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极盛王朝的代表之一，全面开放、积极进取的浩荡唐风对唐代的礼仪、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崭新的时代特征。望春楼就是唐人迎春祭天的重要场所。事实上，它不仅仅是礼、祀之地，望春楼还包括有娱乐、雅集在内的其他诸多功能。望春楼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可以证明它是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地位相当特殊。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望春楼的研究非常之少，关于望春楼仍有很多谜团待于澄清。本文将就望春楼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研究，恭请指正。
　　一 望春楼的位置
　　由于年代久远、长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望春楼早已湮没，没有任何的地面建筑遗存，也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根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它的相对方位。
　　关于望春楼的位置，现存史籍主要有以下记载：
　　“唐望春楼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其后又引姚南仲之说，曰：“王者必据高明烛幽隐，先皇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也。”[1]
　　“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2]
　　“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于下凿潭以通漕，二年而成”[3]。
　　《困学纪闻》的作者王应麟是宋代著名的大学者，他生活的年代距唐代只间隔短短的五代乱世，现已失传的部分唐代史料在他那个时候还能看到，故他关于望春楼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只不过姚南仲之说却另有隐衷。原来，代宗大历十三年(778)，贞懿皇后独孤氏去世，由于唐代宗李豫和她感情深厚，为了能够在顾盼之间看到已逝爱人的长眠之所，聊慰情思，代宗想在长安东郊龙首原为独孤皇后起陵寝。这种做法与我国中古时期的葬制大相径庭，姚南仲认为东郊地势紧要，龙首原上不宜建陵，遂上疏谏止。他所说“先皇”只是一个泛泛的说法，所指并非代宗的父亲唐肃宗。所以，不能仅据此就认为望春楼建造于唐肃宗朝。
　　故依据上述材料，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望春楼在长安城北的禁苑之内，位置稍偏向东南部。
　　禁苑是建在都城长安之旁的皇家专属区域。唐代禁苑的位置在宫城以北，置于唐高宗龙朔以后，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它是供天子游猎赏玩的休闲场所。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不仅能就近欣赏到秀丽的湖光山色，还能进行射猎活动，可以怡情悦性和锻炼保健；第二，它是保卫皇帝及其近亲安全、拱卫宫城的军事缓冲地带。隋代在营建大兴城时，把作为皇帝起居之处的宫城营建于长安城地势最高的北部正中央，这样虽然符合了帝王须“坐北朝南”的古制，却带来了安全的隐患——如果敌军克潼关而长驱直入，自北向南发动军事攻击，宫城必将作为首选打击目标，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出于军事安全，唐长安城因袭了隋大兴城的很多旧制，保留了隋长安城北的“大兴苑”并更名为“禁苑”。不同的是，唐代禁苑面积要远远大于前朝之大兴苑，它包括了汉长安城的全部以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的唐代禁苑东西宽二十七里，南北长三十里，周一百二十里，东至灞河西到汉长安城，北抵渭河南达京师长安。苑内计有亭观二十四所，四周苑墙环绕，苑内河流交织并有禁军驻扎，军事保卫功能十分显著。
　　2．望春楼在龙首原，背倚长乐坡。
　　龙首原又称“龙首山”，它同样是一个很广大的地理概念。《西安府志》称：“(龙首原)东界浐水，西界樊川，延六七十里，一称小儿原。”[4]史念海先生在纠其谬误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龙首原“东界浐水，南界樊川，西界在阿房宫故址，北界渭水”[5]。浐水即是绕长安的八水之一，在今西安市以东；樊川，又名后宽川，樊川的称谓源于汉高祖刘邦属下的名将樊哙。大约是为表彰他灌溉荒丘、发展农业的成绩，汉高祖将此地赐给樊哙作食邑，所以称之为“樊川”，在万年县以南三十五里处；阿房宫故址现仅前殿有遗迹可循，在今西安市西郊王寺附近，所以龙首原西界当在今西安市王寺镇以西更远的地方；渭水现在仍是比较大的一条河流，从今陕西省渭南市以北流过。
　　长乐坡的位置则相对比较清晰，它在万年县东北十二里(又说十里或者十一里，本文的说法采自《元和郡县志》)，浐河的西岸；今西安市东郊仍有村庄名“长乐村”，长乐坡在此村附近。此坡原名为“浐”，隋文帝厌恶“浐”与“反”音相近，很不吉利；并且由于该坡与汉代长乐宫相对，所以改名“长乐”。它是位于长安东北的一个高地，由于它地势高峻，所以“四面山峦皆见”[6]，杜甫之诗“公子华筵地势高，秦川对酒平如掌”[7]，指的就是这里。此外，长乐坡地处要冲，东出潼关南向荆楚，交通便利，再加上附近就有驿站(长乐驿)，既可驻足休憩又能借酒浇离愁，是十分理想的送别之地。有唐一代，在这里发生了许多文人之间戚戚然惺惺离别之事。这里权引大诗人白居易《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字》一首，和大家共同感受一下长乐坡曾无数次见证过的离愁别恨，其诗曰：
