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社会生产力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可以说当时国力空前强盛。当时的科学技术虽然没有像宋代以后那样发达，但是经历了先秦时期的萌芽期，汉晋时期的发展期，到了唐代，已经在许多方面逐渐趋于成熟，进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初步繁荣期。本文将以管窥豹，试从唐乾陵的营建及陪葬品的制作与使用等方面予以说明，不妥之处，祈请指正。
　　一 唐乾陵的营建及唐高宗武则天入葬前后的科学技术
　　(一)乾陵地宫的开凿及陵园石雕刻石材的开采
　　唐乾陵营建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至文明元年(684)八月高宗入葬，其间历时273天[1]，考虑到葬地、葬期的确定和陵址的选择，陵园的实际营建时间则要晚一些，所用时间相应要短一些。乾陵地宫营建于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该山为一座自燃形成的石山，山石为石灰岩质，石质坚硬，开凿难度大；开凿工程即使同其他工程同时开工，但由于在宽3．9米的作业面上施工，最多可以容两三名工匠同时施工，即使三班轮换作业，容纳人数仍极有限。乾陵陵园配置大型石雕刻100余件，其最高者高达8米有余，最重者重约百吨，不论其他，只石材的开采就极为不易。要在短短的200多天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不仅要求工匠具有充沛的精力和体能，具备娴熟而精良的技术，而且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根据施工经验和相关科学知识选用合适的施工方法也十分重要。
　　当时的凿石工具无非铁锤、铁凿之类。那么，其质地如何呢?
　　其实，早在西汉时，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炼钢炼铁技术，能够冶炼金相组织相当精良的高碳钢、低碳钢和锻铁了。并且已经出现了珠光体基的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和经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的灰口可锻铸铁[2]。这些金相组织不同的钢铁分别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应用于用途不同的生产工具。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凿石工具就更先进了，当时使用的锤凿之类几乎同现在的质地没有什么区别。而乾陵地宫短时间内的顺利完工可以印证这一点。
　　除生产工具外，当时是否使用了可以缩短工期的科学的施工方法呢?这一点史书无载，我们只能从之前或同时期的记载予以推测。据《华阳国志》等史料记载，战国后期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修都江堰时，曾经发现用火烧水激之法使岩石酥裂，再施以锤凿，就比较容易开山凿石。利用岩石热胀冷缩不均而易于破裂的施工经验，是十分科学的。《华阳国志》是巴蜀地区的地方史志，为东晋常璩(291—361)所撰，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著录，影响很大。而其部分史料也为许多史书所载，如该事件就被《后汉书》所引[3]。后来的褒斜道石门据传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清代人梁清宽《栈道歌》咏此：“积薪以巨石为坼，锤凿既加如削腐。”为了验证这一方法，2005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10频道《走进科学》专栏两位记者，会同汉中市石门管理局，特意在石门故地对“火烧水激”的破石法进行了两次现场实验。分别选择了硬度较大的云母石英片岩和脉状石英岩实验，经火烧水激，岩石触之即溃。经实验，每次可落石100公斤[4]。因而，至少在秦时人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个知识，且汉晋以至于唐代的人们对它也很熟悉，那么在开凿乾陵地宫和陵园石刻石材的开采方面利用火烧水激的方法是完全可能的。
　　据《唐阙史》记载，唐修贞陵时(859)，因其“蕴石中顽”，地宫开凿工作“弥月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效果仍不明显，最后“则镬醯以沃之，且煎且凿”[5]。镬，为古代的大铁锅，醯，为醋，是说用大锅熬制热醋浇淋石头，边熬边浇边凿。《唐阙史》为唐人所著，记当代事当是可信的，它至少说明了唐人已经懂得了醋能腐蚀石头这个道理。唐修贞陵时使用了醋，修乾陵时也可能使用。醋，作为近代无机酸合成以前人们所认识的唯一日常用酸，一般只供食用，而当时人们对它的其他物理、化学性质往往知之甚少。将它浇淋于石头上以腐蚀石头，大概源于日常储存或熬制醋时，它对金属容器和锅的腐蚀现象。使用煎熬过的热醋，说明人们已经知道高温有利于岩石的被腐蚀，知道了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今天看来，煎醋腐蚀岩石，是很科学的。醋，作为一种有机弱酸，虽酸性较弱，但具有酸的通性，能够跟碱、活泼金属以及碳酸盐发生化学反应，此反应即为酸与碳酸盐发生的复分解反应，离子方程式为：
　　H++CaC03＝Ca2++H2O+C02↑
　　同时在醋酸溶液中，存在着一对电离平衡，即：
　　HAc＝H+十Ac-
　　这对平衡是可逆的，处于一种动态平衡，醋酸分子(结构简式CH3COOH，分子式C2H402，简记为HAc)电离为氢离子(H+)和醋酸根离子(Ac-)的同时，二者结合为醋酸分子(HAc)，而温度升高，有利于平衡向右移动，[H+]增加，使得该复分解反应得以发生，岩石被腐蚀。因而煎醋浇石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一现象的发现应该比它的使用要早，也就是说，修贞陵之前人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么，修乾陵时人们极可能已经知道了，也可能使用了它。
　　除此而外，使用生石灰填塞浇水法也是可行的。先在欲采的石料边凿孔，再以生石灰填塞砸实，后向内灌水，使之充分反应，体积膨胀，使石块开裂，以达到采石的目的。其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Ca0十H20=Ca(OH)2
