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王方庆，是武则天时期众多宰相中为数不多的无流贬记录的宰相之一。唐高宗时，他曾任吏部郎中、太仆少卿、吏部尚书等职，“历职著称”[1]。武则天执政后，他又先后担任广州都督，洛州、并州长吏，直至后来升任宰相，一直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他任广州都督时，解决了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缓和了当地土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他为相时，“以言悟主”，对李显最终被迎回洛阳并被立为太子起了关键作用；他还曾向朝廷进献其先祖书法名帖，对珍贵的书法艺术品的保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他一生还博学好著述，在朝廷礼制、书法艺术等方面著述颇丰，并且涉及医药学、园林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堪称博学多才。
　　一、出身及早期的学习
　　王方庆(?-702)，名綝，以字(方庆为其字)显[3]，唐雍州咸阳人，晋琅琊王氏之后，羲之为其十代从伯祖。其先迁居丹阳(今江苏丹阳)，为江左冠族，北周时，其曾祖王褒迁居咸阳。其祖王*(上才下鼎)曾任隋卫尉丞，其父弘直历任汉王、荆王友(亲王友，亲王府属官，从五品下)[4]。
　　王方庆出身文化世家，其先祖王导、王羲之均为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又被后人尊为“书圣”，在唐代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曾祖王褒的书法也很有名，北周时常为贵族所学习。王家“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5]，家庭文化气氛浓厚，幼年的王方庆也应当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王方庆16岁时步入仕途，任越王府参军，此时的王方庆，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师从自己的上司时任越王府记室的任希古(唐代诗人、学者，终太子舍人，今存诗六首)，学习《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6]。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才使他在以后的课考和铨选中脱颖而出，进入了中央政府。永淳(682～683)前后，王方庆先后担任吏部郎中、太仆少卿、吏部尚书[7]等职，期间，他精研历代礼学著作，如《榖梁传》、《礼论》、《三礼宗议》、《祠令》、《贞观礼》、《显庆礼》等等，为其以后的参议朝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督广期间对广州的治理
　　载初元年(690)或其稍前，王方庆拜广州都督[8]。
　　广州附近，古称“南越”，很早就生活着众多土著少数民族。秦时于其地始置南海郡，治广州。秦末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广州为其都城(前206～前111)。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置南海等九郡。隋复置南海郡，隋末萧铣居之。唐武德四年(621)，讨平萧铣，置广州总管府，七年(624)改为大都督府，贞观元年(627)，改为中都督府，督广、韶、端、潮等十四州。永徽(650～656)之后，又以广、桂、容、邕、安南等岭南五府归其统摄[9]。至此，广州都督府统辖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越南的北部。当地生活的土著居民被称为“獠”民、“俚”户、诸“蛮”、“蛮夷”等，他们“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其民民风淳朴，“质直尚信……言誓则至死不改”。同时，他们也“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10]，针对贪官污吏的剥削压榨，敢于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广州都督，作为岭南地区的军政长官，不但负责当地的政务、军务，而且拥有对州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11]，因而其权力极大。王方庆到任之前，广府前几任都督、州县官员及其僚属均贪纵不法，他们常与当地豪酋相互勾结，“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12]；或直接提高课税，压迫剥削当地獠民。如贞观年间的广州都督党仁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又擅赋夷人案[13]，及后来的广州都督萧龄之受岭南豪族左智远及冯盎妻冼氏等金银奴婢案[14]，均为广府都督勾结当地豪酋，欺压普通獠民的实例；垂拱三年(687)发生的交趾都护(即安南都护府都护，该府位于今越南河内一带)刘延祐全课岭南俚户案，则为州府官员提高课税总额，欺压俚户獠民的实证[15]。这些剥削压榨，直接导致了不断的反抗斗争，见诸诸史此一时期有关“岭南獠反”、“始安獠反”、“交趾俚民反”等语的记载颇多，正是之前当地地方政府管理无方、官员贪污腐败的具体反映。引起他们反抗的原因，恰如之后反叛的始安獠首领欧阳倩所言，“为吏所侵逼，举兵自救尔”[16]。王方庆到任以后，总结了以前之弊政及其原因，他首先从内部入手，整顿吏治，严格要求，“集止府僚，绝其交往”，严禁他们同当地豪酋勾结。对“犯者痛论以法”，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使“境内(僚属)清畏”，从而较彻底地解决了部属官员的腐败问题[17]。其次，他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对不法豪酋、首领不再姑息，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将“暴纵”的土人首领“悉绳之”[18]，“由是境内肃清”，不但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而且有效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汉人同当地土人间的民族矛盾。“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19]，武则天谓其任广州都督之前“历职著称”，今使朝廷“美化远闻，以副朝寄”，并赏赐他“杂采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其“善政”[20]。
