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与韦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中宗的父亲唐高宗册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成为高宗末年重大的举措之一。然而，在唐周政权交替的萧杀岁月里，李重润只走过短暂的十九年人生历程。随着1971年对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的发掘清理，考古学界针对懿德太子墓关联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1]。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有关懿德太子生平关联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考证现有史料、发掘新的史料，仍然是学界必须正视的问题。本稿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作为皇太孙的李重润被废黜后涉及的问题试作考察，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 皇太孙李重照被废黜
　　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丁巳(初四)，李重照(即李重润)的祖父唐高宗在洛阳皇宫贞观殿驾崩，时年56岁。高宗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2]。在延迟了7天后，十二月十日重照的父亲李显登上皇帝宝座[3]。从表面看，高宗皇帝去世后的皇权交接基本完成了。但若从两个月后李显即被母亲则天皇太后由皇帝废黜为庐陵王的史实看，作出王朝最高权力交接基本完成的论断显然过于武断，因为人们忽视了武则天对最高权力掌控的事实，以及为得到这种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处心积虑的努力。
　　武则天对王朝权力的掌控，学界通常都从显庆年之后算起。史载云：“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4]苦于疾病缠绕、无法正常处理政事的高宗，非常赞赏信任皇后武氏干练的理政风格、高超的政治才能，以至在他未逝世前就滋生把天下托付给皇后的想法，“帝将下诏逊位于后，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5]。同样出于对武则天的信任，高宗遗诏中也就有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的安排。
　　检索唐高宗在位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权力的掌控是在逐渐扩大和巩固的，那么当高宗驾崩由自己的儿子来做皇帝后，她会把已经掌握的权力坦然而甘心地交给儿子吗?历史以否定的姿态予以回答。虽然无法确定武则天何时萌发做女皇帝的想法，但从其逐渐与权力发生亲密接触后，与生俱来的性格和种种在她看来均可利用的条件，促使她在追逐权力的马拉松中永不停息。为此，她不惜一手制造冤案、网罗罪名清除障碍，李忠、李贤、李弘三太子的废黜薨逝就能说明此问题[6]。
　　废立皇帝，在古代历史中应该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然而中宗的被废黜，却是如此的荒唐和平淡。说其荒唐，是因为一个年轻皇帝被废黜的理由，竟然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义气用事的话。当中宗想把他的岳父韦玄贞提拔为侍中，并欲授他的乳母之子一个五品官时，遭到了顾命大臣、中书令裴炎的激烈反对，新任的皇帝被辅政大臣的态度所激怒，气愤之余便说了一句：“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7]很明显，这充其量只是句气话。可是，中宗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母亲废黜他的理由。当武则天在乾元殿宣布她的懿旨废黜中宗时，中宗委屈地问道：“吾何罪?”武则天随声答道：“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废帝事件耐人寻味的不在于它的荒唐，而在于它的平淡。如此重要关头，大唐的臣僚们都在做些什么?难道他们真的只会眼睁睁地看着名正言顺即位的皇帝被废黜?然而，事实确实如此!臣子们的沉默使一个皇帝的废黜变得异常平淡。
　　李显被废，作为皇太孙[8]，不，应该是“皇太子”的李重照情况如何呢?父亲不到两个月的皇帝梦被祖母彻底地打碎。仅仅两天后，祖母武则天下令，“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9]。这里便有了一个疑点，皇太孙这名称是相对于其皇帝祖父而言的，当父亲接替祖父成为皇帝后，已经由“皇帝孙子”变成“皇帝儿子”的重照，为什么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呢?是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举办册封仪式，还是已经是皇太孙了，没有必要再举办相应的仪式?历史就是如此，它往往在对比中发人深思。就在武则天使豫王李旦接替他的哥哥，登上皇帝宝座后，皇太子问题却很快解决了。史载曰：“己未，立豫王旦为皇帝，妃刘氏为皇后，立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大赦，改元为文明。”[10]或许处理高宗丧事，登基之后庶务繁忙!近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宗皇帝要处理众多军国大事，未及考虑“遥远”的身后事。而且，从史书记载来看，似乎史家们也没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保持应有的清醒，李重照依旧被称为“皇太孙”。当然，这些名称、地位的差异，对于当时只有两岁的李重照来说，可能也没有起码的辨别意识。可是，这些高贵、显赫地位标签的沉浮，带给他的却是整个生命旅程的转折。
　　无论如何，生在帝王家，本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而帝王宝座又是权力的最大漩涡，离它愈近，就愈要受它的吞噬和摆布。所谓的命运就是在这身不由己的颠簸中，或者浴火重生，或者沉沦乃至灭亡。重照生而显赫，不满周岁即成了未来皇位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两年之后，仅仅两岁的他，一如当初不由自主地被封为显赫的皇太孙一样，随着皇帝父亲的废黜，也被废黜为庶民一个。得之不由我，失之不由己，人生得失，如此而已!
