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关中唐十八陵中的乾陵，以埋葬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而著名。千余年来，文人学士对以山为陵、气势雄伟、神秘莫测的乾陵，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讴歌，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文艺作品，出版了不少的学术论著、发掘报告及历史小说等，招徕了千千万万的海内外游客和贵宾。拙文仅从史学角度对乾陵的诸问题献疑并进行初步考辨，以与同仁共析。
　　一、关于乾陵始修年代问题质疑和考辨
　　梁山的形成甚早，位于渭水以北、黄河以西。《尚书·禹贡》云：“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冀州，相当于今河北与山西。壶口，在今山西吉县西南35公里处。梁山在壶口南边，今陕西省韩城西北。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延伸至陕西乾县的梁山呈圆锥状，东为豹谷，西为漠谷(后又称黄巢沟)，北峰最高，海拔1047.3米，南面二峰东西对峙，较低，上各有土阙(俗称奶头山)，是北峰的天然屏障。
　　1.认为高宗驾崩后营修乾陵的根据
　　唐高宗的乾陵是生前选定并开始营筑，还是高宗驾崩洛阳宫后临时选址营筑?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乾县民间传说是高宗病逝后，武后令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为帝择陵址，踏察天下风水宝地后，定在时称好畤县的梁山。有的学者从《旧唐书·文苑·陈子昂传》的记载中认为：“高宗生前并未选定陵址，如生前已选定陵址，就不会有这一场是回长安还是留洛阳的争论。”[1]学者们的另一证据是复位的中宗所立之《述圣纪》碑及有关史料，认为“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后，武则天命令吏部尚书韦待价(以战功卓著任臣)负责，开始在梁山营建乾陵。当时因袭昭陵旧制，依山建陵，而梁山又是一座圆锥形石灰岩质的自然石山。要在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墓室，工程艰巨浩大而且时间紧迫。韦待价重任难辞，就奉命征调了军队和役使罪犯以及京城附近的老百姓数万人修建乾陵，终于在次年八月埋葬高宗时完成了地面和地下的主要工程”[2]。第三个根据是：《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永淳二年(683)十二月，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下诏改为弘道元年，“将宣敕书，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于殿前宜之。礼毕，上问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是夕，帝崩于真(《资治通鉴》作贞》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八月庚寅，葬于乾陵。”因而有学者认为“在位时间较长的李治，因去世的突然，生前并未确定陵址”[3]。此外，民间传说高宗病逝后，袁天罡、李淳风受武则天派遣到各地看风水，为高宗选陵址，未择下理想的风水宝地。后来，他们到了梁山，喜出望外，认为是个理想的地方。天罡说：我们二人各在自己看中的地方做个记号，淳风同意。天罡先行，背着淳风在梁山南坡埋下一个铜钱，复回到住处。李淳风上山后四处观察，也悄悄在梁山主峰南坡埋下一个钉子，回到住处。之后，两人在山上定址，天罡挖开埋的铜钱观看，才发现淳风的钉子恰好在钱的圆孔内，大笑而选定陵址。
　　2.对高宗驾崩后始修陵说的商榷
　　民间传说故事，不必多说，我们仅就传统说法的几个根据和理由作以考辨，并提出疑问和粗浅的看法。
　　(1)陈子昂上奏葬高宗于洛阳问题
　　《新唐书·陈子昂传》记载：
　　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上书曰：“臣闻秦据咸阳，汉都长安，山河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转关东之粟，而收山西之宝，长羁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陇婴吐蕃，西老千里赢粮，北丁十五乘塞，岁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余独三辅间耳。顷遭荒馑，百姓荐饥，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陇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转徙，妻子流离。赖天悔祸，去年薄稔，羸耗之余，几不沈命。然流亡未还，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误伤。陛下以先帝遗意，方大驾长驱，按节西京，千乘万骑，何从仰给?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抶稚老，铲山辇石，驱以就功，春作无时，何望有秋?彫甿遗噍，再罹艰苦，有不堪其困，则逸为盗贼，揭梃叫呼，可不深图哉!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示无外也。