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政变——叱诧风云的女强人最后失手成千古恨
胡戟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五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武则天，拥戴唐中宗复辟。后来张柬之等五人封王，所以这个事件，史称“五王政变”。
武则天统治末期，原来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比较尖锐的矛盾，由滥刑造成的武则天和她的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李武两姓争夺皇位继承权的矛盾，已因诛杀来俊臣等酷吏和复立庐陵王为太子而缓和下来。那么，为什么又爆发了这次政变?为什么张柬之等人迫不及待地在武则天老病垂危、中宗即将复位的时候，冒险发动这次政变呢?问题就出在二张身上。武则天晚年重用二张，在统治阶级内部酿成新的矛盾冲突，二张的问题成了武则天末年政治斗争的焦点，对立的两派毫不相让，反二张派终于结成一个政变集团，诉诸武力，发动“五王政变”。
政变集团的形成，当溯源于狄仁杰。狄仁杰虽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便死去了，但他生前做宰相时，曾举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等人①，他们都是后来政变的核心人物。虽然不能说狄仁杰当时已有政变意图，但他的行动实际上起了最初的组织作用。
姚崇在政变前四个月出任灵武道大总管时，荐张柬之为相。神龙元年正月他自灵武军还都，与谋政变。姚崇虽不在五王之列，却是个重要的幕后人。
张柬之在长安初年接替杨元琰为荆州长史时，两人已密谈过匡复事②。长安四年十月由于姚崇的推荐做了宰相之后，便大力抓军队，组织政变力量。张柬之是政变的主谋。
参加政变的人，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
一是在太子东宫和相王府供职的，他们是兼检校太子右庶子的宰相崔玄暐，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太子典膳郎王同皎。姚祟多年为相王府长史。职方郎中崔泰之原是东宫旧臣③。
二是在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任职的。这几个部门在酷吏之后，荟萃了一批明于执法的人才，大都是反对二张的。其中参加政变的有当宰相前为秋官侍郎的张柬之，前后为司刑少卿的桓彦范、袁恕己。此外，御史中丞宋璟、监察御史张廷珪、司刑少卿崔昪、殿中侍御史王晙等也是反二张的，但他们在政变时的活动不详。
三是在中央禁卫军任职的。他们是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右羽林卫将军敬晖、杨元琰、李湛、薛思行、赵承恩等。桓彦范亦有羽林将军衔。
政变前夕，他们还联络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则天外家的杨执一、杨睿交及洛州长史薛季昶等人。这一派有不少鄙薄二张、比较正派的官僚，也有受到二张排挤后站过来的。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多投入二张一边。朝臣们是依照各自对二张的态度分派，按对这场斗争前途的预测抉择自己的立足点的。同僚关系是他们结合的主要途径。
至于说到两派对立有无更深刻的阶级阶层差别，那就要探讨一下士族门阀与寒族普通地主的问题。
士族门阀在南北朝后期已趋没落，在唐朝虽还作为一个流传很广的术语使用，特别是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中，在婚姻关系中，还比较讲究门第，但由于它已丧失了昔日的经济政治特权，转而强调当朝官爵高下，已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圈子。不过其传统的优越感，文化素养，高自标置的礼法门风还保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显示出与一般寒族庶人的区别。
政变集团和二张集团之间有这样一些差异：政变集团成员多出身门阀，比较重视政治才干，作风比较检点，而二张的出身应列入寒族，这一派多文学之士，重文词，生活作风浮华放浪，笼统而言，似乎政变集团具有较多的门阀特征，二张一方则带有较浓的普通地主色彩。然而，在这些方面双方也有交叉或相通之处。从更引人注目的仕途来看，双方都有不少人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除了二张派的人进士的比例稍大些，反二张派的人明经出身的比例稍大一些，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别之外，两派都走着主要靠科举而不是门荫进身的道路。
