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樊方墓志》《樊兴墓碑》与庆善宫考
曹发展
庆善宫是唐初非常重要的一处纪念性行宫，不仅文献记载多，而且传说故事丰富。但由于长期找不到庆善宫遗址的具体位置，更找不到一件可以证明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遗物，加之云里雾里非常神奇的故事传说，反倒使人们对庆善宫是否真正存在产生了质疑。《大唐庆善宫大监樊方墓志》的出土[1]，成为庆善宫曾经辉煌存在过的第一件实物证据，就显得弥足珍贵。《樊方墓志》的发现，勾起了人们重新探讨庆善宫当年繁哗景象的兴趣。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樊方墓志》出发，结合《樊兴墓碑》及相关文献记载，对樊方父子以及庆善宫的相关人物和故事做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樊方墓志》是庆善宫曾经存在的直接物证
《樊方墓志》全名“大唐庆善宫大监樊方墓志铭”，成志时间为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九月”。此志为石灰岩质，缺盖。志呈正方形，边长0．56米，厚0．11米。志石四侧面雕饰十二生肖动物像。志文正书，共19行，满行20字。录文于下：
次唐庆善宫大监樊方墓志铭并序△
公讳方，字士珪，安州安陆人也。曾祖弼，武陵太守。祖△睿，员外散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父文定，△南陵太守。公资纯粹而降德，禀冲和而挺生。幼而爽△俊，英灵天发。属隋季分崩，四海交丧，义旗肇建，蒸溺△救焚。公翼戎麾，屡摧强敌，武德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又以△帝业惟新，经纬草昧，公勋庸累著，诚效屡彰，又授公△全紫光禄大夫。武德二年，授庆善宫大监。公莅职清△闲，优游闲性，仰眺烟霞，俯临川涘。俳徊风月，追游竹△林，历览春泉，逍遥秋水。九龄之梦无征，颓山之歌奄△及。以武德四年正月三日薨于雍州长安县光德里，△春秋六十有六。△圣情感悼，吊赠优隆。粤以贞观廿三年九月廿八日△窆于雍州武功县立节乡丰义里。清徽永谢，茂德长△存，式播风猷，勒斯金石。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
钦哉哲士，赫矣惟良，亟参缔构，邦家之光。时称武库，△俗号文房，一朝风烛，万古哀伤。秋原膴膴，寒野茫茫，△徒悬宝剑，空悲白杨。△
从以上志文得知，志主樊方，字士珪，史籍无载。志记其“曾祖弼，武陵太守。祖睿，员外散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父文寔，南陵太守。”可补史籍之缺载。志载樊方“以武德四年(621)正月三日薨于雍州长安县光德里，春秋六十有六。”由此可推知，其生于西魏恭帝二年(555)。据墓志“属隋季分崩，四海交丧，义旗肇建，蒸溺救焚。公翼戎麾，屡摧强敌，武德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可知，樊方参与了李渊父子灭隋兴唐之举，并“勋庸累著，诚效屡彰”，朝廷又授其“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衔。墓志又载：唐高祖“武德二年，授庆善宫大监”，这是目前所见唐代文献中第一条记载授命庆善宫“大监”官员的记载。
庆善宫曾作为唐高祖李渊旧宅，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生之地，是初唐皇帝经常游猎宴庆、炫耀成功的重要场所，而樊方能荣任此重地之大监，足见其地位之显赫。另据墓志记载：樊方“薨于雍州长安县光德里”。“光德里”是长安大兴城内一百零九坊之一，住户均为高官厚爵者，由此可证其地位之显要。
在“庆善宫”遗迹、遗物无存的情况下，《樊方墓志》作为“庆善宫”曾经存在的第一物证，它向上记载了其曾祖、祖、父三代人的官职情况，还明确地记载了朝廷授其为“庆善宫大监”之官职。但没有横向记载樊方兄弟们的情况，更没有向下延记其子孙们的情况，使我们无法得知樊方本人有无兄弟和子孙。《樊方墓志》这种记载上的缺陷，使我们无法进一步横向考证其兄弟，纵向探寻其子孙有关“庆善宫”的相关资料，遂使《樊方墓志》成为“庆善宫”的一例孤证。加之樊方本人在新旧唐书中只字无载，致使这一孤证的力度大打折扣。《樊方墓志》还算不上官方文字，在找不到文献印证的情况下，这一孤证更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咸阳现存的大量碑石中，发现了《樊兴墓碑》。碑中记载了樊兴与樊方的父子关系，这才弥补了《樊方墓志》在记述上的缺陷，遂使《樊兴墓碑》成为“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
二、《樊兴墓碑》是“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
《樊兴墓碑》全称为“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府君(兴)碑铭”，成碑时间不详。樊兴卒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四月二十三日”，同年“七月九日”葬，成碑时间或在此后三年。此碑石灰岩质，圆首圭额。通高3米，上宽0．97米，下宽1米，厚0．28米。碑首浮雕六螭下垂，圭额阴刻篆书“大唐故樊将军□之碑”9字，3行，行3字。碑文正书32行，满行61字。有磨泐。《樊兴墓碑》原树(竖)立于三原县东北唐高祖李渊献陵陪葬区的樊兴墓前，现由三原县博物馆珍藏。