　　二 是羁留东都，还是随父母南下?
　　李重润[11]被贬为庶人后的人生旅程，随着一千三百余年时光的流逝，演变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依据现存史书记载，李重润似乎有两种人生旅程的“选择”可能，一是被祖母羁留在洛阳宫中，二是随父母先后流配到均州和房州。搜罗推敲史料，两种情况在各自呈现出真实性的同时，似乎没有一方能有力地否决另一方。笔者在此颇费思量，在对史料反复斟酌权衡，均不能得出确凿判断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即把这两种境遇分别当成重润的“真实”经历，逐一探讨，如此似可避免武断之嫌!
　　1.羁留洛阳的证据
　　据《新唐书·懿德太子传》记载：“中宗失位，太孙府废，贬庶人，别囚之。”而他的父亲“光宅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之”[12]。可以看出，重润被废后似乎没有与父亲关押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在时间上，儿子是在父亲被废黜两天后才被贬为庶人的，倘若是和父亲关押在一起，则史书在记载时不会是一个“幽之”，而另一个是“别囚之”。两个月后，当庐陵王被流配到均州时，重润是否依然没有和父亲在一起，而是继续被祖母留押在了洛阳?有三条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重润的皇太孙身份。李重润具有多重的身份，其中皇太孙这一身份显得格外突出。如前所述，出生仅两个月，皇帝祖父就亲自册封他为皇太孙，这意味着在祖父逝世父亲即皇帝位后，他毋庸置疑地将成为皇太子，既而再水到渠成地成为皇帝。应该说，在高宗皇帝所有的孙儿辈中，重润是最先提前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的幸运儿。然而，权力欲极其强烈的祖母再次出招，使这种风平浪静的继承序列被迫改变。当武则天把儿子废黜为庐陵王后，她的这位“皇太孙”就倏然间变得格外碍眼了。父子两人，一位是高宗皇帝亲选的皇帝，一位是高宗皇帝册命的皇太孙，武则天能放心地把他们囚置在同一个地方么?难道不会有人利用他们这些曾经荣耀显赫的身份地位“图谋不轨?”