周平王、汉光武都洛，而山陵寝庙并在西土者，实以时有不可，故遗小存大，去祸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对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园陵之美，复何以加?且太原廥钜万之仓，洛口储天下之粟，乃欲舍而不顾，傥鼠窃狗盗，西入陕郊，东犯虎牢，取敖仓一抔粟，陛下何与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见金华殿。子昂貌柔野，少威仪，而占对慷慨，擢麟台正字。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睿宗文明元年(684)进士，以巴结逢迎武后而受宠。他知武后喜爱东都洛阳，不愿意返长安，便讨武后欢心地夸大关中的困境，盛言洛阳的富庶，武后喜其才，升了他的官职，但没有采纳在洛阳近郊筑帝陵的建议。这恰恰说明高宗生前已定址营陵，且高祖、太宗的陵墓均在长安近郊，不宜在洛阳另修帝陵。
　　(2)韦待价主持营修乾陵问题
　　《新唐书·韦挺传附待价》云：韦挺，京兆(今西安)人，官至中大夫。其子韦待价初为左千牛备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价以婿贬卢龙府果毅。时将军辛文陵招慰高丽，次吐护真水，为虏所袭，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率所部兵杀之，文陵亦苦战，遂免。待价重创，矢著左足，隐不言，卒以疾免。起为兰州刺史。吐蕃盗边，高宗以沛王显为凉州大都督，而待价为司马。俄迁肃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吐蕃复入寇，以待价检校凉州都督，兼知镇守兵马事。召还，封扶阳侯。武后临朝，摄司空，护营乾陵，改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职权同宰相)。待价起武力，典选无铨总才，故朝野共蚩薄之。
　　从此载看，韦待价主持营修乾陵应无什么异议，但认真查证，还值得商榷。因为从《新唐书·高宗本纪》知，仪凤三年至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韦待价官职不高。中宗继位，改元嗣圣(684)。查《旧唐书》、《新唐书》，高宗为帝时期，“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朝官中没有韦待价。高宗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武太后临朝，拜的“三公”与“同中书下三品”官(职权同宰相)中，也无韦待价。光宅元年(684)二月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幽闭于后宫。已未，立豫王李旦为帝，改元文明，增加的宰相亦无韦待价。《新唐书·则天皇后》云：“垂拱元年(685)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十一月癸卯，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击突厥”。“三年十二月壬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永昌元年(689)“五月丙辰，韦待价及吐蕃战于寅识迦河，败绩”，七月丙子，“流韦待价于绣州(今广西桂平南)”，病死。待价的任相是在则天皇后时期，更不可能有资格营修乾陵。
　　(3)唐高宗临终的遗言问题
　　高宗遗言中虽然说过“园陵制度，务从节俭”，但并不能说明乾陵是在其病逝以后才修，而仅仅是高宗遵循父皇太宗的昭示而已。《唐会要》卷20记载太宗生前曾下诏书，“以山为陵”、“节俭薄葬”，“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高祖执政时间短，驾崩后营修陵墓，堆土为冢。太宗的长孙皇后病逝得早，贞观十年(636)就开始修陵，高宗的陵墓也不会修得太晚。
　　3.高宗选定陵址并施工的时间当在仪凤三年左右
　　《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云：“高宗自显庆后(661)，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与国政。后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可见高宗是在继位11年后就苦于“风疾”的。《新唐书·后妃上》云：“仪凤三年(676)，群臣、蕃夷长朝后于光顺门。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庙。帝头眩不能视。”这就是说，高宗在仪凤三年后，病情更加严重。在此情况下，高宗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后事。从《新唐书·中宗本纪》知：仪凤元年(674)四月戊申，中宗和武后从洛阳回到了长安，一直到调露元年(679)下月才离开。因此，乾陵的选定，很可能是在仪凤三年，开始营修陵墓当在调露元年或其后。正因为乾陵已开始营建，所以高宗在弘道元年(683)病重后，特别想回长安，甚至虔诚祈求神灵保佑能延长两个月生命，使他能回到长安，“死亦无恨”。但目前难以肯定的是：两《唐书》只有唐太宗、唐玄宗生前修陵的记载，没有关于高宗生前修陵的资料。陈安利同志说：“不见记载并不等于其它各帝生前不选定陵址，在位时间较长的，按以往惯例都是生前所选择。不然，我们发现，不少皇帝从死到葬仅数月时间，如果生前未选定陵址预先施工，难以想象。”[4]高宗生前选定陵址并已施工之事，亦当如此。
