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陵园是皇陵的主体部分，唐代皇陵陵园建筑规模宏大，模拟都城营造，结构完整。从唐陵的平面布局来看，皆为方城结构，因山为陵者一般南墙平直，东、西、北三面陵墙由于各山脉走向的不同，多顺势而筑，有时会有一角凸出，只能是大体呈方形。而肃宗建陵、德宗崇陵、宣宗贞陵等更呈不规则的五边形或六边形①。就陵园地面建筑遗存来说，乾陵是关中十八唐陵中保存最多的，基址也最为清晰可辨，该陵建于唐代帝陵制度的完善定型时期，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座唐代皇帝陵园。
　　一、乾陵陵园结构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及其皇后武曌(武则天)的合葬墓，武则天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武周朝女皇帝，所以乾陵还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座男女两个皇帝的合葬墓，也是唯一的一座两个王朝帝王的合葬墓(图5-5)。唐高宗李治(628—683年)，为唐太宗第九子，初封晋王，贞观十七年(643年)立为太子，649年即位，在位34年。高宗生性懦弱，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改立武曌为皇后，受制于武氏，贬逐朝中元老，显庆(656—661年)以后病风眩，皇位形同虚设，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病故。武则天(624—705年)，美姿色，14岁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驾崩后依制削发，入感业寺为尼，后为高宗召回宫。初封昭仪，后谮废王皇后，遂得参决朝政，朝中至有“二圣”之称。终高宗之世，曾策动三易太子，甚至因政见不合而鸩杀亲子。高宗死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天授元年(690年)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在位16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正月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政变，被迫退位，同年十二月病故，终年82岁。遗诏与高宗合葬乾陵。
　　乾陵在今陕西乾县西北，因梁山主峰为之。梁山三峰并峙，主峰在北居中，圆锥形孤耸，突兀于平地，蔚为壮观；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夹列，形成天然门户。梁山主峰的东南侧全为黄土覆盖，墓道即开凿于南面山腰上，据《唐会要》记载：“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考古钻探表明，乾陵墓穴系穿山开凿而成，隧道及墓门均开凿于自然山体的石灰岩上，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向，全长约65米，宽3.87米。与墓门相接的北端宽2.75米。墓道内用石条叠砌，并用铁系腰将石条固定，再以铁浆灌铸其间，石条最长1.25米，铁系腰长18—27厘米，厚5—8厘米②。据《新五代史》记载，后梁静胜军节度使温韬遍掘唐代诸陵，“惟乾陵风雨不可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考古勘探表明，乾陵墓道砌石等处均未见有盗扰迹象，估计玄宫部分确实未被盗掘。
　　历年的考古调查和钻探发现，乾陵有内外两重城垣③。内城环绕玄宫所在的梁山，仿都城中的宫城建置，略呈方形，总面积约229.3平方公里(图5-6)。南北墙基各长1450米，东墙基长1582米，西墙基长1438米，墙基夯土宽2.1—2.5米，城基保存基本完好。四面城墙正中各辟一门，东曰青龙，南曰朱雀，西曰白虎，北曰玄武。门道宽2.7米，基座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墩台上建阙楼，三出阙。陵园四角夯土犹存，并残存有唐代砖瓦石块，残存最高的西南角高约10米，东北和西北角还留有石条砌筑的地基，推测原有角阙一类建筑。朱雀门内有一块长方形平地，推测为献殿遗址，其处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唐高宗乾陵”石碑一通，此碑所在地面至梁山顶部高差为104米。
　　乾陵陵园坐北朝南，四门外各有石刻、阙楼等建筑物。青龙门和白虎门外分别有面朝外的石狮1对，其外各有土阙残留夯土台基1对。玄武门外有北向石狮1对，残缺土阙夯土台基1对，土阙外还另有石马1对，2006年在玄武门外还发掘出石虎1尊及其基座④。朱雀门外石刻最多，为乾陵主神道。朱雀门前两侧各有石人基座1对，南向石狮1对，再往南为石人像61尊，东西相向夹神道而列，东侧32尊面西，西侧29尊面东。石像均缺头部，大多身穿紧袖衣，腰束带，两手前拱，背上刻姓名，文字多已漫灭，可辨者有“木俱罕”、“于阗”、“吐火罗”等。这些石像被称作“王宾像”，像主皆为藩部首领，立像原因，一说是炫耀开疆拓宇的武功，另一说是为了纪念高宗丧葬大典。王宾像以南为阙楼1对，东阙残高11米，西阙残高12米。阙台以石条砌基，夯土为胎，外包砌青砖，台上阁楼为三出阙。阙楼南侧各有一石碑。