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色彩绚丽的唐代墓葬壁画，内容非常丰富，有赳赳武夫，也有妙曼仕女，其间器物仪仗、日月天象、山水楼台、花木禽兽，靡不尽有，可谓洋洋大观。这些壁画，不但是幸存至今的古代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古代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不可多得的资料。
　　由于时移世变，古今悬隔，许多古代的器物形制难明，甚至已经失传，给后人认识古代社会带来诸多隔阂。但通过壁画勘研古物，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使一些难解之谜，豁然而开。所以，细品这些唐代壁画，寻觅疑点，其间趣味良多。
　　唐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中，便绘有这么一种不明之器。此物似扇非扇，似球非球，一时难以名之。这种器物，也可以说是乾陵壁画研究中的一处难解之谜。今不揣浅陋，试为破解，提出其为古代的“毕罕”。
　　一 仕女所持何物
　　陪葬于乾陵的懿德太子墓，是一座号墓为陵的墓葬。其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周有垣墙，神道两旁，树立有成列的石刻，设施完备，地下墓葬结构长达100多米，是乾陵地区帝陵之外规模最大的墓葬。懿德太子墓中，绘有大面积的壁画，气势恢宏，人物众多，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与历史价值。这处壁画，按其绘制位置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墓道壁画、前室壁画、后室壁画。这几部分，各有主题，其中墓道部分壁画，主要是表现墓主享用仪仗陈设与门禁守卫的景象。在墓道天井间的过洞里，左右两壁都绘有牵豹的豹奴多人，还有架猎鹞者，说明这是出猎的行列。豹奴之后为列戟图，再后为一组人物，其后左右壁各绘两名仕女，手中皆持一物，甚是奇怪。此物之形，长柄圆首，首部用纱巾包裹，并于首柄结合处打结捆扎。因其首部为纱巾所遮，无法观察其结构细节，因此，该物究竟什么结构，如何定名，其功用性质如何，均是疑问。
　　从形状上看，仕女所持之物外形有点像长柄圆扇，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扇。但令人疑惑之处是：扇子何以要包裹如此之严?因为同墓壁画中，既有长方形扇，也有圆形扇子，皆未加包裹，何以此物独珍，特加包裹?同时，扇有仪扇与实用扇之分，此处仕女所持物，其形既不同于仪扇，也不同于实用扇。可见，这件器具，其名目与作用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二 毕罕本为猎具
　　我们且从毕罕谈起。
　　毕、罕有别，各为一物，都是古代的捕猎工具，但两者结构和功能比较接近。先说毕。《说文》：“率，捕鸟毕也。”是毕还有别名，曰“率”。《诗·小雅·鸳鸯》记有用毕和罗捕捉鸳鸯的诗句：“鸳鸯于飞，毕之罗之。”疏：“罔小而柄长谓之毕。”这里我们知道长柄小网的捕猎工具就是毕。古人用毕捕鸟，在《庄子·胠箧》中也有记载：“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1]《说文》曰：“毕，田网也。”[2]田就是田猎之意，田网就是打猎所用之网。
　　毕既是猎具，所以古代的皇帝出猎，随从就持有这些东西。《羽猎赋》描写汉成帝出猎时的情景，行伍中“荷垂天之毕”[3]。《吴都赋》也说吴王行猎所用之猎具中“毕罕琐结”，注曰：“毕罕，皆鸟网也。”[4]张平子《文选·思玄赋》：“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李善注：“罔车，毕星也。”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毕字下注：“《小雅》毛传曰：毕，所以掩兔也。《月令》注曰：网小而柄长谓之毕。《鸳鸯》传云：毕掩而罗之。然则不独掩兔，亦可以掩鸟，皆以上覆下也。”[5]强调毕不但可以捕鸟，也可以捕小动物，还指出用毕捕猎时是用掩法，也就是“以上覆下”，这种捕猎动作，用今天的语言说，也可以叫“罩”或者“扣”。
　　王粲《猎赋》中有毕罕横击之语，“横击”指出毕另一种用法。我们可以用“扫”或者“兜”来形容这种长柄猎网的用法。或“掩”或者“横击”，我们大致可以想像出古人挥舞毕进行捕猎的状态。
　　古代毕的实物，目前似乎还未曾发现，但早期毕的形状，在古文字中却可以窥其仿佛。
　　毕罕的产生非常之早，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已有其形。商代甲骨文“毕”字之形，下有一长柄，上部歧出两叉，叉间有网状之图象。此字别体甚多，有以手持此器物者，也有器前对准豕(猪)或鸟的[6]。