　　事实证明这种疑虑并非杞人忧天。首先，武则天成功废黜中宗李显改立睿宗李旦后，因赏赐不周，引起了一些军士不满。“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13]虽然这起事件中军士们只是口出怨望之语，并不见得会有实际的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口号却是“奉庐陵”。其次，“(垂拱三年)九月，乙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14]。如果说上面两件事中的起事者，虽然借了庐陵王的名号，但并未产生较大政治影响的活，那么徐敬业打着庐陵王的旗号起兵，在政治上就不可谓没有影响力。史载徐敬业起兵时，“鸠聚民众，以匡复庐陵为辞”[15]。在由骆宾王起草的《代徐敬业檄天下文》中，骆宾王劝说朝野臣僚云：“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赏爵，同裂山河。”[16]这段檄文中的“六尺之孤”，指的正是庐陵王李哲[17]，而“旧君之命”指的就是高宗的传位遗诏。上面这三条史实足以说明，被废黜的中宗在政治上依旧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武则天的反对者往往会利用这种影响力进行反武活动。
　　当然，重润此时还仅仅是一个两岁孩子，本身并没有可能作出任何政治行动的能力。可是，历史上利用幼子颠覆现政权的事件并不少见。西汉末年，义军拥立所谓的皇族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李重润这位皇太孙，当他成长至有能力发挥其政治影响之时，谁还能再保证他能像孩童时一样任人摆布?26年后，当临淄王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等发动政变，清除韦后势力，让相王李旦登上皇位之后，重润的哥哥[18]李重福就利用他是中宗长子的身份，发动了夺位的斗争。重福最大的理由，就是以中宗长子的身份地位，较皇叔李旦更具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如重福的拥护者洛阳人张灵均所言：“大王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汉诛诸吕，犹迎代王，今东都百官士庶，皆愿王来。”[19]由此可以推测，当重润这位皇太孙长至有能力发挥其政治优势的时候，他也是有可能在政治上施展其影响力的。
　　因此可见，让李重润与父亲李显待在一起，有政治上的潜在危险。随着李重润年龄的增长，一旦朝廷有变，这父子俩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机会借助他们显赫的身份地位呼风唤雨、有所作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把李重润与其父李显分别安置应该更为“安全”些。这样的做法是有前例的。重润的伯父前太子李贤，因妨碍母亲武则天掌权被废黜，后囚禁于四川巴州，而他的儿子，即重润的堂兄弟们却是被关押在了洛阳宫中。史书记载：“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20]
　　其二，《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李重润》载：“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即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21]倘若李重润不被羁押在洛阳，而是随父母先后被流配到均、房两州，然后直至圣历元年(698)他16岁时才随父母重回洛阳，那么，上述记载中“早以孝友知名”中的“早”字就经不住推敲了。在他还是皇太孙时仅有两岁，不会有什么作为给人们留下“孝友”的印象。而当他16岁回到神都洛阳后，即使有再多的“孝友”行为，相对于短暂的19岁生命历程而言，这些行为是称不上一个“早”字的。因此，根据重润“早以孝友知名”的记载来分析，重润少年时代应该有一段在洛阳生活的经历，其中表现出的“孝友”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以至于在他死后引发人们的怀念哀悼。当然，这条记载也可能是史家的溢美之词，然而为什么要如此虚美李重润呢?
　　其三，从李重润的年龄看，仅仅两岁的他，似乎并不适合跟随父母作长途跋涉。分析中宗夫妇当时的子女状况，重润的妹妹永泰刚出生不久，且韦氏当时还有孕在身，加上当时中宗其他的儿女，祖母忍心让这些孩子跟随受难的父母一起被流配么?当然，拿这样的疑虑作为证据比较牵强，因为皇家的骨肉亲情向来淡漠，在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特别是针对于“狠心”的祖母武则天来说，可能早就被遗忘殆尽。
　　史书中有一条材料是对上述第三条证据的有力反驳，据《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二月条记载：“(圣历元年)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资治通鉴》的这条记载，明确地表明中宗夫妇在流配岁月里，其身旁有多名子女陪伴。然而，如前面对李重润年龄所做的解释，寻着亲情的角度分析重润及其兄弟姐妹的生活命运，可以看到让这些孩子们全部跟随父母，的确有着诸多不便。那么，是否可能有些孩子是后来才被送到他们父母身边?幼小的李重润是否就在其中?这种思考可提供李重润生活的第三种可能性，即除了被羁留在洛阳，或追随父母流配两种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是先被留押洛阳，而后在政治环境宽松之时，才被送到流配远方的父母身边。然而，这种猜测实在缺乏起码的史料支持，笔者仅仅把它提出来，但确实无法作进一步的分析。
　　2．洛阳宫中生活特点
　　从史书的点滴记载中，单就李重润是否被羁留在洛阳问题，已很难得出确定的答案，而想要找出李重润在洛阳宫中生活的记载，难度就更大了。可是，从两岁被废为庶人羁留宫中，到16岁因父亲再次被立为皇太子重获自由，这14年日日夜夜里，对只有19年短暂生命历程的李重润而言，却是何等的漫长和不堪回首。笔者参考史书中与李重润生活具有可比性的资料，试图勾勒诠释其14年宫中生活的点点滴滴。
　　第一，是否遭受杖打?
