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全国共有三处兵马俑，即1965年发现的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以下简称“咸俑”)；1974年发现的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以下简称“秦俑”)；1984年发现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以下简称“徐俑”)。这三批兵马俑性质相同，皆为陵墓之陪葬品；然其埋葬方式、俑坑建筑、俑群放置、俑种排列、陶俑种类、陶俑形制及其发展动态、陶俑制作工艺和彩绘等多有不同。本文就秦汉兵马俑之间的共同与差异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俑坑概况
　　秦俑系秦始皇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秦始皇陵的东侧。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条直线。秦俑由四个俑坑组成，葬俑7000余件，既有车兵，又有骑兵；既有战车，又有步兵，当为秦王朝所拥有军队之缩影。
　　汉咸俑据考证为西汉大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的殉葬品。咸俑坑的骑兵、步兵及车马，再现了西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是西汉皇室所拥有军事力量的部分缩影。
　　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陵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墓西400米处发现的一组俑坑计有东西俑坑3条，已清理的一、二号俑坑，每条葬俑各分前后两段，共出上各式陶俑2300余件，六条俑坑估计有葬俑4000余件左右。这批陶俑，目前仅在一号坑东段之前发现一辆指挥车。1991年我们在主墓北侧约250米的地方，发现一组被破坏遗留的站式陶俑约25件，俑皆面北，为原葬俑，因距地表较浅，为安全起见未作进一步探测。另在主墓西和北部也有零星陶俑发现。这支军队的发现，证实了西汉分封的地方诸侯王除拥有广阔的地域外，还拥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和卫戍部队。
　　二、俑坑建筑之差异
　　秦汉兵马俑坑的建筑，三组兵马俑、三种不同的建筑形式和结构。
　　秦俑坑为半地穴式框架式结构。其做法：在预先按照设计挖成深约5米的深坑，为出土方便，四边各留出门道，在土坑的四壁夯筑土墙。土扩中间夯筑一条过洞与过洞之间的墙壁。在过洞的底部平铺青色条形砖，成为俑坑的地面，然后再在坑之四周及过洞隔壁的两边每隔1．4米立一根木桩。木桩的下端以长方木做地栿。上端承托着纵横的枋木，从而构成井字行的框架。在木框架及隔壁上密排棚木。棚木的上面依次覆盖着席子、胶泥土(或红土)、黄土，形成坑顶，坑顶高出原地表约两米。从砖地到坑顶的内室间高度为3.2米～3.8米。把陶俑、陶马及木质车放进俑坑后，再把四面的门道用立木封堵，填平门道就变成了封闭式的地下建筑。
　　咸俑则为土洞式葬法。其做法为：根据设计要求挖成长方形竖井或地穴，然后向西或向东掏洞，把俑放入洞内。竖井最大者长3米，宽1米；最小者2米多，浅者不足1米。所掏洞穴，最大者东西长5米，南北宽2米余；最小者东西长1．3米，南北宽1．65米。一般说大洞放置骑俑，小洞放置站式立俑。骑兵俑最多的一坑葬11排，每排11件，共121件，最小的坑仅葬47件；立俑最多一洞葬300件，最少者葬俑10件。