　　中国古代天文中之毕宿，其星形也象毕，共有八星，组成上边有口的丫叉形。《步天歌》说毕宿：“恰似丫叉八星出，……毕口斜对五车口。”[7]西安交大西汉墓壁画中，绘有二十八宿与相关神话人物的图形，其中毕宿绘一人持如毕之星，网罗一正在奔逃的兔子，其毕星之形状也如同叉，与甲骨文形同。《特牲·馈食礼》“宗人执毕”郑注：“毕状如叉，盖为其似毕星取名焉。”[8]
　　从上面所引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毕是用于捕捉小兽小鸟的工具。其结构是一柄长杆，上端装有小网，其形有叉形者。
　　毕字也可以当作动词使用，前引《诗经》“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就以毕为动词。陈梦家曾对商代甲骨文中的狩猎活动进行过小结。所引之例中有“毕虎”(拾6．13)、“毕鹿”(前4．8．1)的记载[9]，毕之字义他取孙诒让说，释为“擒”字。唐兰以此字像罕形，说其引申之义为擒[10]。以手持的小网，捕捉虎鹿这类大型动物，实有困难，所以释为擒比较合理。
　　下面再说罕。
　　罕与毕很相似，都是后有—柄的网具，所以两者常常连称。《汉书·扬雄列传》之《校猎赋》：“罕车飞扬，武骑聿皇。”师古曰：“罕车，毕罕之车也。”司马相如《上林赋》：“载云罕，掩群雅。”[11]张揖在注中干脆将毕罕作为一种东西，他说：“罕，毕也，前有九旒云毕之车。”罕虽似毕，但两者总当有所区别，否则不会有毕罕之分。宋王《高唐赋》：“弓弩不发，罘*(上四下干)不倾。”《说文》：“罕，网也。从网干声。”段玉裁注曰：“谓网之一也。”《吴都赋》注曰：”毕罕皆鸟网也。按罕之制，盖似毕，小网长柄。”[12]因文字史料有限，毕罕两者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没有讲清。罕与毕之最大不同，当在其首部结构。
　　现代有一种捕虫网套，结构是在长柄上部装一个圆环，圆环上缚有编织的网袋或者纱袋。生物学者用此采集昆虫标本，可以在草丛里扫，在地下罩，也可以在空中套，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与古代记载的毕罕相类。很可能，这种东西就是古代的罕，罕字的古体上部即从网。毕大约用于捕猎较大的兔鸟等，而罕，则是用来粘网一些更小的鸟或蝴蝶蜻蜒之类的昆虫。
　　古代为了获取食物，人类发明了毕、罕这两种工具。当进入农业文明后，毕罕又成了少数狩猎者的利器。当更加发达的农业时期到来时，它们在农业区域已经基本被历史淘汰了，但却有一些闲适之人依然运用着这些工具，并作为玩具而保留了下来。
　　《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没事便领一群随从闲汉，拿着弹弓、吹筒、粘竿，游荡于郊外林间。这几样，都是捕猎工具，粘竿结构不详，也许亦为罕类。笔者儿时，便玩过用套来的蛛丝为网，去粘捕昆虫。
　　从这一点看，罕有点像扇子中的团扇，不过团扇是用纸或绢为质，用来扇风，而罕则以网为质，用来捕捉鸟兽昆虫。中国古代常常绘有美女扑蝶图，现代也表演用扇扑蝶的节目，如《采茶扑蝶》。扑蝶时，手中拿的都是扇子，但用扇子扑蝶并不容易，扑上也基本成了破烂的死蝶。只有用罕，才能扑到鲜活完好的飞翔昆虫。所以，以扇扑蝶，也许是仕女模仿用罕捕蝶的游戏。
　　作为捕猎工具，毕罕的上部多用绳丝结网。《吴都赋》“毕罕琐结”，注曰：“琐结，似琐相连结也。”[13]琐结，正是形容绳网的结构。
　　但除网之外，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材料，竹篾或藤条之类。云南的少数民族，旧时还使用一种竹编的长柄捕兽工具，其前边像一个小竹笼，开口向上，可以扣捉兔狸之类，应当也是毕的一种。北方旧时有一种拾粪的粪叉，用竹所编，后有一长柄，与前述云南之毕有点像。而在小篆中，粪字下部正好就是一个毕字。说明古代的毕罕，除绳网结构外，也有与这种竹编器物相像的种类。民间捞东西的炊具有一种叫笊篱者，其形也像毕罕。古文字中的篱本有鸟旁，甲骨文中有以毕形承鸟之字形，或释为篱。说明毕罕类器具的网部有竹、绳、丝、藤、纱等多种材料所制者。
　　从广义上说，今天的苍蝇拍，就是我们生活中还在运用着的罕。古时还有一种罗，也是捕猎工具，毕有时与罗共用，如“毕之罗之”。民间旧时用以罗面粉的罗，可能也与捕猎之罗有关系。有意思地是，唐代有一种食品，名曰“毕罗”，经考证，它不是包子，就是馅饼，总之，这是一种包裹肉或其他馅的食物，其得名，大约也与毕罗之裹捕动物有关。
　　明清时代，朝廷设有毕罕之职，专门用来进行秘密工作，编织网罗，监视官员。古代的牢狱之神名为狴犴，系一奇形神兽，面目狰狞，传说为龙子，往往绘其头于牢门。扬雄《法言·吾子》：“狴犴使人多礼乎?”《音义》：“狴犴，牢狱也。”是狴犴也有网罗之意，狴犴可能就是毕罕的变化。
　　三 仪仗中的毕罕