总而言之，政变时对立的两个集团的结合，是在争权和倾轧中的政治联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宜的结党分派，各人是以自己对二张政治态度的向背决定去从的。我们强调对二张的态度而不是对武则天的态度或对太子李显的态度，是因为用对后二者的态度来区分两派不够准确。他们的结党和斗争并不具有更深刻的门阀地主同普通地主两个阶层对立的意义，并没有大官僚贵族集团和中小地主官僚集团对立的意义，更没有新旧地主集团同商人集团、城市劳动者之类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对立的意义，也谈不上他们在政见上有什么不同。自然也应注意到五王政变集团带有若干门阀特征，这是历史条件打上的烙印。门阀性的思想社会因素在双方的对立和结党中或许有过一些作用，但决不是对立的决定因素，不是结党的主要原因。
“长安晚岁，孽竖弄权，阴兴篡夺之心，将肆虔刘之虐”。④“于时外戚干政，内嬖握权，将假中闱，图危冢嗣”。⑤长安四年末，武则天病重，朝廷的形势顿时紧张，问题一下子集中到继承人上。尽管二张根本没有觊觎皇位的资格，很难说他们是否“欲作乱，将图皇太子”，但张氏兄弟确实不能不担心武则天一旦死去，自己失去靠山后的处境，因此“引用党援，阴为之备”。洛阳城里风风雨雨地谣传“易之兄弟谋反”。当时武则天累月不见宰相，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居中用事”，这使朝臣们心神不安，不知二张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既然二张“入阁侍疾，潜图逆乱”⑥成为定论，于是有崔玄暐出面请武则天用太子相王“侍汤药”之议，要求“不令异姓出入”⑦，也就是要从宫中逐出二张。但这一手没有成功，政变就很快提上日程了。
政变的组织工作在长安四年十月张柬之做宰相后特别加紧地进行着。他首先抓军队，把杨元琰、桓彦范、敬晖、李湛四人安插到禁军中，又把“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争取过来，这样就有了决胜的把握。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姚崇回到洛阳，参与密谋。桓彦范和敬晖秘密地给太子通了消息。至此一切准备就绪，乘武则天卧病不起，发动了政变。
玄武门是“形势要害之地”，这在洛阳和长安是一样的。政变部队顺利拿下玄武门，突入宫中，二张一伙没能作什么反抗就俯首伏法了。政变的参加者通乐府果毅刘庭训的墓志铭记述这一事件道：“小贼张易之恃宠凭陵，因为叛梗，逞不臣之计，有无君之心。公翼奉圣躬，亲当矢石，斯须之际，遽从枭首。”⑧
政变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也清楚地表现着反二张的性质。张柬之动员禁军头领李多祚参加政变时说的是“大帝之子见在宫中，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于将军”。⑨王同皎、李湛将政变计划密陈太子时说的也是“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南衙执事刻期诛之”。⑩政变队伍自玄武门“斩关而入”，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抓到张易之、张昌宗，当下就把他俩杀了。这时张柬之向武则天解释他们的行动，只是“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11)随即又杀了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把二张的党羽宰相韦承庆、房融以及崔神基、李峤、阎朝隐、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贬流外地。政变达到了诛除二张势力的预期目的。
政变次日，以武则天名义下《命皇太子监国制》(12)。第三天武则天传位于太子，第四天唐中宗复位。政变在没有造成大的惊扰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完全成功了。
武则天在自己统治的末期调整了政策，旧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了。在那时，无论是太子李显，还是政变集团中的主要角色，都和武则天有了比较好的关系，武则天主要因为是二张的保护者——当然也是太子李显马上登基的障碍——所以在政变中被请下台了。这位在半个世纪政治斗争中的常胜者，终于没有逃脱悲剧性的结局。
①《唐会要》卷75《选部下·藻鉴》，《册府元龟》卷324《宰辅部·荐贤》。
②《旧唐书》卷185下《杨元琰传》。
③《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郡开国公上柱国崔公(泰之)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
④《唐成王李仁墓志》，载《西安郊区隋唐墓》。
⑤《崔泰之墓志铭》。
⑥《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
⑦《册府元龟》卷351《宰辅部·公忠》。
⑧《刘庭训墓志》，石存河南开封博物馆碑林。
⑨《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