　　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坑的建造方法与秦俑、咸俑皆不同。为口大底小的竖穴式葬坑，其做法：在预先选好的地点挖成长28米，宽约2．2米，底宽约1.l～1.4米的倒梯形俑坑，底和壁稍加修整即行葬俑。各坑俑分前后两段，每段葬俑多寡不一、疏密不等，陶俑排列亦不严格，站式立俑每排多者10件，少者4—5件；跪坐俑每排8件，亦有5件者。排列最密集的是二号坑西端，置俑830件，最疏者为二号坑东段，约600件。置俑种类亦较杂乱，多种俑类无规律放置。这可能是刘戊反叛自杀匆忙下葬所致。
　　三、俑之种类及形制
　　三批陶俑皆较复杂，都有车兵、步兵和骑兵，但是结构和形制又各不相同。为了叙述方便，按其俑种及多种俑的形制之不同分别介绍。
　　(一)车兵
　　车在我国出现较早，从商代就已经有了，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时统一六国已很发达。当时的秦国和楚国都有千乘以上的战车。步兵中主要有将军指挥作战的指挥车和一般作战战车。在秦俑和徐俑中皆有指挥车出土。而战车在三批俑中都有反映，但表现形式很不一致。
　　1.指挥车。指挥车的装饰比较华丽，车上有御手和将军俑，并配有将军指挥作战的钟和鼓。常言到“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钟鼓是必备的，也常以钟和鼓来区分指挥车和战车。
　　秦俑指挥车：秦俑指挥车与一般战车大体相同，车均为木质，出土时已朽，仅存遗迹。车为两轮、单辕，前驾四匹陶马。车厢呈横长方形，横宽1.4米，前后长1.2米。车厢的四周有高40厘米的呈棂格形的围栏，后面有一敞口车门，轮高1.35米，通体髹漆，有的并有彩绘花纹，车马的驾具齐全。
　　一般来讲，指挥车上都有华盖，车上有三件陶俑：一为将军俑、一为御手俑、一为车右。三人各施其责，将军俑掌握钟鼓，指挥战争进或退；御手俑主驾车，保证车马的进退有节和安全。车右的职责是保卫将军的安全并协助御手驾御战车的顺利前进。
　　徐俑指挥车：只发现一辆模型车，位于一号坑东段之前端，前架四匹陶马，为木质髹漆，现已朽，难知其形。车上立一官吏俑，该俑高54厘米。其面部上宽下窄，两颊丰满，眉脊微隆，表情持重，头戴平顶盔，两侧以带系于颔下。着三重深衣，外罩博袖长袍，高领右衽，腰系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宽袖遮覆双手。其上有一长2厘米、宽0.4厘米方孔，手中似原持有木质器物；左肋下也有一长2厘米、宽0.6厘米的长方形斜孔，可能原配有木质长剑，剑朽无存。穿翘首履，背身有低纹下垂。通体涂白粉，外施彩绘，今已不存，惟袖口残存少许红彩。
　　咸俑未有指挥车，而俑北部发掘的第四号墓之陪葬坑中有车马坑4个，其中四号坑(K4)有两套车马，每辆车配有3匹马。
　　该墓陪葬坑所出之车皆系制作考究的木质模型器，马和俑为陶质。从遗存情况看，车为原大的二分之一。车有伞盖，说明有些车不是战车，有可能这些车部分用于指挥，部分用于代步工具。因报告表达简单，难于区分清楚。
　　2.战车。为战士所乘之车，直接用于战斗之车。
　　秦俑战车：车之大小形制与指挥车略同。每乘车之上有陶俑3名，即御手、车左和车右。御手居中，车左和车右分列左右。3人在车上横向排列。古代战车，御手立于车之前端驾驭车马，车左和车右分别手执弓弩及戟、戈或铍、矛等兵器，以与敌人格斗。远程则用弓弩射杀，近用长兵刺杀，3件陶俑，皆着铠甲。御手双臂前伸，双手紧握缰绳，车左和车右一手执兵器，一手按车，神态生动。
　　从出土情况看，车兵因其驾乘人员要求高，其装饰规格也有区别，从头饰着，其御手俑和车右俑的头饰多同于官吏俑之头饰。