《樊兴墓碑》在清人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一、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五、清人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六二、今人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八等四部书中均有录文，且各有错对。有鉴于此，我们在编注《咸阳碑刻》时，结合现今拓本，对以前旧著录文逐字做了核对、比较，尽可能注明现碑与旧著的差异，注明旧著与旧著之间的差异，且一一考核其错对，并加以说明(录文附后，以备查检)。除此而外，宋人陈思《宝刻丛编》、清人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今人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等书，虽无录文，却有著录。由此可见此碑在现存唐碑中的珍贵地位。在三原现存的7通唐碑中，《樊兴墓碑》保存得还算完好，其文字除少数剥泐、凿损外，大多数还
可辨认。
从以上著录情况来看，《樊兴墓碑》的价值，自清代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足够重视。他们或从书法角度，或从文献方面，考注多，但从未有人把《樊兴墓碑》当作唐“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来加以考注。1999年我们在编注《咸阳碑刻》[2]时，同样只是对《樊兴墓碑》作了标点校对，也没有注意到它对“庆善宫”的间接物证作用。究其原因有三：
1．《樊兴墓碑》位于三原县之东北，距“庆善宫”地望达三百里之遥，人们一般不会联想到它会成为“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
2．《樊方墓志》出土时间较晚，公之于世更晚，加之《樊方墓志》未记子孙，樊方本人在新旧唐书中缺载，致使人们没有机会把远在三百里之遥的《樊兴墓碑》与之联系起来，并作为“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
3．樊兴本人在新旧唐书中虽有记载，但都是附记在别人传记之后，非常简略，看不出他与“庆善宫”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易加以联想。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物证关系：
樊兴，新旧唐书均有载。《新唐书》在卷八十八，列传第十三，《裴寂传》之后有附记。相对而言，《旧唐书》记载颇详，现录如下：
樊兴者，本安陆人也，父犯罪配没为皇家隶人。兴从平京城，累除右监门将军。又从太宗破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积战功，累封荣国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铤。寻坐事削爵。贞观六年，陵州獠反，兴率兵讨之，拜左骁卫将军。又从特进李靖击吐谷辉，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坐迟留不赴军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勋减死。久之，累拜左监门大将军，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辽东，以兴忠谨，令副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俄又检校右武候将军。永徽初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3]。
从这条记载中，我们看不出他与樊方有父子关系，更不可能联想到“庆善宫”与他有什么关系。再让我们看看《樊兴墓碑》的相关记述：
“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高祖弼，魏武陵太守。曾祖叡，魏员外散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祖文实，隋南陵太守。并资忠为德，置言成范，体三珠而流润，苞六象而扬辉。雅达从政，□□□俗，召父延于时谚，任子悦于甿心。父方，皇朝金紫光禄大夫，庆善宫监。”
从以上摘录可以看出，樊方与樊兴确为父子关系。可做如下分析：
先从籍贯来看：《新唐书》记樊兴为“安州人”[4]。《旧唐书》和《樊兴墓碑》(以
下简称《碑》)记樊兴为“安陆人”。而《樊方墓志》(以下简称《志》)记樊方为“安州安陆人”。查《地名大辞典》“安陆郡”条曰：“隋废安陆郡，以安州领县，寻改曰安陆郡。唐复曰安州，故治在今湖北安陆县。”可见“安陆县”隶属“安州”管辖。《新唐书》所记的樊兴为“安州人”。《旧唐书》和《碑》文所记的樊兴为“安陆人”。《志》文所记的樊方为“安州安陆人”。均属同一地域，可见樊方与樊兴的籍贯是相同的。
再从称谓来看：《碑》文称樊弼为“高祖”；称樊睿为“曾祖”；称樊文寔为“祖”；
称樊方为“父”。而《志》文分别称樊弼、樊睿、樊文寔为曾祖、祖和父，在称谓辈分上是合理的。由此可见《碑》与《志》所记载的祖宗是相同的。
三从官职的记述来看：《碑》文记述樊弼的官职为“魏武陵太守”；记述樊睿的官职为“魏员外散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记述樊文塞的官职为“隋南陵太守”，与《志》文所记三人的官职相同。所不同的是，《志》文在记述这三人的官职前没有冠以朝代名如“魏”、“隋”等，这种差异不影响所记述官职的本质，可以忽略或视为相同。唯一要指出的是，《碑》文记述樊方的官职为“庆善宫监”。而《志》文自述为“庆善宫大监”。这种差异有无本质意义?《新唐书·职官志》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监曰大监，丞曰大夫”[5]，可见“监”与“大监”相同。由此可证《志》与《碑》所记述的“讳方”、“庆善宫大监”与“父方”、“庆善宫监”同属樊方本人的官职。以此可证樊方与樊兴确为父子关系无疑。
综上所述，《樊兴墓碑》可以成为“庆善宫”曾经存在的间接物证。
三、关于庆善宫遗址的地望及毁没原因测析
《樊方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增加了人们探讨庆善宫遗址位置的信心。过去，我曾在《咸阳碑刻》中说：《樊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经最新调查，杨陵区文管所张斌同志是该墓志的最初征集人。据张斌同志回忆，《樊方墓志》的出土地点在(今杨凌区)杨村乡张家岗村东南。这里地势高亢，由此可证唐代“雍州武功县立节乡丰义里”就在这里。