　　武则天逐步掌权以至武周革命之际，对李氏皇族子孙的戒备打击是相当严厉的。具体到武则天的孙子们，武则天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将他们安置于洛阳宫中严加看管。其中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是上述前太子李贤的儿子们，以及睿宗诸子。笔者试图把苦命的李守礼与李重润作一类比。由于同是因为父亲的原因遭受祖母的囚禁，堂兄李守礼的境遇与李重润应当有其可比性。史书记载：“时中宗迁于房陵，睿宗虽居帝位，绝人朝谒，诸武赞成革命之计，深嫉宗枝。守礼以父得罪，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凡十余年不出庭院，至圣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为相王，许出外邸；睿宗诸子五人皆封郡王，与守礼始居于外。”[22]
　　关于李守礼在宫中的羁留生活，最引人瞩目的是他曾屡遭杖打。这种肉体的摧残损害了守礼的健康，使他的身体对天气的变化颇为敏感，所以当天气变化时，李守礼往往能比常人预先感知到。史书记载：“虽积阴累日，守礼白于诸王曰‘欲晴’。果晴。愆阳涉旬，守礼曰‘即雨’。果连澍。”他的这种“超能力”引起了众兄弟们的新奇，包括已经登临大宝的唐玄宗。玄宗向这位堂兄询问原因，守礼答到：“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23]李守礼把积聚多年的委屈说出后，更是涕泗沾襟，而倾听者唐玄宗则“亦悯然”。
　　了解了李守礼这段酸楚的人生经历后，我们不禁要问，与李守礼一样同是因为父亲获罪，同样被祖母武则天关押的李重润，是否同堂兄一样，也曾遭受祖母无情的“敕杖”?古往今来有几个祖母会像武则天，如此狠心地对待自己的孙子呢?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冷静地分析李守礼挨打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李守礼的父亲——前太子李贤身上。史载李贤在哥哥李弘死后，“其年六月，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寻令监国。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24]李贤的理政才干也受到父亲唐高宗的高度赞赏，“仪凤元年(676)，(高宗)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25]。这样，从武则天掌握权力的角度看，李贤无疑成了一块巨大的拦路石。于是，在武则天直接授意下，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人，开始对李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诬陷审讯，最终废李贤为庶人。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黜中宗，出于对李贤良好人脉的畏忌，不久即派心腹丘神勣前往巴州，逼死了李贤[26]。但纵使李贤已不在人世，他的政治声望依然对武则天构成威胁。当徐敬业举兵时，除了利用拥护庐陵王作为号召之外，也再次将李贤推了出来，以便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贻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27]。综上所述，李贤成为母亲掌权的莫大障碍，以至于武则天虽然千方百计清除了这一障碍，但她还是心衔此事，以至把对儿子的愤恨发泄到孙子李守礼等人身上。
　　李显与李贤相比，情况则明显不同。年轻的李显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平庸、糊涂和幼稚，他只是由于此前三位兄长或是过早去世、或是遭受废黜，最终才被立为太子，继而成为皇帝的。再从他轻易地被母亲由皇帝废为庐陵王的事实看，即便做了皇帝，他显然没有成为母亲掌权的障碍。也因此与哥哥李贤相比，李显应该不会引起母亲长久的愤恨。顺着这个的思路考虑，李重润似乎不会像他的堂兄一样，遭到祖母永无休止的杖击。