　　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
　　终日坡前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8]
　　3．望春楼面值浐水，其下是广运潭。
　　广运潭开凿于天宝元年三月，历时二年而成，主持其事的是时任陕郡太守、水路转运使的韦坚。盛唐以后，京师长安人口剧增，关中所产之粮不敷足用，陆路运输成本巨大，玄宗遂使韦坚兴漕运聚四方赀货以给京师。极盛之时，广运潭下舟楫无数，樯帆加云，天下财货咸聚于此。
　　浐水即是《汉书》所称之沂水，发源于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的山谷之中，向北流至咸宁县界附近并入灞水，而后共同并入渭水。按照《新唐书》“沪水衔苑左有望春楼”的说法，浐水当和禁苑东苑墙衔接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区域，望春楼就在两者交汇处不远。然而，浐水在咸宁县界附近入灞并渭，怎么又会流入禁苑呢?笔者怀疑此处所说的“浐水”是“浐水渠(又称‘龙首渠’)”之误笔。关于浐水渠，史念海先生在《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一文中有如下论述，十分精当，现引以为证：
　　此渠由浐水引出后，北流到长乐坡西北，分东西二渠。……所分的东渠经长安外郭城东北隅外，折而西流，入于苑中。[9]
　　东支浐水渠流入禁苑后，在龙首殿前形成一大池(龙首池)、二小池(凝碧池和积翠池)，又向西北流入大明宫注为太液池而止。由于浐水渠是自东南而西北流入大明宫的，不可能衔接大明宫的东墙，所以望春楼和广运潭都应在大明宫以南。这样以来，广运潭就位于浐水渠和禁苑东墙之间的半封闭区域以内，望春楼则在广运潭之西的苑墙以内，可以距高而观广运潭。
　　二 望春楼与相关建筑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数个名为“望春”的建筑，它们在很多史料中交替出现，尤其史书中关于它们位置的记载与望春楼非常相近。那么，这些建筑之间有没有联系？
　　1．望春宫
　　望春宫有两座，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北望春宫位于咸宁县以东、浐水的西岸，史书多云其正东临广运谭，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名“长乐宫”，唐初又改回原来的称呼；南望春宫位于万年县，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它的修建时间，但是在《历代宅京记》和《唐会要》中都有“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宫，至十月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10]的记载，此时若不是对北望春宫加以修葺的话，便是南望春宫的修建时间了。按：唐代京兆府所辖诸县屡经更迭，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是以朱雀大街为界分长安和万年两县。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天宝七载(748)秋八月壬子，改万年县为咸宁县。
　　北望春宫和望春楼是不是同一座建筑呢?史书中有如下记载：
　　“望春宫在府城东一十里，浐水两岸，隋文帝建，炀帝改曰长乐宫”[11]。
　　“由是，泚党所据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即苑东望春宫也”[12]。
　　《明一统志》修成于明英宗天顺年间，由时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李贤奉敕领衔撰写，所载的疆域虽已非明朝全盛时期版图，但却提到了唐代长安城的若干重要建筑；此外，北望春宫位于唐都长安禁苑之东、浐水之西的记载还见于《旧唐书》《陕西通志》等多种史书，自可视为信史；程大昌是南宋前期人，《宋史》称“大昌筠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贡论》《雍录》等备行于世”[13]，他所著此书偏重介绍唐代与政治制度、军事活动有关的地理，自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所以，从上述材料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第一，北望春宫与望春楼位置十分接近。
　　经过比较史料我们发观：《明一统志》载北望春宫在长安府以东十里，《旧唐书》载望春楼在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之下，隔墙俯瞰广运潭，而且两者都位于浐水西岸，禁苑东部。
　　第二，北望春宫就是望春楼。
　　引自《雍录》的这段文字讲的是朱泚叛乱的事情。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姚令言在泾源兵变将士的胁迫下攻入京城，德宗仅与亲随数百人自京师长安仓皇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拥朱泚为首，于十月八日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随即派兵急攻奉天。虽然叛军兵势极盛，奉天城内却众志成城，誓死坚守待援，所以叛军久攻不下。随着忠于唐王朝的援军纷至沓来，叛军的主动权已开始逐渐丧失。“援军时至望春楼，即苑东望春宫也”，讲的就是建中五年(784)五月二十八日，李晟率领的官军已经自东而西攻到禁苑望春楼附近。不久，京师一举光复，叛乱平息。
