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1]可知，人类很早就认识了毒药。毒药最初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但是，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取人性命。至唐朝，市场中毒药甚多，很容易买到并用于杀人。以致于政府不得不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其流通和使用。唐律规定：“凡以毒药药人，谓以鸩毒、冶葛、乌头、附子之类堪以杀人者，将用药人，及卖者知情，并合科绞。”[2]
　　一 毒药在政治谋杀事件中的使用
　　第一、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行鸩毒的。如，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3]。又如，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4]。
　　第二、傀儡皇帝有些被进鸩而死。如武德元年(618)“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鸩杀秦王浩，僭称天子，国号许”[5]。武德二年(619)“六月，世恽因劝世充害侗，以绝众望。世充遣其侄行本鸩杀侗，谥曰恭皇帝”[6]。
　　权臣和太后、皇后在谋杀皇帝时，用毒是首选的手段。因为弑君的风险太大，故用毒药便能大大降低风险。如果对某些人无罪而诛，往往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攻击，于是也以施毒为首选方案。
　　第三、被统治者赐死者。如“贾直言者，父道冲，以伎术得罪，贬之，赐鸩于路。直言伪令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祇，伺使者视稍怠，即取其鸩以饮，遂迷仆而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复苏”[7]。
　　第四、如果被毒者并无罪状，而且，施毒者考虑到公开杀害有可能对其不利时，多用暗中施毒手段。如“周利贞，神龙初为侍御史。附托权要，为桓彦范、敬晖等五王嫉之，出为嘉州司马。时中书舍人崔湜与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彦范忧之，托心腹于湜。湜反露其计于三思，为三思所中，尽流岭南。湜劝尽杀之。以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利贞即湜之表兄，因举为此行。利贞至，皆鸩杀之，因擢为左台御史中丞”[8]。
　　第五、同一集团间，也有用毒药互相残害的。如武德元年(618)，“轨杀其吏部尚书梁硕。初，轨之起也，硕为谋主，甚有智略，众咸惮之。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轨子仲琰怀恨，形于辞色，修仁因之构成硕罪，更谮毁之，云其欲反，轨令赍鸩就宅杀焉”[9]。
　　第六、因不能与对方达成一致而毒死对方。如杨思训。“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从高宗幸并州。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夜邀思训与谋乱，思训不敢对。宝节惧，毒酒以进，思训死。妻诉之，流宝节岭表，至龙门，追斩之。乃诏以寘毒人者重其法”[10]。
　　第七、防范对手对己方进行渗透而残忍地杀害自己的部下。如，武德年间“时秦王有功，而太子不为中外所属，元吉喜乱，欲并图之。乃构于太子曰：‘秦王功业日隆，为上所爱，殿下虽为太子，位不安，不早计，还踵受祸矣，请为殿下杀之。’太子不忍，元吉数讽不已，许之。于是邀结宫掖，厚赂中书令封德彝，使为游说，帝遂疏秦王，爱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壮士，厚赐之，使为用。元吉记室参军荣九思为诗刺之曰：‘丹青饰成庆，玉帛礼专诸。’元吉见之，弗悟也。其典签裴宣俨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鸩杀之”[11]。
　　二 毒药在官员自杀事件中的使用
　　毒药不仅用于杀人，当生存无望时，毒药也常常用作自尽的手段。服药自杀比刀剑能保持全尸，这样能平静地死去。如，袁恕己“寻为周利贞所逼，饮野葛汁数升，恕己常服黄金，饵毒发，愤闷，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尽，竟不死，乃击杀之”[12]。这里的野葛汁定是有毒物质，至少其毒性不足以即时取人性命，可视为一种慢性毒药。又“懿宗时，……又明年，流驥州，俄诏内养追赐死。收得诏，谢曰：‘辅政无状，固宜死。今独一弟严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须臾使秉笔乎?’使者从之。收自作书谢天子，丐弟严死，奉先臣后。以书授使者，即仰鸩死”[13]。
　　三 毒药在战争、社会、家庭矛盾中的使用
　　第一、家庭矛盾用毒。家庭矛盾用毒，多数与感情和财富有关，也有一些与政治关联。因女人之妒用毒如“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运与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诛之，改其姓为蝮氏”[14]。
　　第二、毒药在战争中的使用。如久在边地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安禄山“自以无功而贵，见天子盛开边，乃绐契丹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献首阙下。帝不知，赐铁券，封柳城郡公。又赠延偃范阳大都督，进禄山东平郡王”[15]。
　　政治斗争乃至家庭生活矛盾处理中广泛使用毒药，与毒药的天然特性有密切关系。多数毒药，都极易溶于或者混于液体饮料和固体食物中，行毒时难以被识破。一般情况下，只要把带毒的饮料摄入腹中，就很难求治了。而且中毒者之亡故，可以说成因疾病而死。不像使用其他暗杀手段，很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毒药的特性使它成了政治斗争和家庭生活中谋杀的首选之物。在此时期，毒药的使用方式，多以毒酒的形式出现。因为当时酒为主要饮品，而酒多没有颜色，又易溶化毒药，且不易被发现，从而增加了投毒的成功机率。当时以皇宫和官场为中心活动的人，最容易拥有毒药。使用毒药者，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权臣，也有地方官员，更有家庭女性。被毒杀者，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权臣，也有地方官员和家庭女人。毒药同时也在战场中使用。在战争期间，偶尔用毒的时候，敌对双方都有中毒的可能。
　　皇帝要杀大臣或皇族成员，有时可以藉罪诛杀；但有时因为诛杀无名，也就选用毒杀手段。这是因为他们被毒死后，可以说是病故的。皇帝除却了心头之患，然后再给予死者赠号，给其家以优待，同时也好不落下滥杀大臣的恶名。
　　总之，唐朝时期，毒药已成为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工具。其使用范围呈日益扩大之势，使用频率呈日益提高之态，对社会政治斗争、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毒药是双刃利剑，利用好了可以造福人类，充当害人工具时便成为恶魔。
　　注释
　　[1](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2](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18，中华书局1983年，第339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7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641页。
　　[5]《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8页。
　　[6]《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第2232页。
　　[7]《旧唐书》卷187上《贾直言传》，第4912页。
　　[8]《旧唐书》卷186下《周利贞传》，第4852—4853页。
　　[9]《旧唐书》卷55《李轨传》，第2249—2250页。
　　[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0《杨思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27页。
　　[11]《新唐书》卷79《巢王李元吉传》，第3546—3547页。
　　[12]《旧唐书》卷91《袁恕己传》，第2943页。
　　[13]《新唐书》卷184《杨收传》，第5395页。
　　[14]《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乾封元年八月条，第6350页。
　　[15]《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第6414页。
　　(马朝，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