(一)从方志记载看“庆善宫”名称的变迁
“庆善宫”作为唐太宗的诞生之地，并非当初就叫“庆善宫”，有一个从“旧宅”到“宫”再到“寺”的演变过程。对此多种文献有载，但都没有记完整。唯《唐会要》和《类编长安志》的记载比较详细，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唐会要》卷三十“庆善宫”条载：“武德元年(618)十月十八日，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至(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宫为庆善宫。至贞观六年(632)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庆善宫。赋诗。”
《唐会要》卷四十八“慈德寺”条载：慈德寺“京兆府武功县庆善宫西百步。贞观五年(631)，为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类编长安志》卷之二：“庆善宫在武功县南一十八里，神尧旧第也，太宗降诞之所，南临渭水。武德元年(618)，建武功宫。六年(623)，改庆善宫。贞观六年(632)，太宗临幸，讌(宴)群臣，赋诗。后废为慈德寺”。
根据这三条记载，综合新旧《唐书》、《樊方墓志》及有关《地方志》等，可排列出“庆善宫”名称的变迁过程为：
1．武德元年(618)，唐高祖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6]。或曰在“武功旧宅”的基础上“建武功宫”[7]。
2．武德二年(619)，任命樊方为“大监”主持修建武功宫。至于《樊方墓志》记为“庆善宫大监”，可能是因为从樊方任“大监”开始，到为其写《墓志》相隔了30年，把这里称“庆善宫”已有26年了，当时写《墓志》的人也可能忽略了樊方任职时，这里还没有叫“庆善宫”。“武功宫”也可能是对“旧宅”的一个临时称谓。新旧《唐书》并没有把“武功旧宅”称为“武功宫”。
3．武德六年(623)十二月庚戌(初九)，唐高祖以“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8]”这段文字是关于“庆善宫”来由的最早记载。
4．贞观五年(631)在“庆善宫西百步”建慈德寺，因“为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9]。
5．到宋代，庆善宫废，“慈德寺”尚存。“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形势殊偪仄。”[10]邵博作为宋人，亲自到过庆善宫旧址，记这里地形地势“殊偪仄”，说明渭河已经逼近，当为可信。
6．到明代，明人康海在《武功县志》中写到：“庆善宫在川口东南，今没于渭”，说明他已经看不到“唐高祖古(故)宅”[11]了。
7．明代以后，人们在其北的建子沟村南重新修建了“庆善宫”作为纪念，此地并非原宫旧址。
以上就是“庆善宫”宫名的演变及旧址变迁经过。
(二)从渭河变迁看庆善宫遗址的地望及毁没
在无遗址可考的情况下，从现存地名中印证渭河的变迁，推测庆善宫遗址的具体地望，可能是我们现今唯一能做的事情。
今杨凌区所辖的杨村乡政府东南2公里处有“上川口村”，其南有“下川口村”。再南就属李台乡管辖地。沿漆水河西岸最南端的村名有“南崖底村”、“北崖底村”(原本为一个崖村，后因在其北建有新村，故分南北称之)。从南崖底村向西一字形排列的村名有“东桥头”、“西桥头”、“冯家庄”、“穆家寨”、“永安村”。在这一东西线之南的区域再无村庄，但这一线之南还有很大面积的渭河滩地，最宽处距今渭河河床有2公里之多。这种现象说明了渭河河岸曾经在此一线，这些与河床有关的地名如“崖底村”、“东桥头”、“西桥头”、“永安村”(祈祐永安不毁)可以为证。现今渭河在永安村之西急折南行，这当与河床改道有关。从永安村到南北崖底村一线，原有一条干枯的河床遗迹，西接渭河拐弯处，东与漆水河相连，说明这里曾有渭河的一条分岔河(图一)[12]。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条残存的分岔河还有小股流水，后来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在这条分岔河的南面是一处相对高的滩地，枯水季节为滩地，洪水季节被淹没，这可能就是这一带将近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村庄的原因。
《元和郡县志》“武功县”条载：“庆善宫在县南十八里，皇家旧宅也。南临渭水。武德元年置宫”。明《陕西通志》在卷之二记载了“庆善宫”与“建子沟”的坐标关系。曰“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13]，明人康海的《武功县志·地理志》载：“庆善宫在川口东南，今没于渭，唐高祖古(故)宅”。这三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判断庆善宫具体地望的重要信息：1．庆善宫在县南十八里，南临渭水。2．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说明庆善宫在建子沟之南，相距不远。3．庆善宫位于川口东南，明代之前已经被渭河淹没。在这三条信息中，有两个难于确定的坐标点，即“南临渭水”“今没于渭”，是两个变换不定的地貌概念。由于渭河变迁不定，对这两个坐标点现在只能在历史的河床遗迹中探索。还有三个坐标点是稳定无变的：一是“川口”，二是“武功旧城”，三是“建子沟”村。从这三个坐标点考量，南北崖底村所处的位置，东临漆水河，南临渭河古道，北连建子沟村，正处于川口之南，北距武功旧城将近9公里，因此，这里很可能就是唐庆善宫遗址的所在地。
四、从文献记载看庆善宫当年的繁华景象
唐庆善宫规模有多大?街区有多繁华?唐人记载不详，明代遗址毁没。现在我们只能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中做一些简单的推测：
(一)从唐太宗出生的传说中看庆善宫的神奇