　　可以看出，宋代学者在提到望春楼和北望春宫时，总是把它们视为一体的。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仍不能误以为望春楼和北望春宫是同一建筑的不同叫法。比较科学的观点是：望春宫是一个包含了诸多建筑在内的宫殿群，望春楼是北望春宫的一个所属建筑，而且是最显著的一个，非常有可能是这个群体中的标志性建筑，所以古人视两者为一体，互相指代。
　　2．望春亭
　　现存史书没有详细讲述望春亭的位置，只说“望春亭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14]或“是岁(天宝元年)命陕郡太守韦坚引浐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15]。从史料整理的角度来看，关于望春亭的现存史料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支离破碎地散见于多种典籍，许多记载语焉不详，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现综合传世史料，归纳如下：
　　第一，望春亭就是望春宫
　　这种可能性来源于史书的如下记载：
　　刘宪《奉和春日幸望春宫》诗有“商(亦有史书此字用作‘南’；本文采自《御定全唐诗》)山积翠，浐水浮光”之句，即望春亭也。旧纪多云望春宫其东正临浐水[16]。
　　“望春亭在浐水傍，隋文帝建”[17]。
　　引文中出现的这首诗全名叫作《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全文如下：
　　暮春春色最便妍，苑里花开列御筵。
　　商山积翠临城起，浐水浮光共幕连。
　　莺藏嫩叶歌相唤，蝶碍芳丛舞不前。
　　欢娱节物今如此，愿奉宸游亿万年。[18]
　　本诗作者刘宪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此诗究竟是应哪位皇帝之制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参照“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修(南)望春宫”的记载，那么他所到的就只能是北望春宫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北望春宫就是望春亭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玉海》的记载除此之外不见于史书，隋文帝建望春亭的说法，也只见于《明一统志》。显然，这种观点缺乏必须的佐证，它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今搜检史书，从《明一统志》：“望春亭在浐水傍，隋文帝建”的记载来看，南、北望春亭都是隋文帝修建的，它们分列南北，极有可能也是北望春宫的附属建筑。
　　第二，望春楼就是望春亭
　　望春楼和北望春亭是同一座建筑的可能性来源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一首诗：
　　长乐青门外，宜春小苑东。楼开万户上，辇过百花中。
　　画鹢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风。
　　渭水明秦甸，黄山入汉宫。君王来祓禊，灞浐亦朝宗。[19]
　　这首诗充满了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算不得是王维的上乘之作，只是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在《唐音》称其为《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楼观禊饮应制》，《陕西通志》则称为《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这点差别如果不是后人抄书时造成的文字讹误，便只能证明望春楼和望春亭是同一座建筑了。事实上，由于望春亭的建造早于望春楼，两者可能不是同一座建筑。望春亭非常有可能和望春楼组成了一个小建筑群：望春楼面东昂然而立，望春亭一南一北分侍左右。
　　三 望春楼的变迁
　　望春楼是唐代祭春迎气的重要场所，唐代的许多政治事件都和它有关。无论是盛唐时期的妙曼歌舞、丝竹管弦，还是中晚唐时期的剑戈相击、哀呼遍野，它都看在眼、记在心，它是历史的见证。
　　1．望春楼的修建时间
　　传世史书并没有给出望春楼的确切建造时间，史书关于望春楼的最早记载多与韦坚开凿广运潭、玄宗登楼观新潭联系在一起，若以以广运潭为时间坐标，则它至少在唐玄宗天宝元年以前就存在了。据《资治通鉴》“望春楼近长乐城，临广运潭，玄宗所立”[20]的记载，望春楼的建造时间当在开元元年(713)到天宝元年(742)之间。另外，《文献通考》载：
　　玄宗开元二十六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坛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浐水之东，面值望春宫，其坛一成。[21]
　　如上所说，开元二十六年以后，唐玄宗将迎春活动改于浐水附近的同时修建了望春楼，则望春楼的修建时间当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到天宝元年(742)之间。
　　2．望春楼的变迁