　　徐俑未有战车形体，仅用御手俑和车士代之。这种俑一般出之于俑坑后部，且陈放也不规范，本应御手俑在前，车士在后，但多混杂。御手俑：通高27厘米，头戴盔，以带系于颔下，额头较高，眉骨凸起，二目平视，鼻短而圆；嘴稍大，嘴角下垂。身着长襦；外罩短袖圆领甲衣，圆领前开，不辨衣袱。长襦垂至膝而跪，足为三角形衣纹所遮。两臂下垂，双手前伸，左手向下半握，似持缰状，有手握拳中空，原似执有鞭子；车士俑；通高25.5厘米，头戴风字盔(这种盔在秦俑石盔甲坑有出土，徐俑主人墓中亦出土有这类铁质的盔)，盔垂至肩。仅露面部、眉眼、鼻，塑造清晰，有威武雄健之态。内穿宽袖长襦，垂地遮足。外罩短袖齐膝甲。作跽坐式。双手前屈呈持物状。从姿态看，似左手握兵器或盾牌，右手握拳中空。亦应有兵器，身后背有箭箙。大有一夫当关、万人难进之勇。
　　咸俑之车兵，只以车马器来表示，介绍不多，其御手和车士之实情难知。   
　　(二)骑兵
　　骑兵在我国出现稍晚，约在春秋时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救赵，“破屠何而骑寇始服”①。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令赵国“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②。春秋时期的《孙子》未载有关于骑兵之事，而战国时成书的《吴子》已有了记载。   
　　骑兵这种较先进的兵种，秦时已有发展，而汉代就已经很普遍了。因此在汉军中出现了车骑将军、骠骑将军、骑将罕和轻骑校尉等职，1995年在徐俑之主墓狮子山楚王陵中还出土有“楚骑尉印”、“楚骑千人”等骑官印章。秦俑坑出土骑兵116件，咸俑坑也出土580余件，而秦俑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出土。
　　秦俑坑出土骑兵俑主要在二号坑。骑兵之马，仰首并立，马高l.72米，长2.03米，劲健有力，剪鬃尾巴梳成长辫形，散于尾后。马背雕出两端高起的鞍垫。鞍下有垫，鞍垫周围有缨络和短带。马肚下有两条肚带将鞍垫固定于马背，带头相接处用一参扣，参扣位于马肚左侧，马臀部勒后秋。鞍的形状、大小与现在乘马的鞍垫基本相似，但两侧都无踩蹬。马头原套有衔辔。骑士俑身高约1.8米，站于马首左侧之地面上，两臂下垂，有手作牵马状，左手半握拳，拇指前伸，作提弓状。骑兵的装束与步兵不同，头戴赭色圆形介帻，上面用朱色绘满三点成一组的几何形花纹。后边正中绘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锦，两侧垂带，带头结于颔下，战袍和铠甲都较短，铠甲前后下摆只到腰际，肩无披膊，袍袖很窄，袍的左襟摺于胸的右前方，胫着护腿，足穿皮靴。骑士俑从头到脚的全套服装都很合体，并便于骑射。
　　徐俑之骑兵俑，因受破坏，只采集个别俑体标本，计有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两种：重装骑兵俑，采集于所破坏之一号马坑(H5)，为骑俑端坐于马背上，两手残缺。通高68厘米，马长74厘米。马昂头挺胸，马头额饰缨络，剪鬃，留有长鬃倒于两侧，四肢站立，背部微下凹，鞍鞯俱全，无马蹬装置，尾部挽结下垂。骑士头饰简洁，面部静穆，似为科头(不戴帽子)，发髻中分斜抛于后，上身穿翻领深衣，外罩襦，体形稍胖，健壮威武。武士臀部以下，塑于马身之上，马具也都雕塑马身之上；马之腹部刻画有“飞骑”二字。轻装骑兵俑，出土于二号坑(H6)，为马俑骑兵俑上身分塑后拼对而成。该骑兵俑通高65厘米，马长67厘米。马昂首挺胸，骑士戴平顶盔帽，穿深衣，外罩短甲，背负箭箙，形态静穆。唯缺双手，雕法同重装骑兵。