　　再从李重润与李守礼的年龄上看，守礼被幽禁在父亲获罪之后，其时他大约二十岁左右[28]，但李重润被关押时只有两岁，如此幼小年龄是禁不起身体重罚的。当他长大些后，政治空气已经缓和下来，尤其是当年老的武则天在选择继承人之时，皇位继承的天平逐渐倾向于儿子李显后，李重润就更不至于挨打了。
　　行文至此，笔者仍然不敢肯定李重润一定没有遭到体罚，而如果联系到重润的死因，则问题或许有另一番解释。史书记载：“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谮重润与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窃议，后怒，仗杀之，年十九。”[29]仅仅因为私议二张专政和祖母的私生活，竟然要招致杀身之祸?这显然不合逻辑、令人怀疑。如果重润在羁留洛阳时，曾屡遭祖母指使的某种形式的体罚，那么，这位孙子对祖母的感情肯定是比较平淡并可能产生怨恨。但他是中宗的长子，韦后唯一的儿子，倘不出意外，则他就会是未来的皇帝。那么祖母是否会对这位曾惨遭她责罚的未来皇帝有所顾虑呢?她是否会一如她一贯的果敢而借机先行消除这一“隐患”?史料的局限以及弥漫沉埋千年的历史迷雾，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力，其中“历史的真实”到底在哪里?我们只是梳理现有史料，追寻历史的踪迹，力图在接近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出较为合理的推证。
　　第二，所受怎样的教育?
　　关于李重润在洛阳宫中是否受到一定文化教育问题，从其墓志铭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答复。《懿德太子哀册文》记载他“刻舟敏遽，牵衣慧早。几神闇体，理识冥资。心韬钟律，情含蔡蓍。曰仁曰孝，非训非师。宽惠深博，温良肃祗。苞举六爻，网罗群籍。诗接楚彦，赋延梁客。淮国传骚，云台对易。乐善超辈，多才掩昔”[30]。即使排除上述文字的溢美成分，也能让我们相信重润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而相对于他十九年的生命来说，从两岁至16岁这14年的时间内，肯定是他接受这些文化知识的重要时期。至于重润具体受到何样的教育、读了哪些书?由何人教授诸问题，史书缺载，我们也无从知晓，故也无需猜测和臆断。
　　第三，改名字风波。
　　李重润在洛阳宫中的生活经历，比较确凿的一件事就是改名字。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凤阁侍郎河东人宗秦客将改造的“天”、“地”等十二个字献给了女皇武则天，其中将“照”字改为“曌”。女皇对“曌”字情有独钟，“载初元年(689)，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31]。于是，按照避讳制度，这一年已是翩翩少年(8岁)的李重照，改名字为李重润。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不明的巧合，在武则天的孙儿辈中，独独李重照在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皇祖母名讳!
　　第四，羁留宫中的心态揣摩。
　　关于重润在羁留岁月中的心态，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何时真正地了解自己所处境况，即他的皇帝祖父、他曾经的皇帝父亲与现任皇帝祖母之间的恩怨是非。明白了这些，再联系自己的生存环境，此无疑会在少年重润心里泛起久久的涟漪，荡起不息的波澜。其次，倘若他真的受到祖母对他肉体摧残或责罚，那一定会在少年心底埋下怨恨的种子，这便为后来敢于议论祖母的私生活埋下伏笔，造成他含冤被杀的悲剧。上述两种灰色记忆的心路历程，肯定不是重润真实感受的全部。对于李重润来说，除过所经历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外，对过去发生的林林总总事件，他能记下多少?同样，经过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跨越，即使有些许史料传世，后人又何尝能了解重润本人所思所想的万千分之一?
