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自秦汉以降，在同一帝王陵园里，墓葬不同形式的封土标志着不同的等级，这在文物考古界已被普遍认同。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唐昭陵(以下按习惯称昭陵)陪葬墓中不同封土形式的墓葬墓主身份进行比较，结合唐以前陵墓封土形式所对应的墓主身份，厘清昭陵陪葬墓不同封土形式与等级的对应关系，同时提出对城阳公主墓名位的怀疑并纠正学者认定安元寿墓为冢象祁连山之失误。
　　昭陵是唐太宗与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因山为陵(即选择自然的山峰为陵墓封土)，坐北朝南。在它的两侧及正南面，呈扇面形分布着大约200座陪葬墓(见《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1]。这些墓葬的主人，大多是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也有一小部分为下等妃嫔、宫女和祔父祖之茔而葬者。通过调查，本文认为昭陵陪葬墓的封土形式，可分为四类，分别是因山为墓型、覆斗型、为冢象山型、圆锥体型。还有两类墓葬，即依古法墓而不坟(无封土)型和陵户、匠户所营墓而不坟型。为了探索方便，不妨把这两型墓葬也当成无封土式“封土”型。这样，昭陵陪葬墓的封土形式，则可认定为六类，这六类封土形式的等级可分为五等，其对应关系由高至低依次为：一、因山为墓型。二、覆斗型。三、为冢象山型。四、圆锥体型、依古法墓而不坟型。五、陵户、匠户所营墓而不坟型。兹分类论之。
　　一 因山为墓型
　　目前只发现魏徵墓(编号93)[2]和唐太宗贵妃韦珪墓(编号94)属于此类。
　　魏徵墓位于昭陵主峰西南约2000米[3]的凤凰山上，韦珪墓位于昭陵主峰以东约750米的冶姑陵上，与昭陵隔沟相望。认定此类墓葬封土形式等级最高的原因如下：
　　1．昭陵“因山为陵”，仿照帝陵“因山为墓”，等级仅次于帝陵。
　　2．魏徵是唐太宗贞观时最有功劳的大臣，他辅佐太宗17年，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连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4]的品德深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曾把自己比作玉璞，而把魏徵比作玉匠，故而一直师事之。魏徵相太宗，官至“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5]，爵封郑国公，品阶从一品。唐太宗评价魏徵的功绩，云：“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6]贞观十七年(643)，魏徵薨，“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7]。追赠的“司空”官位，品阶正一品。将葬之日，“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8]。在已知的40余通昭陵陪葬墓神道碑中，唐太宗御制御书的只魏徵碑一通。礼的本质是敬，而敬则发乎于情。对于臣子的葬礼，臣子的品阶官位固然是封建纲常礼制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君王之情恐怕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成份。既如此，为魏徵所营坟墓封土的等级自然要高于同品阶的许多大臣。
　　韦贵妃是唐太宗武德、贞观时最宠爱的后宫佳丽之一，位仅次于皇后，居后宫四夫人之首，享受“正一品”[9]待遇。她为太宗生有临川郡公主和纪王李慎，高宗时援朝例封为纪国太妃。韦氏为人矜庄，武则天对她尊崇有加，就朝廷阴教事宜对她“或启或谘”[10]，正所谓“顾待之隆，莫之比也”[11]。韦氏薨于麟德二年(665)，当时她的儿子纪王李慎在朝野很有威望，行政地方，“以治当最”[12]；她的女儿临川郡公主李孟姜也和武则天关系融洽，经常“创题嘉颂”[13]武氏，武氏也投桃报李，每“降神翰”[14]与她酬唱。唐高宗在安葬庶母时，除了依照封建纲常伦理给予礼遇外，同时更多地考虑纪王慎的威望以及韦氏母女与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因如此，为韦氏营造坟墓封土的规格自然要显得尊显。
　　3．“因山为墓”的墓，其封土是自然的山峰。在中国古代，墓葬封土是山或称为山的，历来就是最高的规格。中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此前的陵墓不起封土，春秋战国之交，人们开始在墓葬上堆土成垅以起标识作用。《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说自己周游列国，见到过四种坟墓的封土形式，即“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15]，但不提这些封土形式有什么规格高低之别。至战国时，人们开始追求坟墓的高大，并美其名曰“陵”。《史记》卷43《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16]陵与山是同义，此后，把帝王、诸侯级人物的坟墓即称为山陵。《史记》卷6《秦始皇纪》把秦始皇为自己营造陵墓称为“穿治郦山”[17]，其实，秦始皇陵是在骊山(郦山)下堆土而建的。从汉代开始，只有帝王(含王级诸侯)和皇后(含王后、太后、太皇太后)的坟墓可以称为陵或山，而侯级诸侯和一般大臣的坟墓降格称为冢。既然“因山为陵”的墓，其封土本身就是山，其等级自然极高。
