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文化对日本文化有何影响
惠焕章，杨婧
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渊源流长，特别是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其文化底蕴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开元盛世自不必说，在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49年)，就已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联系密切了。
贞观初年，唐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以日本向唐派“遣唐使”为出发点。日本派来的“遣唐使”规模宏大，组织完整，仪容庄重，他们在中国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回国时将中国文物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一些生产技术输入本国，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当时日本正处于民族政治的阶段，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组织形态还尚未成形。但就在这一年，留学唐朝的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与到唐朝求取佛法的学问僧最澄、空海等人，积极鼓吹及提供隋唐文物典章的参考材料，并取得日本天皇的支持，使得日本史上发生了有名的“大化革新”。在此后历时60年期间，日本政治建设臻于完善，文化方面则追摹隋唐之风，盛极一时。“大化革新”在政治方面仿效的是中国的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百官；规定的五刑、六议、八虐也是唐代五刑、十恶、八议的蜕变，基本上是根据唐律而制定和颁行《大宝律令》；在经济方面，破坏了古老的氏族制，依照隋唐“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班田收授法”。仿唐的这次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土地国有及其分配方法的实施，使日本中央集权制的组织始有基础，封建国家形态取代以前的氏族国家形态，天皇开始被尊奉为国家最高权威。
除此之外，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及饮食、服饰、建筑等无不受唐朝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新都京都及其宫室、寺院等建筑全模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模一样。当时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历经唐贞观时期，日本社会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开始尊崇孔子，并有了释尊的流行，每年春秋两季行释尊之举。孝德天皇在位时(公元749—757年)师范唐高祖及太宗亲幸国子学释尊，并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以为习行，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文化所受唐文化影响极深，平安朝初期约历一个世纪之久，还郁郁绽放着唐王朝的英华，甚至被称之为“贞观文化时代”。唐文化的影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曾任驻日本大使的美国史学家赖世和博士说：“正如北欧诸国文化为地中海文化的支脉一样，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支流。”中国古代进步文化，随着中日交流的多次来往，逐渐生根开花结果，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统一，进而有大和朝廷政权的出现。大化革新，更是为日本从幼稚的氏族政治，改变为仿效中国文化政治的重要转变时期。当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后，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之间，经过某种刺激致使日本人警觉，而被逼不得不谋改革之道，而儒家尊王忠君思想的输入，及隋唐制度的完备，又恰恰为种种改革提供了可靠的准绳。如此以来，可以说，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化，完全摄取了唐代的文化，与日本国有文化相融合，形成“和魂汉才”的局面，这大概是历史学家们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总而言之，贞观文化在一代英主开放思想的统领下，在邻国日本历史上烙下很深的印证，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以其独特的魅力促进了日本的体制改革及社会大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