　　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等沿海地区，因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21]，是唐代海外市舶贸易的中心。每岁常有“昆仑(越南以南东南亚的几个小国的统称)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22]，广州附近港口常有“婆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越南以南东南亚的几个小国的统称)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集堆如山”[23]。唐代诗人也对广州商贸发达、繁荣寓庶的景象多有描写，如“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24]、“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白氎(一种白布)家家织，红蕉处处栽”等[25]，真是繁荣昌盛，商贸(以边贸为主)发达。而作为岭南地区地方政府的广州都督府，同时监管着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据高宗显庆六年(661)二月十六日赦文：“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吏，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26]。然而，长期以来，广府等州府官员恣横贪财，借官市之名，经常侵占商家财物，使得诸胡商怨恨有加，与官府不时发生冲突，甚至叛乱。发生于光宅元年(684)七月的广州都督路元睿被昆仑所杀案[27]，正是这种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而积聚升级的一次大爆发，是广州都督府对边贸管理失败的体现。王方庆到任以后，首先以身作则，拒绝参与勒索诸胡商的活动，并对广府及其下属州县官员大加约束，禁其掠夺侵占胡商财物，对边贸管理部门和边贸市场进行了彻底地清理整顿，效果也很显著。“(他)在任数载，(州府官员对诸胡商)秋毫无犯”[28]，正是这次治理效果显著的具体反映。这种治理确保了市舶贸易的相对公平公正，客观上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因而其意义十分重大。 
　　三、台阁枢机 多有奏对
　　永淳年间(682～683)，王方庆任吏部郎中、太仆少卿、吏部尚书[29]，后又任宰相多年，他一生在中央任职达十余年。期间，王方庆对台阁枢机，多有奏对。罢相后，他仍然十分关心朝政，不时有诤谏之语进上。他一生仰慕伉直诤谏的贞观名臣魏征，曾“采所民谣，参详国典”，撰成《魏郑公谏录》五卷，该书对魏征“谏诤之语，摭录最详”[30]，反映了王方庆的政治愿望。
　　永淳元年(682)二月戊午，高宗立皇孙重照(即懿德太子李重润)为皇太孙，并欲开府置官属，方庆奏曰，“……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皇太孙者”，又进一步说明皇太子不在东宫时才立皇太孙，“(前朝)皇太孙官属即为太子官属”。高宗后来虽置师、傅等官，然“既而疑其非法，竟不补授”[31]，就这样终止了皇太孙府官属，皇太孙府也就名存实亡了。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696～698)，患风俗偷薄，人多苟且，[32]乃奏令身有哀容之朝官不入朝会，则天从之[33]。
　　神功元年(697)七月，清肃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旋，欲以是月诣阕献俘。王及善以为当月为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军乐而不奏，王方庆认为礼只有忌日，而无忌月，又言“军乐是军容，与常不等，臣谓振作与事无嫌”[34]，则天从之。军队入城演奏军乐，关乎军容，还可以鼓励将领，振作士气，并对敌人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以后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因而其意义重大。
　　圣历二年(699)一月，武则天欲季冬讲武，有司稽缓延入孟春，方庆奏曰：“孟冬之日，天子命将帅讲武……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接着又从礼学和阴阳学说入手，论述了“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奏请“不违时令，至孟冬教习，以顺天意”，则天从之[35]。王方庆对孟春讲武的谏阻，利用的虽然是礼学及阴阳学说，但从客观上保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对广大农民而言，春天，尤其是孟春之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时期。因此，对孟春讲武的谏阻，广大农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进而受益的是和农业关系密切的其他行业，以至整个社会。