关于唐高祖旧宅的来历《关中胜迹图志》《武功县志》等文献还做了进一步载注：唐高祖李渊，本属陇西成纪人，因曾任隋朝岐州刺史，治于武功而家。其故址在今川口东南，号曰庆善宫，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生唐太宗李世民于此宅。另外唐高祖李渊还有一别墅，位于今武功镇报本寺塔处。唐太宗生母太穆窦皇后曾常居于此。《类编长安志》有诗云：“昔时高祖宅，今日梵王宫。塔耸白云外，僧行绿树中。真容唐列圣，墨迹宋坡公。半日休心处，烹茶话祖风”。诗中描写的可能就是这个地方[14]。
关于唐太宗出生的传说，明人康海《武功县志》记载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太宗四岁，有一书生谓高祖曰，公在相法，贵人也，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15]。书生遂去。高祖惧其语泄，即使人追杀之，终不知所往，因以为神，乃取其语“济世安民”中二字为之取名曰“世民”。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出生地及其名子的来历。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至少明代人就这样记载了。
(二)从谏议大夫苏世长的谏言中看庆善宫的规模
武德四年(621)，苏世长作为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随着王世充的被平而“归顺”，唐高祖责其“后服”[16]。对此，苏世长据理争辩。高祖赏其辩，遂任世长为谏议大夫，跟随左右，匡谏多见有效。《唐语林校正》卷一载：
武德五年(622)十二月，(苏世长)从高祖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度万几，事畋猎，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武德六年(623)，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对曰：“臣实不知。
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啡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令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
从苏世长语中得知，唐高祖昔日的武功宅宇，仅蔽风霜，并不宽敞豪华。苏世长的这段谏言，集中表述了两个意思：游猎不可废政，宫殿不可复雕、复饰。基于有旧交的缘故，唐高祖对苏世长的直谏总是以“笑而释之”。因此，苏世长的谏言对唐高祖的行为每每发挥着匡正作用。由此可以猜想，唐高祖虽以武德元年(618) 称武功旧宅为“武功宫”，并与武德二年(619)任命了“大监”之官主持修建。但樊方任此职只有一年多时间，武德四年(621)、正月就死了。同年，苏世长以“汉南归顺”，任谏议大夫，以后再未发现有任“武功宫”或“庆善宫大监”之职者。由此可以想象，苏世长的谏言是有效的。武功旧宅虽然被称为“武功宫”，之后虽然更名为“庆善宫”，在这期间虽然有过专职官员主持修建或扩建，但工程规模并不大。这也可能就是庆善宫没有留下更多遗迹遗物的根本原因。
(三)从皇帝的游猎，宴庆、赋诗、舞蹈活动中看庆善宫一度之繁华
关于唐高祖、唐太宗在庆善宫的游猎、宴庆、赋诗、舞蹈活动，新旧《唐书》在两帝“本纪”中共记载了9条，有的活动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载，内容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详略有别。有的活动记载，两《唐书》并不重复，此有彼无，彼有此无，互为补缺。现按时间先后摘录如下：
1．《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623) “十二月壬寅朔(初一)，日有食之。癸卯(初二)，张善安降。庚戌(初九)，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十三日)，至自华阴”[17]。
2．《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乙巳(初四)，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十三日)，至自华阴”[18]。
3．《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冬十月丁卯(初一)，幸庆善宫。癸酉(初七)，幸终南山，谒老子庙”[19]。
4．《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十月丁卯(初一)，如庆善宫(“如，往也”《尔雅》)。辛未(初五)，猎于鄠南。癸酉(初七)，幸终南山。丙子(初十)，谒楼观老子祠。庚寅(二十四日)，猎于围川[20]。
5．《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十一月戊辰(不可能有“戊辰”日)，校猎于高陵。庚午，至庆善宫[21]。
6．《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六年(632)九月己酉(二十九日)，(唐太宗)幸庆善宫[22]。
7．《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六年(632)十月，侯君集起复。乙卯(初五)，至自庆善宫[23]。
8．《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丙辰(初四)，猎于武功。壬戌(初十)，猎于岐山之阳。甲子(十二日)，赐所过六县高年孤疾毡衾粟帛，遂幸庆善宫。庚午(十八日)，至自庆善宫[24]。
9．《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六年(642)冬十一月丙辰(初四)，狩于岐山。辛酉(初九)，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十五日)，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十八日)，至自岐州[25]。