⑩《新唐书》卷191《王同皎传》。
(11)《资治通鉴》卷207。
(12)《唐大诏令集》卷30，并见《全唐文》卷95。
武则天统治末期，原来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比较尖锐的矛盾，由滥刑造成的武则天和她的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李武两姓争夺皇位继承权的矛盾，已因诛杀来俊臣等酷吏和复立庐陵王为太子而缓和下来。那么，为什么又爆发了这次政变?为什么张柬之等人迫不及待地在武则天老病垂危、中宗即将复位的时候，冒险发动这次政变呢?问题就出在二张身上。武则天晚年重用二张，在统治阶级内部酿成新的矛盾冲突，二张的问题成了武则天末年政治斗争的焦点，对立的两派毫不相让，反二张派终于结成一个政变集团，诉诸武力，发动“五王政变”。
政变集团的形成，当溯源于狄仁杰。狄仁杰虽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便死去了，但他生前做宰相时，曾举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等人①，他们都是后来政变的核心人物。虽然不能说狄仁杰当时已有政变意图，但他的行动实际上起了最初的组织作用。
姚崇在政变前四个月出任灵武道大总管时，荐张柬之为相。神龙元年正月他自灵武军还都，与谋政变。姚崇虽不在五王之列，却是个重要的幕后人。
张柬之在长安初年接替杨元琰为荆州长史时，两人已密谈过匡复事②。长安四年十月由于姚崇的推荐做了宰相之后，便大力抓军队，组织政变力量。张柬之是政变的主谋。
参加政变的人，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
一是在太子东宫和相王府供职的，他们是兼检校太子右庶子的宰相崔玄暐，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太子典膳郎王同皎。姚祟多年为相王府长史。职方郎中崔泰之原是东宫旧臣③。
二是在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任职的。这几个部门在酷吏之后，荟萃了一批明于执法的人才，大都是反对二张的。其中参加政变的有当宰相前为秋官侍郎的张柬之，前后为司刑少卿的桓彦范、袁恕己。此外，御史中丞宋璟、监察御史张廷珪、司刑少卿崔昪、殿中侍御史王晙等也是反二张的，但他们在政变时的活动不详。
三是在中央禁卫军任职的。他们是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右羽林卫将军敬晖、杨元琰、李湛、薛思行、赵承恩等。桓彦范亦有羽林将军衔。
政变前夕，他们还联络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则天外家的杨执一、杨睿交及洛州长史薛季昶等人。这一派有不少鄙薄二张、比较正派的官僚，也有受到二张排挤后站过来的。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多投入二张一边。朝臣们是依照各自对二张的态度分派，按对这场斗争前途的预测抉择自己的立足点的。同僚关系是他们结合的主要途径。
至于说到两派对立有无更深刻的阶级阶层差别，那就要探讨一下士族门阀与寒族普通地主的问题。
士族门阀在南北朝后期已趋没落，在唐朝虽还作为一个流传很广的术语使用，特别是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中，在婚姻关系中，还比较讲究门第，但由于它已丧失了昔日的经济政治特权，转而强调当朝官爵高下，已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圈子。不过其传统的优越感，文化素养，高自标置的礼法门风还保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显示出与一般寒族庶人的区别。
政变集团和二张集团之间有这样一些差异：政变集团成员多出身门阀，比较重视政治才干，作风比较检点，而二张的出身应列入寒族，这一派多文学之士，重文词，生活作风浮华放浪，笼统而言，似乎政变集团具有较多的门阀特征，二张一方则带有较浓的普通地主色彩。然而，在这些方面双方也有交叉或相通之处。从更引人注目的仕途来看，双方都有不少人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除了二张派的人进士的比例稍大些，反二张派的人明经出身的比例稍大一些，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别之外，两派都走着主要靠科举而不是门荫进身的道路。
总而言之，政变时对立的两个集团的结合，是在争权和倾轧中的政治联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宜的结党分派，各人是以自己对二张政治态度的向背决定去从的。我们强调对二张的态度而不是对武则天的态度或对太子李显的态度，是因为用对后二者的态度来区分两派不够准确。他们的结党和斗争并不具有更深刻的门阀地主同普通地主两个阶层对立的意义，并没有大官僚贵族集团和中小地主官僚集团对立的意义，更没有新旧地主集团同商人集团、城市劳动者之类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对立的意义，也谈不上他们在政见上有什么不同。自然也应注意到五王政变集团带有若干门阀特征，这是历史条件打上的烙印。门阀性的思想社会因素在双方的对立和结党中或许有过一些作用，但决不是对立的决定因素，不是结党的主要原因。
