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以政治地位之特殊、出幸驻跸之长久及对历史进程影响之深巨而言，在隋代的数十处离宫别馆中[1]，颇可以用北有“仁寿”、南有“江都”为其代表，文皇崩于“仁寿宫”而炀帝即位，炀帝亡在“江都宫”而隋运告终，此等变革，岂不大哉。惟其如此，则翻开正史，所见与“仁寿”和“江都”二宫有关的人物史事亦自多焉。仅以“仁寿宫”为例而略数其相关人事之大要，约有文帝自仁寿宫建成后的开皇十五年至仁寿末约十年间，竟先后六度春往秋还避暑于斯，其中开皇十九年二月至二十年九月，更连续二十个月未还京师，其诸王与显宦亦多有随驾同行者而不可胜计；至于仁寿宫的营造大臣则有杨素为大监[2]、宇文恺为将作大匠以总设计，封德彝为主管施工的土木监，崔善为为督工，王绰为仁寿宫监(见杨炯《泸川都督王湛神道碑》)等；又有开皇十七年颁新历、宴群僚、蜀王来朝，十八年诏伐高丽，十九年诏伐突厥，二十年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四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击突厥，旋立为太子，六月秦王俊薨，仁寿二年八月皇后独孤氏崩，仁寿四年七月易储之变及文帝崩而炀帝即位等等，凡此诸多大事都是在这里上演发生。因而可见，仁寿宫之于隋文帝与其政治而言，既是安体养神的避暑胜域，又是经营抚临的运筹佳所[3]，换言之，从影响历史演进的意义上说，仁寿宫几乎成为了隋文帝最后十年间视其为与京师同等重要的政治中心地。除上举重大史事而外，本文谨摭取隋墓志素材以提示并讨论三例文帝时期关联于“仁寿宫”的人物及其本事，并附记四则隋墓志所见炀帝时期的行宫与人事信息，或庶几小助于隋代史事与“仁寿宫”等行宫制度之研究。唯颇有巧合的是这三例文帝时期的人物史料皆是记志主卒于仁寿宫者：一是“美人”董氏，可探讨其摧芳仁寿宫及其与蜀王杨秀之关系；二是弘农大族宜阳公杨文愿，可推究其卒于仁寿宫与其志文志石何以甚为陋小之情由；三是杨素妻郑祁耶，可考详其病逝仁寿宫与彼时猫鬼左道之因果。又缘本文取材皆为隋代墓志，而前人尝有“从知华屋即山丘，桂翠兰香影不留，毕竟古人能好事，摩挲片石已千秋”诗句[4]，因感慨若非有“能好事”之古人，又何以留下这足以印证千秋史事之片石，故特别引用其末句以为装点本文情感之主题词。
　　一 美人董氏摧芳仁寿宫与蜀王杨秀
　　隋开皇十七年《董美人墓志》(图一)于清嘉庆道光间在西安出士，旋为上海徐渭仁所藏，并名其斋曰“隋轩”，咸丰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遂毁於兵燹，传世拓本亦因之希如星凤。惟其墓志书法端妍且文词婉妙，堪称双美而颇受世人喜爱，以故著录与研究者亦多。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乃不在于它的书文俱佳，而在于推究董美人“终于仁寿宫山第”与蜀王杨秀的关系。因为不仅墓志的撰者署为蜀王，而且从其文辞“比翼孤栖，同心隻寝”作情感揣摩，蜀王亦当与董美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拳拳情结，以故早有观点以为美人董氏是蜀王爱怜有加的妾御，而非服务于文帝的后宫内官[5]。
　　欲详解这个问题，不妨先读一读题为《美人董氏墓志铭》中那些凄美哀艳的文字：
　　美人姓董，汴州恤宜县人也。……体质闲华，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顺以承亲。含华吐艳，龙章凤采，砌炳瑾瑜，庭芳兰蕙。既而来仪鲁殿，出事梁台。……妖容倾国，冶笑千金，妆映池莲，镜澄窗月。态转回眸之艳，香飘曳裾之风。飒洒委迤，吹花回雪。以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终于仁寿宫山第，春秋一十有九。……怨此瑶华，忽焉雕悴；伤兹桂蕊，摧芳上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龙首原。寂寂幽夜，茫茫荒陇。埋故爱于重泉，沉馀娇于玄*(左土右遂)。……触感兴悲，乃为铭曰：高唐独绝，阳台可怜。……比翼孤栖，同心只寝。……昔新悲故，今故悲新。馀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泫。……瘗兹玉匣，传此余芳。
　　惟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制。
