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父子何以要反隋
惠焕章，杨婧
晋阳起兵是李渊父子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棋子，也是反隋的标志性事件。按理来说，作为一名与隋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官僚，李渊是不应该与农民起义军同流合污的。然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呢?
且说隋炀帝不仅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暴君，又是一个色厉内荏的懦夫，这双重性格的结合，时而表现得刚愎自用，时而表现得缺乏自信，而且心胸狭窄，妒贤忌能。对于“隋室旧臣”，隋炀帝很少能做到“始终信任，悔吝不及”，甚至“疏薄骨肉”。杨素在隋代“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其本人又“专以智诈自立，阿谀时主，高下其心”，如此的一个佞臣伺奉炀帝，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可言的。但杨素死后，隋炀帝居然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他还以能诗善吟自矜，经常嫉才害能，“不欲人出其右”，王胄的诗中有名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隋炀帝读后觉得是妙句，便嫉恨地借故杀害了王胄，还无耻地说：“复能做此语耶!”像隋朝著名的重臣高熲、宇文*(左弜右文)、贺若弼等就因为隋炀帝的奢纵而发几句牢骚，就惨遭屠杀。在这样一个暴君的淫威之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行事万分谨慎，惟恐被隋炀帝逮着把柄。李渊、李世民父子生活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难免会有朝不保夕之感。加上隋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在天下大乱的时代，他们势必要铤而走险，乱中图存，这就为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提供了有利动机。
由于礼部尚书杨玄感公开起兵反隋，使得“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而李渊交往颇广，甚有威信，自然也在猜忌之列。正好有一次炀帝召李渊去见他，李渊大概认为亲自去见炀帝凶多吉少，便托疾未去，炀帝大为恼火。当时，李渊有一姓王的外甥在其后宫，炀帝遂问王氏道：“汝舅何迟?”其甥答曰有病。谁料皇帝竟然半咒诅地恶言相问：“可得死乎?”李渊知道此事后，忐忑不安，颇有大祸临头之感，只得以纵酒、纳贿的假相韬晦掩盖自己的危机感。而恰好此时有一个方士对皇帝说：“李氏当为天子”，因而“劝帝尽诛诲内凡李姓者。”隋炀帝嫉恨不已，便诛杀了当时的“门族强盛”李金才家族，这无疑对李渊、李世民父子又是一个不祥之兆。此时的李渊也“自以姓名著于图籙，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甚有坐卧不安之苦。迫于政治形势危急，惟一的出路就是死里求生，投入全国反隋的大洪流中去。
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任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大使，奉命前往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军。他的好友夏侯端颇知“玄象”，秘密劝李渊道：“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忌；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无福，不然者，则诛矣。”这番话无疑是对当时形势和李渊处境的精辟分析。因此，对于夏侯端的劝说，李渊“深然其言”。且说后来李渊称帝后，特地颁布诏令，追赠李金才为“上柱国”，并说：“李氏将兴，天祚有应。”由此可知，李金才被诛事件跟李渊起兵决心的加强，是有必然的联系。
大业十二年，李渊因镇压农民起义军功勋卓著而被提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李渊“以太原黎庶，陶唐旧居，奉使安抚，不谕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此时的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而且“食支十年”，饷粮丰沛，正是李渊叛隋起兵的大好时机。特别是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以后，晋阳一带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许世绪以及崔善为、唐俭等，都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说他起兵。晋阳长姜莫觉察到李渊的动静，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篆，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可见，具有“命世大才”及“霸王”地位的李渊，正是众望所归的人物。
由此可见，李渊父子的反隋行动，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任意活动，而是由隋末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制约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才将李渊父子推上了历史舞台，从而导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成功剧。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