以上9条摘录中，有4个问题：
第一、“1、2”条均记载了“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所不同的只是日子有别，《旧唐书》记为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乙巳(初四)”，《新唐书》记为“庚戌(初九)”。
第二、“3、4”条记载的是唐高祖同一天的活动。第“3”条记载为“幸庆善宫”。第“4”条记载为“如庆善宫”。《尔雅》曰：“如，往也”。两条记载表述不同，意思相同，均指唐高祖去幸“庆善宫”。两条记载的差别只是《新唐书》比《旧唐书》的记载更详一些，所记的活动更多一些。
第三、“8、9”条记载的是同一次活动，在具体的活动内容和日子上略有差别，可互为补阙。以此，我们可以把这次活动重新排列为：贞观十六年(642)冬十一月丙辰(初四)，(唐太宗)狩于岐山，猎于武功。辛酉(初九)，使祭隋文帝陵。壬戌(初十)，猎于岐山之阳。甲子(十二日)，赐所过六县高年孤疾毡衾粟帛，遂幸庆善宫。丁卯(十五日)，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十八日)，至自岐州庆善宫。
第四、“5”条记载的月份或日期有错。查《历日对照表》： (武德七年)十一月“丁酉朔，丁未十一，丁巳二十一”[26]，在“丁酉、丁未、丁巳”之间不可能有“戊辰”。在“丁巳”之后十二日才是“戊辰”。从“丁未”日初一算起，到“戊辰”日多达32天。因此，可以肯定，在(武德七年)十一月根本不可能有“戊辰”之日，更不可能有“庚午”之日。由此看这个“十一月”可能为“十二月”之误。(武德七年)十二月初一为“丙寅”，初三为“戊辰”，初五为“庚午”，如此，从皇帝校猎的行程上看也是比较合理的。
综上所列，李渊父子在庆善宫的活动可以归纳为6次。其中唐高祖3次，唐太宗3次。只是唐太宗的活动内容显得更丰富一点，更活跃一点，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李渊父子的这些活动，犹如当年汉高祖回沛丰，是其荣归故里，大庆成功，炫耀武功，进而强调以“以文德绥海内”统治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关于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在新旧《唐书》相关人物传、《唐会要》《唐语林校正》《资治通鉴》等文献中有较详记载，在此不一一赘录。
五、庆善宫发生的故事索议
在庆善宫发生了很多故事，唐高祖三幸庆善宫，猎于鄠南，幸终南山，谒楼观老子祠，尊老子为始祖，为李唐王朝攀慕到古老的根基。唐太宗三幸庆善宫，宴请、赏赐闾里百姓，仿汉高祖炫耀武功；作诗十韵，配以管弦，强调文治。斥责敬德，教训功臣，以图与功臣们共保富贵。关于这些故事，新旧《唐书》《唐会要》等文献均有记载，繁简有别。现举两例：
(一)庆善宫是“功成庆善乐”的诞生之地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唐太宗)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滨。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上赋诗十韵云：
寿邱唯旧迹，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
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螭。
端展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
芸黄遍原隰，禾颖即京坻。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
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播于乐府，被之管弦，名
曰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冠进德冠，紫葱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
讌，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进于庭。[27]
从这段记载可知，庆善宫是“功成庆善乐”的诞生之地。“功成庆善乐之曲”属文曲，排练成“九功之舞”，舞者戴“进德冠”。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进于庭”。“七德之舞”初称“秦王破阵之曲”，炫耀“武功”，属武曲。早在贞观元年(626)，唐太宗就主张有一支文曲与之相伴，宣扬“文治”。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不解上意，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人，功成化定，陈(阵)乐象德，实弘济之盛烈，为将来之壮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28]”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绥海内”，与时俱进，巧妙运用“文武之道”的统治思想。
(二)敬德拳殴王道宗
关于敬德拳殴王道宗一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简明，现录于下：
(贞观)六年(632)九月，已酉(二十九日)，幸庆善宫。上生时故宅也，因与贵人宴，赋诗。(就在这个欢庆的气氛下)……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眇。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29]。