　　案以史考之，蜀王杨秀为文帝第四子，封蜀王在开皇元年九月，十二年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寻复出镇于蜀，至仁寿二年征还京师，是年末以其骄侈不法废为庶人。炀帝即位后，宇文化及谋逆，欲立为帝，遂并遇害。墓志撰在十七年，正其复镇于蜀之时。《隋书》本纪：开皇十七年二月庚寅“幸仁寿宫”，五月己巳“蜀王秀来朝”，九月甲申“至自仁寿宫”[6]，由此推断，蜀王当是携其家人至仁寿宫朝帝，而19岁的董美人亦当是此时随蜀王来朝并于七月病殁在仁寿宫者，此推断在时间上确能与史传相合。然而，对于董氏的“美人”身份究竟如何解读?亦即是帝后内官中的一员，抑或只是蜀王缘于爱恋而对其嫔妾的美称?一直成为研究者纠结的焦点。
　　其一，文帝时内官中有无“美人”之号?检《隋书·后妃传》，“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7]。复检文帝朝内官称号，开皇间仅有嫔三员、世妇九员、女御三十八员，的确未见“美人”之号。而“炀帝时，后妃嫔御，无厘妇职，唯端容丽饰，陪从醼游而已。帝又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于令”[8]。其中世妇身份者有婕妤一十二员和美人、才人一十五员。而如果以炀帝朝制度来反推文帝朝制度，则开皇间的世妇九员中是否真没有婕妤、美人、才人之号恐怕还很难说，也许是“未详备焉”，也许是略而未记。何况自汉以降，历代后宫皆有美人之称，岂独隋文一朝不存乎?另外，所谓炀帝“自制嘉名”者，其实主要是就前朝罕见设置的妃三员和嫔九员的名号而言[9]。
　　其二，开皇间即使有“美人”之号，就一定能说明董氏是内官身份吗?答案应该是不一定。首先，“美人”之号虽为帝皇所专设，但诸王府中也同样有妾御之流，或许直书蜀王的女御为“美人”恐有僭越之嫌，但以杨秀有胆气、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的耿介秉性，和他沉湎于对故爱董氏“昔新悲故，今故悲新”的感情，径用“美人”一词而并非内官名号来寄托心衷，也还是合情近理的。何况《隋书》本传明言“秀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10]，文帝甚至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11]可知以“美人”谓董氏恐怕真是全然出于杨秀情深意切的艳丽美称，也就是说既不是欲指帝皇所专设的内官身份，更不是要说明蜀王府的女御中本有所谓的“美人”之号。当然，又或者蜀王杨秀真有其无惧僭越之嫌的一语双关用意也说不定。
　　其三，无论杨秀称董氏为“美人”的用意如何，断定董氏的身份应该就是杨秀的妾御，还是可从墓志文中读出一些信息的。譬如“来仪鲁殿，出事梁台”一句，出典分别是汉鲁恭王的灵光殿和汉梁孝王的平台，亦即其所引用的人物级别都是诸王，而非帝皇[12]。又譬如“埋故爱于重泉，沉馀娇于玄*(左土右遂)”一句，“故爱”与“馀娇”都是指一直偏爱怜慕的情人。再譬如“昔新悲故，今故悲新。馀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茲秋夜，思人潜泫”，其中的新故之喻，多是古人对妻妾的称谓。花台陪践，当然更是只对蜀王私人而言了。此外，还有“比翼孤栖，同心只寝”和“高唐独绝，阳台可怜”的句子，同样也是表明着与妻妾情人悲欢离合的身份关系。综上，试想董氏如果是文帝的内官而非蜀王的妾御，杨秀又何以能够如此遣词用句。
　　其四，既然是蜀王嫔妾，何以终于仁寿宫山第?案蜀王虽尝两度出任益州总管，但可能实际出镇的时间并不多，反而常常住在京师府第或奔赴行宫，而在驻跸时间较为久长的仁寿宫，应该也有蜀王的临时府第以便来朝时居住，故墓志所谓的“山第”，应该正是指蜀王在仁寿宫的宅第。至于董氏，大概是二月感疾于益州或长安，而后五月二十三日随蜀王从益州或长安来仁寿宫朝见，遂于七月十四日彫悴于斯，并直到九月十一日蜀王随文帝返回京师，方才在十月十二日将董美人的“游神”、“归骨”瘗埋在长安龙首原上。
　　或以为蜀王并不能文，美人墓志恐为属僚代笔。不过蜀王本是好音乐的，如唐人李绰《尚书故实》云：“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蜀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13]以之比照志文中“惟镫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左氵右贲)，弥念姑舒之魂”这一对句，舒女好音乐的典故[14]，似正流露出杨秀与董氏生前抚琴歌吹的欢愉，而“文成之术”[15]，则更突显出蜀王空想董氏正如同汉武帝思念故爱李夫人一般情感至深。由音乐一事而想蜀王之襟韵堪为皇枝中之翘楚，则其情深文明之秉性亦自是文帝诸子中所独具，那么，美人墓志文字之出杨秀之手倒也应该是可以理推的。