　　我国很早就已经成功烧制了生石灰，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发现。唐墓壁画的地仗层就是用石灰制作，而且使用的是用水浸透的熟石灰，对这个反应过程中的体积膨胀现象应该有所注意。因而，使用这个方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总之，众多工匠娴熟而精良的技术，先进的凿石工具(如使用结构精良的钢铁制造的凿、锤之类)，辅以科学可行的施工方法(如火烧水激、煎醋腐蚀及石灰填塞浇水之法)，使这两项工程得以短期内顺利完工，而工程短期内的顺利完工又可以说明以上条件的具备。
　　(二)陵园石雕的配置
　　乾陵陵园现存大型石雕100余件，多数重达几十吨，直至百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石雕从起初石料的开采、初加工、运输，到最后的精加工，以至于树立于目的地，均存在着许多困难。石料的开采前已述及，这里主要谈谈运输、加工和树立。
　　目前，在乾陵西乳峰发现了当年的取石痕迹，可以肯定乾陵石雕是就地取材，因而运输方面问题不大。石材取下后，为了减少运输量，先要对其进行粗加工，做成立方毛坯，再运输到树立位置。石材运输有好几种较科学的方法。可以使用滚木加撬杠的方法很方便地运输；另外因其施工过程中经过了一个冬季，也可以泼水待结冰后利用冰面运输。这样，巨石在冰面滑动过程中因摩擦生热而使二者接触而的坚冰溶解，对滑动过程可以起到润滑作用，推动时就比较省力，运输也很方便。运输到位后，再进行细加工，以大凿粗雕成形，再以小凿凿其细部，并辅之以刻刀等其他工具。最后还要用石块(即砺石)细磨[6]，石碑之类称勒石。
　　石雕的树立，主要谈谈最高的华表、最重的述圣纪碑和无字碑。乾陵华表通高7．8米，重约40吨，由基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述圣纪碑通向7．23米，由庑殿式顶盖、五块方石垒压成的碑身、四块方石拼成的基座三部分构成，重约89．6吨；无字碑由一块巨石雕成的碑身和方形底座构成，通高7．53米，重约98．8吨。它们如此高大厚重，古人是如何将其树立的呢?其树立方法应当因对象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以前，人们针对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方法，提出了一些猜想。如先修建基础，后在它的周围用土堆成斜坡，再利用杠杆等其他机械运送石料，层层修筑。这种方法对多层结构的述圣纪碑是适用的，它应该是这样修起来的，但对其他石雕就不适用了。
　　对于较高的整块石雕，以前有人提出了沙坑树立法。如针对古埃及人3500年前为哈希普苏特女王立的高30米、重290吨的方尖碑，英国考古学家恩格尔巴奇和法国人薛弗里埃分别提出了树立方法，两人都相信可以利用一座沙山，沙山一侧做一个斜面与地面夹角34°的漏斗形坑，让石碑轻轻滑下沙山的侧坑。薛弗里埃认为此时可以用绳索拉直巨碑，并用类似实验成功树立了一座高18米的纪念碑；恩格尔巴奇则以为还需使用某种杠杆[7]。坡度为34°的沙坑，很好地解决了由于巨碑下滑而产生的冲力问题，使磨擦阻力基本抵消了下滑力，保证了石碑的缓慢下滑。对于乾陵华表，这种方法或许是可以的，但无字碑不能如此树立，因为其身和座在下滑过程中难以扣接在一起。
　　其实，在唐代已经开始使用滑轮了，乾陵出土文物中有多件陶井模型，实用的井上应该装有辘轳。洛阳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赭釉陶井模型，井架高25厘米，上装一个小型滑轮，滑轮为纺锤形，厚1．7厘米，轮边直径3．4厘米，轮中凹槽直径2．86厘米。以上虽为明器，属于模型，但因明器是在实用器皿的基础上依照比例缩小制造的，因而仍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使用滑轮了。实用器中的滑轮的制作技术，可以用同为轮轴结构的车轮相类推。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在用釭加固车毂的同时，已经在轴上开始装锏，并开始使用润滑剂[8]，以减轻釭对木轴的磨损。《释名》谓：“锏，间也，间釭轴之间，使不相磨也。”洛阳中州路出土的铁锏呈瓦状，用铁钉固定在轴上[9]。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车，装管状铁锏，经金相分析，属珠光体基的灰口铸铁，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10]。
　　唐以前人们制轮技术就已经如此高明，而唐人已经开始使用滑轮了。那么，利用井架式的架子，装上这种滑轮，基本上就可以吊起并树立所有乾陵石雕了。
　　(三)乾陵陵园建筑及内外城墙的夯筑 
　　乾陵陵园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陵园原有城垣两重，城内有献殿、下宫、上仙观、阙楼、碑亭、狄仁杰等六十朝臣像祠堂以及回廊、偏房等附属建筑。这些建筑均已损毁，现仅留遗址。这些建筑均为砖、土、木混合结构，据考古勘探和陪葬墓出土壁画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乾陵陵园整体格局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城垣分内外两重。同时城内主要建筑也效法长安城，如献殿就应当效仿大明宫内的殿宇。而阙楼则采用三出阙，为一母二子的母子阙，等级很高，据发掘可知，东西乳峰阙楼遗址现分别高14．4和9．7米，西乳峰之三出阙基址呈双重凸字形，面阔23米，进深由西向东分别为10．50、11．45、12．58米。墩台基体用石条砌筑，主体用土夯筑，外包以青砖，有收分，上建亭楼，外施散水。据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壁画《阙楼图》可知墩台上建造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亭楼。进深同基址一样深度递减，立柱横梁以榫卯连接，木质斗拱，筒瓦飞檐，楼下建回廊，外施以栏杆，栏杆接点及撮顶上饰金铜饰件，雕梁画栋，宏伟壮观。
　　除众多的陵园建筑外，文献记载陵园还建有内外两重城垣，城墙以土夯筑，四个城角基址均用石条砌筑，其他部分全用黄土夯筑而成，夯窝密而深，据夯窝分析，使用的是圆锥夯。在城墙经过的地势低洼之处，如沟底有用石条修筑的过水洞。据传，秦修长城时，使用蒸过的熟土筑墙，不长杂草，而草的生长对墙的破坏很大。乾陵是否也使用蒸过的熟土筑城，不得而知。不过，对土的挑选加工应该是很讲究的，如粉碎、过筛、增湿等是肯定进行过的。用此方法修筑的城墙结实耐用，是不言而喻的。