　　3.随父母流配的证据及流配生活
　　关于李重润另一种可能的生活经历，即跟随父母先后流配到均、房两州，较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上文提到《资治通鉴》的记载，云：“(圣历元年)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32]这是一条比较有力的证据，虽然记载中没有明确提到李重润的名字，但它清晰无误地表明，庐陵王的子女们至少超过三人是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房州的。作为庐陵王长子的李重润很可能便是“诸子”之一。
　　史料记载中还提供了另外一条证据，可对上述史料提供佐证。根据《唐代国长公主墓碑文》[33]记载：“则天太后御明堂宴。圣上年六岁，为楚王，舞长命□，□□年十二，为皇孙，作安公子。岐王年五岁，为卫王，弄兰陵王。兼为行王词曰：‘卫王入场，咒愿神圣神皇万岁，子孙成行。’公主年四岁，与寿昌公主对舞西凉殿上。群臣咸呼万岁。”根据上面碑文中“圣上(唐玄宗)六岁”这条记载，可以推测这次明堂宴的时间大致在则天天授元年(690)左右。这次明堂宴会，武则天的多个孙子和孙女都有参与，那么，假如李重润在洛阳宫中，他为什么没有参加呢?当然，前面提到的李守礼兄弟们也没有参加，所以这一条证据只是些微的表示出李重润可能不在洛阳宫中。
　　第一，流配行程
　　重润一家的流配生活先后经历了三次迁徙，第一次是在光宅元年(684)四月癸酉，由洛阳流配至房州[34]；第二次是在光宅元年四月丁丑，由房州迁转至均州；第三次在垂拱元年(685)三月丙辰，由均州再迁回到房州。
　　第二，妹妹安乐公主降生
　　在重润一家第三次(其实是第二次)迁徙时，即从均州迁往房州的路上，重润的妹妹即后来不可一世的安乐公主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在山野，用具皆缺，无奈的庐陵王脱下自己的衣服把这个小生命包裹起来，因此安乐乳名为裹儿。此时的重润，年龄也只有3岁，也是需要人照顾的年龄，不知道当人们为新生儿的降生而忙乱之时，是否有人记得照料他。在无情萧杀的政治阴霾下，落魄的重润一家的悲惨处境着实让人同情。
　　第三，父亲心态的转变
　　庐陵王在流配生活中的心态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被幽禁之初，尤其是在徐敬业等人利用他的名号起兵反武之时，庐陵王惶恐不可终日。在严酷的政治氛围中，房州地方官员对他们一家也是非常的苛刻，“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35]。由此也可以推断，在流配生活的前期，中宗一家面临的生存环境，无论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比较困顿和郁闷的。
　　面对惶恐不安的丈夫，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心理极限状态下，重润的母亲韦氏表现出作为唐初女性，更是无畏母亲坚强无比顶天立地的一面。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而且从心理上安抚劝解已经濒临崩溃的庐陵王，让他明白祸福相依之关系，最终点亮庐陵王李哲心头熄灭的灯塔。史载云：“时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惶恐欲自杀。后劝王曰：‘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艰危，情义甚笃。”[36]在妻子苦口婆心的劝慰下，庐陵王的心态开始平静下来。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地方官对他们一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刺史河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37]。
　　在一个家庭里，父母表现出来的心情会对孩子形成较大的影响。可以想见当庐陵王整日惶恐不安时，在儿女们脸上恐怕也难以找寻到笑容；而当庐陵王逐渐走出恐惧的阴影，心情平静放晴之后，家里黯淡沉闷的气氛便也随之消失，童稚少年天真无邪和本该应有的笑声，便从李重润兄弟姐妹的口中传出，并使得本来幽静的庐陵王幽禁地荡起丝丝暖意。
　　第四，改名李重润
　　如上所述，载初元年(689)，李重照为了避祖母的名讳，把名字由李重照改为了李重润。改名字不单是这个8岁娃娃个人的事情，对庐陵王韦氏夫妇来说，此也是一件非常紧要的政治举措。从宏观角度看，可以看作是庐陵王对待母亲武则天的一种政治态度。母亲武则天把名字改成了“曌”，儿子名字中的“照”字显然触犯了避讳，如此，改与不改，何时改、怎样改，这一系列的事情便都包含了政治意味在里面。可以推测，庐陵王夫妇应该是在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内改了儿子的名字。
　　虽然对父母是件重大的事情，可是对于幼小的李重照，当已经渐渐熟悉的名字由“重照”改为“重润”，他会有何感想呢?他何时才能懂得改名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第五，弟弟的夭折
　　根据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房县志》记载，李重润的父母可能在房州还曾生育了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儿子不幸夭折了。《房县志》里有两处提到此事：其一，“城西三十里，相传唐中宗在房州，韦后生子殁葬。穴泛出甃，为方圆两池。覆以红亭，其热如汤，浴之，可以愈疾；下流灌田千余亩。秋冬遥望，云雾奔腾，青山红树，互相掩映。出独石潭与沮水、粉水，流入汉江”[38]。其二，书中还提到重润这个弟弟死后被封为龙王的传说，“丁字街井，其水味美，日汲不息(注文：俗传庐陵王子殁此，封为龙王。)”[39]。