　　至此，若要给这个哀婉的故事做一个归结，清人张廷济尝为《董美人墓志》写过一首七古，或正可以用来寄托幽思：“杨华落尽隋宫树，幽宫犹记美人墓。雄龙雌凤驩几何，一十九年等闲度。裁文和泪秀庶人，华台非复当时春。金凫玉鱼世已出，传红写翠人空陈。阿嬷然豆太煎迫，帝子游魂归不得。古时尘满鸳鸯茵，地下相逢泪亦滴。祇今龙首草离离，三尺碑留董氏姬。莫叹容华易消歇，独孤免骂阿云儿。”[16]想来真是，幸而董氏的夭亡最终只是演绎成为一场美丽的情殇，否则，或许也要像太子杨勇的嫔妃阿云一样落到被独孤皇后诟骂痛恨的田地，岂不更加悲惨!
　　二 弘农大族宜阳公杨文愿卒于仁寿宫与其志文志石之陋小
　　开皇二十年《杨文愿墓志》(图二)于2002年在西安市长安县洪固乡出土，志石为私家收藏。墓志全文云：
　　大隋右卫翊卫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宜阳县开国公杨文愿，字阿姟，弘农华阴人也。以开皇廿年二月二日薨于仁寿宫宅，以其月廿五日权瘗于雍州大兴县弘固乡。地主韦洪。[17]
　　案以志主杨文愿所历上品官爵之显赫且以“薨”来称其亡故，而志石竟甚为陋小且志文亦甚为简率，颇让人不可思议。志石仅高24.8厘米、宽17.5厘米，如同一款长方形墓砖；志文仅69字，且不言父祖为谁、婚娶谁氏、享年与后嗣、缘何卒在仁寿宫等；志主身份显贵，却未能归葬祖茔弘农华阴而权瘗于京师，且权借在地主韦洪的私田以下葬[18]，这些都是值得献疑者。
　　杨文愿，正史无载。考弘农杨氏以“文”字排行者，皆为越公房临贞文恭公杨钧的孙子辈，以《隋书》与《隋代墓志铭汇考》为据，可得稽知者略有：钧长子暄有子曰文立，钧第三子俭有子曰文升、文殊、文休、文义、文异、文邕、文勰、文举、文雅、文朗、文若、文伟，钧第四子宽有子曰文思、文纪(文宪)、文愻。[19]以与文愿相较，时代亦复一致，推之或有可能文愿亦是杨钧孙辈。然所疑者正如前述，若确为长杨素一辈的弘农杨氏，其墓志本不该如此陋小，而志文亦本不该如此简率。复有一疑，即前举排行“文”字的弘农杨氏人物皆为表字，而文愿似是其讳名，而其字叫“阿姟”，如此则有所不合。另，《周书》本传记杨宽尝于北周初年封“宜阳县开国公”，而大业七年《杨文思墓志》又云文思北周保定二年袭封“宜阳县开国公”，建德四年改封“永宁县开国公”，大象二年改封“洛川县开国公”，开皇元年封“正平郡公”，不知杨文愿爵宜阳县公与杨宽、杨文思尝世袭此爵在家族上有无联系，且不能断定杨文愿的封爵是属北周还是属隋?若仍无关联，那么文愿又是否属于越公房以外的弘农杨氏某一支房，譬如文帝异母弟杨爽有子名集字文会，炀帝时为杨素所奏请坐罪，结果“除名为民，远徙边郡”[20]，而以杨文愿墓志反映的信息，亦似有其为朝廷所不容的“恶逆”之嫌，暂付悬疑。
　　又检核开皇二十年发生在仁寿宫的大事，六月二十日秦王俊薨于仁寿宫，十月废皇太子勇及诸子为庶人，十一月以晋王广为皇太子，而自开皇十九年二月至二十年九月之间的连续一年零八个月文帝竟久住仁寿宫而未还京师，期间废勇而立广的易储之事当是令文帝最感重要的离不开仁寿宫的主因。另外，在废立之间，还曾杀了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和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然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杨文愿二月卒世以后数月，似文愿不当与太子杨勇或史万岁等人事有党与之瓜葛。那么，究竟杨文愿是缘何而亡故于仁寿宫且使得志文如此隐约忌讳?亦似还未能找到明晰的线索。
　　再又杨文愿字阿姟，遂使人想到炀帝小字阿*(上麻下女)和文帝第三子秦孝王杨俊字阿祗，这或许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姟者备也，数极于姟。*(上麻下女)是佛名，常曰*(上麻下女)尼；亦是女子美称。祗者敬也，以文帝笃佛之甚，则祗字或是暗合了佛国祗陀太子之名。那么，何以杨文愿的字竟与炀帝、秦王的字相似乃尔，也是值得揣摩玩味的。
　　至于“权瘗于雍州大兴县弘固乡，地主韦洪”一说，已俨然表明了杨文愿从弘农贵胄华宗而骤然跌为平民甚至还不如平民有自己立锥之地的身份，其中的翻覆与变故，正是其简约之甚的志文所不能且本不欲为人们所知悉的。因为按理似弘农杨氏这般的高门大族，不仅有其宅第，而且即便暂时权厝京师，也是会有其葬地而无需埋在管领权还属于别人的地域的。