　　据20世纪60年代的勘探可知，乾陵陵园内城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南墙长1450米，北墙长1450米，周长5918米，总面积229．3万平方米。外城据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记载“周八十里”，参照其所记内外城墙的尺寸“内城东西九百步”，“外城东西一千二百步”[11]，结合内城的勘测长度，依此比例可推算出外城周长约7891米，内外城垣总长13809米。那么，以当时的条件，修筑总长13809米的内外城墙，需要多少工日呢?以下依据有关文献予以推算，以证明工程的浩大与精细。
　　唐长安城规模宏大，不仅有宫城和皇城，而且还筑有外郭城。据考古勘探知，其外郭城周长36．7千米。又据《通鉴》载：“(永徽五年)冬，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12]由41000人30天修成长安外郭城，平均每人每天的进度约为0．03米。唐乾陵陵园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城墙高度及厚度当与其相当，若忽略两者的差别及其他因素，以此进度计算，总长13809米的乾陵内外城垣修筑共约需46万个工日，若2000人同时修筑，需7个多月；若5000人同时修筑，则需3月有余；若10000人修筑，则约需1个半月。而乾陵陵园地处山坡之上，地势高低不平，给运土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且山峰均为石山，黄土覆盖薄，若从山下运土，则难度要大得多，工期相对更长。
　　(四)唐高宗武则天入葬前后的尸体防腐技术
　　古人，特别是统治阶级死后，出于礼仪要停尸多日才能安葬，天子一般要停尸七个月。其间除要举行一系列祭吊等礼仪性质的活动而外，还要进行许多防腐措施，归纳后主要应当有：大丧，丧浴，小殓置床、夷床置盘冰，大殓并入棺，置輼輬迁尸《同时置有盘冰)，入葬。
　　唐高宗武则天死后，应该进行了一系列的尸体防腐处理，可以分为埋葬前的防腐措施和埋葬时的尸体处理及埋葬后的密封技术等等。
　　1．埋葬前的尸体防腐措施
　　(1)丧浴用酒
　　丧浴包括以酒浴尸和以冰浴尸，丧浴的时间应该在大丧不久，小殓之前。这里主要谈以酒浴尸，以冰浴尸将在用冰中谈到。我国西周时就有主管祭祀的春官宗伯，其下设有专管用郁金香酿酒的鬯人和用这种芳香的酒沐浴尸体的女巫。据《周礼》记载，鬯入“大丧之大渳，设斗，共其衅鬯”，又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斗，所沃尸也，衅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13]。用特制的酒浴尸，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且对防止尸体的自溶有一定的作用。周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人对周礼有一定继承。出于礼仪方面的原因，唐人对其应当继续在沿用。
　　(2)寒尸措施
　　秦始皇晚年东巡时死于沙丘，“会署，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湿咸鱼，味腥臭)，以乱其臭”[14]。唐高宗死于宏道元年(683)十二月，文明元年(684)五月从洛阳西返，六月到达长安，八月入葬乾陵。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705)十二月，神龙二年(706)五月西返长安，八月入葬乾陵，从死到葬均历时200多天，并经历了一个夏季，是否和秦始皇一样尸体也腐烂了呢?
　　其实，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藏冰用冰的技术，而冰在古代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所谓“大丧寒尸”了。
　　a 历代用冰    
　　据文献记载，我国自先秦以来，历朝均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冰事，并设置凌阴(冰窖)藏冰、贮冰。《周礼·天官·凌人》载：“凌人掌冰，正岁，十又二月，令斩冰，其三凌。”凌即积冰，凌人，为掌管冰事的官吏，季冬、十二月下令采冰，采冰量需达预计用量的三倍。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古人藏冰用冰的工具及设施，工具类有商代凿冰用的冰凿子——青铜凌穿和战国时冰酒用的“冰鉴”[15]；设施类以冰窖为主，已发掘冰窖遗址很多，如20世纪70年代、陕西凤翔县秦雍城一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春秋时秦国的一个大型凌阴[16]。而2004年10-12月，考古工作者又于汉长安城长乐宫西部，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一个大型凌室遗址，该凌室为浅地下式建筑，四周墙体很厚，有排水沟和陶质排水管，且发现有覆盖冰块的草类(可能为草席)遗迹，这些均比以前有很大进步[17]。唐代因其主要遗址处于市区，未进行大的发掘，还未发现凌室或凌阴遗址，但可以肯定唐代有凌室或凌阴，并且规模会更大，设施会更科学。
　　唐代也有管理冰事的机构，史料载，上林署，兼管冰事，“季冬，藏冰千段，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仲春启亦如之”[18]。贮存的冰主要供宫廷使用，其一般用途为夏季的食物蔬菜保鲜，其次防暑降温。此外还经常颁冰于臣僚，唐诗中保存着许多有关颁冰的诗句，如韦应物《冰赋》有“睹颁冰之适之，喜烦暑之暂清”之句；白居易《谢赐冰状》有“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之句[19]。
　　从北朝开始，不但宫廷贮冰，在京城有皇家专用冰窖，而且地方上也设有属于国家的官用冰窖[20]。同时私家也有贮冰，甚至记载有夏天市场卖冰的现象。《开元天宝遗事》载：“杨氏(杨国忠)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宴席间。坐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棉絮)者。”[21]足见其奢侈。而成书于唐代的《唐摭言》又记载了一个“蒯人卖冰于市”的故事[22]。这两个故事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代贮冰量之大以及用冰之普遍。
　　b 大丧寒尸
