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部，因山为陵，陵园所在的九嵕山海拔1224米，是关中唐十八帝陵中海拔最高的陵园。唐太宗生前选定“孤耸回绕”的九嵕山作为陵址，从贞观十年(637)葬长孙皇后时开始营建，到贞观二十三年(650)葬太宗后大规模的营建基本结束，历时13年[1]。此后在高宗永徽初年雕凿“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树立在北司马门内[2]。德宗贞元年间又有所扩建[3]。通过调查，现知陵园的重要建筑群遗址有3处：一为九嵕山南侧偏东的南司马门及献殿遗址，一为西南侧的寝宫遗址，一为北侧的北司马门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遗迹。九嵕山南侧和东侧的山坡及山下东、南部的开阔平原地带是昭陵的陪葬墓区。
　　一　前人对昭陵的考察
　　北宋至明清，学人对昭陵的考察探究不绝如缕，开其先者为北宋游师雄。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在对昭陵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绘制《唐太宗昭陵图》[4]，对昭陵的平面布局作了复原尝试，此图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明代学人赵崡、清代学人林侗也都曾实地考察昭陵，或记载考察路线，或记录陪葬墓碑的相对位置[5]。这些调查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碑刻、石雕和陪葬墓，而对于陵园建筑遗迹的布局及结构少有涉及。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中有关陵园布局的部分蠡测成分居多，臆想昭陵有双重城垣、南北司马门正对、内城四角各有角阙，这些均被近年调查结果所否认。
　　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调查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足立喜六都曾调查过昭陵，记录了一些后来被破坏的遗迹并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由于他们的调查只是对保存在地面的遗迹、遗物所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古代遗存缺乏充分了解，使得他们所作的记录和推测出现一些漏误。如不知道昭陵陵园南司马门遗址和寝宫遗址之所在，搞不清唐代北司马门与明清祭祀建筑遗址的关系，误将清代的门址推测为宋乾德年间重修的唐代门址等[6]。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昭陵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局部清理发掘。1965年陕西省文管会曾派田醒农先生带队调查和发掘了南司马门(当时称之为朱雀门)门阙及献殿遗址，并对寝宫(当时称之为下宫)作了钻探和局部试掘[7]。1980年，贺梓城先生对70年代以前的唐陵调查资料作了综述性研究，其中对昭陵陵园也作了简要介绍[8]。1973年至1978年，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唐十八陵进行了系统调查，踏查了昭陵的各处陵园建筑遗迹，包括北司马门、南司马门、寝宫遗址和山腰的石室、石窑，在报告中介绍较为详细。因仅限于地面调查，没能辨识出北司马门遗址中真正的唐代建筑遗迹[9]。1982年，昭陵博物馆业务干部对北司马门遗址作了勘查和试掘，辨识出唐代门阙的三出阙形制，找出了清代的一道砖砌围墙。但在对一些遗迹的分析时出现错误推测，仍将明清时期的门址、偏殿、砖铺道路、放置“六骏”的庑房认为是唐代建筑遗迹[10]。
　　二　昭陵考古的新收获
　　2002年8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昭陵考古队，在礼泉县文物旅游局、昭陵博物馆的积极配合下，开始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全面发掘，2003年6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年度的发掘。两个年度的发掘面积总计达5100平方米，先后揭露出完整的清代祭陵建筑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唐代北司马门建筑群遗址。
　　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大体掌握了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建筑的总体布局。北司马门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分布于九嵕山北侧山梁的三个小台地上，整个遗址所处的地势呈南高北低的状态，东西两侧是沟壑。建筑遗迹由南向北逐渐升高，依次为第一台地上的三出阙的台基一对、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北围墙外的小型建筑4座；第二台地的北边缘是庑殿式门址和北围墙、砖砌排水沟等；第二台地以上，仅残存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向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等。建筑群外环绕带砖铺散水的夯土墙，也只有西侧保留有部分墙基。