神道西侧为“述圣纪碑”，记唐高宗一生功德，武则天撰文，唐中宗御书，原文约4600字，现存约1500字；碑身为七块方石叠砌，取象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称“七节碑”，通高6.5米。神道东侧为“无字碑”，为一整石雕凿而成，高7.53米。此碑系为武则天而立，至于无字的原因，曾有留功过予后人评说和显示功德盛大而难容纳于一碑等若干种推测，其上有金人题刻等后代刻文⑤。两碑外原各建有碑亭，面阔、进深各三间，现仅存少量柱础。其中无字碑碑亭宽15.8米，进深15.55米，四周还各有1.45米宽的砖砌散水。两碑亭以南地势渐低，神道由此向南俯伸，两侧200余米间排列石像生，自北而南依次为：仗剑石人10对、石马及马官5对、朱雀1对，朱雀以南228米处为石雕翼马1对，再往南28米处有八棱望柱1对，高8米。乾陵神道石刻形体高大，比例匀称，其中石人高4.1米、石马高1.8米、朱雀高1.8米(均不含座)，翼马高3.17米、座高3.25米。两根望柱为神道导引，其东北和西南分别因梁山南侧双乳峰之上各建阙台1座。两峰相对高度约40米，东阙夯土残高14.4米，西阙夯土残高9.7米，东阙台顶还残存有部分铺地砖，双阙台基已经修复。
　　神道望柱正南约2850米处，东西夹列2座土阙，其上有楼阁遗址，是为乾陵的最外门户。
　　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③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秦建明等：《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
　　④张建林等：《乾陵陵园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46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⑤贺梓城：《乾陵<述圣记>碑和它的现存文字》，《文物》1961年第3期；张沛：《乾陵“无字碑”别论》，《文博》2000年第6期；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文博》2001年第2期。
　　二、唐陵神道石刻制度的演变
　　唐代皇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为方形，四面开门，主体建筑均坐北朝南，南侧为主神道所在，神道石刻一般集中在朱雀门外。当时人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①。唐朝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神道石刻，特别是石像生制度的基本定型时期。
　　神道石刻包括神道石碑、门兽、石像生等，以石像生为主。
　　石碑：立于神道旁或居中，内容一般是纪颂墓主生前功德，帝王陵前神道碑实物最早见于南朝，为明清“神功圣德碑”之滥觞。就目前已知调查资料来看，唐陵有神道碑的只有乾陵和定陵②，但唐人认为：“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纪》，且事不师古，动不合法。”③乾陵“述圣纪碑”和“无字碑”夹峙于神道东西两侧；中宗定陵只有一通无字碑，高5米、宽2米、厚1.3米，座长3.3米、宽2.6米，碑头浮雕螭龙，碑侧线刻龙、凤、麒麟、狮等瑞兽，已毁。
　　门兽：陵园门兽用以守门，和皇宫门前石兽的功能相同，不属于石像生范畴。唐陵门兽有狮、虎两种，石虎守门仅见于高祖献陵，陵园四门外约4.5米处各有1对④。咸阳永康陵和兴宁陵门兽均为石狮，昭陵山南亦有巨型石狮一对，在今礼泉县烟霞后寨村。从乾陵开始，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1对，以石狮为门兽成为定制，并为以后历代皇陵所尊奉。从昭陵开始，唐陵守门石兽不再见有用虎之例，这可能与避唐太祖李虎之讳有关(唐代改“虎”为“武”)。武则天之母的顺陵神道有石虎，2006年钻探调查，清理出石刻基座4对8处，新发现石虎2个、石羊头1个、石人头1个、石马1个、石马宫2个，推测整个顺陵陵园应该有石刻26对52件⑤。此外，前揭乾陵玄武门外新发现石虎，可能也是武则天时期的作品。这两例和其他唐陵陪葬墓前时有发现石虎一样，都属于神道石像生，而不是门兽。
　　石像生：石像生是皇帝生前朝会仪仗的象征物，一般立于主神道的左右两侧。包括望柱(亦称“石柱”、“标”或“表”）、石兽、石人三种，唐陵神道还有一种特殊的石人——王宾像。根据目前已知资料，望柱不晚于南朝已有，石兽应该是始于东汉，而石人的出现则不晚于北魏。
　　唐初皇陵前石刻制度尚未确立，献陵、昭陵石刻数量比较少。高祖献陵四门外各有守门石虎1对，朱雀门外石虎以南310米处有石犀1对、复向南70米处有望柱1对，这表明从唐初开始南神门外即是主神道。太宗昭陵因九嵕山主峰为之，山势突兀雄伟，14尊王宾像和著名的“昭陵六骏”皆在陵园北门即玄武门外，玄武门内可能还有其他建筑，这虽然是受到九嵕山南侧陡峻、地势逼仄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西汉以来相对重视北门(北司马门)传统的延续。朱雀门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三门，玄武门次于南门，但略高于东、西二门，这是唐陵陵园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