　　咸俑中之骑兵俑，据《简报》载：“骑兵俑的马有大小两种，而骑兵俑的大小皆相同。大骑兵俑通高68厘米，毛色有黑、红、紫三种。马身上都有彩画的鞯子和辔头等，骑兵俑有红、白、绿、紫等色的彩画服饰，有的还披有黑色铠甲；小骑兵俑通高50厘米，毛色比大马多一种白色，其他与大马相同。马的姿态生动，有的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兵俑作出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势。大部分马俑的臀部、尾部和背部上刻划有各种不同的数字记号。骑兵俑和马俑尾全是另做成后放置上的，可以随意取下。”
　　(三)关于步兵俑
　　所谓步兵俑，这里讲的是一般的步兵军士俑，不包括步兵俑中的官吏俑。因步兵官吏俑只在秦俑中有所分别介绍，而汉俑中区别不大。
　　步兵在各个时期的军队中都是主要兵种。其数量最多，其用途最广，其攻击形式最灵活，因此他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是最大的兵种之一。
　　秦俑中的一般步兵俑有三种：甲为步卒袍俑，乙为铠甲步卒俑，丙为跪射俑。
　　1．步卒袍俑：身穿齐膝之长袍，皆右衽、长袖。该俑又有四种不同的型式。一式：为手持弓弩的步卒俑，在其站立之附近多出有铜箭镞及弓弩遗物和遗迹。二式：亦为持弓弩的步兵俑，与一式之区别是身穿双层长襦，内层长及膝部，外层长及膝上部，内外衣都双襟宽大交输于背后，窄袖口，衣袖的折纹呈螺旋状。腰束革带，头绾圆臀，方面型，双颊肌肉丰满，身体粗壮结实。双臂下垂，左手伸掌，右手作提弓状。挺胸伫立，气质威武。三式：为持戈、戟、矛等长兵器的步兵俑。四式：为立射俑。
　　2．铠甲步卒俑：身贯铠甲，掘头饰之不同，可分三类：
　　(1)步卒介帻甲俑：此种陶俑包括独立步兵俑和隶属于车兵的徒步俑。一般穿长襦，外罩铠甲，甲衣下身抵臀，并有护肩。
　　(2)步卒扁髻甲俑：所谓步卒扁髻甲俑，即为头绾扁髻的贯甲衣步兵俑。该种俑上身穿交领右衽长襦，腿扎行滕，多数俑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少数俑腿穿短靴。头上梳着扁髻，手执各种不同兵器。
　　(3)圆髻步卒甲俑：该俑的特征是头绾圆锥形发髻的甲俑。
　　3．跪式背弓俑：该种俑皆位于第二坑。俑通高1.2米。此种俑的姿势完全相同，但铠甲的色彩有异，俑右膝着地，左腿蹲曲，身和首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双手在身之右侧上下作握弓状。身穿战袍，外披铠甲，但面容和衣纹均不相同，头顶右侧或左侧挽髻，髻根都用米红带束扎。俑侧多有铜镞和木弓之遗迹。
　　汉俑中步兵卒俑亦为主要兵种，且兵种较多。
　　徐狮俑计有步卒俑六种：一类为戴平顶盔俑，依其姿态、衣着、装备之不同，又分弓弩手俑、持长械俑、盔甲俑和警卫俑四种；另一类为科头俑，又有发髻俑和发辫俑两种。
　　(1)弓弩手俑：通高44厘米，面部上宽下窄，双颊丰满，眉脊隆起，面目秀穆，头戴平顶盔，两侧以带系节于颔下。上身穿双层紧袖长襦，下垂至膝；外罩齐腰短袖圆领衣，下摆至臀。左臂弯曲成90度，握拳，中有椭圆形孔。右臂向上弯曲齐肩，手向内作半握拳状。下着长裤，足穿长统平底靴。背负长方形盒状箭箙，菔上部斜杀成口。
　　(2)持长械俑：该俑一般高42厘米，面形上宽下窄，双目半睁，抿嘴，鼻直而短，上唇凸起，嘴角下垂。惟双手共握于胸前，拳心有上下贯通的圆形孔，似原擎有长兵器或仪仗物，内襦下摆两侧各有三角形裙下垂，裙多绘红彩。
　　(3)盔甲俑：稍大，通高47.5厘米，俑首与(1)大体相似。身着双层战袍，外罩短襦，前后各缀齐胸平缘甲衣，甲衣上缘绘红色以示甲条。双手下垂，左手半提，拇指向前，右手握拳，拇指朝下，中有上下贯通的圆孔，衣长至膝，两侧呈三角形下垂，阔腿裤脚插入齐头高筒靴内，此类俑似左手持盾，右手握兵。
　　(4)警卫俑：这种俑数量少，出于四号坑内。通高48.5厘米。头部戴平顶盔，大致同(1)，其冠稍高，似为武弁冠。该俑着双层深衣，外罩战袍，宽襦下垂，长及足部，露出上翘的鱼尾形履首，腰系带。双手共握于右胁侧，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手中圆孔松通，为原双手共握一件长兵器。