　　四、周旋特立 翼羽东宫
　　万岁登封元年(695)，王方庆转并州长吏，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庚申，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乙卯，为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36]。正是由于他为地方行政长官时的“历职著称”和不俗的政绩，才使得他以后被武则天重用，直至为相。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营求太子，狄仁杰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李显，“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37]，同年“三月，戊子，庐陵王至神都”[38]，《新唐书》引李德裕所著书言“方庆为相时(696～698)，子为眉州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仓唐悟文候事”，并赞之曰：“嗟乎，君子哉!虽造次不忘悟君于善。”[39]查李德裕生活于787～850年间，其成年时上距王方庆卒年702年仅百年左右，故其所记当诚实可信。可以说，庐陵王的被召还，王方庆功不可没。《四库全书》作者亦言其“尝以言悟主，召还庐陵”[40]，都当指此事而言，对其评价颇高。
　　圣历元年(698)八月甲午，正方庆以老疾，乞从闲逸，仍授麟台监(国子监，此当指国子祭酒)，监修国史[41]，及九月，中宗立为东宫[42]，方庆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圣历二年(699)，正授左庶子，封石泉公，兼侍皇太子读书，作了李显的老师[43]。期时，李显刚刚被立为皇太子，地位不稳，没有树立起必要的威望。而当时的另外两股势力仍然很活跃，它们是以武三思、武承嗣为代表的诸武和武则天身旁的二张，他们有的仍为亲王，并且掌握着军权；有的身随武则天左右，身份地位特殊，均随时有可能威胁到李显的皇太子地位。王方庆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乃“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复位之渐”[44]。王方庆认为“太子皇储，其名尊贵，不敢指斥”。但当时“东宫殿及门名，(对皇太子)皆有触犯”，使得“(朝臣)临事论启，回避甚难”。他又以李弘和李贤为太子时都曾改过东宫殿及门名之事加以论证，因而“伏望……付司改换”[45]，得到了武则天的同意。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皇太子的威望，稳定了其太子地位。
　　史家赞其曰：“方庆之才，周旋特立”，“翼羽东宫……无不功济”[46]，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
　　五、保护书法名帖
　　王方庆出身文化世家，其先祖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均为书法名家，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得到了唐太宗的大力推祟。唐修《晋书》时，太宗亲为撰论赞，称其书法“尽善尽美”，被后世尊为书圣，其书法真迹今已无存，惟有唐人双钩廓填墨复制的行书《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属于蜡纸钩摹的墨迹本。万岁通天元年(696)，酷爱书法的武则天向王方庆求右军遗迹，王方庆进其先祖王导、王羲之、王献之及其曾祖王褒等28人书法作品，共十卷，武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并令凤阁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武则天命弘文馆书手将其双钩廓填墨复制，将真迹复赐还方庆[47]。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年间的《太平广记》，却将此事记在了高宗龙朔二年(662)[48]，显然属于误记。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王氏一门书翰》，又名《万岁通天帖》，纵26.2～26.3厘米，横26.04厘米，收录王羲之、王僧虔、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书法作品共十帖，即为当时由弘文馆书手双钩填墨复制的，此帖钩法精妙，帖中无误摹之笔，即使原来纸边破损处，均被一一钩出，在二王诸多摹本中是时代最为可靠，钩填最为精到的法书，堪称“天下真迹一等”。另有流传至海外，今藏日本内府的《丧乱帖》，风格与《万岁通天帖》极为相似，应当也属于同一批复制品，在如今二王真迹不存的情况下，它们就显得尤为珍贵。《万岁通天帖》每帖前多有王方庆小楷所书其祖辈名衔。此帖在流传过程中曾险遭两次火劫，一次在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一次在清乾隆年间乾清宫大火中，均万幸被抢护了下来，现纸边犹存火烧痕迹。收录于《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硬黄纸本，纵26.3厘米，横38.0厘米，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一书云：“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露泄殪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49]。
　　王方庆进献其先祖书法作品，使朝廷命众书手钩填复制后收藏内府，才使得其摹本得以流传下来，这也是他对书法艺术界的一大贡献。
　　六、博学多著述
