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墓壁画看唐代狩猎习俗
高文文
狩猎，也称“田猎”，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经过几千年发展，狩猎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此中一方面取得祭品祭祀祖先，另一方面练习军队骑射，成为一项国之大典。
唐代上层人士尤好骑射。为此，唐朝政府曾在宫廷设五坊使，专门负责狩猎事宜[1]。唐太宗李世民即是一个狩猎爱好者，他认为：“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2]因此，在闲暇之余太宗皇帝喜欢组织群臣会猎。贞观五年，太宗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阵容甚为壮观。其弟齐王元吉更是“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3]。滕王元婴亦是好猎之人，所到之处，借猎具，沉迷于游猎之中彻夜不归。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帝王的影响下，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也多有狩猎的嗜好。就连唐代的文人也深陷其中，王维就有诗云：“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4]
唐人事死如生，往往要将生前的奢华死后带到阴间。所以，在较为高档的唐墓中会绘有大型壁画，这些壁画以其极精湛的工艺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活动。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狩猎题材的，它们重现了唐人的狩猎活动，在与现有文献相印证的同时，极大地弥补了史书中的缺憾。如章怀太子墓中的《狩猎出行图》就是一幅难得的佳作。该图位于墓道东壁，全长6．6米，高达2．4米以上。整图由四十多个骑马人物、两只骆驼、五棵树和青山组成。由南向北看去，五名猎骑为向导，在持猴旗的骑者后面是数十骑，中间簇拥着一位身着蓝袍、骑高大白马的煊赫人物，他们各自束腰佩箭，架鹰抱犬，呼啸而过。最后是骆驼和马队奔驰在山林之间。唐代达官贵人出猎时的排场一显其中。另外，李寿墓墓道东西两壁也各绘有狩猎图一幅，东壁：在群山峻岭之间，数十猎手分为两个围场，纵马放鹰，追赶着拼命逃跑的野猪、兔、鹿。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人架鹰驻马静观，似乎是这场围猎的指挥者。
精美的狩猎壁画为我们了解唐代皇室贵族的狩猎活动提供了非常形象生动的资料，下面就从壁画中所绘的动物上，对唐代狩猎习俗加以分析，以飨读者。
猎犬。犬的嗅觉敏锐，动作机警，是我们祖先最早驯化的猎兽，因此，猎犬也较多地出现在壁画中。懿德太子墓墓道西壁就有一幅《架鹰戏犬图》，描绘了一男侍左臂架鹰，回首站立，在戏逗一条猎狗。这条狗脖系金铃，前腿抬起，一只脚搭在男侍身上，狗后还有一侍者拱手而立，生活中戏犬之状跃然于纸上。这不禁使人想起韦庄的诗句：“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5]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的猎犬则多被主人抱于怀中，更显其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图中的狗皆竖耳尖嘴，瘦身长腿，颇似“波斯犬”。这种犬源于中亚乃至西亚，唐时波斯、中亚诸国常以犬进贡，“波斯多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6]。除此之外，在出土的唐代狩猎俑中也多有猎犬的出现：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中，两只猎犬伏于胡人怀中；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和三彩骑马带犬俑中，其犬皆蹲于马臀部的圆垫上。
猎豹。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中出土了一套珍贵的《驯豹图》，此图共有四幅，每幅画上皆有一男侍牵着一只豹子。豹子的颈部套有项圈，在男侍的牵引下温顺而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的豹子同样是脖带项圈，蹲坐于马臀部的圆垫之上。显然，这是经过人工驯养的“猎豹”，而不是普通的金钱豹。猎豹，属食肉目猫科，现产于亚洲西南山地及非洲。它比普通的豹子小，头顶、颈部和脊部生有蓝灰色毛；腹部以上呈土黄色，分布着黑色的小斑点；下腹部泛白色，颜面自眼角以下有黑色条纹。猎豹身长140厘米，重近50至60公斤，但奔跑速度可达100公里1小时。在狩猎时它不是跑直线，而是左右折还，跑出“之”字形，使猎物很难逃脱其掌心。但与普通猫科动物不同的是，猎豹的爪子可以伸缩自如。经过驯化的猎豹可以捕获400米范围内的任何四足动物。根据《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西南亚诸国有向唐朝贡豹的历史，始于开元初，盛于开元天宝年间。壁画中猎豹的出现要早于文献记载，因此，从上面的壁画可以得知，在唐代我国确已有驯化猎豹。在金乡县主墓中曾出土一件带豹狩猎胡俑，豹的颈部也系有项圈，显然也是经过驯养的。
猞猁。在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参与出外会猎的猎兽除了犬豹，还有猞猁。这只猞猁位于画的中部，和同画中的猎豹一样，颈带项圈，安坐于马臀的圆垫上。猞猁又名猞猁狲，活体体长95至105厘米，是一种猫科小猛兽，经过驯养也可成为助猎的动物。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中，即有一件带猞猁狩猎女俑。这说明猎豹、猞猁作为一种助猎物已广为皇室贵胄所接受。且此习俗应多是受西方的影响，这一点，从驯豹之人与俑皆是高鼻深目便可看出。值得一提的是，金乡县主墓的这尊带猞猁狩猎俑的骑者是位女子。可见唐代女子活动范围之广，难怪杜甫会有诗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7]