　　(5)发髻俑：该俑大小形态同(2)，惟不戴盔冠。头发前部中分而后梳理，以涤带勒紧口，两边发相交于脑后并向上挽至头顶，再左右盘环脑后，形成对称的两个发髻，发髻上涂红彩。
　　(6)发辫俑：这类俑通高47厘米。额头有巾帽形饰，以带系于颔下，双耳半露，头发向后梳理并从脑后向上分股编成辫状，至顶挽环，以璜状饰固定于头顶，饰物两端上翘呈山形。身着双层长袍至膝，两侧呈三角形，足穿齐头靴。一臂下垂，另一臂前曲，拳竖立其中空，似单手持长械。
　　关于咸俑的步兵俑，其《简报》这样记述：“立俑也分大小两种，大的高48．5厘米，小的高44．5厘米。一般是右手握空拳半举，左手握拳下垂。右手中原持有物，个别的手中还有铁棍残段。有的立俑出土时，坑中分布着许多绘彩陶盾，估计原来都在手中执着。大多数俑都是武士打扮，还有些作出跳舞、奏乐、指挥等不同的姿态。服饰有红、绿、黄、白等各种颜色。武士俑身上披着各式黑色铠甲，铠甲上用红、白颜色划出甲片的形状和连缀的情况。有的俑背上有一方形小袋，可能是箭囊。俑的头部分两种服饰，一种是前额头发分于两边，再用头巾类的东西包着沿两颊有带子结于颔下；一种是将头发结于头后，呈一圆髻。这种俑的衣缘部分有下垂的白色条带纹。俑的腰部均系有带子。大部俑足上穿有似草履的带色鞋子，个别的着方口短腰鞋(鞋尖上翘)。其中有一个大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
　　四、秦汉兵马俑之比较
　　秦汉时期，军队是由步兵、车兵、骑兵和水兵(楼船)四部分组成。
　　秦时，尉或国尉，主军政事，为武官之长。汉时，太尉为武官之长。秦时也好，汉时也罢，不管如何分工，实际军权在皇帝一人手中，一切大的军事活动，都由皇帝定夺。
　　秦俑为秦始皇陵之一部分；徐俑为西汉楚国第三代楚王刘戊陵墓的陪葬品③，当为公元前154年遗物；咸俑是周勃或周亚夫墓葬的一部分，当与周勃父子有关④，为公元前169—143年遗物。据《汉书》卷40《周勃传》条下所附其子亚夫传云：“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可知这批陶俑下葬年代当较晚些。三批陶俑从时限上排比为：秦俑—徐俑—咸俑。
　　(一)关于兵马俑坑的布局
　　秦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墓之东1250米处，皆东向，为防东方六国诸侯叛乱而特设，其目的清楚。徐俑，从目前掌握情况看，在墓之周围多有少量俑埋葬，而在西侧有6个坑的军队驻守，其面向朝西，而墓之北部也曾发现埋有成组兵马俑，面向北，似特设保卫北部的军队(估计东、南也应有兵马俑埋藏，因地貌复杂难以勘找)。咸俑则把俑群置于墓道(神道)两侧，其卫戍部队的放置出现了明显变化。三批兵马俑的不同设置，正反映了用于保卫陵墓的军队从有目的针对敌人方位向陵墓四周和神道两侧布局的发展趋势。
　　(二)关于俑坑建筑
　　三处兵马俑坑的建筑形制不同，反映出秦汉兵马俑坑建筑的早晚发展关系，也应有地域之差别，更有经济上的因素。
　　(三)陶俑之演变
　　从三批兵马俑的资料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们发展变化的轨迹。秦俑所反映的是秦国所拥有的军事力量的缩影。对秦俑的塑造刻画当系从秦军中精选出身强体健、威武雄壮典型将军及各兵种的典型将士。以他们为模特来塑造秦俑的官兵形象；咸俑当系西汉王朝所拥有常规部队的缩影；而徐俑则是西汉王朝地方封国——西汉楚国所拥有军队的缩影。三批兵马俑军队的结构，应当反映了秦王朝、西汉王朝和西汉诸侯王国所拥有军事力量的军兵种类及军队着装和装备之全貌。
　　(1)关于官吏俑的变化
