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将关中地区洞室墓与陇山地区于家庄、杨郎墓地进行对比发现，虽同为洞室墓，两地区洞室墓仅构造相似，在平面形制、葬具的有无、墓主的头向与葬式、墓主在洞室内的位置、随葬品的种类与放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应是北方游牧地区的洞室墓及其葬俗传入关中后，顺应当地传统埋葬习俗发生了相应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 洞室墓 封门板 埋祭仪式 子家庄墓地 杨郎墓地
　　考古发现证实，洞室墓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构造与当时的窑洞式民居相似。学界认为洞室墓是草原地带特有的墓制，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以及西伯利亚一带。关中地区属于农耕地带，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一直盛行竖穴墓，然而到了战国时期，洞室墓突然大量涌现，这种现象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往对洞室墓的研究，多为型式分类，或将其与俄罗斯、我国甘青地区的洞室墓资料进行比较，推断其出现的时间、背景，这些研究所用考古资料均与关中地区相隔较远。上世纪八十年代，距离关中地区最近的甘肃陇山地区发现了两个北方游牧文化的墓地，时代均属春秋战国时期，共有69座墓葬资料见诸报告，因而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关中地区的洞室墓。本文将通过讨论上述两地区洞室墓各自的特点，明确它们之间的异同，诠释外来文化因素传入秦地后的变异，并追溯变异产生的原因。
　　一、关中地区的洞室墓
　　(一)关中洞室墓研究史
　　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其来源、出现时间、形制分类。
　　“洞室墓”的挖掘方法，要先挖一竖穴墓道，再从竖穴一侧壁面横向掏挖一墓穴。王仲殊在研究汉墓时，将这种地下式横穴墓命名为“洞室墓”[1]。较早曾有种观点认为洞室墓是由战国晚期秦竖穴墓中的壁龛发展而来的新墓制[2]，后来，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北地区即已存在相同墓制。战国中期以后秦地出现的洞室墓，是受西北地区民族墓制的影响[3]。一直以来，学界以有无斜坡墓道来区分秦、汉墓，自上焦村秦墓发掘后，方知带斜坡墓道洞室墓至少从秦代即已存在，这种墓制应是由甲字型墓的墓道变化而来[4]。
　　洞室墓出现于秦地的时期，目前学界存在战国早期以及中期说[5]。洞室墓的扩散是在战国晚期，随着秦对六国的兼并步伐，逐步波及关东诸国[6]。主中期说学者认为，战国时代中期后半洞室墓出现于关中地区，西安、大荔地区的时间最早，而洞室宽度与竖穴墓道宽度相同的洞室墓多数时代可晚至西汉早期[7]。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西汉时期的洞室墓源于战国晚期秦的洞室墓[8]。韩建业在《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一文中笼统提到，关中地区洞室墓的特点与竖穴墓一致，应将其单独划为“秦传统”洞室墓。但该文并未展开具体分析比较[9]。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西安半坡墓地发掘报告曾对洞室墓资料进行型式分类，依其平面形态将洞室墓分为三种型式(图一)[10]。该分类影响深远，故详细介绍如下。Ⅰ式：竖穴墓道底部长边一侧的土壁上有一横长的洞室，竖穴方向与洞室平行。Ⅱ式：竖穴墓道底部长边一侧的土壁上有一纵长的洞室，竖穴方向与洞室垂直。