　　另外，从《昭陵陪葬墓调查记》[18]、《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19]、《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20]将韦珪墓误判为新城公主墓(1991年，该墓被昭陵博物馆抢救性发掘。墓志记墓主为唐太宗贵妃韦珪)来说，也可以反证“因山为陵”封土规格最高。做上述资料的业务人员，依据昭陵陪葬墓前神道碑题额或墓志题款，为60余座昭陵陪葬墓定了名位，这些名位是不会出现差错的。但当时为了尽可能多的确定陪葬墓名位，搞业务的同志参照有关文献，结合自己的考古经验，为个别无名位墓葬定了名位，韦珪墓即是其一，结果考古证实出现了差错。纠其原因，是定名位的同志，认为韦珪墓因山为墓，封土等级最高，而史书记载新城公主是以“皇后礼葬昭陵旁”[21]的，既然在昭陵陵园，太宗长孙皇后最早(贞观十年)“因山而葬”[22]昭陵，那么，以皇后礼葬的新城公主，其墓也应当是“因山为墓”，加之韦珪墓又距昭陵陵山最近，正符合所谓“昭陵旁”，因而便产生了失误。虽然如此，但说明“因山为墓”的封土规格最高，是被当时搞业务的同志所肯定的。
　　二 覆斗型
　　目前发现长乐公主墓(编号95)、新城公主墓(编号82)和编号96墓属于此类。
　　需要说明的是，编号82的新城公主墓在《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和《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中，仅有编号，而无名位，原因是当初把编号94的韦珪墓定成了新城公主墓，故真正的新城公主墓仅有编号。1993年，82号墓被发掘，方知其为新城公主墓。而编号96的墓葬在《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和《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中却有名位，被定为“城阳公主墓”，比上述二资料早的《昭陵陪葬墓调查记》也把该墓定为“城阳公主墓”，说明早在1977年，人们就认定96号墓为“城阳公主墓”。由于本文有疑于该墓名位的准确性，故权且舍弃“城阳公主墓”之说，只言编号。
　　顾名思义，覆斗型封土就像一只方斗扣在地上。秦汉时的帝王、皇后及诸侯墓葬，除个别外均属此类。渭北唐十八帝王陵中，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和僖宗靖陵的封土也是覆斗型。因此，在昭陵陵园，这种形式的封土规格也很高，应该仅次于“因山为墓”型。在唐代，公主为正一品外命妇，加之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都是皇后所生[23]，即所谓的嫡出，身份比同为正一品的庶出公主要尊显，为她们营造覆斗型封土的墓葬，亦足以说明这种封土的规格很高。
　　下面谈谈对“城阳公主墓”名位的怀疑。
　　长乐公主墓、新城公主墓、96号墓均位于昭陵陵山主峰东南方向的丘陵地带，长乐公主墓距昭陵陵山主峰直线距离约1100米，新城公主墓距昭陵陵山主峰直线距离约1500米，96号墓距昭陵陵山主峰直线距离约1300米，在长乐公主墓偏东南方向，其封土规模比长乐公主墓、新城公主墓还要大。早在20年前，因工作关系，笔者也曾调查过昭陵陪葬墓，当时即对定96号墓为城阳公主墓产生过怀疑，原因是该墓神道碑已佚而墓志尚未出土，何以知之?因此求证于已退休在家的昭陵博物馆前副馆长(主持工作)郑伯举老先生。郑老先生告诉笔者，1977年前，昭陵文管所(昭陵博物馆前身)组织业务同志做昭陵陪葬墓调查，副馆长孙迟先生(1929-2007年，笔名云石，著名学者、书法家，先后任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政协礼泉县委副主席、礼泉县人大副主任、咸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自塌陷口入，云见其墓志，记为“城阳公主”，遂将这一发现写入《昭陵陪葬墓调查记》(云石执笔)。由于孙先生见其墓志，因此，《昭陵陪葬墓调查记》发表后，大家谁也未对该墓名位产生怀疑，故而，《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也持此说，再后，昭陵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等单位在其出版的有关研究昭陵陪葬墓的著作中，都将该墓定为“城阳公主墓”，就连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昭陵文史宝典》中也将该墓记为“城阳公主墓”[24]。到了2010年，高群芳、刘群二女士著《长乐公主墓》一书，将有删节地引用《昭陵文史宝典》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陪葬墓的分布、形制与等级》中的内容，征求笔者意见，笔者才突然感觉到，城阳公主墓的名位的确值得怀疑，于是在《长乐公主墓》引用《昭陵文史宝典》的部分将怀疑与新的观点加了进去[25]，当时由于受到体例限制，未遑多论，故今再述之。