从这次事件来看，敬德自恃功高，骄躁蛮横，多次犯法，令唐太宗担忧。如何保全功臣，“令子孙不绝”，防止汉初功臣大遭杀戮的悲剧重演，已经成为唐太宗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这次事件，唐太宗斥责了敬德打人的蛮横行为，并由此得出了“汉高祖诛灭功臣”，并“非高祖之罪”的推断。以此教育功臣们遵守国家纲纪，“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以期达到“与卿等共保富贵”的目的。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善待功臣、温和处置功臣问题的统治思想。
六、延迟樊方安葬的缘由推测
樊方薨于武德四年(621)正月三日，延至贞观廿三年(649)九月廿八日才窆葬于雍州武功，其间相隔28年之久，这绝非一般治丧缘由所致。樊方作为追随李渊父子灭隋兴唐，“蒸溺救焚”，“屡摧强敌”，并于“武德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的功臣，未能得允国葬之礼，不享陪葬之荣，这其间必有政治缘由。
“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一品”，是唐代文官散阶中品级最高的一阶。唐朝在隋代官制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品、爵、勋、阶之制，定官员为九品。《新唐书·百官志》曰：“凡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又规定了散官之号，称为“散阶”。散阶分文武，文散阶有二十九级，最高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最低者称“将仕郎”[30]。若《志》文记载属实，樊方作为一名非李姓官员，能在武德元年获“开府仪同三司”之阶，当为“从一品”级别，食邑五千户，贵至嗣王、郡王、国公之级，贵不可遏。然，唐代在官员任命的表述上还有严格区别，如任命三品以上官员用“册授”表述，任命五品以上官员用“制授”表述，任命六品以下官员用“敕授”表述。而《樊方墓志》在官职前既没有这些区分级别的表述，也没有感恩戴德的拜语。这种非常生硬的记述，或许体现了一种情绪。如果说这是一种情绪的话，当与已经死去28年的樊方本人无关。如果说这是一种情绪的话，当是樊方子孙们情绪的表白。由此，或许可以推测樊方死后28年不葬的原因。
唐代诛族，杀男不杀女，杀长不杀幼。《廿二史箚记·新旧唐书》卷十九载：“族诛者既诛其壮丁，而妻妾子妇及子孙之幼者，皆没入掖廷为奴婢。如樊兴、钱九陇俱以父犯罪，配没为皇家隶人。兴等《传》：武后杀唐宗室，壮者皆被戮，幼者皆没入为官奴。《巢王明传》李师道既诛，其小男投入掖廷。”从此条记载得知，尽管樊方在灭隋兴唐中“屡摧强敌”，“勋庸累著”，但仍在晚年获罪而不得赦免。这在其子樊兴传中得到了印证。《新唐书·裴寂传》后附载：樊兴本人首先因其“父犯罪配没为皇家隶人。[31]”其后樊兴倍加努力，战功显赫。先破西河，又平霍邑，克定京城。在击溃王世充、追杀窦建德，剿灭刘黑闼等战役中，“长驱锐骑，特以战功，臶加勋级，殊贷稠迭，难用详言”。然而，在配合李靖击吐谷浑时，他担任赤水道行军总管。因“后军期”而获罪，“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勋减死”。后为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公。太宗征辽东，“以兴忠谨，副房玄龄留守京师，检校右武候将军。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32]”樊兴终于以“忠谨”为自己获得了国葬的待遇，皇帝“赐东园秘器。丧事所须，随由资办，给仪仗去还”。然而，这可能还不是樊兴的最大追求。我们是否可以猜测，樊兴的最大追求，可能就是为其父争取国葬的待遇(本段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樊兴墓碑》)。
有三个时间概念，值得我们观注：
1．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唐太宗驾崩。樊兴已经62岁，但他的生父樊方已经故去了28年尚未安葬。
2．在唐太宗驾崩5月之后，樊兴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葬父于庆善宫所在之乡，即“雍州武功县立节乡丰义里。”樊兴葬父，既无砖石结构的墓室，也无壁画富丽的天井和过洞，更无丰富多彩的随葬器物。因此，完全可以用非常简陋作为表述。
3．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四月二十八日，樊兴葬父刚满6月，便或因悲愤，或因积怨，一病不起，“终于雍州长安县怀远里第，春秋六个有三。”同年七月九日以国礼“陪葬献陵”。作为一代名将，樊兴终于在履行了为父“送终”的孝义之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以上三个时间顺序中可以推想，樊兴后半生“忠谨”侍君的行为，可能都是在为其父争取一种安葬的礼遇。否则，他没有理由把已故之父推迟28年安葬。樊兴之父樊方在“隋季分崩”之时，追随唐高祖“义旗肇建，蒸溺救焚。公翼戎麾，屡摧强敌”，为唐王朝的建立累著功勋。先后被唐高祖授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庆善宫大监等职。尽管如此，樊方却在高祖朝获罪而死，未得国葬之允。在太宗朝，为樊方争取国葬之允，应该说是机会来临。因为，对于樊方的功绩，唐太宗是非常了解的。此后，樊兴的一切努力，可能都是奔着这个目标，期盼唐太宗有朝一日开恩，允许他以国礼葬父。而唐太宗的驾崩，对于已经62岁的樊兴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以说，樊兴为其父争取国葬之礼的期望，随着唐太宗的离世而彻底破灭。在这种心态情况下，樊兴为其父撰刻《墓志》时，只记述官职，不记述朝代，不区分级别，而且缺少恭拜之语，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志》文为何不记述“礼也”，可能是他们追求以“国礼”葬之，却未得获准。以“私礼”葬之，或许又不甘心，故而干脆不记。至于为何不提及兄弟，不记述子孙的缘由，或许是一种防止殃及亲人的自保。两代功臣，如此凄惨，伴君如伴虎，信然!