“长安晚岁，孽竖弄权，阴兴篡夺之心，将肆虔刘之虐”。④“于时外戚干政，内嬖握权，将假中闱，图危冢嗣”。⑤长安四年末，武则天病重，朝廷的形势顿时紧张，问题一下子集中到继承人上。尽管二张根本没有觊觎皇位的资格，很难说他们是否“欲作乱，将图皇太子”，但张氏兄弟确实不能不担心武则天一旦死去，自己失去靠山后的处境，因此“引用党援，阴为之备”。洛阳城里风风雨雨地谣传“易之兄弟谋反”。当时武则天累月不见宰相，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居中用事”，这使朝臣们心神不安，不知二张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既然二张“入阁侍疾，潜图逆乱”⑥成为定论，于是有崔玄暐出面请武则天用太子相王“侍汤药”之议，要求“不令异姓出入”⑦，也就是要从宫中逐出二张。但这一手没有成功，政变就很快提上日程了。
政变的组织工作在长安四年十月张柬之做宰相后特别加紧地进行着。他首先抓军队，把杨元琰、桓彦范、敬晖、李湛四人安插到禁军中，又把“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争取过来，这样就有了决胜的把握。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姚崇回到洛阳，参与密谋。桓彦范和敬晖秘密地给太子通了消息。至此一切准备就绪，乘武则天卧病不起，发动了政变。
玄武门是“形势要害之地”，这在洛阳和长安是一样的。政变部队顺利拿下玄武门，突入宫中，二张一伙没能作什么反抗就俯首伏法了。政变的参加者通乐府果毅刘庭训的墓志铭记述这一事件道：“小贼张易之恃宠凭陵，因为叛梗，逞不臣之计，有无君之心。公翼奉圣躬，亲当矢石，斯须之际，遽从枭首。”⑧
政变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也清楚地表现着反二张的性质。张柬之动员禁军头领李多祚参加政变时说的是“大帝之子见在宫中，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于将军”。⑨王同皎、李湛将政变计划密陈太子时说的也是“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南衙执事刻期诛之”。⑩政变队伍自玄武门“斩关而入”，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抓到张易之、张昌宗，当下就把他俩杀了。这时张柬之向武则天解释他们的行动，只是“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11)随即又杀了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把二张的党羽宰相韦承庆、房融以及崔神基、李峤、阎朝隐、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贬流外地。政变达到了诛除二张势力的预期目的。
政变次日，以武则天名义下《命皇太子监国制》(12)。第三天武则天传位于太子，第四天唐中宗复位。政变在没有造成大的惊扰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完全成功了。
武则天在自己统治的末期调整了政策，旧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了。在那时，无论是太子李显，还是政变集团中的主要角色，都和武则天有了比较好的关系，武则天主要因为是二张的保护者——当然也是太子李显马上登基的障碍——所以在政变中被请下台了。这位在半个世纪政治斗争中的常胜者，终于没有逃脱悲剧性的结局。
①《唐会要》卷75《选部下·藻鉴》，《册府元龟》卷324《宰辅部·荐贤》。
②《旧唐书》卷185下《杨元琰传》。
③《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郡开国公上柱国崔公(泰之)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
④《唐成王李仁墓志》，载《西安郊区隋唐墓》。
⑤《崔泰之墓志铭》。
⑥《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
⑦《册府元龟》卷351《宰辅部·公忠》。
⑧《刘庭训墓志》，石存河南开封博物馆碑林。
⑨《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
⑩《新唐书》卷191《王同皎传》。
(11)《资治通鉴》卷207。
(12)《唐大诏令集》卷30，并见《全唐文》卷95。
武则天本传/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