猎鹰。同犬一样，猎鹰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助猎物，这里说的猎鹰是对唐代猎禽的总称。懿德太子墓第二过洞东西壁绘有《架鹰驯鹞图》三幅，画中的男侍皆是胡人扮相，用左手调教立于右臂上的鹰鹞。万泉县主墓甬道东壁绘有架鹰侍者，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和李寿墓的《狩猎图》里也都有架鹰骑者的形象出现。此外，永泰公主墓出土有三彩架鹰狩猎俑，金乡县主墓中也有两件架鹰狩猎俑，还有开元六年韦顼石椁线雕中架鹰女侍图。唐人对鹰的喜好可见一斑。唐代皇宫的大鹰坊里养着四种猎鹰：最为稀有、显贵的是雕，最高雅的是鹘以及东北传入的“霜雕”，再次是鹞(体型较小，一般用于猎取鹌鹑)，最常见的便是“苍鹰”。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五坊中的四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据载唐太宗养过一只白鹘。它经常将鸟驱之殿前，然后击杀，由于其凶猛因而得号“飞将军”[8]。在民间也是养鹰成风：“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以臂玩。”[9]唐人喜驯养猎鹰从上面可以看出。其实唐代的猎鹰除了自己驯养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外邦。诗人窦巩就曾赋诗云：“御马新骑禁苑秋，白鹰来自海东头。”[10]
上面四种是助猎物，在出猎中是较为常见的。可骆驼出现在狩猎中则是稀罕之物。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的尾部有三四匹精骑赶着两只装满用具的骆驼飞奔在林荫大道上。这在以狩猎为题材的唐墓壁画中还是头一次出现。图中的两只骆驼是用来背负出猎器具之用，其实马也可以用来背负行装，这里却偏偏用了骆驼。骆驼并非中土之物，它源于西方沙漠干旱地带，出猎中骆驼的运用可见唐代当时社会风俗受胡风影响非常深。
这批狩猎题材的唐墓壁画既鲜明又生动地显示唐人的狩猎习惯：他们在继承着传统的狩猎方式的同时，也不断地融合着外邦的风俗习惯。猎豹、猞猁、骆驼随着胡风的传入逐渐走近唐人的生活，并成为他们所醉心的物种，不然在他们事死如生的墓道壁画中也不会大量出现这些动物。这为我们研究唐代的狩猎习俗提供了宝贵的象形资料。
据史料记载，唐代帝王和贵族的狩猎有着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狩猎之前，兵部要召集百姓整理猎场，由管理山泽的虞部负责场地的布置，并要在场上插一定数量的旗帜。狩猎的前一天，陪同皇帝狩猎的将卒要全部汇集于旗下。等到天明的时候放倒旗帜，去晚了的将卒是要受罚的。然后由兵部宣读狩田令，狩猎开始，猎场两翼的将士重新竖旗。到了晚上，布置围场，但要在南面独留一面缺口。皇帝的猎队和参与狩猎的诸将伴着鼓乐之声到达猎场，由专门负责驱赶野兽的骑手驱兽，三次驱兽之后皇帝开始射猎，王公大臣随后射，最后才是百姓。所射的猎物大兽充公，小兽可以私分。其中最好的祭贡宗庙，次一等的则招待宾客，再次的就下厨房[11]。
以上便是唐朝皇帝举行狩田的礼仪，是比较正式的一种狩猎方式，多举行于冬季的第二个月。但平时的狩猎活动就不会有这么多规矩，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虽然狩猎之人也是阵容庞大，前呼后拥，呼啸飞奔，但却全无举行狩猎之礼时的死板。相反，更多了一分生活气息。图中的狩猎者或侍者各自架鹰抱犬、携豹带猞猁，或是疾驰而过，或是张弓搭箭，个个兴意盎然。就连那些随猎的动物也是双眼圆睁，耳朵尖耸，一幅蓄势以待的样子。看似无声的壁画却使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一千多年前的人声鼎沸。在历尽了时代的风烟之后，这批壁画仍不失其撼人的魅力，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注释：
[1]《唐会要》卷78《五坊宫苑使》，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21页。
[2]《唐会要》卷28，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26页。
[3]《新唐书》卷79《高祖二十二子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6页。
[4]《全唐诗》卷126《观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8页。
[5]《全唐诗》卷695《观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00页。
[6]《唐会要》卷100《波斯国》，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83页。
[7]《全唐诗》卷216《哀江头》，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68页。
[8]《朝野佥载》卷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3页。
[9]《太平广记》卷460《邺郡人》，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7l页。
[10]《全唐诗》卷271《新罗进白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51页。
[11]《新唐书》卷16《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页。
[作者：高文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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