　　三 杨素妻郑祁耶病逝仁寿宫与猫鬼左道
　　仁寿元年《杨素妻郑祁耶墓志》(图三)1967年在陕西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村出土[21]，1973年此地又出土了《杨素墓志》，志石皆存潼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郑祁耶墓志》残缺文字甚多，首题“大隋越国夫人郑氏墓志”，志文略云：
　　夫人讳祁耶，荥阳开封人。……祖道颖，魏开府仪同三司、司农卿，终□□□□□□(□□□□□□)仪同三司、沔龙莒三州剌史。……琴瑟克谐，松萝并茂。以开皇元年，拜□□□□(□□□□□□)夫人。金夫勋德日隆，望实逾重。功宣文武，任居将相。□□□(□□□□□□)人。纡情逮下，曾无险诐之心；约己持身，弥秉谦柔之志。□□(□□□□□□)于娣姒；分食解衣，赒赡于亲族。允膺百福，载育七子。……既而腠理乖和，弥留气□。(□□□□□□)昭阳降虑，乃迎于仁寿宫内，亲遣疗治。名医尽绿袠之方，□(□□□□□□)反魂莫验，空煎玉釜之香；促景不停，终逐铜壶之水。将及□(□□□□□□)开皇十八年岁次戊午五月辛未朔廿三日癸巳薨于山第(□□□□□□)深旒冕，悲缠椒掖。赗襚吊祭，有加恒典。越公抚存悼往，神伤(□□□□□□)□□，望空帷而掩泣。以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廿(□□□□□□)□华阴东原之旧茔……
　　案推究志文，可以讨论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越国夫人郑祁耶即越国公杨素夫人，其祖上出荥阳开封，“祖道颖，魏开府仪同三司、司农卿”，虽不见史载，而历官显要，当亦北朝望族，或与郑道昭、郑道邕、郑道忠为同宗[22]。
　　二是墓志言郑氏“天情婉顺”、“琴瑟克谐”，“内外俱美，寔爲希世”，又云“纡情逮下，曾无险诐之心；约己持身，弥秉谦柔之志”，皆无非谀墓溢美之词。实际的情形是郑氏是一位颇为可怕的“性悍”妇人，且与杨素不和之甚，乃至几乎为杨素招来杀身之祸。读《隋书》的《杨素传》，开皇四年，时任御史大夫的杨素因“其妻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23]。是时隋始初建，平陈大业尚未完成，杨坚岂能容忍臣下有如此犯上之言。结果是郑氏竟然将此言“奏之”，杨素“由是坐免”，素有大功于隋，故未丢性命，然此后的夫妻关系却明显矛盾难解而直至身后，即大业三年后于郑氏而死的杨素，在其墓志文中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婚娶与郑氏其人以及合葬与否，这反映的应该是不正常的感情信息，是杨素心理阴影难以消融的见证，也成为墓志铭中可以透见夫妻关系之隐情的特例[24]。以此推之，则《郑祁耶墓志》中所谓的“越公抚存悼往，神伤……望空帷而掩泣”，当同样是一句虚情假意的掩饰。而郑氏之所以能够“性悍’若此，且让杨素始终无法制约，也恰能反证郑氏出身的显贵和家族势力的强大。
　　三是郑氏之所以能够“性悍”的无所忌惮，除了显贵的出身地位，还因为有着与独孤献皇后的亲密关系为其撑腰，而郑氏得以入仁寿宫治病并死于宫所乃是所受隆礼厚遇的最好说明。墓志讲郑氏“腠理乖和，弥留气□”，于是“昭阳降虑，乃迎于仁寿宫内，亲遣疗治”，“昭阳”正代指独孤皇后，而结果是“名医尽绿袠之方，……反魂莫验，空煎玉釜之香；促景不停，终逐铜壶之水。将及……开皇十八年岁次戊午五月辛未朔廿三日癸巳薨于山第……深旒冕，悲缠椒掖。赗襚吊祭，有加恒典”。仁寿宫地处岐州北山中，故曰“山第”，“绿袠之方”盖代指道家方术，如常以“绿袠丹经”谓仙家之书。所谓“腠理乖和，弥留气□”亦即郑氏发病当在京师延康坊宅中，而后为献皇后“迎于仁寿宫内”，又亲遣道家方术高明的名医为郑氏疗治，遗憾的是终究未能得救。这里欲要讨论的郑氏所染疾病及在仁寿宫中疗治未遂的事，其实正可以在史书中找到一点互证的理由。《隋书·独孤陁传》记载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陁：