　　在这位夭折的弟弟去世后，重润又成了韦氏与唐中宗唯一的儿子。之所以要强调此点，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唯一儿子的角色太重要了。后来的所谓韦后乱政，以至激起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此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说掌权后的韦后，突然感到继承者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安乐公主等人对李重俊的蔑视和欺辱因此变本加厉。假如李重润不死，或者他的这个弟弟没有夭折，上述事件或许不会发生，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写!
　　第六，温馨的家庭教育
　　关于李重润在房州可能受到的文化教育，史书中没有发现相关记载。笔者认为较为可能的是中宗夫妇亲自教授他们的儿女。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父母教儿女们识字读书的生活场景，就闪现于我们眼帘。正常情况下的皇家子女，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吗?
　　另据史书记载，唐中宗夫妇信仰佛教[40]。耳濡目染父母祈祷佛祖求得平安的言行举止，李重润兄弟姐妹必然也对佛教充满期待和向往，甚至可能在父母的安排下也屡屡有过拜佛的行动，所以笔者推测李重润从小就信仰了佛教。中宗重新掌握政权后，为含冤死去的儿子李重润和女儿李仙蕙都修建了追福寺院。为李重润追福的懿德寺，位于长安城延寿坊南门之西，是在原来的慈门寺的基础上改建的[41]。
　　第七，父亲的心愿
　　《太平广记》卷135记载了庐陵王李显在房州时两件颇为有趣的事情。云：“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罥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浃旬，复居帝位。”[42]此故事出自《独异志》一书，抛开此两件离奇遗事的真实性，故事反映出庐陵王想重新成为皇帝的心愿并非空穴来风。随着武则天的日渐衰老，在考虑继承人问题时，这位大周女皇再次把目光投在了远在房州的儿子身上。
　　李重润的生命旅程紧随父亲命运的改变而出现转机。在神都洛阳不断翻新的角斗场中，几朵看似雍容华贵、其香无比的“牡丹花”绽开了；与此同时，它的快速凋谢似乎也成为命中注定的悲戚。
　　结语
　　本稿依据现存史料，对皇太孙李重照(李重润)在父亲唐中宗李显被废黜并异地囚禁之后，他的何去何从作了相应的探讨。由于史料有限，其中的探讨推证可能还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相信随着新的资料的不断出现，对于李重润短暂多难生活轨迹的诠释会更加具体和权威，我们期待着这一问题得到更加合理的解答。
　　注释
　　[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樊英峰：《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女图》，《文博》1998年第6期。申秦雁、周柏龄：《对懿德太子墓“宫女图”的一些看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高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页。
　　[3]从高宗十二月初四逝世到李显十二月十日即位，这中间六七天的时间，高宗所选定的顾命大臣裴炎、刘齐贤等在为武则天的垂帘听政出谋划策。详见拜根兴、樊英峰：《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第二章，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7页。
　　[6]至于亲生儿子太子弘是否为武则天毒死，现在看来似证据不足，参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结核 欧阳修冤枉武则天》，《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若从武则天后来又相继废黜另外三个儿子的史实看，太子弘之死，武则天难逃其责。
　　[7][13][27](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68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18页、第6424页。
　　[8]拜根兴、侯振兵：《唐高宗立皇太孙关联问题考释》，《乾陵文化研究》(五)，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9]《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关于重照被废为庶人的时间，史书记载中有分歧，《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是“庚申”，而《旧唐书》记载是“庚午”。
　　[10]《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第82页。
　　[11]李重照在8岁时，为了避祖母武曌(音照)的名讳，改名为李重润。为行文方便，此后文中涉及均改称李重润。
　　[12]《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第82页；《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与此略同：“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仍改赐名哲。”
　　[14]《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垂拱三年(687)九月，第6445页。