　　东西双阙位于唐代建筑群的最北端，两阙间距3l.5米，仅存阙台下部，形制相同，内为夯土台基，外围包砌砖壁。以东阙为例，东西长14米(不包括散水)，夯土残留最高处达4米。东窄西宽，东部最窄处为7.2米，西部最宽处为7.67米。南北两壁自东向西各有两次扩出，每出宽约18—22厘米。夯土外围最底部以石条奠基，石条基础上以砌砖垫平，然后再次码放石条形成台面。石条台面上下砌砖均有收分，但砌法不同。石台以上的砌砖为层层叠涩内收。石台以下砌砖皆经二次加工，露明面磨光，其他各面削砍，内薄外厚，砖成严丝合缝的内收斜面。包砖层厚60—85厘米。阙底部周绕宽85厘米的砖砌散水，与阙体相应成三出状。
　　庑殿式门址东西25.8米、南北12.6米，残存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等遗迹。从现存遗迹分析，庑殿式大门建造在夯土台基上，台基周围以砖包砌，台基下是一周砖铺散水。根据残存石柱础的间距，可知作为大门的庑殿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的三间设门，东西两间分别有东西向隔墙将之分为南北间。庑殿东西两端有山墙，与夯土围墙相连接。这种庑殿式的唐代门址迄今只发现两处，另一处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玄武门的内重门，结构基本一样，但规模要小一些，进深两间、面阔三间，正中一间设门[1]。
　　在三出阙的南侧各有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台基，介于阙和门之间，南北l0米、东西5.7米，夯土台基就地势而建，外围包砌砖，台面仅残留有一个柱础石，四面无墙。推测很可能是门外放置列戟的廊房。
　　原放置“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像”石雕像的西侧长廊基址位于建筑群的西南角，总体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进深一间(后扩出檐，成两间)、面阔七间，南北通长29米、东西10.2米，残存有10个柱础石和4个置于原位的石人像座，北端一间保存有六骏之一的基座。据保留于原位的石人像座和六骏浮雕基座分析，北部3间原放置“六骏”中的3件，南部4间放置“十四国蕃君长”雕像中的7件。东侧亦应有一座相对应的长廊建筑，早年已被破坏殆尽。
　　在门址的南侧有一条砖砌排水沟，上宽1.1米、深0.3～0.5米，截面呈梯形。可分为明沟和暗沟，中间的道路部分以及两侧的建筑基址下以砖或石板覆顶，形成暗沟，其余部分是敞露的明沟。通过围墙下的出水口以石条砌成排水洞，内侧有用以滤水的铸铁栅栏，至今保存完好。
　　清代祭祀建筑群基本叠压在唐代建筑遗址之上，有些建筑破坏了唐代建筑基址。建筑群外圈由长方形的砖砌围墙环绕，南北纵长95米、东西宽54米，北面超出唐代遗址范围，东西有所收缩。东西两面的清代砖砌墙跨过唐代的东西两阙址，形成打破关系。围墙内建筑以北端山门到南端大殿间的通道为中轴，东西对称。地貌与现在基本相同。遗迹自北部第3到南部第5台地，每个台地有一组建筑，各组间距较大。建筑遗迹从北向南依次为山门、砖铺道路、偏殿、过厅、大殿和清代放置“六骏”的庑房等。清代祭祀建筑遗迹中发现多处利用原废弃的唐代建筑材料的现象，如砖砌围墙的中间以唐代砖作为填充，山门石台阶杂以唐代六骏石基座残块，偏殿、大殿基础以唐代砖垫底等。这也许是误导以前调查者错将清代建筑遗迹认作唐代建筑遗迹的重要原因。
　　出土的唐代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包括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鸱尾残片和条砖、方砖。其中莲花纹瓦当就有4类50余种，兽面纹瓦当有2类10余种，兽面纹脊头砖3种。筒板瓦的规格有多种，大小悬殊，原分别用于建筑的不同部位，如小型的筒瓦多出于夯土墙两侧，系夯土围墙上覆顶所用。兽面脊头砖也有大小不同规格，应是分别安置在正脊、垂脊和戗脊端头的。
　　长方形砖和板瓦上的工匠姓名戳印有60余种，是迄今为止唐代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中工匠名戳印最多的一次。可分为四种形式：“官某某”、“官匠某某”、“匠某某”、“官”等，既有正字，也有反字。一些筒瓦的瓦唇上还出现较小的“官”字戳印。出现频率较多的有：“官匠秦世平”、“官匠周成”、“官匠黄才”、“官罗通”、“官赵意”、“官匠张长受”等。
　　出土的石刻文物也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著名的“昭陵六骏”石雕残块发现4件，其中有2件马腿部残块可以与现藏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两匹浮雕马的残损部位相拼接。“十四国蕃君长”(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记载，分别为：突厥答布可汗、突厥颉利可汗、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俟利斤可汗、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府、吐谷浑河源郡王、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龟兹王、新罗乐浪郡王、林邑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石雕像先后发现有分属10个个体的残躯，服装、佩饰、发型各不相同，有的在背后拖有5根或7根发辫。石雕像残头和带刻铭的像座残块出土20余件，其中新发现有“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俟利斤可汗”、“新罗乐浪郡王”、“吐谷浑河源郡王”、“林邑王”等像座的刻铭残块，连同以前发现的刻铭石座已达13件，证实并纠正了文献记载。