　　好左道。其妾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异母弟，陁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陁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陁，陁言无有。上不悦，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陁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陁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陁夫妻，将赐死于其家。陁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陁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陁未几而卒。[25]
　　这是史籍所见最为典型的北朝好事猫鬼与蛊毒左道的实例，由此可以推知郑氏所得疾病乃是“猫鬼疾”，而且献皇后在当时也曾同染此疾。虽然史传并未明确事发时间，然据墓志或能佐证盖为同一事，那么也就是发生在开皇十八年。至于献皇后直到仁寿二年方卒于仁寿宫，盖因开皇十八年所染“猫鬼疾”尚未深耳。不过鉴于就在郑氏亡故的当月，文帝即已明“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显然说明此事发生在京师之严重程度与影响之大，而此疾竟还染及皇后玉体自当是导致文帝下诏的最主要原因。另，独孤陁传所言文帝“诏诛被讼行猫鬼家”事，当亦在此时。
　　所谓“猫鬼”，即行巫术者所豢养的老猫，古人迷信猫有妖气，能通神鬼，兴怪作祟，何况猫老更可以精变若有鬼物附身，遂能以咒诅而驱使害人，或更迷信能敛财于被害者之家。此类以猫鬼害人的巫蛊左道，似以北朝为多见，而尤以隋代为严重，故在当朝已然给予了重创，而到了唐代，更缘纳入了法律条文予以禁绝之后殆不复闻矣。隋人巢元方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25“猫鬼候”云：“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蜮而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府藏，吐血痢血而死。”[26]又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方》亦皆载有专门医治猫鬼野道病的诸如相思子、巴豆、小豆之类的药方。《太平广记》卷139注出唐张鷟《朝野佥载》“猫鬼”条也有隋代事猫鬼的记录：“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27]可知史书所载行猫鬼事正多发生于隋，而到了唐代，则差不多是“其事亦寝”了。
　　了解了北朝好事蛊毒猫鬼的背景，再来看独孤陁事猫鬼左道与杨素妻郑祁耶和独孤献皇后同患猫鬼病之间所发生的故事。独孤陁是献皇后的异母弟，陁妻是杨素的异母妹，有着如此的内戚与姻亲关系，独孤陁行猫鬼左道于郑祁耶和献皇后的敛财企图方能便利且无碍，而由此亦道明了郑祁耶与献皇后的沾亲带故关系。故事讲郑祁耶和献皇后俱染疾，医者谓是“猫鬼疾”，而所谓的医者，据墓志“名医尽绿袠之方”即可知是能行巫术的道家者流。至于独孤陁之所以能行巫蛊猫鬼野道，乃是缘其妻母家原本侍奉猫鬼，后又由其妻子将猫鬼崇拜带来家中。于是在皇后与郑祁耶俱染猫鬼疾后，文帝始由“不之信”而转为“意陁所为”，遂贬其官而治之。结果又牵连出陁之婢女阿尼，也是“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而“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故事讲咒猫鬼“向素家”、“向皇后所”，以使郑祁耶与献皇后染病，并将其财物潜移于独孤陁家者，正是由独孤陁与其婢阿尼共同所为。唯此而文帝终将独孤陁“除名为民”且令陁妻为尼，复又怒以猫鬼左道为妖妄而“诏诛被讼行猫鬼家”，陁亦因是而卒。
　　又，据独孤陁本传“炀帝即位，追念舅氏，听以礼葬”云云，知陁卒在炀帝即位之前，那么，开皇十八年的郑氏染疾而亡，极有可能就是由于独孤陁行“猫鬼”左道所致，再以独孤陁被“除名为民”和“未几而亡”推之，其卒年或在开皇末。果如此，则仁寿二年的献皇后崩殂于仁寿宫，就与独孤陁无关了。
　　四 隋墓志所见炀帝时期行宫与人事信息
　　以上三例隋墓志史料皆与仁寿宫相关，而在检读隋墓志时还零星发现了四则隋炀帝时期的行宫与人事信息，姑且附记于此并稍事说明，聊备还欲研究隋代行宫史事者所便于取材焉：