鉴于樊兴事迹史籍虽有载，但很简略。而《樊兴墓碑》，史料翔实，可补史阙。清人虽多有著录，但错漏颇多，且版本稀少，不易检读。现以墓碑为基础，校勘多家著录，录文附后，以供查检。《樊兴墓碑》录文：
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府君碑铭并序△
若夫轩弧登御，威有截而开基；妫戚陈阶，格远方而载化。是知器之攸假，理无废于五材；国之所隆，业有阶于七德。皇家跃龙而启千载，剪鸿而清九野△，叱咤而会风云，抑扬而徙舟壑。其有应衔珠之象，纵杰挺生；延捧日之徵，程材命世。系桑以申其略，坐树以挹其庸，唯襄城公为体之矣。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将军感燕，取贵易滨之义；舞阳让楚，终高戏下之功。学稼问仁，暎阙里而腾誉；推田削契，掩湖阳而劭美。自时厥后，支分派流，昭被青编，可得而略也。高祖弼△，魏武陵太守。曾祖叡，魏员外散骑常侍，巴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祖文实，隋南陵太守。并资忠为德，置言成范，体三珠而流润，苞六象而扬辉。雅达从政，□□□△俗，召父延于时谚，任子悦于甿心。父方，皇朝金紫光禄大夫，庆善宫监。藏器虚室，戢影太玄，偶出震之休期，縻宾王之华秩。公攀鳞晋野，奉*(左革右勺)汾川。沾□△露于紫宸，烛灵辉于黄道。体仁而贾其勇，由衷而讲其信。埒劲心于风草，比贞节于霜筠。言表身文，慎枢机于自远；行成士则，总枝叶于昌年。超越女之工五技△，岂传其术；高楚臣之艺七札，本谢其能。至于当敌制权，临机授律，明其可否之算，审其向背之宜，聊取铄金之□，□践蜚锋之地。义旗肇建，乃授朝请大夫，随班△例也。寻破西河，授通议大夫。又平霍邑，加金紫光禄大夫。特以战功，臶加勋级，殊贷稠迭，难用详言。既而克定京城，加左光禄大夫，除左监门郎将。恩流□□，□△属宸阶。嘉猷于纪明，未伫司徒之表；茂识逾于安世，宁资博陆之贤。未几，以功次除左监门将军。周卫斯俟，折冲伊寄，宫禁肃清，简在惟穆。昆夷旧壤△，尚结妖氛，听鸣鼙而载怀，命寅车而戡罚。以破薛举，勋授上拄国、西华县开国公，赏物五百段。楚班为贵，蹑昭阳之大功；汉誓斯永，联颍阴之茂爵。刘武周□兵△绛水，肆虐怀生。公乃奉旌麾而电迈，溺骖镳而风扫，乃封襄城郡开国公，赏物千段。于时三川振荡，群丑虔刘，元戎岁驾，预诛干纪。王世充、窦建德，因兹大溃，□△勋余十二转，回授其子，赐物二千段，金卅斤。武德五年，建稳重兹完聚，带州乱。于是长驱锐骑，封狶灭妖，加勋八转，赐物千段，并奴婢牛马。刘黑闼跋扈□□△，陈兵旷岁，公克宣智勇，歼厥奸渠，以超辈之勋，赉物六百段。六年，破徐员朗于徐兖，厥功斯懋，赏物千段，口廿。七年，手诏以公笨名自久，立效居多，因授□□△军将。八年，獯猃犯塞，大骇泾阳，权烽夕举，胡尘晓望。公推锋转斗，群凶折首。九年，以公夙昭勤效，给封四百户，授营国公。贞观六年，破陵州群獠，赏口六□□，□△授左骁卫将军，坐公事削。十一年，还除右监门将军。望重禁闱，诚深贞固，骤招荣晋，亟践便繁。十五年，扈从巡□，检校左骁卫大将军，领千骑。十八年，授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大将军，封襄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十九年，銮舆东指，龚行辽隧。公于定州奉令，乘*(在马右日)还□，副梁国公，宫城留守，任寄之重，莫或与京。宸△驾凯旋，特蒙劳喻，赐物三百段，检校右武候大将军。廿二年，从幸玉华宫，因而留守。有顷，乃婴风疾△，敕遣名医就疗。赐告还京，砭药亟加，间月而愈。廿三年，除左监门大将军。属宫车晏出，綍晨移，奉端闱而限赴，望疑山而崩标。从而负兹弥痼，愒景推△辰。有司以寝瘵逾时，因而奏解。爰降纶汗，恩赡尤多，给防*(外门内合)禄，赐国官府佐帐内一依见职，并遗医赍药，终始将疗。又降中使就第慰问，赐绢百匹。终期△介胄为礼，孤标细柳之名；铁石居心，独擅下江之懿。如何尺波行阅△，风骇龙骧之水；一叶可悲，霜凋马陵之树。以永徽元年四月廿三日终于雍州长安县怀远里第，春秋六十有三。圣情念功惟旧，伤悼者久之。赠左武卫大将军、洪州都督、江饶吉袁鄂虔抚八州诸军事，使持节洪州刺史，赙绢布二百匹。陪葬△献陵，赐东园秘器。丧事所须，随由资办，给仪仗去还。谥曰思公，礼也。粤以其年岁次庚戌七月戊戌朔九日景午，陪葬于献陵。惟公德符先觉，利见在田△，立功主事，威棱憺远。信义行于州里，孝友著于家风。喜愠不形，宠辱惟一。歌钟继发，无累虚白之心；轩盖交阴，讵隔濠梁之想。践三宫之奥，先置泾流之毒，奖万△夫之勇，方投越水之醪。宜其克壮风猷，永绥多祐。俄
而丹乌迅景，下崦山而靡息；白马奔涛，委归塘而□□。长子，护军濮王府兵曹参军事脩义；世子，上骑都尉△荆王府法曹参军事修武等。下堂斯慎，恭孝之道夙彰；趋庭有奉，敦悦之风先备。遽缠手泽之慕，终婴心瞿之哀。惧□纪骤迁，坻壑相贸。思媵鼎之余范，怀景钟△之遗籀。翠琬勒其鸿规，清芬垂而靡究。其铭曰△：
叔世道消，夷羊在牧。乘时启圣，长鲸且暴。瑞兴碭野，祥开柳谷。式寄爪牙，允资心腹。其一山甫姬相，□□命氏。峻构岩岩，丰源沵沵。祖考昭德，腾华绨绮。政体山蛇△，业甄河豕。其二介福潜衍，克昌厥嗣。赞轨骛置，承羁绝辔。□□□□，□□□□。聚米均声，沉沙比懿。其三明□于□，持损于益。同志如兰，坚心匪石。家存卫剑，门趋郑△驿。艺优方窊，道希函席。其四得人斯盛，多士维宁。饰躬文阶，局□雕扃。拂钟挺锐，括羽操贞。功深越国，绩□□□。其五负舟□□，凿楹贻釁。泗水回澜，武山颓仞。九京△可作，百身靡恡。丽龟辍技，飞龙罢引。其六远日告辰，如疑戒礼。客车夙载，严*旦启。烟景空蒙，风□□。□□□而税驾，聆□薤而挥涕。其七△
此碑，《关中金石志》及诸家金石书皆不载。道光八年，周贞木学使得之献陵，舁置使署，字画完好，具褚、薛规模，可宝也。二十三年六月，钱唐沈兆霖记。同观者吴县郭凤翔△(此跋刻于碑末)。
注释：
[1]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004年第1期，P20。