　　修建之初，大唐欣逢开元盛世，望春楼下冠盖云集，一片歌舞升平。天宝二年(743)，韦坚凿成广运潭，玄宗登望春楼以观之。韦坚用新船数百艘，各按其地名呈所产之奇珍异宝，陕县尉崔成甫穿绿衫戴红色头巾，高歌自己新制之词，并有美女百人穿盛装应和，繁盛之景，一时无二。可惜好景不长，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雄踞范阳(今北京市附近)、拥兵十五万的安禄山反，长安一片震惊。当年十二月，玄宗于望春亭慰劳诸军，遣高仙芝出潼关迎敌。安史之乱虽然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可能并未对望春楼及其周边建筑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原因是安史叛军长期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作战而唐内地驻军不习战事久矣。故叛军兵锋所指，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长安城沦陷以前，玄宗已经仓皇出逃，长安城周围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拉锯战。
　　第一次有可能对望春楼造成破坏的战争是前文曾经提及的朱泚叛乱。比起安史之乱，这次兵变虽然持续时间仅一年半左右，规模也小的多，但是在收复京师的过程中，李晟指挥的军队自东向西攻入禁苑，时有军队在望春楼一带活动，相信会对禁苑东部的建筑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从德宗以后东郊迎春之礼照常举行来看，这一次战争即使对望春楼有破坏，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之后，唐德宗致力于整饬藩镇，试图削平四方不臣豪强，多次在望春楼劳军誓师，不过杀伐稍远而已。
　　唐代末年的战乱，对望春楼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五月，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乾符五年(878)二月王仙芝战死以后，黄巢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从僖宗广明元年十一月(880)起义军攻入京师到中和三年(884)四月李克用等收复京师这几年间，在长安周围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对长安城近郊的建筑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而且黄巢起义军在长安城法度败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李克用和黄巢各率军大肆厮杀甚至到了升阳殿(望春宫的附属建筑之一)，相信对包括望春楼、望春亭、望春宫在内的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唐代末年的大军阀朱温是破坏望春楼的另外一个罪魁祸首。天祐元年(904)，朱温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为了强迫长安城的居民随同搬迁，他大量拆毁长安城的宫殿、建筑、房屋，木料沿渭河漂流，运到洛阳。这是长安城自建造以来最大的浩劫，堂堂乎三百余年帝都，几成一片废墟，惨不忍睹。
　　大唐盛世以后，迎来了一个比较长的分裂割据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的之间的杀伐更替，游牧少数民族的持续入侵，使得关中地区无岁不战，饿殍遍野，哀鸿满地。可见，望春楼等禁苑建筑部分被战火焚毁，其余的可能被人为拆除以用于军备，所以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望春楼等建筑的记载，望春楼的彻底被摧毁估计就是这个时期。
　　四 望春楼的其他功能
　　望春楼是唐代帝王祭天、迎春的重要场所之一，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的迎春活动主要在这里举行。然而从现存史料的大量记载来看，望春楼的功能又不仅仅局限于迎春，望春楼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文化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郊迎、送别
　　在中国古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或者送别大臣是难得的旷世恩典。有唐一代，能获此殊宠的虽称不上绝无仅有但也寥寥可数。有意思的是，安禄山和郭子仪，一为结束了大唐盛世的叛军贼首，一为平定叛乱的再造之臣，都曾劳动大唐皇帝御驾出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赴长安觐见，玄宗召之于华清宫。临走之时，玄宗亲临望春亭送别，甚至要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赏赐给他，安禄山大恐，惊惧不敢受，疾驰而去。乾元元年(758)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安庆绪于邺城(今河南安阳)，经过激烈鏖战，当年七月，擒贼悍将安守忠以献。肃宗大喜，诏令群臣往长乐驿迎接，肃宗本人则亲临望春楼等待献俘。面君之时，唐肃宗有一句话发自肺腑：“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还有一次送别是在德宗贞元元年(785)，这次远行的是德宗自己的妹妹、代宗的第十个女儿——嘉诚公主。经过建中四年(783)朱泚、姚令言等兵变这一事件，德宗可能已经意识到藩镇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短期之内不可能逐一收服，所以他转而用安抚政策来怀柔新任魏博节度使田绪。785年，嘉诚公主出嫁，德宗亲送至望春楼，因嫌公主的车驾破蔽不可乘，遂以自己的金根车相赠。从此以后，公主出嫁方可乘金根车，这也是一个开先河之举。
　　2．宴饮、雅集
　　唐人性格豪放，喜集会、宴饮，上至皇族下到平民，均是如此。而望春楼临水背山，风光旖旎，无疑是宴饮集会、赋诗作词的理想场所之一。有唐一代，发生在望春楼及其附近的集会不计其数，现拣选一二以为证。