Ⅲ式：竖穴墓道底部短边一侧的土壁上有一纵长的洞室，竖穴与洞室在一条直线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伟先生在整理凤翔秦墓时，参考上述分类，将半坡Ⅰ、Ⅱ、Ⅲ式分别命名为“平行式”、“垂直式”、“直线式”，并提出“直线式”依洞室与墓道宽度的不同，还可细分为3个亚型：①洞室宽度小于竖穴墓道宽度；②洞室宽度与竖穴墓道宽度相同；③洞室长宽度均大于竖穴墓道[11]。Ⅰ式、Ⅱ式时间上较早，Ⅲ式的直线式盛行于战国晚期—秦代，III③形态的洞室墓则出现于秦代—西汉初期[12]。后来，滕铭予先生据洞室在竖穴墓道长、短边的不同，将洞室墓分为A、B两大类型，亦即Aa式、Ab式、BⅠ、BⅡ式，Aa式、Ab式分别相当于韩氏分类的平行式(半坡Ⅰ式)、垂直式(半坡Ⅱ式)，而其BⅠ、BⅡ式则分别相当于韩氏分类的直线①式、直线②式[13]。
　　鉴于目前关中地区发掘报告中的洞室墓分类多依照韩氏方法进行，为方便起见，本文亦沿用韩氏分类法。
　　(二)关中典型洞室墓举例
　　迄今为止，关中地区见诸报告的洞室墓已有五百余座。其中西安半坡墓地101座，西安临潼上焦村墓地6座[14]，咸阳黄家沟墓地28座[15]，咸阳任家嘴墓地11座[16]，咸阳塔儿坡墓地281座[17]，临潼刘庄墓地5座[18]，凤翔高庄墓地21座[19]，凤翔高庄野狐沟墓地2座[20]，凤翔八旗屯墓地1座[21]，凤翔八旗屯西沟道墓地6座[22]，凤翔西村墓地1座[23]，凤翔黄家庄墓地16座[24]，宝鸡晁峪1座[25]，宝鸡凤阁岭建河2座[26]，陇县店子墓地14座[27]，陇县韦家庄1座[28]，大荔朝邑墓地15座[29]，蓝田泄湖墓地2座[30]，等等。现选择比较典型的墓地及洞室墓分析如下。
　　半坡墓地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浐河东岸的河谷二级台地上。1954—1957年，中科院考古所半坡工作队在发掘仰韶文化遗址时，清理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有112座，其中竖穴墓仅11座，余101座皆为洞室墓。Ⅰ式(平行式)89座，Ⅱ式(垂直式)10座，Ⅲ式(直线式)2座。洞室底部做长方形，顶部呈拱形，形如窑洞。少数洞室内壁壁面或角隅处有壁龛，放置随葬陶器或食肉。有些墓洞室入口发现封门痕迹，用材为板条(14座)或粗树枝(2座)的编织物。葬具均为木棺，未发现木椁。直肢葬5座，屈肢葬104座。直肢葬墓中西头向3个，北头向2个；屈肢葬墓中西头向79个，北头向14个，南头向10个，东头向1个。随葬器物或食肉的墓共67座，有45座墓无任何随葬品，随葬器物多为2至3件。有的棺材上部一端或壁龛内发现食肉的碎骨，应是当时埋祭死者时的祭肉。
　　1976年，西安市临潼上焦村墓地发掘了8座秦墓，其中6座是斜坡墓道洞室墓，均由斜坡墓道、方形墓坑、洞室、壁龛4部分构成。洞室位于方形墓坑东壁正中。壁龛高度几与洞室的天井平行。洞室入口有封门板，封门板为一木制方框，框中7枚木板纵向排列。M11墓主葬式为直肢葬，经人骨鉴定该墓主为女性。墓主西头向，头部朝向墓道。头侧壁龛内放有铜、陶、漆器等随葬品及牛头骨，棺与墓道之间置有种类不明的动物骨和陶罐。据报告提供的M11、M18平面图看，两墓墓道宽均大于墓室宽，均属直线①式。
　　1977年，雍城考古队在凤翔高庄墓地发掘了21座洞室墓，据发掘报告，除6座时代不明外，余皆在战国中期至秦代。洞室墓形制仅有平行式以及直线②、③式。洞室与竖穴墓道交接处多有封门槽，宽度窄的8～10厘米，宽的50～60厘米，以板材或圆木封门。约一半洞室墓的葬式为屈肢葬。该墓地洞室墓普遍使用棺椁，大多一棺一椁，少数单棺。直线②、③式洞室墓大多随葬铁釜，此外常见剑、锯、凿、刀子等铁器随葬。鉴于中原地区铁釜的普及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因此，综合考虑铁器的普及、出土陶器形制以及普遍使用棺椁等因素，报告定在战国晚期—秦代的部分直线③式墓，时间或可晚至西汉早期[31]。