　　出土的明清遗物主要为砖瓦、勾头、滴水、脊筒、脊兽等建筑材料，此外还新发现明清两代祭祀昭陵的“御制祝文”碑7通，加上原保存在地面的共计21通。其中明洪武四年“御制祝文”碑是唐以后最早在北司马门进行朝廷主持祭祀的记录。
　　在发掘北马门遗址的同时，我们还在九嵕山南侧、东侧山坡调查、清理了长期暴露的3处石拱券窑址和9处凿山为窟的石室。3处石拱券窑址中有1处保存较好，用石条构筑成拱券的窑洞4孔，上下两层，窑洞内出土大量陶人俑、骑马俑、马、牛、犬、模型明器、陶罐、陶鼎等残片，很可能属专门放置陪葬品的外置“便房”。石室有两种形式，1号石室规模最大，结构与唐代墓葬近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门向正南。通长12.5米，其中墓道长4.5米、宽3.2米，墓室东西5.1米、南北5.8米，墓室内壁还残存有壁画，可辨为一座建筑的屋顶部分。其余8座均较小，总长不超过8米，室内直径在3.7～4.0米之间，结构简单，无墓道、壁画等，虽然性质尚难确定，但应当与昭陵陵园建造或陪葬制度有关。
　　三　从考古中得到的新认识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于昭陵陵园形制及唐代帝陵的陵园制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是唐代帝陵陵园建筑遗址中首次发掘的一组完整建筑群，尽管东南部遗迹已遭受破坏，但总体布局仍较为清楚。整组建筑以轴对称的形式依地势而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外圈有围墙环绕，严密紧凑，形成一个整体组合。昭陵陵园对北门的重视可能有着多重原因：一是受地形限制，九嵕山南坡陡峭，南司马门所选择的东南山梁较为狭窄，不适合建造较大规模的建筑群，而北坡的坡度较缓也较为宽敞，可以增大建筑规模；二是作为唐长安宫城北门的玄武门在唐长安城地位非同一般，一些重大活动都在北门举行，如献俘、设宴、为外邦君长举哀[12]等；三是唐太宗是因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的，必对北门有着一种特殊感情。
　　通过发掘，对于一些陵园建筑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如庑殿式大门、覆瓦的夯土围墙、列戟廊的推定等。特别要提出的是列戟廊的推定。关于唐代列戟制度《新唐书·卷四八·志第三十八》有明确记载：“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一品之门十六……”其中并没有提到陵墓门外的列戟。但在文献中关于帝陵列戟间接有所反映[13]。北司马门门阙与门址之间的一对建筑遗迹只有柱础，四面无墙，应为门外列戟之廊房。将列戟的戟架置于门外的廊房中，可以找到几则北朝墓及唐墓壁画的例子：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墓道北端(以过洞象征头道大门，墓道北端即为紧靠大门之处)两侧各绘有一座廊房，其中放置插有列戟的戟架；被推测为北齐皇帝高洋陵的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墓道北端两壁也有同样的列戟廊；陕西三原县发掘的唐李寿墓第四天井东壁有完整的列戟图，戟架放置在廊房前，紧靠廊柱[14]。
　　昭陵陵园的石刻对其后的帝陵陵园石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北门立六马是个首创，唐高宗乾陵建造时也在北门放置六马，并且形成陵园石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唐陵均援引前例。但从乾陵往后的北门六马不再是各具其名的写真浮雕作品，而是变成形态相同的圆雕立马。陵园树立等身大的蕃君长像，用以纪功宣威，也是首创，同样被乾陵模仿，不过移至南司马门外，增至60余尊，后基本成为制度，桥陵、建陵、崇陵、庄陵等均发现有蕃酋像。
　　出土的石刻文物在美术史上有重要意义，风雨侵蚀较轻的六骏残块不仅弥补了原物的残损，还可看出当时雕刻技艺的精湛。“十四国蕃君长像”各具其名，民族的差异、个体的差异通过相貌及服饰充分反映出来，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完全不同于南北朝陵墓前程式化的石雕作品。整组石雕有明显的纪念意义，可以说是纪念碑式的作品。
　　发掘工作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迄今为止的发掘已经使我们对昭陵北司马门的总体布局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对当时建筑的结构、建造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唐代帝陵陵园考古及唐代建筑遗址考古的重要收获，对研究唐陵陵寝制度发展与演变、陵园布局和结构、唐代建筑的形制和工艺均有重大意义。
　　注释：