　　乾陵南神门外有望柱1对、石禽兽7对、石人10对，此后，唐各陵主要石仪仗设施均在朱雀门外，石像生内容及排列次序也已经基本固定，即望柱、带翼神兽、朱雀或鸵鸟、石马、石人。如中宗定陵朱雀门外神道两侧有望柱1对、翼马1对、鸵鸟1对、石马3对、石人5对，四门外各有门狮1对，玄武门外另有石马1对⑥。又如睿宗桥陵神道两侧有望柱1对、带翼独角兽1对、鸵鸟1对、石马5对、石人10对，四门外各有门狮1对，玄武门外另有石马3对⑦。再如玄宗泰陵，朱雀门外神道两侧有望柱1对、翼马1对、鸵鸟1对、石马5对、石人10对，四门外各有门狮1对，玄武门外另有石马1对。乾、定、桥三陵石人均双手拄剑；从泰陵开始，石人改为文东武西，文官秉圭或笏，武官拄剑；并且泰陵武官中还出现了胡人形象⑧。泰陵卜建于开元盛世至中唐转折期，规模宏大，但石刻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中唐以后，诸帝陵石像生内容大体同乾陵、桥陵，但雕饰技艺已大不如前，刀法粗疏，体量亦收小。如文宗章陵，位于富平县城西北约15里天乳山⑨，现存缺头拄剑石人一件，残高1.75米，望柱一件，残高2.6米，远远小于唐初诸陵。
　　王宾像，也叫藩王像或藩酋像，独立于石像生之外，是唐代皇陵前特有的成组石雕像群。昭陵和乾陵的王宾像见于文献记载，昭陵原14尊，乾陵有61尊，像主均为当时少数民族或域外部族首领，穿紧袖衣，腰束带，两手前拱(图5-7)。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崩，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不许”，乃雕其石像置昭陵玄武门。永徽六年(655年)，社尔卒，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⑩。一说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为石人十四，“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11)。除突厥诸可汗外，昭陵王宾像还有薛延陀、吐蕃、吐谷浑、龟兹、新罗、于阗、焉耆、高昌、林邑、婆罗门帝那伏帝等君长。王宾像是唐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诚心拥戴“天可汗”的真实写照。乾陵以后，王宾像仍间或可见，但数量已不多，泰陵、崇陵、庄陵等陵原各有8尊。
　　1974年，在唐肃宗建陵内城门外曾经出土过2件石质十二时俑(12)，其中马首人身俑出土于朱雀门东门狮以东约7米处，猴首人身俑出土于白虎门门狮西南约140米处。这2件石俑不属于石像生范畴，它们被按十二时神所对应的方位有意埋放于陵园内城墙外的地下(马俑出土时伴有砖块等物)，具有一定的风水镇压意义，这类东西在巩义北宋帝后陵宫墙外也有发现(13)。
　　①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第445—44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
　　③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18—419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④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文物》1964年第1期；张建林等：《顺陵陵园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464—465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⑥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⑧马文良：《风流天子今安在——漫话唐明皇及其泰陵》，《渭南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
　　⑨巩启明等：《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3期。
　　⑩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点校本，第13册，第4116页，中华书局，1975年。
　　(11)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95—396页，中华书局，1955年。
　　(12)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
　　(13)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三、唐陵寝宫制度
　　唐陵寝宫是在继承秦汉以来皇陵中寝殿、便殿之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扬光大。各陵寝宫具体建筑规制不详。从《新唐书·礼乐志》和《唐会要》等文献记载来分析，其规模亦不小，应该有宫垣、宫门、大殿等主体建筑，还有宫人居处、厨房、水井等附属设施。贞元十四年(798年)，“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上(唐德宗)亲阅焉”①。考古钻探发现，昭陵寝宫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38.5米，墙基厚约3米，宫城内距北墙47.5米处有一道城墙使北部形成一个夹城。大部分建筑遗迹分布在南侧的宫城内，北侧的夹城内只有一处面积很小的建筑遗迹。宫城内的建筑由南到北共有3组，中间一组东西宽59米、南北长38米，其前面的广场普遍存在较坚硬的踩踏面②。从位置来看，这里应该是寝宫大殿所在。文宗章陵寝宫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约相当于昭陵的一半③。