　　1.大业四年《岐州刺史李敏第四女李静训墓志》云：“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遘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28]案《隋书》无“汾源宫”，有汾源县，汾阳宫在焉，则汾源宫盖即汾阳宫。杜宝《大业杂记》亦云：大业二年“七月，自江都还洛阳。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又云：大业十年“四月，车驾幸汾阳宫避暑。宫所即汾河之源，上有山名管涔，高可千仞”[29]。不过，《隋书》本纪则云大业四年夏四月丙午，“起汾阳宫”。是知汾阳宫建成两个月后李静训即夭折于宫中。又，李静训一直为外祖母周皇太后(隋文帝长女杨丽华)所养，据《周书·皇后传》知杨丽华大业五年从幸张掖时殂于河西，故李静训亡于汾阳宫时杨丽华尚在其身边。至于李静训父母，则在大业十一年五月为炀帝所杀并族灭其家。
　　2.大业七年《刘则墓志》云：“以六年九月六日从驾幸江都宫，泛舟入荥阳界，遂构气疾。有司奏闻，勅遣良医韩永等，申命疗治，不复能救。其月廿二日薨于浚仪县治，春秋六十有二。”[30]案《隋书》本纪载是年“三月癸亥(二日)，幸江都宫”[31]，但未记九月“泛舟入荥阳界”事。又有大业九年《杨文思墓志》云：“六年，从驾幸于江都宫，七年，于彼遘疾，改授民部尚书，寻授左光禄大夫。[32]还有大业九年《张盈妻萧餝性墓志》云：“以大业七年，从驾江都宫还，二月廿三日，行次谯郡，气疾暴增，奄然终没，春秋六十有八。”[33]案《隋书》本纪载是年二月“乙亥(十九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夏四月庚午(五日)，至涿郡之临朔宫”[34]。由知“行次谯郡”乃在至河北涿郡之临朔宫前，亦即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后的第五日始到达河南谯郡。
　　3.大业八年《韩暨墓志》云：“开皇四年，总管阳洛公以东北一隅，九夷八狄，绥怀抚慰，不易其人，自非雄略英谋，罕当斯冀。遂上表特奏君与北平总管府参军事刘季略往契丹国奖导诸部。未几，敕授都督，宣扬皇化，夷狄倾心，屈膝稽颡，咸希朝贺。七年，领大将军。契丹国大莫弗入朝，在醴泉宫引客奉见，诏问东夷北狄安抚之宜，招怀利害。对答天旨，文皇叹尚，抚手咨嗟。又除帅都督，赐缯二百段。十年，以君久在外蕃，频有劳绩，特敕追入朝，授大都督，恩诏慰喻，朝野荣之。”[35]案《隋书》有“醴泉宫”，属雍州。又有“甘泉宫”，亦属雍州；“凤泉宫”，与“仁寿宫”同属岐州。据《隋书》本纪知开皇七年二月“壬申(十七日)，车驾幸醴泉宫”，“夏四月己酉(五日)，幸晋王第”[36]，则“契丹国大莫弗入朝”而由韩暨“在醴泉宫引客奉见”之事亦当在是年二四月间。又，此史事可补《隋书·契丹传》之阙略。
　　4.大业九年《刘度墓志》云：“以大业九年銮輦东巡，车驾不在，其年六月有逆贼杨玄感拥逼舩夫，将扰都邑，君乃奋不思难，誓剪枭徒，首先应募，雷转电击。以其月十四日在庭子宫东与玄感交战，一日之间，屡摧奸寇，乃挑身独出，深入重围，矢尽兵阑，身没行阵，春秋卌有五，呜呼哀哉，有国之诚臣也。”[37]案此洛阳“庭子宫”未见《隋书》有载，不知是炀帝时行宫否?待考。而《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九年“六月乙巳(三日)，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丙辰(十四日)，玄感逼东都。河南赞治裴弘策拒之，反为贼所败。……八月壬寅(一日)，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斩之”[38]。可知刘度正是裴弘策部下，而玄感自黎阳南下，又“拥逼舩夫”，则交战地乃在洛阳城北的北邙山与黄河之间，而庭子宫也正当在这一地域。
　　注释
　　[1]参见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吴文统计隋代有38处，然似不止此数，仅炀帝大业十二年在毗陵郡就一次兴建离宫16所，参见杜宝《大业杂记》。
　　[2]可以《隋书》本传与《杨素墓志》互证，墓志有“又授仁寿宫大监。至于径轮表絷之度，瞻星揆景之宜，莫不裁之秘思，殆侔神造”云云，可证其总监仁寿宫营造之能力与事功。参见王其祎、周晓薇编撰《隋代墓志铭汇考》204《杨素墓志》，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三册第12页。
　　[3]魏征：《九成宫礼泉铭碑》有“此则隋之仁寿宫也。……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云云。碑在今陕西麟游九成宫遗址。