　　毕罕从猎具演变为一种仪仗，何时发生这种转变，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知道商末周武王伐纣，取得大捷的次日，排列盛大仪仗，进入商都朝歌，最前边就是威风凛凛的百人队，簇拥着高大的罕旗，作为先驱。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写道：“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鉞，毕公把小鉞，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14]司马迁专门提到罕旗，且以百夫簇拥，看来，罕旗作为仪仗，在当时的地位就相当高。
　　秦汉时代，皇帝出行，前驱高扬“九旒云罕”，九旒云罕应当就是武王的罕旗之类。《后汉书·舆服志》：“乘舆法驾，八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前驱有九斿云罕。”但这种云罕的具体形状已经难以考证。注中也称：“前史不记形也。”[15]在秦汉之后，云罕依然是最具代表性的皇帝仪仗，云罕开道，也是帝王的象征之一。杨坚想当皇帝，先逼周帝给予他天子仪仗与特权。《隋书·高祖纪上》：“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16]隋王朝夺取周人天下时要借用这些仪仗，其后，李渊夺取隋天下时，也如法炮制，先逼隋恭帝下诏置云罕。《隋书·恭帝纪》：“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金根车驾，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车，舞八佾，设钟虡宫悬。”[17]《隋书·文学列传》王胄奉诏和诗曰：“展軨齐玉轪，式道耀金吾。千门驻罕毕，四达俨车徒。”
　　皇帝出行的仪仗叫驾，有大驾、法驾等区别。而举行仪式的仪仗叫“衙”，也叫“排衙”，也叫“陈设”或“大陈设”，这其中都有毕罕出现。《宋书·礼志五》：“薛综《东京赋》注以云罕九游为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晋王建灭子旌旗，置旄头云罕。是知云罕非旌旗也。徐广《车服注》以为九游，游车九乘。云罕疑是毕罕。《诗叙》曰：‘齐侯田猎毕弋，百姓苦之。’毕罕大施游猎，遂为行饰乎?潘岳《籍田赋》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琼鈒云罕。若罕为旗，则岳不应频句于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鈒戟，宜是今毕网明矣。此说为得之。”
　　《新唐书·仪卫志》中详细记录了天子出行的仪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毕罕在仪仗群中所处的位置与重要性。志曰：“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徐而不哗。……次左右武卫白旗仗，居骁卫之次，鍪、甲、弓、箭、刀、楯皆白，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五牛旗队，黄旗居内，赤青居左，白黑居右，各八人执。第二飞麟旗队，第三駃騠旗队，第四鸾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五犀牛旗队，第六*(左鸟右夋)*(左鸟右義)旗队，第七骐膦旗队，第八*(左马右鹿)(*(左马右蜀))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持鈒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校尉二人检校。前队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绛引旛一，金节十二，分左右。次罕、毕、朱雀幢、叉，青龙、白虎幢，道盖、叉，各一。自绛引旛以下，执者服如黄麾。执罕、毕及幢者，平陵冠、朱衣、革带。左罕右毕，左青龙右白虎。称长一人，出则告警，服如黄麾。叙、戟队各一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三行应跸，服如黄麾。果毅执青龙等旗，将军各一人检校；旅帅二人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检校后队。”
　　宋代的皇帝车驾，毕罕之位置也很清楚。《宋史·仪卫志四》：“次持鈒前队。左右武卫果毅都尉二人引队，左右武卫校尉二人。绛引幡一，左右有金节十二，罕毕各一，朱雀幢、叉、导盖，青龙、白虎幢各一，叉三。”可见毕罕处于卫队之后，帝王主仪仗之前。
　　为什么毕罕这般重要，原因在于毕罕已经由捕兽工具变为旗帜，成为一种符号与标志，拥有罕旗之义与古代操持仪仗中的斧鉞一样，表示掌有征伐生杀大权。《后汉书·苏竟传》所记的：“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可以作为一证。
　　毕罕作为仪仗，在天文星象上也有反映。这就是毕昴二宿。