　　王方庆一生博学好著述，《旧唐书》记其撰“杂书凡二百余卷”[50]，今考诸诸史，主要以《新唐书·艺文志》为据，共检出其所撰八类37书426卷，尚未包括由其监修的诸多医书，且其内容牵涉面相当广泛，甲乙丙丁四部中皆有之。因而，称其博学好著述一点也不为过。今将其诸多著述分类予以介绍。
　　其一，礼仪经籍类，共2书20卷，分别为《礼经正义》10卷，《礼杂问答》10卷[51]，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甲部经录礼类，均佚。前已述及，王方庆经常学习、研究朝廷礼仪制度，《旧唐书》载其“尤精三礼”，因而其在礼学方面著述颇丰。
　　其二，书法艺术类，共3书29卷，分别为《宝章集》10卷，《王氏八体书范》4卷，《王氏工书状》15卷[52]，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甲部经录小学类，均佚。书法艺术方面前述颇多，再不赘述。
　　其三，政治制度类，共4书35卷，分别为《五省迁除》15卷，《尚书科配簿》5卷，《尚书考功簿》5卷，《尚书考功状绩簿》10卷[53]，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乙部史录职官类，均佚。这些多是有关唐代中央政府机构变迁及其职能的著录。
　　其四，传记故事谱牒类，共13书128卷，又可分为三小类：
　　(一)故事类，共2书13卷，分别为《南京故事》12卷，《文贞公(魏征)事录》1卷[54]，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乙部史录故事类，均佚。记录魏征等人的前朝故事。
　　(二)传记类，共8书70卷，分别为《友悌录》15卷，《王氏训诫》5卷，《王氏列传》15卷，《王氏尚书传》5卷，《魏文贞(魏征)故事》10卷[55]，《王氏女记》10卷，《王氏王嫔传》5卷，《续妒记》5卷[56]，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乙部史录杂传记类，均佚。
　　(三)谱牒类，共3书45卷，分别为《王氏家谱》15卷，《家谱》20卷，《王氏著录》10卷[57]，记录其家族的渊源及著述等，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乙部史录谱牒类，均佚。
　　其五，其他史类，共3书62卷，分别为《三品官袝庙礼》2卷，《古今仪集》50卷[58]，《九*山志》10卷[59]，前二书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乙部史录仪注类，后一书被归入乙部史录地理类，均佚。分别记述朝廷礼制及昭陵的营建及日常陵仪等。
　　其六，儒道诸家类，共5书55卷，其中《谏林》20卷[60]，佚，《魏郑公谏疏》5卷，记录魏征等名臣诤谏之语。《魏郑公谏疏》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依照清时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录入，“于(魏)征谏诤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征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61]，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儒家类；《神仙后传》10卷[62]，记述神道故事，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道家类神仙小类；《续世说新书》10卷[63]，记录新奇之事，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杂家类；《王氏神通记》10卷[64]，记录其祖上的神异传奇故事，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小说家类，均佚。
　　其七，医学植物学类，共6书77卷(尚未包括其监修的医书)，又可分为二小类：
　　(一)园林植物学类，有《园庭草木疏》21卷[65]，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农家类，该书又名《园林草木疏》，是关于庭园花草树木的第一部专著，对北宋以后形成以“鸟兽草木”为记述和研究对象的古典生物学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影响。同时，王方庆《园庭草木疏》一书中首次使用“园林”一词，因此可以认为，王方庆是园林学的鼻祖。可惜，该书现仅存残页。
　　(二)医学类，共5书56卷，分别为《新本草》41卷，《药性要诀》5卷，《袖中备急要方》3卷，《针灸服药禁忌》5卷，《岭南急要方》2卷[66]，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丙部子录医术类，均佚。
　　早在显庆二年(657)，在苏敬等人的倡导下，唐政府就组织二十多人，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修撰了《新修本草》，作为唐代的医学大典。王方庆精研官修《新修本草》，在其基础上，结合岭南的实际情况，撰成《岭南急要方》，以适应岭南的特殊环境之用。他又从简便易记的角度出发，撰写了《药性要诀》、《袖中急要方》、《针灸服药禁忌》等书，均从实际应用出发，或偏重某一方面，或为对某一反面进行总结提炼后总结出的要领，属于《本草》旁支。为麟台监时，朝廷组织御医张文中等名医编撰《四时轻重术》、《风气诸方》等医书，他因颇懂医术，奉诏监修，当时共撰医书凡十八种。王方庆作为监修，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67]。
　　其八，集类，1书20卷，为《王氏神道铭》[68]，已佚。按四部分类法被归入丁部集录别集类。
　　七、功过与评价