　　唐代在望春楼附近最早的集会，见于上文所提到的《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楼观禊饮应制》。祓禊，亦称“修楔、祓斋”，是源于春秋时期的一项古老习俗，主要形式是在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目的在于祓除疾病、荡涤污秽，所以古人又称“祓”为“祈”，称“禊”为“洁”。祓禊活动一般于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举行，故杜甫有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人多于这一天携食出游、踏青聚饮，举行地点主要在南郊曲江池、芙蓉园一带。由于王维只仕玄宗一朝，这次祓禊活动肯定是玄宗亲临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到东郊就不得而知了。
　　天宝二年(743)，玄宗登楼观广运潭。韦坚用新船数百艘，按其地名呈所产之奇珍异宝。嗣后，韦坚入楼，把经拣选的宝货献给玄宗，博得龙颜大悦。韦坚的姐姐、故惠宣太子(本名隆业，后单名业，唐睿宗第五子)妃更是不惜珍物铺陈望春楼，上百牙盘(牙，特指象牙制品或饰品；牙盘，唐代皇帝的御用食器)食，“进食竟日而罢”，繁盛之景真可谓天下无双!清代的乾隆皇帝还为此大发感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中收录了一首据说是乾隆的御制诗，其诗曰：“沉香亭接望春楼，百面牙盘博笑眸。一夕凄凉马嵬驿，不教还保玉搔头。”[22]
　　3．誓师、劳师
　　德宗继位，开始着手收服不驯之藩镇，望春楼上顿起干戈之声。建中元年(780)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自行继任，要求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德宗拒绝，成德镇、魏博镇、山南东道公开反叛朝廷。随即，建中二年(781)，振武军(初置于唐中宗景龙二年，治所在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黄河东岸)节度使彭令芳对下苛刻暴虐，监军刘惠光贪婪而无休止，军士愤而杀之。不久，事态进一步恶化，李正巳屯兵曹州(在今山东省)，田悦也增兵河上，河南人心惶惶，各地告急文书纷至沓来。德宗遂征发京西部分神策军往关东戍守防备，德宗亲临望春楼劳师，独神策军将士拒不饮酒，问其故。其将领杨惠元说，神策军自奉天出发时，军帅张巨济与诸将约定：“苟未捷，勿饮酒”，故不敢奉命。德宗深感其军纪严整，赐书赏劳。不久，杨惠元率其所部汇合其他将领进击作乱的田悦，居功至伟。
　　注释
　　[1](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6，乾隆戊午年木刻本。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2页。
　　[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34《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0页。
　　[4](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2，据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90页。
　　[5]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辑，第15页。
　　[6][7](宋)程大昌：《雍录》卷6，中华书局2002年，黄永年点校本，第129页。
　　[8]《全唐诗》卷441，中华书局1960年，第4928页。
　　[9]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第19页。
　　[10](宋)王溥：《唐会要》卷30，中华书局1955年，第561页；(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6，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
　　[11][17](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32《西安府·宫室》，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61页。
　　[12](宋)程大昌：《雍录》卷5，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13](元)脱脱等：《宋史》卷432，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61页。
　　[14](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4，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永年点校本，第116页。
　　[15]《旧唐书》卷9，第216页。
　　[16](宋)王应麟：《玉海》卷164，浙江书局，张大昌总校本。
　　[18]《全唐诗》卷71，中华书局1960年，第781页。
　　[19]《类编长安志》卷2，第69页。
　　[20](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3页。
　　[2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8，据清光绪廿七年上海图书集成局据武英殿珍版校印本。
　　[22](清)乾隆：《御定乐善堂全集定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琪，西京学院思政部副主任，历史学硕士)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