　　本文认为，96号墓为唐太宗第19女晋阳公主墓的可能性更大，疑孙先生当年记忆有误，“晋阳”与“城阳”仅一字之差，那时孙先生已年过五旬，记忆力已不如少壮之时，出现差误亦属正常。
　　城阳公主陪葬昭陵，这在古籍中是有记载的，《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昭陵陪葬墓名氏条[26]即有城阳公主。该条虽未载晋阳公主陪葬昭陵，但由于该条失载昭陵陪葬者甚多，故不能排除晋阳公主未陪葬昭陵。《新唐书》卷83《太宗二十一女传》载，唐太宗共有21个女儿，其于第5女《长乐公主传》云：“长孙皇后所生。”[27]于第19女《晋阳公主传》云：“文德皇后所生。”[28]于第21女《新城公主传》云：“晋阳母弟也。”[29]长孙皇后崩后谥曰文德皇后，说明长乐、晋阳、新城3位公主是嫡出。而该书在太宗第16女《城阳公主传》，与其他17位公主传一样，未提皇后所出事，说明城阳公主乃是庶出。从昭陵陪葬墓的排列规律来看，昭陵陵山东南附近丘陵地带为陪葬太宗的妃嫔(含宫女)和嫡出公主，如韦贵妃、燕妃、韦昭容、长乐公主、新城公主等。昭陵陵山南部山下的平原地带，陪葬绝大多数大臣和庶出的王子、公主，如李勣、尉迟敬德、赵王李福、临川公主、清河公主、兰陵公主等。就陪葬在陵山东南附近丘陵地带的妃嫔与嫡出公主墓来看，妃嫔的墓葬封土或为“因山为墓”型(韦贵妃墓)，或为圆锥体型(燕德妃墓，编号81)，或为陵户、匠户所营墓而不坟型(韦昭容墓，编号99)，而嫡出的长乐公主墓、新城公主墓，皆为覆斗型。依此，则同为覆斗型的96号墓为晋阳公主墓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昭陵陪葬墓的排列次序还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同一等级的墓葬，与昭陵陵山之距与建墓时间先后有关，建墓早的，距陵山主峰更近，反之，则相对较远。从长乐公主墓、96号墓、新城公主墓与陵山主峰的距离来看，96号墓也以是晋阳公主墓的可能性更大。据长乐公主墓志[30]，长乐公主薨于贞观十七年(643)八月十日，当年九月二十一日陪葬昭陵，其墓距陵山主峰约1100米。据新城公主墓志[31]，新城公主薨于龙朔三年(663)二月，墓志虽未载陪葬时间，亦当在龙朔三年，其墓距陵山主峰约1500米。《新唐书》卷83《晋阳公主传》云：“后崩，时主始孩，不之识；及五岁，经后所游地，哀不自胜。”[32]文德皇后崩于贞观十年(636)，此时晋阳公主当为二三岁。又云：“薨年十二。帝(太宗)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此癯羸。”[33]可见晋阳公主薨于贞观二十年(646)前后。又云：“(太宗)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34]可知建墓亦在晋阳公主薨后不久，太宗还在世之时，我们不妨认定在贞观二十年至贞观二十二年(648)间。如此，晋阳公主墓与昭陵主峰之距应大于长乐公主墓而小于新城公主墓。96号墓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距陵山主峰之距约1300米)。
　　拟或，当年孙先生所见，确为“城阳公主”。据《新唐书》卷83《城阳公主传》[35]，城阳公主薨于咸享(670—674)中，她能陪葬在昭陵陵山东南附近的山上，且墓葬封土规格如此之高，应当为嫡出公主，这一点，或是《新唐书》失载。要彻底揭开96号墓名位之谜，恐怕只有等待该墓发掘，墓志出土之日了。
　　三 为冢象山型
　　为冢象山型封土，即是把坟墓的封土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形，以象征某座大山，或和普通的圆锥体一样，却明文规定它象征某座大山。此型墓葬在昭陵陵园发现3座，分别是李靖墓(编号64)、李勣墓(编号138)、李思摩墓(亦即阿史那思摩墓，编号33)，另有阿史那社尔墓，史书记载墓主陪葬昭陵，为冢象山，而其墓位置不能确定。
　　李靖墓位于昭陵主峰东南山下的平原上，两者直线距离约4800米，其名位得知是因墓前神道碑。该墓封土由两个长方体土坝和一个圆锥体大土包组成，象征东突厥境内阴山和吐谷浑境内积石山。李勣墓也位于昭陵主峰东南山下的平原上，两者直线相距约7700米，其名位得知是因墓前神道碑。该墓封土由三个圆锥体形大土包作品字型排列，象征东突厥境内阴山、铁山和薛延陀境内乌德鞬山(又作郁督军山)。李思摩墓位于昭陵主峰西南的丘陵地带，两者直线距离约4600米，其名位得知是因墓内墓志。直观的看，李思摩墓封土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圆锥体，但唐王朝却明文规定它为冢象白道山，此山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唐代贞观四年以前，为东突厥辖地。