　　二、关于高宗和皇后葬乾陵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关中唐十八陵分布在汉帝陵区的西、东两侧及北侧，“营建于三原县北荆原和徐木原的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和营建于乾县北原的僖宗靖陵，属于积土为陵，它们都是选择海拔500至800米左右的高阜之地，这里原高土厚，便于深挖砌筑地宫，即所谓‘高坟厚垄，珍物毕备’”[5]。其它帝陵则都是分布在“北山”各山岭的主峰，“山脉海拔750至1200米，山峰南北多为陡坡，东西为沟壑深谷，多属于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局，既体现了帝王陵山的高大、威严、肃穆，又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6]。高宗与则天大圣皇后的乾陵便是如此。
　　唐高祖、唐太宗都是处理国事于都城长安，百官府衙皆在此。唐高宗生前随武后心意，有时在长安，有时在洛阳，就形成处理国事等的特殊情况。武后从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称帝，到其驾崩，基本上是住在神都洛阳。电视剧《大明宫词》出现的大事发生地的错乱，就是因未搞清是发生在京师长安，还是东都洛阳而造成的。
　　1.营修乾陵与安葬高宗涉及的问题
　　《新唐书·高宗本纪》云：“调露元年正月戊子，如东都”。高宗和武后赴东都洛阳后，住了一段时间又返回长安。五月由皇太子李贤监国，高宗和武后又离京赴东都。之后，高宗复返回长安处理国事。“永隆元年(680)二月癸丑，如汝州(今河南临汝)温汤。丁巳，如少室山(今河南登封的嵩山)。已丑，如东都”。四月，高宗和武后返回长安，至“八月丁未，如东都”。“十月戊辰，至自东都”，即又返回长安。至永淳元年(682)四月丙寅，高宗和武后“如东都”。从“七月，作万泉宫。乙亥，作奉天宫”看，是高宗和武后复返回了长安。至弘道元年(683)“四月乙未”，高宗和武后复“如东都”，“十二月丁巳(初四，即683年12月27日)，改元，大赦。是夕，皇帝崩于贞观殿，年五十六。”依照高宗的遗嘱，七天后高宗入殡，皇太子李显即位于高宗灵柩前。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曰“高宗”。高宗的灵柩未立即送回京师长安，而是“殡”在东都洛阳。如果是高宗驾崩后才开始选址修陵，那么即使是只开挖梁山北峰南坡的宏阔玄宫(地宫)长63.1米、宽3.9米的墓道，地面上的宫城(含献殿、偏房、回廊及阙楼等)就很难完成。它很可能是高宗生前病重后选定陵址并已施工，故才可以在高宗驾崩后六七个月内完成主要工程。《新唐书·陈子昂传》就说：“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铲山辇石，……春作无时，何望有秋?”如此艰巨而至秋季也难竣工的修陵之事，能在春、夏完成，恰恰又佐证了乾陵在高宗病逝的前几年已经选定和施工。刘向阳同志说“按照‘因山为陵’的葬制，乾陵是依梁山之自然山势，将山头作为陵冢，在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工程艰巨浩大”，[7]也说明它在短短的六七个月内是难以完成的。
　　(1)整修乾陵的主持者是李元轨和刘齐贤
　　关于山陵的营修人，刘向阳同志说：根据《唐会要》卷20《陵议》、乾陵《述圣纪》碑和《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记载，“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死后，武则天命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贞观旧臣韦挺之子)为山陵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两《唐书》无传，墓志藏于洛阳古代艺术馆)为将作大匠，共同护营乾陵工程。”[8]韦待价不可能摄司空营护乾陵的原因，前已述。即使是高宗驾崩时待价真的任吏部郎中，也仍不可能营护乾陵。《新唐书》卷46《百官一·吏部》云：“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其告身、假使(定员二人)，一人掌选补流外官。”其职责与营修陵墓根本无关。《百官一·三师三公》云：“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为三公，皆正一品”；“三公，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亲王拜者不亲事，祭祀阙则摄。”即韦待价根本无资格摄司空。我们只能从“亲王”中去寻觅。《新唐书》卷79《高祖诸子·霍王(李)元轨》云：“武德六年(623)始王蜀，与豳、汉二王同封，后徙吴。多才艺，高祖爱之。”太宗爱弟元轨之才，诏其纳魏征之女为妃，徙封为霍王，封食邑千户，任朝臣。高宗即位后，“元轨每朝，数上疏陈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驿咨逮。帝崩，与侍中刘齐贤同知山陵(使)事。”《新唐书·刘祥道传》云：高宗麟德元年(664)，拜司刑太常伯兼沛王府长史，刘祥道为右相。高宗封泰山，祥道上疏，允准，“以司徒徐王元礼亚献，祥道终献。礼成，进爵广平郡公。乾封元年(666)，依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宣”。其子刘齐贤，袭爵为广平郡公，任侍御史。之后，他升任“黄门侍郎，修国史。永淳元年(682)，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云：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事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大赦，赐九品以下勋官一级。庚午，韩王元嘉为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甲戌，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齐贤为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