　　[4]桂邦杰纂、钱祥保修：《江都县续志》卷15《金石考》，《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引清陈彝诗，民国二十六年据十五年刻板重印本。
　　[5]参见(清)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1：“董美人盖其妾御，而又早夭，乃拳拳于情爱，制此文以志其墓，已足见荒淫之渐矣。”聚学轩丛书本，第18页下。又见清张廷济撰、魏锡曾辑：《清仪阁题跋》云：“董氏为蜀王之美人，山第为蜀王未出镇之第，皆无可疑也。”清光绪十九年丁立诚刻本，第78页。
　　[6]《隋书》卷2《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42页。
　　[7][8]《隋书》卷36《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6、1107页。
　　[9](清)杨守敬：《丁戊金石跋》云：“隋文帝虽不设三妃，而自嫔以下，尚置六十员，此美人当在其数。炀帝所制嘉名，谓贵妃等三夫人顺仪等九嫔耳，非谓炀帝时始有美人、才人也。”清光绪三十三年自刻本，第1页。
　　[10][11]《隋书》卷45《庶人杨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42、1241页。
　　[12](清)张廷济撰、魏锡曾辑：《清仪阁题跋》云：“此云仁寿宫山第者，美人卒年十九，王亦韶年，虽已出阁，犹未出镇，以第接仁寿，故曰仁寿宫山第也。且志曰“来仪鲁殿”，乃鲁恭王灵光殿也。曰“出事梁台”，乃梁孝王平台也。其所引用是王非皇。美人置自汉元，开皇掖庭沿此与否，史无明文。然天子有后，王有妃，名不可假，其余嫔妾名，可从同。开皇宫即无此秩，藩王邸可沿此名，是董氏为蜀王之美人，山第为蜀王未出镇之第，皆无可疑也。”清光绪十九年丁立诚刻本，第78页。
　　[13]《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新世纪万有文库》黄寿成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尚书故实》第3页。
　　[14](晋)陶潜：《搜神后记》卷1云：“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与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今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注本1981年版，第8页。
　　[15]参见《汉书》卷25《郊祀志上》，出典是汉武帝思念故爱李夫人，遂拜擅长方术的李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使之在甘泉宫设镫招神——“以方盖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219页。
　　[16]录自国家图书馆藏(清)徐渭仁旧藏拓本跋文，诗作于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十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三日书，书者为张廷济外甥徐寿藏。
　　[17]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册，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322页。
　　[18]杨素异母弟杨岳亦于大业十年奉诏改葬在大兴县洪固乡之原而未如杨素归葬华阴祖茔，然志文与志石皆无可疑者，参见《杨岳墓志》，志石今存大唐西市博物馆。
　　[19]参见王庆卫、王煊：《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和《隋代华阴杨氏续考——以墓志铭为中心》，分别载《碑林集刊》第十一辑、第十二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2007年版。
　　[20]《隋书》卷44《杨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5页。