　　长安二年(702)五月，王方庆卒，赠兖州都督，谥曰贞。中宗即位，追赠吏部尚书。后曾被绘像于唐乾陵六十朝臣像祠堂。对王方庆的评价，历来多是肯定的，史家赞他对李显的“周旋特立”，又说他“干城南海，翼羽东宫，台阁枢机，无不功济，所谓君子不器者也”，还说他博学好著述[69]，又将其以言悟主之事比与“仓唐悟文侯事”，言其“君子哉!虽造次不忘悟君于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动群臣，示中兴之渐，所谓人难言者，于方庆难乎哉!”[70]。这些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其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以上政绩和对朝廷的贡献，我们姑且不论，他为相时其子却在眉州为参军，官微品低，而且身居荒蛮之地，这在“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就显得十分可贵，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学习。
　　然而，由李昉等编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的《太平广记》却载：
　　苏味道才识学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玩怯。”[71]
　　对王方庆体质形貌的描述，或亦如此。王方庆为凤阁侍郎在696年到698年之间。698年，王方庆即因年老体病，要求罢相，到702年他即去世。因而，为相期间王方庆已进入老年。老年的王方庆体质形貌、言词智慧，自不必说。然而将处事圆滑而没有立场、胆小怕事、品格低下而被当时人称为“苏模棱”的苏味道喻为得霜的雄鹰，并谓其才识学度，物望攸归；将素为人们敬重的正方庆大加贬斥，就不由不使人怀疑作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了。
　　注释：
　　[1][7][29]《资治通鉴新注》卷20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33)永淳元年二月戊午条载王方庆曾任吏部郎中、《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裁王方庆曾任太仆少卿、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图画条载王方庆曾任吏部尚书。按王方庆任吏部尚书，两《唐书》、《通鉴》等资料均未见记载，唯《封氏闻见记》有“吏部尚书王方庆”之语，而《旧唐书》记载，方庆死后，直到中宗即位时曾追赠王方庆吏部尚书，因而疑《封氏闻见记》中吏部尚书为后人依此对他的称呼。
　　[2][4][6][12][18][19][20][22][28][32][34][35][43][45][47][50][69]《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2901。
　　[3][70]《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4223。
　　[5]据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中国书法史年裴》王褒书法为北周贵族所学习；其家“聚书甚多”等引自《大唐新语》卷7《识量·第十四》之王方庆条。
　　[8]《旧唐书》卷8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王方庆传》载：“则天临朝，(王方庆)拜广州都督”；而同书卷99《张九龄传》(页3097)却载：“(九龄)年十三，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查张九龄生于678年，故其十三岁时当为载初元年(690)；而《资治通鉴新注》卷203光宅元年(684)秋七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50)载，“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同书卷203垂拱元年(685)九月丁卯条(页6767)又载：“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即在684～690年间，至少有路元睿、王果、王方庆三人先后担任广州都督，685年九月王果即为广州都督，按常例王果任广州都督的时间应该再下延几年，则王方庆出任广州都督应在690年或其稍前。
　　[9]《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711～1712。
　　[10][21]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林邑条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页887～888。
　　[11]据《资治通鉴新注》卷201(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681)总章二年条末载：其黔中、岭南、闽南州县官，不经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虽同书卷202仪凤元年(676)八月壬寅条(页6704)载：“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拟注土人，简择未精，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拟注。’时人为之南选。”但，都督在用人上的权力仍然很大，在南选中仍然起着十分大的作用，选使及御史只起有限的监督作用。
　　[13]见《新唐书》卷56《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412。
　　[14]见《唐会要》卷39(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页709)议刑轻重条，并见《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12。
