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比“龙种”，批评皇帝叫做“犯龙鳞”，所以历代朝廷上尽管设有谏官，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然而，到了唐太宗时期，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至宰相，下到小吏，甚至宫廷妃嫔，都有人敢于直言进谏。为什么贞观时代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呢?
　　这一点恐怕要从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说起。正如魏征对太宗所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自称是“龙种”的帝王，居然叫臣子们不避犯触“龙鳞”，甚至以实际行动对犯颜者予以嘉许，着实难能可贵。殊不知，这是有特殊的历史原因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汹涌浩荡，是隋朝由盛而衰迅速灭亡的短促行径，不能不给亲眼目睹这幅历史画卷的唐太宗特别深刻的启迪。他时常以隋亡为鉴，多次和大臣、太子谈论舟水之喻，并表现出一种“畏惧”的心情。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正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做明君、暗君?魏征则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又列举秦二世、隋炀帝“偏信”造成“天下大乱”，明君“兼听”就会出现“天下大治”，唐太宗听了心领神会，“甚善其言”。
　　唐太宗又从历史人物和平常事例中深刻体验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性，由此悟出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何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因而他主张依靠群臣，集思广益，兼听纳下，君臣共商国事。因而让谏诤蔚然成风，出现了臣僚们纷纷直言的生动画面。
　　君明，臣易直，敢于提意见，不怕犯逆鳞，然“君明”不仅在于有自知之明，还有有知人之明，此点大概为成大事者必备之才能。唐太宗既能“自知”，又能“知人”，所以其臣子中有很多直言敢谏的刚直之才，最杰出的当推魏征，史称“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后人说魏征堪称天下第一敢谏之能臣，他与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能臣与明君合作的典范。
　　魏征进谏有一大特点，就是敢于直谏犯颜，据理力争，丝毫不留情面，把太宗弄得颇为尴尬。史载：有一年冬天，唐太宗正在玩耍一只漂亮的鹞鸟，远远地望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鸟儿藏在怀中，惟恐被知道了又招来意见。魏征所奏事故久不已，唐太宗无奈只好静听，最后那只鹞鸟竟闷死在衣怀里。
　　然而，作为居位极尊贵的天子、叱咤风云的雄杰唐太宗，平时折节下士，虚心纳谏，有时也难免会对魏征的犯颜直谏恼怒异常。贞观六年三月，一次罢朝后，太宗大骂道：“会须杀此乡巴佬!”长孙皇后一惊，忙问对谁发怒。太宗道：“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规劝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之故也。”太宗听了恍然大悟，遂转怒为喜。由此可见，唐太宗能容人君所不能容，乐于听取别人言之有理的意见，其胸怀和气度，展现出一代圣主明君的风采。
　　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看到一些官员奏事时，呈现一副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言语都颠三倒四，有时会害怕的不知所措。唐太宗深知此点，每当有人上奏时，他总是表现得和颜悦色，还特别强调：“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太宗这番话，无不表明他胸怀宽广、虚心纳谏的明君风度。
　　唐太宗经常强调这样一句话：“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所谓直言忠谏，就是要臣下们务尽忠说，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在唐太宗看来，如果不是“忠诚奉国”之士，怎能有那么多称职如意的谏诤呢?可以说，唐太宗对待谏臣们的态度，是以忠君与否来衡量的。因此，唐初之所以会出现敢于直言“犯龙鳞”的谏臣，大概与唐太宗这一态度不无关系。臣僚们向太宗进谏的次数越多，就证明他对皇帝愈忠诚。可以说，唐太宗这一政策的推行，又有谁不敢向他谏诤呢?
　　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唐太宗，鼓励积极规谏，从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马周、刘洎、张玄素等都是勇气与胆量可嘉的贞观谏臣。在他们的良言规劝之下，才使得“贞观之治”闪烁着特异光彩。
　　由此可见，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才使得贞观时期谏诤风行一时。“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这是对贞观时代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