　　“为冢象山”封土是封建王朝为旌表将帅的战功而创立的一种特殊封土，既为大臣墓葬封土赐予了帝陵用“山”的殊荣，又赋予“山”以实质含义，故而规格很高。此型封土起源于西汉，《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前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皆有记载。前者云，元狩六年(前117)，骠骑将军霍去病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36]。后者云，元狩六年，霍去病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37]。又云，元封五年(前105)，卫青薨，与平阳公主合葬，“起冢象庐山”[38]，陪葬茂陵。对于此型封土的用意，《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之《索引》于“为冢象祁连山”下云：“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之，以旌功也。”[39]虽然未言为卫青“起冢象庐山”以旌战功之事，但毫无疑问，对于卫青的葬礼，西汉王朝是依霍去病墓封土“为冢象祁连山”故事，以旌表卫青攻击匈奴曾至庐山的战功。
　　唐王朝依照西汉卫霍故事，为有战功的将帅“为冢象山”，在史书及碑石墓志中均有记载，兹罗列如下：
　　1．李靖墓为冢象山
　　《旧唐书》卷67《李靖传》：“(贞观)十四年，靖妻卒，有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铁山、吐谷浑内积石山形，以旌殊绩。”[40]
　　宋游师雄题《李靖碑阴》：“坟制如卫、霍故事，起冢象铁山、积石山，以旌殊功。今按其坟，在昭陵之左，北距山麓三里，南距今醴泉县三十五里。冢为三山之状，主山与西山迤逦相属，而东北者，势若断绝，别为一山，疑其一象积石，而一象铁山也。其高五十五尺，东西七十五步，周围一百五十四步。遗迹雄伟，见之者无不想其英概。能以功名始终，真一代之名臣也。”[41]
　　李靖碑为许敬宗撰文，当初一定写明为冢象山事，然自有宋以降，诸金石著作于该碑“赐茔于昭陵”后已有阙文。张沛编著《昭陵碑石》集众家之长，于此亦言“阙二十九字”[42]，所阙当是“为冢象铁山、积石山”一段。游氏所言，当从《旧唐书》来。
　　2．李勣墓为冢象山
　　《旧唐书》卷67《李勣传》：“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43]
　　《新唐书》卷93《李勣传》：“起冢象阴、铁、乌德鞬山，以旌功烈。”[44]
　　唐刘祎之撰《李勣墓志》：“其坟象乌德鞬山及铁山，以旌平延陀、勾丽之功也。”[45]此条失载阴山与突厥，又增高丽。李勣夫人亡于显庆五年(660)，唐王朝在安葬她时，为李勣预赐了茔地，《旧唐书》卷4《高宗纪》显庆五年条：“九月戊午，赐英国公勣墓茔一所。”[46]而李勣率军灭高丽在总章元年，故赐茔时不可能有旌表破高丽之功意，且“铁山”乃阴山中一山，为贞观四年李勣率军破东突厥颉利可汗建牙之所。故失载突厥是不对的。志文增高丽，盖取大意耳。
　　唐高宗撰《李勣碑》：“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鞬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47]
　　3．李思摩墓为冢象山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附《李思摩传》：“立坟以象白道山。”[48]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附《李思摩传》：“陪葬昭陵，筑坟象白道山。”[49]
　　唐佚名撰《李思摩墓志》：“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50]
　　4．阿史那社尔墓为冢象山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51]
　　《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52]
　　毫无疑问，“为冢象山型”封土规格是很高的，之所以把它排在“覆斗型”封土规格之后，是充分考虑到秦汉诸帝陵及唐代部分帝陵封土为“覆斗型”之故。
　　下面谈谈学者定安元寿墓(编号03)“为冢象祁连山”之误。