　　冰在古代除食物保鲜、驱暑降温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所谓“大丧寒尸”，即《周礼·天官·凌人》所载的“大丧寒尸”。后为《后汉书》所引，“天子丧，供夷槃冰”，郑玄注曰：“夷之言尸也，实冰于盘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23]又据《礼记》卷36《丧大记》之郑注云：“礼自仲春之后，尸既袭，既小敛，先纳冰盘中，乃设床于其上，不施席而迁尸也。”[24]这种冰盘大小质地《后汉书》也有载，“大盘广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25]，汉尺约合今23．1厘米，经换算该冰盘长277、宽184、深69厘米，木质髹红漆，容积约3．5立方米。据此推算一位帝王每次用于处理尸体的冰块至少要3．5立方米，还必须在排掉融水的同时不断更换新鲜的冰块，如果每八小时更换一次，则每天约需要用冰10余立方米。
　　c 丧浴用冰
　　丧溶除用酒外，还用到了冰。据《左传》记载：“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就是说，盛夏时，大夫命妇的尸体还要用冰块擦洗以降温防腐，帝王就更不用说了。
　　我国历代均设置管理冰事的机构，到唐代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冰制度。而秦始皇的輼车臭，并非当时无寒尸技术，而是秦二世、李斯和赵高等人“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26]，每天对着装有尸体的辒輬车奏事如故，故意隐瞒死讯，怕走露消息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寒尸措施罢了。唐高宗、武则天则不同，他们死后在洛阳也肯定进行了寒尸及防腐处理。沿途各州县事先也肯定有所准备，设于地方的官用冰窖为途中更换冰块准备了充足的冰源。这样，他们的“輼輬车”中始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冰源，那么，尸体入葬前就不可能腐败了。
　　2．埋葬时的尸体处理措施
　　古人在埋葬时对尸体的防腐处理极为讲究，一般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汞、铅及酒精处理
　　古人死后一般要对尸体用汞、铅及酒精进行处理，以防止尸体腐败。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的棺液中发现了HgS、Pb及乙醇和乙酸等成分[27]。而我国古代有关应用水银防腐的记载就有很多，甚至多于香药，仅次于玉、金。如《史记》记载秦始皇陵曾“以水银为百川江河湖海”[28]。这证明了古人确实有用这些东西处理尸体的习惯，而从效果来看，达到了很好的防腐效果。
　　(2)金玉、丝绢的填塞及包裹
　　金玉被古人广泛用于尸体防腐，这方面的记载颇多。《丧大记》又有丝绢缠裹尸体的记载，“君锦衾”，“皆袭衣十有九称”，指死人要穿19套衣服。马王堆女尸的出土也证明了这一点。该女尸用玉石、丝绢填塞九窍，不仅眼、耳、口、鼻和肛门补填塞，就连阴道都被填上了丝绢。此外，还包裹捆扎了多重衣物，从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层的“乘云绣”达20层之多[29]，这些措施针对细菌等微生物的特点。对尸体的易感部位进行了填塞、包裹等处理，客观上减少了侵蚀尸体的机会，对尸体的防腐起了一定的作用。
　　(3)棺椁的处理及香料的使用
　　《礼记》记载，帝王用棺椁四重，用水牛皮、雌犀牛皮做棺被，棺板要一层层用漆胶合。同时香药防腐的记载也不少。考古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使用了三棺三椁，棺板为杉木，整块无边缝，最大一块重达1500公斤。棺内髹漆彩绘，棺椁层层套合，棺内填充高良姜、茅香、辛夷等香料，它们也是名贵中药，有杀菌作用，同时具有防虫、去蠹作用[30]。
　　以上措施文献记载唐代以前已有使用，且唐以前的墓葬已经发现，那么，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也应该使用了，且有些措施同礼仪密切相关，使用的可能性很大。
　　3．埋葬后的密封措施
　　古代帝王出于防腐防盗的目的，历来均很重视墓葬的密封。唐代以前，墓葬要深埋，一般要深达地下十多米，墓门以砖石密封，以土填封墓道，墓室上还要建高大的称作“方中”的封土堆。到了唐代，帝王陵墓多选择在渭北高原的丘陵地带“因山为陵”，在自然形成的石山腰部开凿地宫，所选之地地势较高。地下水水位较低，有利于尸体的保存。
　　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选择了渭北高原这一环形地带的最西边——现在的乾县城北的梁山作为自己的陵墓所在地。该山主峰海拔1047．9米，为一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石山，石层厚，黄土覆盖薄。周围农村历来打不出水井，地下水水位很低，乾陵地宫即开凿于其半山腰。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乾陵地宫隧道口进行了试掘，勘测发现，地宫隧道长63．1米，平均宽3．9米，全部用石条砌封。共砌39层，表面裸露410块，共约用石条8000余块。同时还出土了铁栓板、锡块、铁棍等物。铁栓板为细腰燕尾形，在水平相邻的两块石条之间凿与之相对应的凹槽，其间镶嵌铁栓板；锡块有长条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的残块，长条形和圆形的为未使用的料块，残块形状对应于拴板的形状，似其外套，为石条与拴板之间缝隙内的填充物，浇灌缝隙时所留；铁棍贯穿于石条上下层之间。隧道用石条砌封，栓板镶嵌，铁棍贯穿，再用锡铁浇灌缝隙[31]。这样，隧道封石就和整个石山浑然一体，可见当时密封技术之高。
　　总之，冰的使用，酒、汞、铅、香料、金石、丝绢的使用，髹漆技法、棺椁的使用以及高超的密封技术，使唐高宗武则天入葬前后的尸体防腐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 陪葬墓出土陪葬品制作过程中的工艺技术
　　(一)铜器制作时的鎏金工艺
　　乾陵陪葬墓出土了许多鎏金器物，如鎏金马饰、鎏金铜灯、鎏金铜泡钉、鎏金铜铺首及鎏金铜锁等等。而最精美者要算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一对鎏金铜铺首和一把鎏金铜锁了，它们不仅尺寸较大，而且制作精良，充分体现了唐代高超的鎏金技术，为不可多得的精美艺术品，今简单介绍其主要制作工艺——鎏金工艺。