　　秦代军队的最高指挥是秦始皇本人。秦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从葬坑。作为陪葬俑，这支部队的最高司令官不应是秦始皇本人，而应当是比秦始皇低一级的领军将帅。看来秦俑三号坑所葬之官吏俑不应是秦始皇，应是秦王属下之官吏。秦国设“国尉掌军政，为武官之长”。看来秦兵马俑的最高官吏为国尉。只有他能担负起秦始皇陵的保卫任务。作为“军幕的四号坑”之将军俑。可能是国尉的形象。从出土官兵种类看，这支部队组织健全，衣着变化有序。从出土军兵种所配备的官吏看，在秦代车兵比较受重用。秦官吏俑之威严，穿戴之齐整，充分体现了秦军纪律之严肃。在秦俑中，只有战士有科头者，而将军或官吏，皆有帽，区分明显。汉如秦制，军队仍严格控制在皇帝手中，皇帝是实际的最高统帅。太尉虽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仅担负军事行政职责，军令权则操在皇帝手中，一切征战由皇帝说了算。汉俑中的官吏俑出土较少，咸俑中无官吏俑，是否因为是周勃、周亚夫的陪葬俑有关，尚待研究。徐俑在一号坑中间出土一种官吏俑，佩剑持笏，立于车中，该俑穿博袖袍服，头戴平顶盔，双手持令笏，腰际佩剑，挺拔伫立，庄严肃穆，给人以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审时度势的感觉，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指挥家风度。
　　徐俑的主人墓中，出土诸多武官印章，计有“楚都尉印”、“楚司马印”、“楚中司马”、“楚营司马”、“楚司空印”、“楚中司空”、“楚营司空”、“楚候之印”、“楚中候印”、“楚骑尉印”、“楚骑千人”、“楚轻车印”。“楚左戈印”、“楚卫士印”等，说明不仅西汉中央政权有完备的军队组织系统和组织形式，而其所封诸侯王国也有完备的军事组织机构和所任命的各级官吏。这些武官和军兵齐全，有步兵、有车兵，又有骑兵，构成了西汉所辖军事力量的整体。
　　(2)关于车兵
　　战国以来，骑兵已有很大发展，骑兵的冲击力和灵活性，冲淡了车兵的作用，车兵逐渐减少。秦统一后，关于车兵的记载不多，但车兵是存在的，从秦俑坑出土情况已得到证明。秦俑有指挥车、战车等；西汉俑亦有指挥车和战车。秦俑指挥车，车上有华盖，为木质车，上备有指挥作战的钟鼓，击鼓前进，鸣金收兵；汉俑指挥车为模型车，为秦俑车之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二，亦为木质髹漆，亦有伞盖，不见钟鼓。秦俑坑出土战车较多，而汉俑坑不见战车形迹。咸俑以车马器件代表车兵，而徐俑则以御手和身背箭箙的车士来代表战车。这种以车马器来代表车的做法古时常有。
　　《云梦秦简》中有“轻车”的记载。徐俑的主人墓中出土两枚铜质“楚轻车印”，说明秦汉时期有“轻车”这种用于战争的车辆，这种车可能就是当时的战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虎贲校尉，掌轻车”。因为驾车和在战场上作战，技术要求高，所以车兵军阵中多官吏也是正常现象，正符合秦俑实况。
　　(3)关于骑兵
　　骑兵出现在春秋时期，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了秦朝，已有了较大发展，秦有“车千乘、骑万匹”。骑兵在秦军中的作用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所以仅在二号坑中有一骑俑出土，其形体为骑士牵马而立于马侧。汉俑之骑兵，从咸俑和徐俑新出之骑兵实况看，皆跃居马上。从骑兵的体态、装备、衣着看，汉代骑兵有轻重之分。徐俑的重骑兵称为“飞骑”，骑士身体雄健，人高马大，而轻骑兵的马较小，骑士也较单薄；咸俑骑兵亦有轻重之分，其形体与徐俑相近。咸俑骑兵动作大，数量多，这可能与咸俑为汉王朝所拥有的皇家常备军队，而徐俑则为诸侯王国所拥有的地方军有关。所有骑士，皆身背箭箙，说明骑士的作战技能是多样的。