[2]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咸阳碑刻》上下册，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版，P21、P396--401。
[3]《旧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七，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1550。
[4][31][32]《新唐书》卷八十八，列传第十三，《裴寂传》之后附载，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3208。
[5]《新唐书》卷四十七，志第三十七，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801。
[6]《唐会要·庆善宫》卷三十，中华书局1988年11月版，P550。
[7][14](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之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P66。
[8]《新唐书·高祖本纪》卷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11。
[9]《唐会要》卷四十八“慈德寺”条，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P850。
[10](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六，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成书，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15](明)康海的《武功县志·地理志》第一，绿野书院，1814张树勋刊本。
[12]此图为《陕西省咸阳市地名志·杨凌区地名图》的复印件，图中干枯的河床线由本人示意添加，其余均为原图无任何改动。杨凌区自1997年以来，建设速度很快，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地名、地貌变化很多，唯有此图还保留了渭河与村名的坐标关系，非常珍贵，因此复印标注。特此敬注。《陕西省咸阳市地名志》由陕西省地名办公室审定，咸阳市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内部资料，经陕西省出版总社批准印行，编号-107号，1987年10月版，P53。
[13](明)赵廷瑞、马理、吕柟修纂，董健桥校点，《陕西通志》卷之二《土地二》山川下“建子沟”条载：“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P81。
[16](宋)王谠撰，周勋初校注，《唐语林校正》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
[17]《新唐书·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ll。
[18]《旧唐书·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9。
[19][21]《旧唐书·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lO。
[20]《新唐书·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12。《地名大辞典·围川县》条曰：“唐置，取县南湋川水为名，后讹作围。寻改为扶风，即今陕西扶风县治。”(编者：臧励*等，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发行，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
[22][23]《新唐书·太宗本纪》第二，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21。
[24]《新唐书·太宗本纪》第二，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26。
[25]《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第三，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36。
[26]方诗铭、方小芬编注《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P395。
[27]《唐会要》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11月版，P614。
[28]《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十八，志第八，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705。
[29](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岳青标点本，岳麓书社1990年5月版，
P534。
[30]《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六，志第三十六，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P780。
(曹发展，汉阳陵博物院 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