　　鎏金工艺为古代金属工艺装饰技法之一。这种技法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汉时称“金涂”或“黄涂”，唐代也称“镀金”[32]，近代称“火镀金”、“热镀金”。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该技术，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楚大官司槽钟”、窦信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均为鎏金器物，前者制作于春秋战国时期[33]，而欧洲等国家使用这一技术则要晚一些。鎏金时先要将金和汞合成“金汞齐(Ji,剂)”，涂于金属器物表面，后加热使汞蒸发，金附着于器物表面。关于“金汞齐”的记载最初见于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34]，它最初极可能是炼丹家在炼丹术中发明的。它的发明，使古代的镀金技术成为了可能。而文献关于鎏金技术的记载要比鎏金器物的出现晚约8个世纪，最早出现于南朝梁代[33]。
　　金，原子序数79，是一种极不活泼金属，只能被王水等极少的几种强腐蚀剂溶解，它在自然界中一般以单质形式存在。而汞，原子序数80，与金接近，沸点为356．9℃，是唯一一种常温下为液态的金属，易流动，因而对金的湿润能力较强，将金和汞以1：7的比例混合，加热到约400℃，使其充分混合溶解可制成“金汞齐”。金汞混合时，汞可以选择性地湿润金并向其内部扩散。随着温度的升高，汞的流动性增强，金的溶解度增大，更有利于汞向金内部扩散。扩散时，先于器物表面形成AuHg2，后再逐步向其深部扩散生成Au2Hg，直至最终形成Au2Hg固体，整个齐(剂)化过程大约需要2小时。“金汞齐”为银白色糊状混合物，当其中金的比例小于10％时为液体，12．5％时为致密的固体。当将“金汞齐”加热到400℃时，汞升华成单质状态而分离出来，而金留于器物表面，形成鎏金层。这个过程在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有载，即“以汞和金，涂在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36]，说的虽是银器，铜器也可以如此法制作鎏金。
　　鎏金工艺过程如下：
　　1．制棍
　　准备一条铜棍，前端打扁，略微翘起，沾上水银，晾干即成所谓金棍，备用；
　　2．杀金
　　将金块打成金叶，用剪刀剪成金丝，烧烤去污后，置入坩埚中，加入7倍(质量之比)的汞，加热700-800℃约2小时，制成“金汞齐”，后倒入清水中，形成“金泥”备用；
　　3．抹金
　　先将欲鎏金之器物表面做磨洗抛光处理，使之平整光洁，以利于金的附着；再用金棍沾“金泥”均匀涂抹于处理过的器物表面；
　　4．开金
　　将烧红的木炭置于铁丝笼中，在器物表面烘烤，使汞蒸发，金开始附于器表，该工艺已基本完成；
　　5．压光
　　用玛瑙或硬度大于7度的玉石制成的压子在金面磨压，以增大金与器物的接触面，增强其附着性，以便牢固黏附。
　　该工艺一般需要反复多次使用，以增强其效果。唐以前许多出土器物的鎏金层已有大面积脱落，鎏金层外常常会生长许多绿色铜锈，鎏金层几乎很难发规，只有在除锈后才可发现，这应该是技术还不够完善引起的。而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一对鎏金铜铺首和一把鎏金铜锁自从上世纪60年代出土至今，未进行过任何除锈和保护措施，然而其鎏金层仍然完好如新，几乎看不见铜锈，甚至有人还会将其当作镏金器。这也说明当时技术之先进。
　　(二)壁画、彩绘陶俑中的贴金、泥金工艺
　　1．贴金工艺
　　在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画和部分彩绘陶俑中，使用了一种彩绘贴金的装饰技法。壁画的应用主要出现于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和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等墓的《天体图》中；彩绘陶俑中的应用主要出现在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彩绘贴金铠甲骑马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天王俑及其他陶俑中。《阙楼图》中阙楼的部分建筑扣件、《天体图》中的太阳图案和部分星辰都使用了贴金工艺；铠甲骑马俑的马面和铠甲、天王俑的铠甲及其他陶俑的头饰、衣裙细部也运用了这种技法。这些文物中有的贴金至今仍保存良好，如《天体图》中的太阳图案、彩绘贴金铠甲骑马俑、彩绘天王俑中的贴金图案仍如同新出，可见当时贴金工艺的先进。另外，据王仁波、侯晓斌等先生发现，在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中，头戴小冠、身穿宽袖红色长袍的四个举扇人的扇上也有贴金；永泰公主墓壁画《侍卫图》中，一些侍卫佩剑的剑柄上也带有贴金；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中的马饰和《观鸟捕蝉田》中那位将欲捕蝉的宫女的衣裙上也留有贴金的痕迹[37]。
　　贴金技法，为传统壁画、彩雕及建筑装饰常用的一种工艺手段。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263窟的北魏壁画，唐代已经普及。这种手法多用于局部的点缀，如表现帝王将相的车轩、伞盖、朝服、盔甲以及贵妇人的头饰。在壁画上的太面积应用只有近代才有。《天工开物》载：“凡色至于金，为人间华美贵重，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38]这说明只有在表现华美贵重的金色时才采用这种技法。
　　贴金的胶料唐宋时用鱼鳔胶(用鱼的膘熬制)、枸树律液，以及桐油与漆熬制的“金胶油”，这些都是动植物胶。再以后材料就很多了，除以前用到的继续使用外，还有所增加，如豆浆液、大蒜液、冰糖水等都被用到了。一般在布上用大蒜液，在墙壁和木板上用“金胶油”，在线条上用“沥粉”。金用捶打成的极薄的金箔，根据需要剪成片状或条状等不同形状，剪切过程称“切箔”。
　　传统贴金的制作程序：
　　(1)开箔
　　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拉可延长而成丝，捶打可展开而成为很薄的金箔。开箔之前先要将金块捶打成金叶。开箔时使用的工具是金锤(以用途命名)和砧板，材料用金叶。将金叶夹在绵纸里再经6—8小时的锤打，使金叶成箔。其面积可以达到金叶的40倍，是很薄的。
　　(2)切箔
　　打好的金箔还要再根据需要剪成片状或条状，称“切箔”，经过这道工序后切好的金箔放置备用。
　　(3)布胶
　　根据需贴金的对象材料的不同选择胶料，以软毛笔或毛刷蘸取胶料，轻涂或轻描于器物表面，同时使用“沥粉”者需仔细描在沥线上，后晾置待用。
　　(4)贴箔
　　待布过胶的底子八九成干时，用竹钳子将制作好的金箔夹起仔细贴在底子上，待干即可，至此整个贴金过程全部完成。
　　贴金过程中对底子的干湿程度极难把握，过干，则金箔容易脱落；过湿，则金色灰暗而不光亮。贴金工艺的程序虽不复杂，然而许多步骤操作起来是很难的，不仅费力费时，而且极不容易把握。乾陵陪葬墓出土贴金器物和壁画的较好的保存状况充分说明了当时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2．泥金工艺