　　安元寿是初唐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然两《唐书》未为立传，其墓是昭陵陪葬墓之一，位于昭陵主峰正南面的平原上，两者直线相距约7700米，该墓1972年12月至次年1月被昭陵文管所发掘清理，其名位得知是因其墓志出土。1990年，昭陵博物馆业务部主任陈志谦先生(1943—2004，文史学者，有论文数十篇传世，另著有《昭陵文物胜迹漫话》、《昭陵纪行》二部专著)在其出版的《昭陵文物胜迹漫话》一著中，专收一篇题为《安元寿墓地封土说》的文章，提出了安元寿墓封土“象征祁连山”的观点，云：“安元寿墓志铭赞部分在说到墓地封土时云：‘祁山构象，夏屋成形。’显然，安元寿墓地封土的造型也有象征意义，即象征祁连山。祁连山绵亘甘、凉之地，象征祁连山的原因当与安元寿系‘凉州姑藏人也’有关，是取铭故土之意。”[53]又云：“安元寿墓地封土造形(型)具象征意义，这是昭陵陵园中此类墓葬的又一发现，它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沧桑风雨，至今仍不失‘夏屋’之形。因而当地群众称之为‘平冢’。”[54]本文认为，陈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
　　陈先生认为安元寿墓志铭里的“祁山构象，夏屋成形”是针对安元寿墓葬封土而确言的这一思路有误。本文认为，安元寿志文里的“祁山构象，夏屋成形”，并不是陈先生所理解的既是“夏屋”封，又以“夏屋”封象征“祁连山”，而是唐人对贵族坟墓封土(广义上讲即坟墓)的一种含有赞美性质的代称。
　　“祁山”“夏屋”作为坟墓封土的由来，前文已有交代，此不赘述。要说的是，陈先生只看到这两个词作为坟墓封土的原始词义，而忽略了词义的变迁与发展。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词义都有变迁与发展，这是语言不断完善其表达能力的必由之路。至唐时，“祁山”和“夏屋”的词义已经具备了代表贵族坟墓封土的属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出自与安元寿同时代、同陵园的几位唐代大臣碑文或志文里“祁山”“夏屋”之类词义的变迁。
　　唐许敬宗撰《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并序》(即《李靖碑》)云：“将军从骠之客，望祁山而恸怀；丞相开閤之宾，对佳城而掩泣。”[55]如果按照陈先生的思路，李靖墓也应当是“为冢象祁连山”，并且还未在昭陵陵园，而是在汉之“东都门外”。“佳城”一典，出自晋张华《博物志》，言汉夏侯婴葬事，《史记索引》在《夏侯婴传》下引其典，遂得广传，云：“公卿送婴葬，至东都门外，马不行，踣地悲鸣，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56]其实，李靖墓并不为冢象祁连山，也未在汉之“东都门外”。碑文所言“祁山”“佳城”，词义已变迁为大臣的墓葬了，因此，《辞源》在释“佳城”一词时，一语中的，只释“墓地”[57]二字。
　　又唐上官仪撰《张士贵墓志》云：“嗣子右屯卫郎将仁政等礼绝趋庭，哀深望岵。衔索易朽，负米何追。惧孤竹颓陇，自灭成楼之气；拱柏摧薪，谁分夏屋之兆。故勒兹玄础，永劭徽尘。”[58]还在铭文里云：“阳陵甫竁，庐山墓田。行楸孕月，双表笼烟。”[59]如果依照陈先生的思路，张士贵墓封土又是“夏屋”形，还又是“为冢象庐山”；另外，张士贵也不是陪葬唐昭陵的，而是陪葬汉阳陵的。其实张士贵墓封土是昭陵陵园最普遍的圆锥体形。志文里的“夏屋”“庐山”，词义已变迁成为大臣墓葬的代称了，“阳陵”的词义，也从“汉阳陵”变迁成为帝王陵园的代称，在《张士贵墓志》里，引申为“唐昭陵”了。
　　再唐佚名撰《尉迟敬德墓志》云：“毕陌陪茔，庐山即兆。”[60]同上二例之理，如按陈先生的思路，尉迟敬德墓又是唐昭陵陵园一座为冢象山的墓葬了。其实，他的墓葬封土同张士贵的一样，也是昭陵陵园最普遍的圆锥体形。
　　在上面谈及的三个论据中，需要再说明的是，李靖墓虽不是“为冢象祁山”，但却是“为冢象山型”的，只不过这和碑文所言的“祁山”没有关系罢了；另外，张士贵墓和尉迟敬德墓封土呈圆锥体，不但笔者直观如此，而且也为诸多调查昭陵陪葬墓的资料所记载，《文物》1977年第10期昭陵文物管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和1988年咸阳市《文物普查登记表(昭陵)》[61]即持此说。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陈先生的认识有误，这就是，就昭陵陪葬墓的神道碑和墓志铭而言，如果墓葬封土果真是为冢象山的，那么，其神道碑或墓志铭必定要在序文里用散文语句很明了的予以指出，而不是在序文里用骈文语句予以褒扬或在铭文部分以四字赞语来表达，这在前面我们论述李靖、李勣、李思摩墓为冢象山的论据里已有罗列，兹不赘述。如果安元寿墓封土是“为冢象山”的话，那么，志文作者必定要在序文里点明，但是，安元寿志文在序文里却对此不着点墨，只是写道：“晋臣疏隧，自居芒阜之前；汉将开坟，终依茂陵之侧”[62]，以喻安元寿陪葬昭陵而已。唐人志文极尽谀美之词，为冢象山又属极高荣典，岂有不大书特书之理?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断定，陈先生的安元寿墓葬封土“象征祁连山”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安元寿墓葬封土倒底是一个什么形制呢?《昭陵陪葬墓调查记》认为它是圆锥体形的，并测定它高5米，径18米；1988年咸阳市《文物普查登记表(昭陵)》亦持此说。但实地观察其封土，似乎也不尽然。的确，这座墓葬的封土是有些与众不同，它的底部有较明显的稍呈弧型的四边，顶部的平面也比同陵园的园锥体封土墓葬顶部平面大一些，故而附近群众称之为“平冢”。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陈先生有了新的想法，试图解开这些谜团，结果却出现了失误，认为它就是“夏屋”封(取夏屋四方广阔之意)且又以“夏屋”“为冢象祁连山”。至于真正的“夏屋封”，今天已难见其形制。安元寿墓葬封土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的自然风雨，或也有人为的损伤，极有可能已失当年原貌。