　　[15]《资治通鉴新注》卷204(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79)，垂拱三年(687)秋七月条载：(交趾)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祐诛其首领，引起獠民叛乱，并攻破安南城而杀延祐。
　　[16]《资治通鉴新注》卷207长安三年(703)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926。
　　[17]前引见《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后引见《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4223。
　　[23]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向容校注本，页74。
　　[24]《全唐诗》卷361，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再有长句》，中华书局1960年版。
　　[25]《全唐诗》卷299，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26]见《唐会要》卷66少府监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55年版，页1156。
　　[27]《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载：“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而《资治通鉴新注》卷203光宅元年(684)秋七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50)对此案记载尤详：“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暗懦(糊涂而怯懦)，僚属恣横。有商舶止，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迫之不及”。
　　[30][40][44][61]见(清)永瑢、纪昀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7《史部13·传记类一》之王方庆条之《魏郑公谏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页514。
　　[31]见《资治通鉴新注》卷203永淳元年二月戊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33。
　　[32][33]见《大唐新语》卷7《识量》第十四之王方庆条。
　　[36]见《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897～2898，并参《新唐书》卷61《宰相表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659。
　　[37][38]《资治通鉴新注》卷206，圣历元年春二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880。
　　[39]见《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4223，另据《刘向说苑》卷12《奉使》载：仓唐，姓赵，战国时魏国人。当时，魏文侯封太子魏击于中山国(中山为魏国的属国)，仓唐为太子舍人，奉命使魏，以父子亲情婉转地劝谏魏文侯不应该“出太子而封之为属国国君”，终使文侯醒悟，后太子击被召回，复立为太子，后继位为魏武侯。 
　　[41]见《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900)及《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4223。
　　[42]《资治通鉴新注》卷206圣历元年九月条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887，时间为九月壬申(十五日)。
　　[46]《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2908。
　　[48]见(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09《书四·杂编》。
　　[49]据辽宁博物馆简介及丁春生等《中国传世书法》卷一，线装书局2003年1月版，页11。
　　[51][52]见《新唐书》卷57《艺文》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434，《宝章集》即《万岁通天帖》，今辽宁博物馆存其唐人摹本，参注释[49]。
　　[53][54][55][56][57][58][59]见《新唐书》卷58《艺文》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477、1475、1484、1487、1500、1492、1506。
　　[60][62][63][64][66]见《新唐书》卷59《艺文》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513、1521、1536、1540。
　　[65]见《新唐书》卷59《艺文》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538。
　　[67]据《旧唐书》卷191《张文中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5100。
　　[68]见《新唐书》卷60《艺文》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页1622。
　　[71]见《太平广记》卷254《嘲诮》二之张元一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1978。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