　　(4)关于步兵
　　步兵是最基本的兵种，也是古代最主要的兵种。秦代步兵称“虎贲”，汉代步兵称“材士”、“材官”。据其兵士所持武器之不同，又可区分出弩兵及其他兵种。
　　秦汉时期，战争所用之武器皆为冷兵器(已有专文论述)。此时的弩兵非常重要，弓弩为远射程兵器，“可以杀敌于百步之外”，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兵器。为此，车兵、骑兵皆可佩弓箭。即是在兵步中也专有弩兵。秦代弩兵有两种：一日站式弩兵；一日跪射弩兵。汉时弩兵为身背箭箙的站式俑；秦弩兵用的箙为用麻编织而成，每箙装箭100支；汉俑皆背陶质箭箙，皆作成箕形；有的呈盒状，有的为实体，其上有5个孔，似放5支箭或50支箭，分孔而装可能是与箭的不同种类有关。秦俑为写实作品，所随葬之箭和箙皆为实用器；而汉俑写意，为原大之四分之一，箭和箙故用陶制品代之。
　　“材官的训练，以发矢张弩为主”。这也说明秦汉时期非常注意训练战士射箭的基本功能。
　　其他兵种当以使用兵器而分，又有长兵和短兵之分。长兵一般指戈、戟、矛、铍；而短兵系指刀、剑、短柄戈和金钩等。长兵者只持兵械，而短兵者除持短兵外，还要配备盾。以挡长兵之长，保护自己。这在咸俑坑中已有出土。在汉代之画像石中也有表现。多为左手持盾，右手执刀或短柄戈。另在汉代还有一种兵器，叫铁钩镶，为一端有钩，中间为拥手，下端亦可挡住长兵的刺杀，即可以起到盾的作用，又能钩住长兵，以便用短兵杀伤敌人。
　　秦汉时期的步兵。亦有轻装和重装之分。轻装求快，动作敏捷；重装保护较好，利于冲撞。秦俑中的铠甲步兵俑应为重装兵，而袍服俑当为轻装步兵俑；汉俑也如此，穿铠甲者为重装，不穿铠甲者为轻装，表现的也十分明显。
　　另在秦汉武官中皆设有郎中令。其职能，《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郎中令，秦官(臣瓒日：“主郎内诸宫，故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汉承秦制，秦亦如此。
　　1986年，发掘的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在墓道两侧有七个石龛，东四西三，七龛中出土222件彩绘陶俑，从形态看，有的同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中的官吏俑和警卫俑相雷同；惟徐俑保护欠佳，色彩脱损严重。而北洞山墓龛中出土陶俑因位于石龛中，未受水土侵蚀影响，保护极好。在这200多件陶俑中，有的俑身有墨书“郎中令”、“郎中”字样，这当标明了他们的身份。看来这批彩绘陶俑正是文献中所记载的“郎中令”及其属官的实体表现，他们所处的位置和职能也非常相符，说明文献记载与实际出土文物是吻合的。
　　五、关于战争形式的变化
　　秦俑、咸俑及徐俑，代表三种军事力量。秦俑是“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统一全国雄兵百万的军队缩影。有战车约130辆，二号坑有骑兵的鞍马116匹，车兵、骑兵和步兵7000余人。是一支车、步、骑兼备的军队。从一号坑的布局看，是车兵和步兵结合的布阵，似可证明，在秦之前战争形势以车战为主。
　　咸俑出土骑兵俑583件，站式步兵俑1965件，盾牌模型410件，鎏金车马饰1110件。显然骑兵俑所占比例增大。
　　徐俑有一辆指挥车。有相当数量的车士俑和御手俑；步兵俑千余件；骑兵俑因受破坏，数量不清，但可知有轻骑兵和重骑兵两种。
　　三批兵马俑群，皆有步兵、车兵、骑兵各军兵种，惟数量比例有所不同。