　　光宅元年(684)正月癸未，改元嗣圣。霍王李元轨以司徒、亲王摄司空职、刘齐贤以侍中同门下三品(宰相)职从东都洛阳返回京师，去整修乾陵。韦泰真当是营陵的具体实施者。
　　(2)唐睿宗护送高宗灵柩回长安礼葬
　　从《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看，中宗李显为帝两个月被废，睿宗继立，形同虚设，大权由太后武则天独揽，在洛阳处理军国大事。文明元年五月丙申(农历十五，即684年6月3日)，太后让睿宗李旦和刘皇后率有关人员护送高宗灵柩回长安，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武承嗣随驾，安排葬礼。八月庚寅(农历十一日，即684年9月25日)，隆重安葬天皇大帝李治于乾陵。从《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分析，武太后似乎未回长安参加高宗的葬礼。因为八月丙午她罢武承嗣的相职，九月甲寅就改元光宅，易百官名称，以东都洛阳为神都，独处大事，封武氏祖辈为王，丁丑，柳州(今属广西)司马李敬业反叛于扬州，忙得不可开交，无力西返长安。
　　2.则天大圣皇后返葬乾陵涉及的问题
　　武则天从“临朝称制”到称“周帝”当国的20年中，长安元年(701)十月壬寅，“如京师”，至三年(703)十月丙寅，“如神都”，在国都长安住了二年。其余18年，武则天女皇和百官基本上是在神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的。
　　(1)中宗复位在神都洛阳
　　《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长安五年(705)癸卯，
　　张柬之、崔玄暐及左羽林卫将军敬晖、检校左羽林卫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已、左羽林卫将军李湛薛思行赵承恩、右羽林卫将军杨元琰、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职方郎中崔泰之、库部员外郎朱敬则、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直郎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以讨乱；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汴州刺史张昌期、司礼少卿张同休、通事舍人张景雄伏诛。丙午，皇帝复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阳宫。戊申，上后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新唐书·后妃上·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记载：“神龙元年(705)，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张易之、张昌宗窃权，宰相张柬之与太平公主预谋，“请中宗以兵入诛易之、昌宗，于是羽林将军李多祚等帅兵自玄武门入，斩二张于院左。”电视剧《大明宫词》将此事写成是太平公主与张柬之等，在长安预谋并带羽林军从长安奔赴洛阳，且由太平公主杀张易之，显然是虚构的误说。中宗复位后，仍与百官在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尊后为则天大圣皇帝，至十一月武则天驾崩时，才遗言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群臣上谥号曰则天大圣皇后，袝乾陵。这就是说，中宗正月复位后，在洛阳又住了一年。
　　(2)中宗一行何时护送大圣后灵柩回长安
　　则天大圣皇帝在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农历二十六日，即705年12月16日)驾崩于洛阳上阳宫仙居殿，享年81岁(另一说加生年为82岁)，七天后入殡。神龙二年(706)正月丙申(农历二十一日，即2月8日)，中宗和韦皇后率百官护送则天大圣后灵柩西返长安，重新整修乾陵，作安葬母后的准备。谁为山陵使?两唐书无明确记载。我们认为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整修乾陵、安葬则天圣后的主持人，则是无疑的。《新唐书·宗楚客传》记载：祖籍南阳(今属河南)，后徙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的宗岌，官至魏王李泰(太宗之子)府官员，与谢偃等曾撰《括地志》。他娶武则天叔伯姐为妻，生子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武周时得势。秦客死后，楚客官至宰相。中宗复位，任楚客为太仆卿，封为郢国公，武三思又荐楚客任“兵部尚书，以晋卿为将作大匠”。山陵使很可能是安国相王(以太尉摄司空)李旦，副山陵使应是郧国公、中书令、加特进兼侍中的宰相韦安石。此次整修大约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3)乾陵墓道何时筑得固若金汤