　　同贴金工艺一起使用的还有泥金工艺，在乾陵陪葬墓出土壁画和陶俑中，也可能使用了泥金工艺，如人物五官面貌和衣裙细部的部分极细小的金线、金点就极可能使用的是泥金工艺，因为这些贴起来难度会极大。
　　泥金是指将小片金箔(金屑)或金粉和胶成泥状，涂饰器物的一种装饰工艺技法。金箔古代使用，近现代开始用金粉代替。金箔的制作、使用的胶料基本同贴金工艺，唯泥金的制作方法稍有不同。据清《芥子园画传》记述，泥金的制法，以手指蘸胶将金箔粘入碟内，用第二指团磨拓而成[39]。而有的改用右手手掌根部来磨拓，唐开元、天宝年间已经使用了“泥金帖子”。
　　泥金同贴金工艺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泥金使用的材料不同于贴金，泥金使用金粉或者用金箔剪碎制成的金屑，而贴金使用的材料是金箔；其次，二者使用的工具不同，泥金使用的工具为毛笔或者刷子，而贴金使用的是竹钳子。弄清这几点，对二者的区别就很清楚了。
　　(三)壁画制作时的粉本的使用
　　据宋迪生先生称，唐墓壁画已经普遍开始使用粉本了，并且讲述了粉本的制作及使用方法[40]。乾陵及其陪葬墓壁画制作过程中是否使用了粉本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是粉本
　　据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载：“古人画稿渭之粉本。”[41]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用针按画稿墨线密刺小孔(也有使用点燃的香烧孔的)，将粉扑入纸，绢或墙壁上，然后依粉点作画；二是在画稿反面涂以白垩、土粉等，用簪钗按正面墨线描于纸、绢或墙壁上，然后依粉痕作画。壁画制作时，对墙壁的处理也很讲究，先要将墙壁用麦草细泥泥平，再用石灰抹平抹光，待快干而未干时扑粉或描线作画。
　　2．当时是否具备条件，人们是否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
　　唐代的绘画艺术空前发展，特别是以寺庙、宫殿和墓葬壁画为代表的壁画可以说得到了空前发展，并且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以绘制壁画出名的也不乏其人。由于绘制的壁画往往规模较大，需要许多人同时完成，这就使粉本的使用成为了可能。又据《太平广记》引《唐画断》记载，唐代大画家吴道子随唐玄宗游嘉陵江后，玄宗令其于大同殿制作壁画，绘嘉陵江山水，“(吴道子)一日而毕，玄宗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42]他虽没有使用粉本，但可以证明当时别人已经开始使用粉本了，甚至使用粉本已经很普遍，只是像吴道子这样的为数不多的大画家才在绘壁画时没有使用罢了。吴道子生活年代距乾陵营建时不远，当时具有并用已经普遍使用粉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已发掘的乾陵唐墓壁画中是否保留有使用粉本的痕迹
　　1960—1972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三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珍贵的唐墓壁画300余平方米。著名的如《客使图》、《九人宫女图》、《阙楼仪仗图》、《打马球图》、《观鸟捕蝉图》、《天体图》等等。其中某些壁画表现宫廷生活、仪仗出行和对外交往，政治色彩很浓，应当为壁画粗的应制之作，使用粉本的可能性极高；而像带有宫怨色彩的《观鸟捕蝉图》等壁画可能是作画者的自由发挥，使用粉本的可能性不大。粉本的制作方法中的第一种刺孔扑粉法使用后是不留痕迹的，因而壁画中保留下来的使用粉本的痕迹很少。然而侯晓斌先生在永泰公主墓的《天体图》中太阳图案之下发现了一支用硬物刻画的三足鸟[43]，笔者也对此进行了考察，认为这就是当时使用粉本的痕迹，是作画者使用涂粉簪钗按描法过稿时所留，尽管这个图案最终因其他原因弃而不用。综上，乾陵唐墓壁画制作时使用粉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已经开始普遍使用。而乾陵及其陪葬墓营建时间也比较紧迫，工作量很大，具有使用粉本的强烈要求。《天体图》中的硬物勾画痕迹也说明当时可能使用了这种方法。这充分说明乾陵及其陪葬墓营建时已经大面积使用粉本了。
　　(四)低温铅釉的发明及唐三彩的成功烧制
　　我国东汉时就已经开始使用釉陶器物作为明器了，这些低温铅釉器，颜色主要有黄、绿、褐等色。但因其釉层较薄且透明度不高，陪葬明器仍然较多使用彩绘陶器。唐高宗时，在彩绘陶器和汉代施釉陶器的基础上，丰富釉色，改进釉的质量，从而烧制出了色彩斑斓的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带釉陶器，用白色粘土作胎，金属矿物作着色剂，铅作熔剂，经两次焙烧而成。釉色以黄、绿、赭或者黄、绿、蓝为主，因而称为唐三彩。目前主要发现于长安和洛阳等地，1960—1972年考古工作者对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唐三彩近千件。这些器物可分为单色釉、多色釉和绞胎釉。单色釉每件器物只施用一种釉色，釉色主要有黄、绿、赭等，出土器物有黄釉盆、绿釉碗、赭釉瓶及各种仆侍俑类等；多色釉最多见，将多种呈色剂施与同一器物，高温焙烧时釉料熔融，相互流淌、渗透，形成色彩斑驳的釉面。出土器物主要有三彩盘、三彩碗、三彩俑类等；绞胎釉是制胎的将釉料加入胎料中烧制而形成的，出土器物有绞胎仰射骑马俑等。这些器物造型逼真，釉色光莹，是乾陵文物中的精品。
　　唐三彩制作时，先用白色粘土做好坯，晾干后入窑素烧，窑温控制在1000—1200℃，出窑冷却后挂釉再次入窑低温焙烧，当窑温达到800—900C时，釉料熔融，形成一种玻璃状的半透明釉层。
　　经分析，三彩釉的主体为硅酸盐，以氧化铅作盐基，充当媒熔剂；呈色剂有铁红、氧化铜、氧化钴和二氧化锰。氧化铅能够强烈地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同时可以增强釉面的光泽度和弹性，并可增强色釉的显色效果，使色彩更加美丽。其中氧化铜为较强的发色原料，1％—4％可产生绿色釉，超过10％可产生具有金属效果的墨绿石铜色；氧化钴为强着色剂，0．5％—2％可产生不同深浅的蓝色；二氧化锰，釉色中使用量3％—10％，会生成深浅不同的紫色或褐色等；氧化铁，在釉料中5％—10％生成颜色呈黄、褐、棕、铁红色等，再还原焰火中1％用量可生成灰绿色。
　　当时人们改进了釉料的媒熔剂，降低了釉料的熔点，并且已经懂得了不同的氧化还原焰火中同一种呈色剂的不同呈色效果，并成功解决了进风量与炉温的关系，从而成功烧制出了这种低温釉陶。说明他们已经懂得了相应的物理化学知识。