　　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西方七宿中，有毕宿和昴宿。昴星在北，毕星在南，其间曰“天街”，实际就是黄道所经之处。《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昴毕间为天街。”[18]《索隐》引孙炎曰：“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王先谦《汉书补注》于《天文志》“昴毕间为天街”下引《观象玩占》云：“……昴毕之间，阴阳两界之所分，毕为阳国，昴为阴国”[19]。天街为日月所经，所以有毕昴夹道。与此相应，人间帝王出行也有“左毕右罕”之仪。
　　古人观星占事，天上的毕星，依然与弋猎相关，同时也与边兵有关。王先谦《汉书补注》中曰：“《晋志》，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20]
　　四 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毕罕
　　帝王的云罕和毕罕到底是什么形状?目前已经很难说清了。
　　《西京杂记》曰：“汉大驾有毕罕在左右。”但未讲清其形状。
　　《晋书·舆服志》的注中则有简单的描述，使我们得其仿佛。“五时车后次华盖，中道，左毕，右罕”。《宋朝会要》曰：“象毕为天街，故为前引，皆赤质，金铜饰。朱藤结网，金兽面。罕方上有二螭首，衔红丝拂，毕如圆扇。”[21]《宋史·仪卫志六》亦曰：“罕、毕，象‘毕、昴为天阶’，故为前引，皆赤质。金铜饰，朱藤结网，金兽面。罕方上有二螭首衔红丝拂；毕圆，如扇。”则仪仗毕罕，一方一圆，中有网，是古时捕猎所用，后用为仪仗，大驾卤簿中，夹于华盖两侧，左毕右罕。红丝拂，即红丝缨也。
　　这里所说的“毕圆，如扇”，正好与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仕女所持之物相似。古代的太子，身份是未来的帝王，其出行和典礼的仪仗排场，等级规模仅次于帝王，所以，唐代的懿德太子也可能拥有毕罕这种仪仗。懿德太子墓的壁画，有规模很大的陈设仪仗，其间运用了十二卫的帝王等级。结合仕女所持之物在壁画中的特殊位置。我以为，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仕女所持之物，可能就是毕罕。
　　五 关于毕罕之套
　　壁画中罕毕上包裹之布帛，可以名之为“韬”，今俗字或书为“套”。古代的韬，主要是裹藏器物，遮尘防潮。韬多为皮制，故其字从革，革是皮之一种。韬也有用油布制作的，名曰“油韬”，古代一些兵器便用油韬遮雨防潮。但这两位仕女所持毕罕上所包，则是布帛，从画中巾角具有一些透明性质，说明它是一种较薄的织物，大约是纱或者绢之类。
　　仕女所持罕毕上包裹着布帛，不仅仅是一种防护用品，可能还具有特别的含义。
　　天子狩猎，其目的并不单纯是打猎，还有军事训练与耀武扬威之作用。《尔雅·释天》说帝王狩猎：“出为治兵，尚威武也。”所以才以毕罕为前驱，“荷垂天之毕”，以示操持生杀大权，威慑中外。《后汉书·苏竟传》云：“毕(宿)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22]
　　但这种生杀大权，天子也不会乱用。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到天子狩猎，最后还有弛网之仪，“解罘放麟”，就是将一些已经捉住的禽兽放生，以示帝王好生而不滥杀之德。文中曰：“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以达到“泽浸昆虫，威振八域。”张衡在文后又总结曰：“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23]这是说决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颇有点今天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保持生态平衡之意。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帝王那种能威能杀却又引而不发、威而不用的态势，让臣民敬畏慑伏。所以一边高举毕罕进行威胁，一边又将其包裹起来表示仁义，恩威并用。
　　另外，毕罕也带有避邪除恶之义。《特牲·馈食礼》“宗人执毕”，郑注：“毕状如叉，……旧说云：毕以御他神物，神物恶桑叉。”[24]《晋书·天文志》：“昴七星，……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所以说，毕罕还具有避邪、平安吉利之作用。
　　作为仪仗，毕罕的象征是丰富的。
　　六 结 语
　　毕罕是古代捕捉猎物的工具，其结构为一上端装有网罗的长柄器具。毕罕后来又成为帝王的特殊仪仗，左毕右罕，出现在帝王的车驾与礼仪排场中，代表帝王操持着生杀大权。反映在于象中的毕罕，早在先秦已经出现，说明其作为仪仗历史已经很长。
　　古代的太子，身份是未来的帝王，其出行和典礼的仪仗排场，等级规模仅次于帝王，所以，唐代的懿德太子也可能拥有毕罕这种仪仗。
