书》有载，他系唐朝之开国元勋，曾与李神通在鄠县响应太原起兵。志载其“擒煞李密，徙平王充窦建德”，与史书中所记稍有不同。关于擒杀李密，史载为盛彦师之功，“李密叛，谋出山南，(史)万宝惧”[30]；参与平王世充、窦建德之事，后者史书中未载，而史万宝参与平刘黑闼事，志文却不知何故只字末记。其官职史载为“原国公”[31]、“左翊将军”[32]、“行军总管”[33]，志载其历官“唐大丞相府功曹参军、左光禄大夫右卫将军、袭封大平县开国公。……迁民部尚书、检校洛州都督、佐命功臣第二等”及其谥号“肃”均可补史之阙。史怀训“解褐东宫右千牛备身，以门调也”，应属门荫入仕，“皇太子之备八德，君之力焉”，史怀训当时警卫的当是皇太子李显。
　　史怀训及妻李氏先后卒于洛阳，史氏更是早在高宗龙朔二年(662)就已故去，故盖题及志题均署“唐”。李氏故去十年后，才与其夫归葬故里，“以大周长安二年五月卅日合葬于雍州乾封县居安乡高阳原”，乾封元年(666)析长安县以置乾封县，长安元年(701)废。有关“居安乡高阳原”，据《李府君夫人王氏墓志》云“安厝于京兆府长安县居安乡高阳原”[34]，《严震墓志》“葬于长安居安乡某之原”[35]。在今长安区郭杜镇仍有大小居安二村，亦即高阳原所在，应即唐居安乡地。高阳原是唐长安之南的一个重要葬区，出土墓志以初唐时期居多，其中心区域在今长安区郭杜镇一带。
　　十八　《赵智侃墓志》
　　武周长安三年(703)，志呈方形，高、宽均为72厘米，首题“□周故游击将军上柱国南阳赵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31行，满行30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年、人、载、国、圣。盖佚。出土时地不详，西安碑林旧藏。著录见《全集》、《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36]等，全文见《汇编》、《陕西金石志》、《关中石刻文字新编》[37]。
　　赵智侃(640—699)，“南阳人也。……君即京兆侯元凤之十代孙，司空公之支派，因官京师，今为长安人也。曾祖纯，隋任隆州新井县丞；祖谦，隋任利州緜谷县令；父僧德，唐任天官朝议郎、上柱国。……(赵智侃)坐高林而卧磐石，啸明月而傲清风。……于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四月八日卒于神都来庭县会节坊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夫人宗氏……以长安二年九月廿九日终于延康坊私第，终年四十有七。……粤以长安三年岁在癸卯二月癸巳朔廿八日庚申合葬，窆于长安县神禾原，礼也。其日同迁葬祖父母及叔等俱同茔限。”
　　志题“游击将军上柱国”分别为散官和勋官，但何时授予赵智侃，志文中并未记载，是否继承其父僧德“天官朝议郎、上柱国”也未可知否，但“朝议郎”为文散官，正六品上，“游击将军”为武散官，从五品下。志主“坐高林而卧磐石，啸明月而傲清风”，说明他并未出仕任职。志文中还有值得关注的信息是，“粤以长安三年岁在癸卯二月癸巳朔廿八日庚申合葬……其日同迁葬祖父母及叔等俱同茔限”，说明此处为赵氏家族墓地，家族成员迁葬到长安后，选择同一天进行埋葬仪式。
　　检《唐两京城坊考》，“神都来庭县会节坊”乃洛阳定鼎门街之东第七街街东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延康坊”为长安朱雀门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38]。葬地“长安县神禾原”，唐时应在长安县万春乡一带，《裴稹墓志》载“窆于长安县万春乡神禾原”[39]。神禾原系樊川和御宿川之间的高地，南接南五台，大概位置在今长安区韦曲镇至郭杜镇一线偏南，唐时此原横贯长安、万年两县，除上述长安县万春乡以外，万年县神禾乡等乡里也位于神禾原上。
　　十九 《史善法墓志》
　　武周长安三年，志呈方形，高、宽均为40厘米，首题“周故恒州中山县令史君墓志铭”。志文11行，满行21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年、人、国、授。盖佚。志四侧均有残损缺字之处。出土时地不详，西安碑林旧藏。著录见《全集》，全文见《汇编》。
　　史善法(627—702)，“字丑仁，济北郡人也。肆拾叁代祖霸，并□□□大夫，叁拾捌祖良，后汉征南将军，封济北侯。故□□济北望族矣。祖、父咸任昭武校尉，……君皇朝版授恒州中山县令。……春秋七十有五，长安二年十一月三日终于私第。夫人康氏，享年六十三，终于私第，以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壬辰朔十八日，合葬于泾川之礼也。”
　　志文中追溯的先祖史霸、史良，正史中均未载，不排除可能是虚妄之词，但其中解释了史氏以济北为地望之缘由。史善法之祖、父，“咸任昭武校尉”，并未出仕任职。史氏与夫人康氏，“合葬于泾川之礼也”，“之”后似脱有字。“泾川”之地名，在甘肃境内，但此处可能另有所指，笔者检陕西出土之隋唐墓志，葬地标明为“泾川”的暂时未见。从志文字面分析，如脱一“原”字，葬地可能在长安之北泾水沿岸某处高地，或脱一“乡”，抑或脱一“里”字，“泾川之乡(里)”又可能是长安、万年或其他县一失载的乡里，姑且存疑待考。又，《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40]中《史善法及妻康氏墓志》条载“山东长清出土”，不知据何而来。
　　二十 《骞绍业墓志》
　　武周长安三年，志呈方形，盖、志均高41厘米，宽40厘米，首题“唐故处士骞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0行，满行20字，楷书，志文中未采用武周造字。盖呈覆斗形，盖题“大唐故骞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篆书。四杀饰蔓草纹。1954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现藏西安碑林。著录见《全集》、《墓志汇编》，全文见《续集》。
　　骞绍业(682—703)，“字承宗，陇西金城人也。其先闵损，字子骞，孔门之十哲，子孙以王父之德，以字为氏。晋大将军貙之玄孙胤，后魏永熙三年西入关，居于京兆，公即其后也。曾祖暄，隋任益州郫县令。祖基，任太子家令，迁朗坊延利果五州刺史。父思悊，任抚州南城县令。……(骞绍业)安贫陋宇，无贻草履之忧；体道闲居，自得布衣之乐。……以长安三年卒于抚州官舍，春秋廿有二，以十一月二日卜宅于万年县白鹿原乡之原，礼也。”
　　西安碑林藏有五方唐代骞氏墓志，分别是《骞思泰墓志》、《骞思悊墓志》、《骞思玄墓志》、《骞绍业墓志》、《骞如珪墓志》，其中思泰、思悊、思玄为三兄弟，绍业为思悊之子，如珪为思玄之子。有研究者就此资料对骞氏家族进行了综合而深入的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一家族的演变及发展史[41]。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骞氏出自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其孙文，以王父字命氏。”又“(骞宏)裔孙彄，晋将军、平阳郡太守。”[42]，疑骞彄与骞貙为同一人。骞基任朗坊延利果五州刺史，可补入《唐刺史考全编》。志载，骞绍业“安贫陋宇，无贻草履之忧；体道闲居，自得布衣之乐”，应未出仕，“长安三年卒于抚州官舍”，时年其父骞思悊正在抚州南城县令任上。
　　葬地万年县白鹿乡之原，应属白鹿原的范围，该原是位于唐长安城的东郊浐、灞两河中间的台地，上述骞氏五志中，除一志言葬于雍州城东原外，其余均言葬于白鹿原，墓志出土地郭家滩，即今灞桥区纺织城一带，位处白鹿原北坡，这里应是骞氏家族祖茔之地，唐时当属万年县白鹿乡之地。