　　三 出土陪葬品的使用与科学技术
　　(一)铁伏弩的使用与陵墓防盗技术
　　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陪葬乾陵的唐章怀太子墓，在该墓前甬道出土了一批铁箭头、铅块和机具零件[44]。所谓机具零件，实为古代的伏击工具——伏弩，是墓道中设置的机关暗器的重要部件。铅块应为机关配重，同铁箭头一起组成墓道内的机关暗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弩，汉代时军队大量配备，到唐代时军队仍在使用。
　　弩是由机械力射箭的弓，一般由弓、弩臂和弩机组成。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装于弩臂后部。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弩机用以扣弦、控制发射。弩机一般由牙、悬刀、牛三部分组成，牙用来勾弩弦；悬刀又称机拨，即扳机；牛，又称垫机，将牙和悬刀勾合在一起。发射时，扣扳悬刀，牛松开，牙面下落，弩弦弛开，箭即射出。驽的发明，使弓箭可以引而待发，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张弓和射箭分了开来。这使得弩的变种——伏弩用作暗器成为了可能。弩中的弓和弩臂一般为竹木质，弦为皮革质，出土时多已腐朽，一般只留金属质的弩机、箭头和与之配合的铅块等物。
　　唐章怀太子墓因早年被盗，出土的铁伏弩残存两件，具体组合不甚明了。其一件为牙状器，另一件为钩形器。牙状器全长19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1厘米，于中部曲折，折角约150°。距一端端点3．5厘米处突起一个高约1厘米的牙突，牙突最高点与该端点间形成一个刃状斜面，距该端点5厘米处穿附一可动部件，呈柳叶形，长5．5厘米，宽2厘米，厚0．4厘米，由一个长5厘米、截面直径0．5厘米的圆柱形铁销垂直穿附于牙状器该端一侧的侧面上；另一端长10厘米，无附件，在尾端向上卷曲而形成一个直径2厘米的圆环。钩形器全长17厘米，宽2．3厘米，厚约1厘米，距一端端点1厘米处横穿一长7．5厘米、宽2．3厘米、厚0．6厘米的四棱长铁条，似为固定端，另一端为门闩形，据该端点3厘米处形成闩钩。此外，该墓还出土了一批铁箭头和总重量65公斤的铅块四块，铅块形状有圆饼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应为机关配重，同铁箭头、铁伏弩—起配套使用。作防盗用的伏弩，装上毒箭，置于墓室并处于待发状态，用绳索连接要害部位，装配配重装置，盗墓者一触即发，成为盗墓者的天敌，在古代陵墓防盗技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该墓早年被盗，此件器物部件缺失，具体组合不甚明了，但仍可以说明当时确实使用了伏弩这种暗器机关，这也使传说中的墓葬使用暗器机关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那么，乾陵使用它的可能性也很大，加上前已述及的乾陵地宫隧道的密封技术，可以充分说明当时防盗技术的先进。
　　(二)酒盅、酒杯、小桌与酿酒技术
　　大多数人认为唐代尚未有蒸馏酒(酒中混有较多的酒糟，类似于现在的醪糟)，论者多依《本草纲目》中蒸馏酒始于元代的说法。但是，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的宋代蒸馏器就已经推翻了《本草纲目》的记述，说明至迟宋时就已经有蒸馏酒了。另外，唐诗中的“烧酒初开琥珀光”(白居易)、“自到成都烧酒熟”(陶雍)等诗句以及《唐国史补》中著名烧酒品牌“剑南春”的记载，似乎说明唐代已经有了蒸馏酒[45]。笔者认为唐代已经有了蒸馏酒。
　　陪葬乾陵的唐永泰公主墓就出土了多件体型较小的酒器，包括耳杯、高足杯和一件小酒盅。其中三彩耳杯，敞口，平底无足，口呈椭圆形，高约4．2厘米，长径12．5厘米，短径7．5厘米；三彩高足杯，直壁，弧腹，饼形高足，通高约6．6厘米。另外，还有一件更小的三彩酒盅，酒盅直壁，弧腹，无足，口径约3厘米，高约3厘米，同今天的酒盅极为相似。其实，是否有蒸馏酒，也就是酒的浓度高低，在人们饮酒时使用的酒具上是可以得到反映的，我们知道，酒器的发展同酿酒技术密切相关，从商周时的爵、尊，到战国汉晋时的琥、钫、卮等，再到唐以后的杯、盅，酒器呈现小型化的趋势，这也充分说明了酒的浓度在逐渐提高。为唐人所钟爱的烧酒，因酒精度较高，性烈，不可多饮，小杯、小盅就应运而生。反过来，小杯、小盅的出现，足以证明酒的浓度的提高。
　　除这些酒器外，永泰公主墓还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的彩绘三足桌(有人称做几)，桌泥质灰陶，圆面，饕餮形桌沿下折，下为三个兽形足，桌面直径约15厘米，高约8厘米。据《中国传统文化通论》，这同唐人的饮酒习俗有关。唐人饮酒时，已经不再“坐床”，而改为“就桌”，接近于今天的饮食习惯，这种习俗使传统的酒器不方便使用，从而促使了小而精巧的瓷质酒器的产生。反过来，它们的配合使用也可以说明蒸馏酒已经产生了。
　　这些酒盅、酒杯同三足桌的配合使用，可以说明唐人饮酒时的习俗，并且可以说明当时酿酒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了。
　　(三)三彩熨斗与织物熨烫技术
　　唐永泰公主墓还出土了一件三彩熨斗，为一个带柄的小圆盘，形状极像一把勺子，此器只是一个模型，非实用器。实用器为铜器，使用时在盘中加入烧红的木炭，就可以熨烫织物了。唐玄宗时期的宫廷画师张萱绘的《捣练图》为我们绘制了当时熨斗的使用情况。该图绘制的是宫廷中，宫女们捣练、织修、熨平等场景。旁边木炭炉旁一个小宫女手握团扇，使劲扇着炉中炭，以便及时更换熨斗中的木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织物的熨烫技术。
　　综上，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人们在石料的开采和雕琢、城墙的构筑、用冰及寒尸技术和防腐技术、鎏金及贴金工艺、壁画制作时粉本的使用、酿酒技术、陵墓防盗技术以及织物熨烫技术等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并且已经懂得了许多相应的物理化学知识。因而可以说，当时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甚至可以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相媲美。
　　注释：
　　[1]据(后晋)刘晌《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载，唐高宗崩于弘道元年丁巳。中华书局，1975年，同书卷5《高宗纪》载其葬于文明元年八月庚寅；查陈垣《廿二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知，以上两时间分别为公元683年12月27日和684年9月25日，其间273天。