　　1979年，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南指挥公社野狐沟墓地清理了2座洞室墓，均为直线①式。报告根据M1出土刻铭铜鼎、M2出土陶鼎的型式，将两墓时代定在战国晚期。两墓形制相同，下面以M2为例简介其结构。如图二所示，M2墓道断面略呈倒梯形，开在墓室西边，上口长4.8、宽3.6、下口长3.5、宽2.4米。墓道西北角的北壁、西壁上各挖一行三角形脚窝。墓道北、西、南三壁正中距底部高约1.25米处，各挖一三角形小龛，龛内均放置一灰黑色陶钵，内残留木炭灰和小块木炭。六块长条形木板将墓门严密封闭。门内有一生土台，放置漆器等随葬品及牺牲祭品。墓室为土洞拱顶，长3.2、宽1.24、高1.79米。墓室内南北两壁壁底均开一小龛，北壁小龛长88、高40、深36厘米，内置陶罐3件。墓室内有木棺一具，棺长2、宽1.02米。骨架已朽，由残痕可知为屈肢葬。
　　咸阳市塔儿坡墓地共有战国晚期—秦代墓葬381座，排列密集，相互间几无打破关系。洞室墓有281座，其中238座为直线式，66座为平行式。从报告提供的图例看，238座直线式洞室墓几乎均属洞室宽小于墓道宽的直线①式，其中仅82座墓有封门痕迹，而平行式洞室墓中仅27座墓有封门痕迹。多数洞室墓在墓室内(少数在墓道内)两侧或一侧壁底开一小龛，龛内放置罐、盆、盂等物。多数随葬品放在死者头前的墓室入口，一般为3至5件，极少数无随葬品。大多头部朝向墓道。葬式以屈肢葬居多，多数四肢蜷曲较甚，少数下肢微曲。直肢葬较少。除2座棺痕不清、3座无棺外，余276座均有木棺一具。有的棺下架两根方或圆形枕木。
　　陇县店子墓地共有224座秦墓，洞室墓仅14座，余皆为竖穴墓。洞室墓形态有平行式(4座)、直线式(10座)两种，且以墓道宽大于洞室宽的直线①式居多。少数洞室墓有圆木封门痕迹。部分洞室墓墓道或洞室底部平铺卵石一层，卵石上有两条间隔一定的圆木，起到支撑葬具的作用。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洞室墓主要有以下特点：
　　1.平面形制。平行式、垂直式、直线①式各类洞室墓在西安地区几乎同时出现。平行、垂直式主要见于战国中期后半至战国晚期；洞室长宽均大于竖穴墓道的直线③式多见于秦代及西汉早期。
　　2.洞室底部稍高于竖穴墓道或两者齐平。
　　3.葬具。大多有木制的单棺，无棺的极少。晚期的大多棺椁俱备。
　　4.有的墓道或洞室底部平铺卵石，棺下架两根方或圆形枕木。
　　5.封门板。洞室入口大多有封门板，晚期较早期普遍。
　　6.葬式。早期以屈肢葬居多，兼有少数直肢葬，时代越晚直肢葬越多。
　　7.头部朝向。大多头部朝向墓道，脚朝向墓道的极少。
　　8.随葬品。大多有2～3件陶器随葬，少数无随葬品。
　　9.埋祭仪式。将葬具放入洞室之前和之后，均有相关埋祭仪式。
　　二、陇山地区的洞室墓
　　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固原县彭堡乡于家庄墓地发掘了20座墓葬[32]。其中洞室墓16座，竖穴墓4座。墓葬头向在20～107度之间，可辨葬式的均为直肢葬。这些洞室墓的平面形态有“凸字型”、“日字型”、“刀型”三大类别(图三)。“凸字型、“日字型”墓的共同点是都在竖穴墓道底部的短边一侧墓壁挖一纵长的洞室，竖穴与洞室在一条直线上，不同之处仅在于“凸字型”洞室的宽度小于竖穴墓道宽度，“日字型”墓洞室的宽度与竖穴墓道的宽度几乎相同。“刀型”墓，是因墓葬平面形态与菜刀类似而得名。保存状态良好的15座洞室墓中，“凸字型”墓7座，“刀型”、“日字型”墓各4座。此外，据人骨鉴定结果，“日字型”墓的墓主均未成年。随葬品均在洞内人骨的两侧。随葬的牛、马或羊头骨、颌骨或蹄骨多置于墓道近墓室一侧。该墓地随葬品有铜、铁、金、银、玉、骨、陶、石、玛瑙等多种质料。铜器多达673件，器形有北方式青铜短剑、刀子、戈、矛、鹤嘴斧(管銎斧)、马衔、饰牌、饰件等。陶器仅7件，均为手制的素面夹砂红陶单、双耳罐，器表普遍有烟炱痕。几乎所有墓葬均有大量牛、马、羊头骨或肢、蹄骨随葬，多则185件(M4)，少则2件(M18)。报告据该墓地出土青铜车马器、陶器的形制，将墓地使用时期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杨郎墓地位于宁夏固原县杨郎乡，距于家庄墓地仅十余公里[33]。1989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博物馆在这里发掘了49座墓葬，其中洞室墓28座，竖穴墓1座，20座因扰乱形态不明。洞室一般开在墓道东壁或北壁，居正中或偏于一角。