　　[21]主要著录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三册第6页；《潼关碑石》第6页图、第101页文；《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上册第23页图、下册第19页文；《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96页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册第12页图、第13页文；王京阳：《隋杨素妻越国夫人郑氏墓志铭考释》，《碑林集刊》第十辑，第234页。
　　[22]参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97页。
　　[23]《隋书》卷48《杨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81页。《北史》本传略同。
　　[24]参见1.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卷266《杨素妻郑祁耶墓志》，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41页；2.王京阳：《隋<杨素妻越国夫人郑氏墓志铭>考释》，《碑林集刊》第十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25]《隋书》卷79《外戚独孤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0—1791页。《北史》卷61本传略同，唯“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一语为《隋书》本传所不详。
　　[26]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影印《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7]《太平广记》卷139，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04页。
　　[28]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三册，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350页。
　　[29]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5页。
　　[30][32][33]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四册，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36页、第331页、第323页。
　　[31]《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页。
　　[34]《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76页。
　　[35]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四册，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58页。参见《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朱子方、孙国平：《隋<韩暨墓志>跋》，墓志记北魏末年韩暨先祖尝为高句丽军队掠往高句丽后又返回故土之事。
　　[36]《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页。
　　[37]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五册，中国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页。
　　[38]《隋书》卷4《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页。
　　(王其祎，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周晓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