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光照史册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的里程碑里，是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历史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封建制度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而它又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上面既镌刻着历史的主体——人民的卓越创造，也记载着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的赫赫功业。然而，历时仅仅23年(公元627—649年)的贞观之治，在其统治后期却过早地落下帷幕，使众多历史学家惋惜不已。
　　那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治世”高峰的贞观之治何以未能长久呢?唐太宗君臣整体素质的蜕变固然有其直接因素，但其主要原因却在于封建体制本身固有的矛盾。
　　唐太宗尽管不失为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王朝中的一代帝王，他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时代的和阶级属性局限。由于贞观初年的励精图治，在他治理下的唐王朝，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在一片颂扬声中，太宗便对自己的才能和业绩由欣赏进而陶醉，乃至以为自己功盖古人，无与伦比。在这种居功骄傲心理的促使下，加深了以“人治”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帝有至高无上的终身特权，他的意志既是必须执行的律条，又是不可违拗的法规。他可以“一言兴邦”，也可以“一言丧邦”。封建制说到底就是“人治”，就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中国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无不表现出独断性与随意性，他高居于最高立法者、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的地位，对臣下有“审督责”的绝对权力；但是，臣下却没有约束和监督帝王行为的任何权力。正如李斯所言：“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但自秦汉以来，不少开明君主就设有“廷议”、“朝议”、“封驳”等制度，唐太宗在这方面更是做出了表率，如他提倡“兼听”、“纳谏”、“犯颜直谏”、“面折廷争”、“封还诏书”等举动，一直成为历史的美谈，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帝王在行使最高统治权时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已。这种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的武断、野蛮、狭隘、腐朽的人治，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失去约束。唐太宗尽管与那些昏庸的君主有所不同，但他终究还是封建帝王，既不能逃脱历史的窠臼，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治的奉行者。在太宗执政之时，为了帝位永存和对人民“载舟覆舟”的畏惧，再加上如魏征一些能言敢谏的重臣旁敲侧击，他做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对独断专制等“人治”的消极行为有所节制。但在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面前，在万国来朝的颂扬声中，他便意骄志满起来。
　　可以说，正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存在，封建帝王有权力只发挥个人的权威和力量，以孤家寡人的独断方式去处理朝政。英明帝王犹如唐太宗，在他走向晚年的时候，循着人治的道路，便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抛弃殆尽，不再听信正确的意见，不再注意发挥群体的力量。于是，智囊集团的智慧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扼制，富有活力的政策被中断，君臣之间的信任程度被切除。在这种活力的丧失和惰性增长的气氛下，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可悲地降下了帷幕。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