　　懿德太子墓壁画间出现的仕女，手持器物，虽然上部包裹有布帛，不知其中结构，但其状类毕罕，很有可能即为仪仗毕罕。我推测，其外包裹布帛，是一种威而不用的象征。也许，帝王墓葬中的壁画，会绘出真正的毕罕形象。
　　一般考古发掘所获，都是质地坚固不易朽坏之物，如磁器、陶器、玉器、金银器等，而那些丝绸、麻布、竹木漆纸等易腐烂的物品，便不易得到，常常遇见的只是一些败迹残件。但通过这些唐代壁画，却使我们看到了许多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古代建筑、人物服饰与各种器用，特别是一些难以保存的器具。加强对于此类壁画的研究，甚有好处。故不揣浅陋，试说毕罕，不当之处，尚乞识者教正。
　　注释：
　　[1]《庄子集释》，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版，第163页。
　　[2]《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上。
　　[3]李善注：《文选》卷8《羽猎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55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笫306页。
　　[4]李善注：《文选》卷5《吴都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6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4页。
　　[5]《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上。
　　[6]《甲骨文编》禽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2页。
　　[7]录自潘鼐：《中国古代恒星观测史》第五章，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8]《十三经注疏》之《仪礼·特牲·馈食礼》，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3页中。
　　[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六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3-555页。
　　[10]《甲骨文编》禽字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第542页。
　　[11]《文选》卷8《上林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52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89页。
　　[12]《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上。
　　[13]李善注：《文选》卷5《吴都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6页。
　　[14]《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5页。
　　[15]《后汉书·舆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3649页。
　　[16]《隋书》卷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页。
　　[17]《隋书》卷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1页。
　　[18]《史记·天官书》，中华书局标点版，第1305—1306页。
　　[19]《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8页。
　　[20]《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8页。
　　[21](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卷3，1989年中华书局本，第126页。
　　[22]《后汉书·苏竟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第1045页。
　　[23]《文选》卷3《东京赋》，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85页。
　　[24]《十三经注疏》之《仪礼·特牲·馈食礼》，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3页中。
　　[作者：秦建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