　　四 圆锥体型、依古法墓而不坟型
　　圆锥体型封土起源同样很早，汉帝诸陵多有此类陪葬墓。在昭陵陵园，庶出的公主、王子，宰相、将军们的墓葬封土多是此类，如尉迟敬德墓(编号107)、程咬金墓(编号141)、房玄龄墓(编号62)、临川公主墓(编号12)、清河公主墓(编号153)、燕德妃墓(编号81)等，说明在昭陵陵园，这种封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造型，其等级仅次于为冢象山型。
　　“墓而不坟”这种墓葬，在商周时非常普遍，孔子就曾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63]到了唐代，一些在礼制上有复古情结的大臣，为了表示谦逊，也主张“墓而不坟”。在昭陵陵园，依照古法“墓而不坟”的墓葬现只发现高士廉墓(编号63)1座，该墓位于昭陵主峰东南的山脚下，两者直线距离约3700米，其名位得知是因墓前神道碑(其碑自称为“茔兆记”[64])。高氏乃初唐功臣，又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的舅舅，有大恩于长孙无忌、长孙皇后兄妹，官至尚书右仆射(宰相)，封申国公，深得太宗信任。他临终之际，“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生平，流涕歔欷而诀”[65]。高氏薨亡，太宗又欲赴丧，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以太宗身患重病固谏乃止，因赠司空，加谥文献。以之可知，对高氏的葬礼应当相当隆厚，按理应当高坟大垅，但太宗却按照古法为他“墓而不坟”[66]。虽然高士廉碑未载此为高氏意愿，但以其身份而言，太宗一定是遵照了高氏临终的遗愿。这种“依古法墓而不坟”的“无封土”规格，应当与陪葬昭陵的如房玄龄等人墓葬的圆锥体封土规格相仿佛。
　　五 陵户、匠户所营墓而不坟型
　　太宗崩后，一些太宗的下等妃嫔和宫女被安置在长安城的寺院、西内和专为昭陵而营建的寝宫和崇圣寺里，这些下等妃嫔和宫女死后，一部分被陪葬在昭陵陵园，迄今为止，已在昭陵陵园发掘这类人的墓葬7座，她们的墓葬均无封土且墓圹狭小。从直观上讲，这种“墓而不坟型”的“封土”规格最低。
　　本文认为，下等妃嫔自身较低的品阶和为她们营墓的人员数量较少和地位较低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观点。所发掘的7个下等妃嫔和宫女墓葬，均出土有墓志，记载她们生前品阶甚详。据统计，她们当中，二品2人，三品3人，五品1人，七品1人。毫无疑问，品阶与墓葬封土等级是基本成正比的。为这些下等妃嫔和宫女营墓的人员，旧史记载不尽相同。《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云：“旧制，凡功臣密戚、诸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67]《大唐六典》卷14《诸陵署》条[68]亦有同样的记载。陵户是唐诸陵署管理的籍户，由陵令率领“而守陵”[69]。《旧唐书》卷44《职官志》诸陵署条载，昭陵有陵户“四百人”[70]。而《新唐书》卷47《百官志》之奚官局条却载奚官局负责宫人陪葬帝陵营墓事宜，云：“奚官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71]又云：“宫人病，则供医药，死，给衣服，各视其品。陪陵而葬者，将作给匠户、卫士营冢。三品葬，给百人；四品，八十人；五品，六十人；六品、七品十人；八品、九品，七人；无品者，给以松棺五钉，葬以犊车，给三人。皆监门校尉、直长莅之。”[72]无论由谁负责安葬，可以看出，负责安葬者的身份都很低，人员也较少，这和那些有高坟大垅的勋臣贵戚葬礼朝廷一定派要员监护丧事形成鲜明对照。《大唐六典》卷18《鸿胪寺》云：“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从三品)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从四品)，三品则丞(六品)一人往。”[73]虽然在实际安排上，往往有所变通，但通常都安排更高品阶的官员或相同品阶而职更尊显者任之。综上，昭陵陵园下等妃嫔和宫女墓葬“墓而不坟”这种无封土的“封土”等级最低。
　　注释