　　[1]《唐大诏令集》卷七六，收有贞观十年二月的“九嵕山卜陵诏”，其中曰：“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一棺而已。积以岁月，渐以备之，木马涂车，土桴苇燹，事合古典，不为世用。”《唐会要》卷二十：“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或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页395)。”《旧唐书》卷五一：贞观“十年六月己卯，(文德皇后)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页2166)。《旧唐书》卷七七：“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阎立德)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俄起为博州刺史。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页2679)《旧唐书》卷三八：“礼泉，隋宁夷县，后废。贞观十年，置昭陵于九嵕山，因析云阳、咸阳二县置礼泉县”(页1397)。《新唐书》卷二：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营九嵕山为陵，赐功臣密戚陪茔地及秘器”。《新唐书》卷七六：“……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页3470～3472)。
　　[2]《唐会要》卷三十：“山陵毕。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雕凿并安置诸蕃君长石像，当在葬太宗后不久。
　　[3]《旧唐书》卷一三：贞元十四年“夏四月乙丑，以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为修奉八陵使。先是昭寝为火所焚，至是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间，桥、元、建三陵据缺补造”。(页387)《唐会要》卷二十：“贞元十四年……于是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页400)。
　　[4]昭陵博物馆现藏《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阴为《唐太宗昭陵图》，该碑移自宋礼泉县址的唐太宗庙旧址。
　　[5]赵崡：《石墨镌华》卷之七《二游九嵕》(丛书集成初编1670册)；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丛书集成初编1609册)。
　　[6]足立喜六著，杨*(左饣右束)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页202～224。
　　[7]关于这次调查和发掘没有发表简报，迄今还未找到任何记录、图纸、照片。只是在昭陵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内找到当年发掘出土的一批遗物，展室中也有一件献殿遗址出土的大型鸱尾。
　　[8]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9]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报告中对昭陵陵园建筑遗迹的分析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出现一些误读：1．将唐北司马门遗址与明清祭祀建筑遗址(报告中称之为“祭坛”)混为一谈，并错误认为“昭陵寝殿即在此”；2．认为位于皇城村的寝宫遗址为“下宫遗址”。但无论如何这仍是当时昭陵陵园建筑遗迹最全面的一份资料。
　　[10]李全、石根：《昭陵祭坛勘查整理后记》，《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陕西省社科院出版发行室。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 [12]《旧唐书》卷一九○中《列传一四○中》：“今国家若击西羌，掩吐蕃，遂能破灭其国，奴虏其人，使其君长系首北阙”(页5023)《新唐书·卷二一五·列传一四○下》：“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页6069)《旧唐书》卷七四《列传第二四》：“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页2608)。《新唐书》卷二二○《列传一四五》：贞观“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济王扶余璋卒’。帝为举哀玄武门，赠光禄大夫，赙赐甚厚”(页6199)。
　　[13]《新唐书》卷二一三：“盐铁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断建陵戟四十七”(页5993)。《旧唐书》卷一八下：大中五年“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页630)《旧唐书》一五下：元和八年“二月……丙子，大风坏崇陵寝殿鸱尾，折门戟六”(页445)。
　　[14]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9期。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