　　志文通篇未使用武周造字，这一现象值得关注。武周造字多从载初(689)以后开始普及，在墓志资料中可频繁见到，使用广泛且几无例外。《骞韶业墓志》载：“(长安三年)十一月二日卜宅于万年县白鹿原乡之原”，长安三年仍是武周统治时期，但其中却未用武周造字。另，在首题、盖题上署“唐”或“大唐”，这些现象都于理不合。由于志文中缺少合理解释的信息，笔者分析后初步推测长安三年仅为“卜宅”，接下来应是营造墓室，而志石刊刻及墓主下葬可能已在李唐光复即中宗神龙元年之后。
　　注释：
　　[1]此乃笔者初步统计(截止2004年底)，除本文介绍的二十种墓志外，西安碑林中尚藏有武周万岁元年(695)《李崇望妻王氏墨书砖》、武周《赵君墓志盖》两种。其中前志据武伯伦《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中《唐长安郊区研究》一文记载，“又有1955年出土《李崇望妻王氏墓志》，云‘大周天册万岁元年九月十九日，赵郡李崇望妻王氏年二十二卒，其月二十五日权殡于京城东长乐乡春明里。’”由于两志深锁库房之中无缘得见，故本文未予介绍。另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中有长安三年(703)《亡尼墓志》，称志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经笔者查证认定此说误矣；该志1986年出土于礼泉县昭陵乡魏陵村，今藏昭陵博物馆。
　　[2]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全集》，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3]吴钢、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
　　[6]郁皓贤《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7]转引自武伯伦《古城集》中《唐长安郊区研究》一文。据该文载：“《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并序》。此志拓片亦存陕西省图书馆。志石亦不知现存何处及何时出土。”
　　[8]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18，《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9]《旧唐书·职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10]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
　　[11]王翰章、尹夏清《新出唐刘僧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12]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编《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
　　[13]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新唐书·列传第二·后妃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15]鲁深《初唐画家王定墓志铭》，《文物》1965年第8期。
　　[16]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画品丛书本。
　　[17]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18]《新唐书·百官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19]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年。
　　[20]樊波《西安碑林收藏的几方三阶教碑刻》，《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21]武树善《陕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22]王其祎《读碑五题》，《碑林集刊》(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23)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全集》卷84，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24]李子春《隋郭荣碑考释》，《考古通讯》1957年1期。
　　[25]清·陆耀遹《金石萃编续编》卷10，《石刻史料新编·一般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26]宋联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3，1936年排印本。
　　[27]王原茵《浅析西安碑林收藏的两方武周时期墓志》，《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8]《北史·史万岁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29]《隋书·史万岁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
　　[30]《新唐书·盛彦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1]《旧唐书·刘黑闼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2]《新唐书·刘黑闼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3]《新唐书·李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4]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11，《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35]《全唐文》卷505，中华书局，1985年。
　　[36]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37]清·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38]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
　　[39]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3，《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40]《北京图书馆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
　　[41]岳绍辉《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42]《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作者单位：西安碑林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