　　[1]煤炭部航测遥感公司1988年编图印刷的《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和《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记昭陵有陪葬墓188座。此后，昭陵地区群众在生产过程中，陆续又发现一二十座封土已毁或本无封土的小型墓葬，但迄今为止，对这些新发现的墓葬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
　　[2]编号据《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和《唐昭陵陪葬墓座标成果表》。下文所言墓葬编号同此，不另出注。
　　[3]陪葬墓距昭陵陵山主峰之距，据《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按比例尺计算，取其约数。下文同此，不另出注。
　　[4][5][7][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1《魏徵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08页。
　　[6]《旧唐书》卷71《魏徵传》，第307页。
　　[9]《旧唐书》卷51《后妃传》，第258页。
　　[10][11]昭陵博物馆藏韦贵妃墓志。又见张沛编著：《昭陵碑石·唐太宗贵妃韦珪墓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墓志铭并序(韦贵妃墓志)》，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92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0《纪王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59页。
　　[13][14]昭陵博物馆藏临川公主李孟姜墓志。又见《昭陵碑石·临川郡长公主李孟姜墓志铭》，第197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李孟姜墓志)》，第627页。
　　[15]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礼记》，岳麓书社1991年，第460页。
　　[1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43《赵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15页。
　　[17]《史记》卷6《秦始皇纪》，第31页。
　　[18]昭陵文管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第34页。
　　[19]煤炭部航测遥感公司：《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1988年编图印制，未公开发表，现藏昭陵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20]煤炭部航测遥感公司：《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1988年印制，未公开发表，现藏昭陵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21][29]《新唐书》卷83《新城公主传》，第367页。
　　[22]《旧唐书》卷51《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第259页。
　　[23]据《新唐书》卷83《太宗二十一女传》，第366—367页。
　　[24]胡元超编著：《昭陵文史宝典》，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25]高群芳、刘群：《长乐公主墓》，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8—80页。
　　[26](宋)王溥：《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中华书局1955年，第412—413页。
　　[27]《新唐书》卷83《长乐公主传》，第367页。
　　[28][32][33][34]《新唐书》卷83《晋阳公主传》，第367页。
　　[30]昭陵博物馆藏长乐公主墓志。又见《昭陵碑石·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志铭》，第109—110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长乐公主墓志铭(李丽质墓志)》，第20—33页。
　　[31]昭陵博物馆藏新城公主墓志。又见《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新城长公主墓志铭(新城公主墓志)》，第293—309页。
　　[35]《新唐书》卷83《城阳公主传》，第367页。
　　[36][39]《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324页。