　　埋葬高宗时，乾陵玄宫已经筑好，墓道已掘通，地面建筑也已修毕。传统说法是固若金汤的石砌封闭墓道在高宗安葬后已修好。葬则天大圣后时重新打开墓道与玄宫，维护后放入棺椁等。有的学者以考古发掘时，隧道所砌石条上的刻字和编号判断，“应是合葬武则天时，凿挖隧道的工匠所作的标记，以便于回填时识别。”[9]又从“石条排列整齐，但刻字编号紊乱，有的石条之间凹槽没有嵌铁栓板，有的填满石灰，有的凹槽口部残破”判断：“这些现象，很可能是第二次挖掘隧道，埋葬女皇武则天时扰乱所为。”[10]重新打开墓道和玄宫安葬女皇，是无什么疑问的。值得探讨的是石条间的固定设施，是安葬高宗，还是安葬女皇后所为?我们认为应是二次打开后所为。理由如下：《唐会要》记载：“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记载：“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明代诗人李梦阳的《乾陵歌》亦云：“铜铁锢重泉，银海中萦回。”可见玄宫正南的门洞封得非常坚固。墓道凿掘于梁山北峰南坡半山，南口在《唐高宗乾陵》碑处，北至玄宫门口，呈斜坡状(长63.1米，口宽3.9米)，拔地高度104米。1958年的考古勘查，1960年4月3日至5月12日的揭完地表夯土层观察，均证明由南向北阶梯式叠砌的条石(长约1.25米，厚约0.5米，宽0.4至0.6米)，共39层，用石条约2500至3000块。石条之间用铁栓板(长18～27厘米，厚5～8厘米，重9～10.5公斤)固定，每三层上下再用铁棍穿联，石缝之间先施石灰粉末，后用熔化的铁锡液汁浇注，上面填土夯实，固若金汤。《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军将温韬，任后梁耀州(治所在华原)静胜军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温韬是动用军队挖帝陵取宝的大盗，足证明乾陵封闭之坚固。《宋史》卷2记载太祖开宝三年(970)下诏维护(含重葬)被盗发的帝陵中，没有乾陵。民国初年，军阀孙连仲动用军队以炸药盗发乾陵，也只炸开三块条石，复风雨大作而未果。建国后考古勘查中，均未发现乾陵被盗发的迹象。因此，固若金汤的乾陵墓道封闭设施，尤其是石条用铁栓板嵌固，上下用铁棍穿联，缝隙间以锡铁熔液浇注，只能是安葬则天大圣后以后加固。若葬高宗以后就坚如磐石，怕是难以重新打开墓道和玄宫门洞整修和安葬则天大圣皇后的。
　　3. 乾陵先后营修了多少年
　　关于乾陵营筑的始末，一种意见是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至神龙二年(706)五月，约有23年。另一种意见是从弘道元年至邠王李守礼陪葬乾陵，约计30余年。“高宗埋葬后，乾陵工程继续进行。地面上的宫殿建筑以及石人、石马、翁仲等大型石雕都是武则天时期逐渐建造和雕刻竖立的。中宗李显复位后，由埋葬母亲武则天到迁葬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许王素节、泽王上金、义阳公主以及后来赐赠豆卢钦望、杨再思等大臣陪葬乾陵；睿宗李旦时期，由明令章怀太子平反昭雪到重刻墓志，到赐赠邠王李守礼陪葬乾陵，工程才基本完成。粗略计算一下，乾陵从开始营建，到陵园地面建筑的建设和陪葬墓区的扩建以及整体工程的完善竣工，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三个皇帝，时间近三十年之久。”[11]此说显然不够准确。“乾陵是依梁山之自然山势，将山头作为陵冢，在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工程艰巨浩大”，“到文明元年(684)八月埋葬时，主要工程竣工。埋葬高宗后，乾陵营建工程继续进行，即中宗李显继位，于神龙二年(706)五月重起乾陵玄宫隧道，合葬母后武则天、迁葬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章怀太子李贤等陪葬乾陵；及睿宗李旦令合葬章怀太子妃清河房氏，赐赠邠王李守礼等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园的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至睿宗执政初期才始告全部竣工，历时长达57年之久。”[12]此说中的“57年”是对的，但说睿宗赐葬邠王于乾陵的时间则不确。因赐葬邠王李守礼于乾陵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之事。我们认为乾陵始修于高宗调露元年，先后应是长达62年，是陕西唐十八陵中营修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
　　综上所述，唐高宗与大圣皇后的乾陵始修年代为仪凤三年(676)左右，总监修人是以司徒摄司空的霍王李元轨，副山陵使是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刘齐贤，具体实施人是韦泰真。乾陵“固若金汤”的玄宫门洞与墓道封闭年代，应是在葬大圣皇后武则天之时。这些质疑和考辨仅是个人管见，期望能引起专家们的深入探讨。
　　注释：
　　[1][11]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2]同[1]，第20页。
　　[3][4]同[1]，第15页。
　　[5]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引言第2页。
　　[6]同[5]，引言第2～4页。
　　[7][8][12]同[5]，第80页。
　　[9]同[5]，第92页。
　　[10]同[5]，第93页。
　　(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