　　[15][16]《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90页、第2491页。
　　[17]《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仍改赐名哲。”
　　[18]李重润为嫡出，而重福是后宫妃嫔所生，正因如此，唐高宗立李重润而非李重福为皇太孙。
　　[19]《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李重福传》，第2836页。
　　[20]《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691)八月，第6473页。
　　[21]《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懿德太子重润传》与此略同：“重润秀容仪，以孝爱称，诛不缘罪，人皆流涕。”
　　[22][23]《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章怀太子李贤传附李守礼传》，第2832页、第2833页。
　　[24][25]《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章怀太子李贤传》，第2831页、第2832页。
　　[26]有学者发表论文替武则天鸣冤，认为李贤之死并非武则天授意，但笔者以为此事值得怀疑。仅仅从武则天对丘神勣掩人耳目、欲盖弥彰的象征性处罚一事看，便可确定武则天似有意除掉李贤。儿子被人逼迫而死，作为皇帝的母亲若是痛惜这个儿子，她会对凶手怎么样呢?
　　[28]《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章怀太子李贤传附李守礼传》：“开元二十九年(741)薨，年七十余。”据此推算，李守礼大约出生在高宗总章年左右(668—669)。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李守礼被羁押的具体时间，从“凡十余年不出庭院，至圣历元年(698)始居于外”的记载推测，他被羁押的时间至少在垂拱四年(688)之前，则此时他的年龄在20岁左右。
　　[29]《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懿德太子李重润传》，第3593页。
　　[30]《全唐文》卷249《懿德太子哀册文》。参樊英峰、拜根兴：《唐懿德太子哀册文关联问题考析》，《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31]《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第120页。
　　[32]《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698)二月条，第6529页。
　　[33](清)王昶：《金石萃编》卷78，中国书店1985年版。
　　[3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嗣圣元年(684)夏四月丁丑，迁庐陵王哲于均州……垂拱元年春三月，迁庐陵王哲于房州。”而《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的记载是：“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对比可以看出《新唐书》比《旧唐书》多出了一条记载，即“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参照《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光宅元年和垂拱元年的相关记载：“光宅元年夏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故濮王宅。……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可以推断《旧唐书》确实漏记了这条史实。但前两次迁徙，前后只相差四天，笔者认为史料在记载此事时有参差之处，或许武则天对将庐陵王流放到均州或房州一时还决定不下来，故发布诏令后，很快又改变，这样第一次发布诏令很可能并未成行。另外，有关房州、均州的地理环境等问题，参拜根兴、樊英峰：《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第23—24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35][37]《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705)九月，第6595页。
　　[36]《旧唐书》卷51《后妃传》，第2171页。
　　[38](清)杨廷烈纂修《房县志》卷7。
　　[39](清)杨廷烈纂修《房县志》卷2。
　　[40]武则天生李显时难产，玄奘法师为其祈祷；玄奘为刚出生的李显起法名“佛光王”。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中华书局2000年版。另外，《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云：“帝(唐中宗)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录。”
　　[41]拜根兴：《唐懿德太子庙关联问题探讨》，《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42]《太平广记》卷135《征应类·唐中宗》，中华书局2000年版。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王西坤，广东省阳西县第二中学)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