　　[37][38](汉)班固《前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33页。
　　[40]《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98页。
　　[41]昭陵博物馆藏李靖碑。又见《昭陵碑石·李靖碑并阴》，第138页。
　　[42]《昭陵碑石·李靖碑并阴》，第138页。
　　[43]《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99页。
　　[44]《新唐书》卷93《李勣传》，第287页。
　　[45]昭陵博物馆藏李勣墓志。又见《昭陵碑石·李勣墓志铭》，第173—174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序(李勣墓志)》，第427页。
　　[46]《旧唐书》卷4《高宗纪》，第18页。
　　[47]昭陵博物馆藏李勣碑。又见(唐)高宗皇帝：《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碑》，《全唐文》卷5，中华书局1982年，第188页；《昭陵碑石·李勣碑并阴》，第193页。
　　[48]《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李思摩传》，第620页。
　　[49]《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李思摩传》，第648页。
　　[50]昭陵博物馆藏李思摩墓志。又见《昭陵碑石·李思摩墓志铭》，第113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墓志铭并序(李思摩墓志)》，第77页。
　　[51]《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96页。
　　[52]《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22页。
　　[53][54]陈志谦：《昭陵文物胜迹漫话·安元寿基地封土说》，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5](唐)许敬宗：《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并序》，《全唐文》卷153，第1553页。
　　[56]《史记》卷95《夏侯婴传》附司马贞《索隐》，第298页。
　　[57]《辞源》(全二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3页。
　　[58][59]昭陵博物馆藏张士贵墓志。又见《昭陵碑石·张士贵墓志》，第133—134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张士贵墓志)》，第212—213页。
　　[60]昭陵博物馆藏尉迟敬德墓志。又见《昭陵碑石·尉迟敬德墓志铭》，第143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并序(尉迟敬德墓志)》，第257页。
　　[61]咸阳市文物局：《文物普查登记表(昭陵)》，未公开发表，现藏昭陵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62]昭陵博物馆藏安元寿墓志。又见《昭陵碑石·安元寿墓志铭》，第202页；《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安元寿墓志)》，第647页。
　　[63]《四书五经·礼记》，第446页。
　　[64]昭陵博物馆藏高士廉碑。许敬宗撰文，碑额篆题“大唐尚书右仆射司徒申文献公茔兆记”。行文中有“弗敢树碑，是用琰琬□芳，记于茔兆而已”语。又见《昭陵碑石·高士廉茔兆记并侧》，第125—127页。
　　[65]《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第293页。
　　[66]昭陵博物馆藏高士廉碑。行文中有“即以其年二月廿八日安厝于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坟”语。又见《昭陵碑石·高士廉茔兆记并侧》，第127页。
　　[67][69]《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2页。
　　[68](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14《诸陵署》，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70)《旧唐书》卷44《职官志》，第227页。
　　[71][72]《新唐书》卷47《百官志》，第135页。
　　[73]《大唐六典》卷18《鸿胪寺》，第361页。
　　(胡元超，昭陵博物馆主任科员，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