洞室为长方形，弧顶，底部多呈斜坡状，里端低外端高，最大倾角达32°。洞室底部多低于墓道底部，延伸至洞口外。人骨架均脚朝向墓道，少数骨架全部在洞室内，多数下肢在洞室外墓道中。竖穴墓墓主的人骨经鉴定为未成年人。这些墓葬几乎均为北、东头向(20～120度)。可辨葬式的16座墓均为直肢葬。所有墓均随葬牛、马或羊头骨，多则54件(ⅢM3)，少则4件(ⅠM8)。该墓地随葬遗物较丰富，有铜、铁、金、银、玉、骨、陶、石等多种质料。铜器多达743件，有短剑、刀子、戈、矛、镞等武器以及工具、马具、饰牌，陶器仅6件，均为素面夹砂红褐的陶单、双耳罐。报告将墓地时代定在春秋早期—战国晚期[33]。鉴于杨郎墓地随葬品中有铁器，而于家庄墓地则不见铁器随葬，于家庄墓地的时间比杨郎墓地要稍早[34]。
　　两相比较可知，杨郎、于家庄两墓地有如下共同点：
　　1.洞室墓的平面形制有“凸字型”(相当于关中地区的“直线①式”)、“日字型”(相当于关中地区的“直线②式”)、“刀型”三种形态。
　　2.洞室底部稍低于竖穴墓道，洞室及墓道边壁不很齐整。
　　3.墓主均为直肢葬，大多下肢在墓道中，脚部均朝向墓道。
　　4.所有墓主均有大量马、牛、羊等家畜头骨或肢、蹄骨随葬。
　　5.随葬品。多见北方系青铜器以及铜制的马具、饰件；陶器极少，均为单、双耳罐，且均有使用痕。
　　6.均无木制的棺椁等葬具。
　　三、观察与认识
　　(一)关中地区出现洞室墓的历史背景
　　西周以来诸戎长期活动于泾洛之间，而春秋时期的西戎诸部族主要在陇山地区、泾水上游的甘肃庆阳地区一带活动。于家庄、杨郎墓地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春秋晚期，宁夏固原地区就已经出现洞室墓，它应是当地固有的一种埋葬习俗，当地流行洞室墓的时间比关中地区要早。
　　秦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戎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匈奴列传》、《史记·秦本纪》中都有记载。如《史记·秦本纪》穆公37年(前622)，“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覇西戎”。《史记·匈奴列传》又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史记·秦本纪》还有秦惠文王(前337—前311年在位)时期，“抜义渠二十五城”，“县义渠”；昭王(前306—前251年在位)时期，“遂起兵伐残义渠”等等。据此可知，自春秋中期始，各代秦王耗时数百年，陆续将西戎各部族的活动区纳入秦国版图，战国晚期以后，西北地区诸戎部族完全归附于秦。
　　上述地区诸戎部族的一些人后来移民到了秦都雍城周边地区，有考古发掘资料为证。例如在凤翔西村墓地，北头向的79M17是该墓地唯一的一座洞室墓；同为北头向的西村79M66，随葬有双耳袋足鬲。而洞室墓、北头向、双耳袋足鬲均为西北、北方地区戎狄文化的主要特征。再如宝鸡益门村2号墓，完全不见青铜礼器以及仿铜陶礼器，长仅3米的墓坑内出土了金、玉、铁等材质的精美随葬品二百余件。大量随葬金器是北方游牧地区的习俗，有学者据此推断，2号墓是归属于秦的戎王之墓[35]。发掘报告将该墓年代定在春秋晚期前段[36]，而秦穆公霸西戎正值春秋晚期。由此可见，戎族上层移民们在秦国的生活很优裕，或许他们还拥有过与其财富相当的、较高的社会地位。
　　战国中晚期出现于关中地区并日渐流行的洞室墓，无疑是这些戎族移民带来的。而战国晚期之后江汉地区突然出现的动物头骨随葬风习，同样也和北方游牧区移民的流入有关[37]。戎族移民们在他们的关中新家园沿用祖辈相传的丧葬习俗，但这些举动却成为秦地传统丧葬制度的变革契机，并由此引发了秦墓头向、葬式、墓制的一系列变革。
　　(二)关、陇两地区洞室墓的异同
　　对比关、陇两地区洞室墓的各方面要素，其异同点大概可归纳为11条：
　　1.平面形制。陇山地区常见的“凸字型”、“日字型”洞室墓，分别相当于关中地区的“直线①式”、“直线②式”洞室墓。但其“刀型”洞室墓绝不见于关中地区，而关中的平行式、垂直式洞室墓，亦不见于陇山地区。
　　2.洞室墓的制作。陇山地区的洞室墓大多较粗制，边壁不齐整，而关中地区的普遍很规整。