　　寝宫主要用于供奉墓主每日饮食起居，膳馐如生人。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将葬宪宗于景陵，“殿中省奏：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数，内鱼肉委食，味皆肥鲜，掩埋之后，熏蒸颇极。今请移鱼肉食于下宫，以时进享”④。唐高宗时，还用鹰犬于山陵以供先帝后神魂娱乐，这类东西也安置于寝宫。“开元二年(714年)四月十五日敕：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有乖仪式，无益崇严。其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⑤
　　此外，寝宫还具有收藏先帝先后遗物的功能。唐代皇帝祭陵上寝宫，有进殿省视先帝先后服御玩好之习俗，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谒献陵，“入寝宫，执馔以荐，阅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⑥。又如：“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⑦这些是延续了汉陵便殿的某些功能。
　　和陵园制度一样，唐陵寝宫制度也奠定于昭陵。据《唐会要》记载，长孙皇后入葬玄宫后，在五重石门之外的双栈道上起屋舍，其作用就是留居宫人，用充寝宫。昭陵最初的寝宫是建在陵山上，“昭陵旧寝宫在山上，置来[未]多年，曾经野火烧爇，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贞元十四年(798年)，修各陵寝宫，诏宰相百官议昭陵寝宫处所，多议即瑶台寺行宫作新宫，“上意亦不欲迁移，由是复以山下为定”⑧；另一说则谓：“帝重改先帝制，还宫山颠。”⑨乾陵以后诸陵寝宫多设于山下。下宫距陵的位置一般在五华里左右，泰陵下宫即去陵五里，遗址范围南北长200米、东西宽250米，遗址上有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立《大宋新修唐玄宗皇帝庙碑》一通。
　　除寝宫外，昭陵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⑩，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神游殿亦属继承汉制，乾陵以后不见记载。
　　①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0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②张建林：《昭陵寝宫贵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第405—406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巩启明等：《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3期。
　　④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缘陵礼物”，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8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⑤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缘陵礼物”，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6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⑥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2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⑦明·袁宏道参评、屠隆点阅：《虞初志》卷六，《高力士外传》，影印本，第1页，中国书店，1986年。类似记载亦见于《昭陵志》。
　　⑧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0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⑨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韦彤传》，点校本，第18册，第570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⑩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95页，中华书局，1955年。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