　　[2]分别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杨根等：《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85页；
　　[3]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3《郡国志》引《华阳国志》言：“(李冰父子凿岩时)其岩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中华书局，1965年。
　　[4]据郭荣章：《褒斜道石门的历史地位及其开凿之法探述》，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页210-212。
　　[5]据(唐)高彦林：《唐阙史》卷上之“贞陵开山”条。
　　[6]李商隐诗《韩碑》有“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之句，载[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刻好的石碑要重新撰文勒石，要磨平原文，先以粗沙大石，最后还要用细石细磨。
　　[7]参《埃及的胡子女王》，见《发现之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参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增订本。
　　[9]见《考古》1974年第3期。
　　[10][33]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O年。
　　[11]据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12]参《资治通鉴新注》卷19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参《周礼·春官，鬯人》及《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14][26][28]参(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15]参见朱启新：《古人的藏冰和用冰》，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9日第4版。
　　[16]见郭伯南：《古代是如何藏冰的》、《古代冷藏保鲜有妙方》，载《文物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长乐宫发现凌室遗址》，载《考古》2005年第9期。
　　[18]参(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
　　[19]分别见《全唐文》卷375，中华书局，1983年；和孟辉《潘金莲的发型》《为中国古代服饰、饮食、起居等的随笔集)之第34节《冰块的遭际(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见《古代冰井与冰厨》，载《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21]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冰山避暑》。
　　[22]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2《自负》之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段。
　　[23][25]见(南胡宋)范晔：《后汉书》卷6《礼仪下》。
　　[24]转引自刘春华等：《从“以水银为百川湖海”看我国东周秦汉时期墓葬之内的防腐措施》，载《秦文化论丛》第8辑。
　　[27][29][30]参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31]参杨正兴《乾陵》，见《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
　　[32]《唐摭言·矛盾》有“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34]见常秉义：《周易参同契解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3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陶弘景的话“(水银)能销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
　　[36]见《方以智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并见方中通等编：《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六。
　　[37][43]见侯晓斌：《乾陵永泰章怀两墓壁画<天体图>探究》，载《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
　　[3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黄金》。
　　[39]见(清)王概：《芥子园画传》，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
　　[40]见宋迪生等：《文物与化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
　　[41](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据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书法正传·图绘宝鉴》。
　　[42]见(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画三》卷212吴道玄条，中华书局，1961年。
　　[44]陕西历史博物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5]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
　　[作者：穆兴平，陕西省乾陵博物馆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