　　3.陇山地区洞室底部稍低于竖穴墓道，而关中洞室底部稍高于竖穴墓道或两者齐平。
　　4.陇山地区洞室墓一概无棺椁葬具，而关中地区的洞室墓普遍有木棺一具。战国中期，关中地区塔儿坡、半坡等墓地有少数无葬具、无任何随葬品的洞室墓，而晚期的墓葬大多棺椁俱备。
　　5.随葬品。陇山地区洞室墓常随葬动物头骨、马具、铜制带饰等，而关中地区则主要随葬陶制明器或日用陶器。
　　6.头向。陇山地区洞室墓的墓主一律头部朝向洞室后壁，脚朝向竖穴墓道，而关中地区洞室墓墓主几乎均是头朝竖穴墓道，与陇山地区恰好相反。
　　7.葬式。陇山地区洞室墓均为直肢葬。而关中地区兼有屈、直肢葬，时代越晚直肢葬越多。
　　8.墓主在洞室内的位置。陇山地区大多洞室窄小，通常是墓主的上半身在洞室内，下半身在竖穴墓道中。而关中地区通常是墓主的全身都在宽敞的洞室内。
　　9.封门。陇山地区洞室墓均未见封门痕迹，关中洞室墓则大多有用板材、圆木或粗树枝做的封门板，且时代越晚封门越普遍。
　　10.关中地区部分洞室墓在墓道或洞室底部平铺卵石，棺下架两根方或圆形枕木。这种现象不见于陇山地区。
　　11.埋祭仪式。关中有洞室墓在洞室入口摆放陶器以及少量的牲肉祭品，封门板内或外侧设有专供祭祀的土台或龛坑，有的棺盖上发现埋祭时留下的碎骨(祭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下葬时将死者的腿脚先放进洞室，然后在洞室的入口处，即死者的头前进行祭奠。也就是说，将棺木放入洞室前、后，均有相关的埋祭仪式。而类似迹象在陇山地区却完全没有发现。
　　四、结语
　　如上所述，虽同为洞室墓，但关、陇两地区洞室墓仅构造相似，在平面形制、葬具的有无、墓主的头向与葬式、墓主在洞室内的位置、随葬品的种类与放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关中地区洞室墓不见动物头骨随葬，是因为这里向来农业发达，畜牧业相对薄弱，没有大量的家畜可以用来随葬，于是，日用陶器自然成为动物头骨的替代品。另外，关中地区一直盛行竖穴墓，历来有使用棺椁葬具，并将死者放置其中的习惯，这应是关中洞室墓有别于陇山洞室墓而普遍有葬具的根本原因。相较于关中地区大多数棺椁、随葬品俱备的洞室墓，半坡、塔儿坡等墓地一些无棺、无随葬品的洞室墓虽属少数，但恰是它们较多地保留了洞室墓原有的传统。
　　关中洞室墓墓主头朝墓道以及洞室入口处祭祀场所的存在，应均与椁仪式有关。春秋时期的关中秦墓，在将棺椁放入墓坑后，填土埋葬前，通常要举行相关的埋祭仪式，并将石圭等置于棺椁或二层台上。然而，这一传统风习在战国中期后消失了，与此同时，竖穴墓也逐渐被洞室墓所取代。于是，一个适应洞室墓构造的、新的祭奠仪式应运而生。正如我们在凤翔野狐沟M1看到的，洞室入口的封门板内有一鼎，外有一堆兽骨，显然是祭祀所用。笔者以为，正是由于有这个与死者最后告别的仪式，墓主生前与外界进行情感、语言交流最重要的身体部位——头部，才有必要朝向墓道，朝向在那里操办葬礼的亲属。
　　两地区洞室墓之所以仅形式相似，内容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应是北方游牧地区的洞室墓及其葬俗传入关中后，顺应当地传统埋葬习俗发生了相应变化的结果。秦人在接受洞室墓这一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将其加以改造，更多地融入了原本属于竖穴墓的要素。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中地区的洞室墓，兼具北方文化以及中原文化传统，凸显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巧妙融合。
　　注 释
　　[1] 王仲殊：《秦汉考古》，《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业务人员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2] 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3] (日)高浜侑子：《中国古代における洞室墓》，《青山史学》199之年第13号。
　　[4] 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5] 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6] 同[2]。
　　[7] 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8] 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9] 韩建业：《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10]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11] 同[4]。
　　[12] 同[3]。
　　[13] 同[7]。
　　[14] 秦俑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5] 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嘴秦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1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临潼刘庄战国墓地调查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19] 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20] 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9期。
　　[21]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22]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96年第3期。
　　[23] 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先秦考古)2002年增刊。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东周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26] 王红武、吴大焱：《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博》1980年第9期。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28] 宝鸡市考古队：《陕西陇县韦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29] 陕西省文管会、大荔县文化馆：《朝邑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辑。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2期。
　　[31] 同[7]。
　　[3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3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34] (日)宫本一夫：《隴山地域青铜器文化の変遷とその特徴》，《史淵》第139辑，2002年。
　　[35] 陈平：《试论宝鸡益门村二号墓短剑及有关问题》，《考古》1995年第4期。
　　[36] 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37] 陈洪：《也谈睡虎地墓地使用者的族属》，《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壹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