　　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记载有车兵、步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不仅记录了车兵、步兵，同时记载了骑兵。其用兵原则：“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说明了在春秋战国之际，战争频繁，各国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实践中，车兵的弱点逐渐突出，骑兵的优点被逐步认识。公元前341年，魏国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魏在马陵之役，魏国大将庞涓就曾带领一支轻骑部队追赶齐将孙膑，说明当时魏国已有骑兵了。而当时的赵国，直到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才下令“变通取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⑤”孙膑总结骑兵优点：“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正因为有这诸多优点，到战国末期，各个国家都有了一定数量的骑兵。
　　秦始皇统治的秦国，军事力量最强大。“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公元前260年，秦赵的“长平之战”中，秦以骑兵五千插入赵军营垒中间，配合主力步、车作战，分割和打乱赵军阵势，取得了歼灭赵军号称40万人的重大胜利。
　　汉代的军事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军事主力为步、骑，车兵因其受地形限制而逐渐萎缩了。汉家用兵，主要对匈奴作战，动则十数万匹。此时的战车已经少用了，车多用于指挥或运输给养和出行的代步工具了。公元前154年，汉将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用轻骑截其粮道，使吴楚军大乱，吴王刘濞败死，楚王刘戊逃回楚国后亦自杀，吴楚遂战败。时至东汉，出土的诸多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中，亦多有战争场面，几乎全部为步、骑军对峙，很少见到战车，仅见指挥车。车辆多见为车马出行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
　　六、关于俑的制作工艺
　　秦汉兵马俑的制作工艺，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秦俑以手工为主，模制为辅；汉俑以模制为主，手工为辅。
　　秦陶俑的制作工艺：是从下至上塑法，首先制成踏板，在踏板上堆塑出足，依腿向上叠塑出腿、腰、上半身及四肢，头是单个塑出用粘合剂粘接而成，躯体头上的盔帽巾帻及甲片等饰品，是先模制好后贴上去的，然后再入窑焙烧，烧成后施彩即成。陶马的制作工艺：因马之躯体较大，四条腿皆作成实的，身躯是分几部分分别用泥片贴筑，然后拼合，外表用特制泥片粘贴，入窑焙烧，施彩成器。
　　汉陶俑的制作工艺：汉俑为扁体，主要分头、足和身，各部分别模制后插合。首先以手工塑出各种俑和马的母体，依母体分别制出前后、上下或左右身的分模。依模做出各种俑坯，把各部位粘接成形，修整定型，阴干后入窑焙烧，出窑后施彩，把头和身组装起未，成为一件完整的陶俑。而陶马作法与俑略有不同，则把各部分先分别烧制后，用粘接剂粘接成形，定型后施彩；骑兵之马与驾车之马又各不相同，其做法是一样的。
　　七、关于彩绘
　　秦汉兵马俑都有彩绘，又各有不同。秦俑和马身上的颜色很丰实，计有朱红、枣红、粉红、粉绿、粉蓝、中黄、橘黄、白、黑、赭等，其中朱红、粉红、粉绿、粉蓝、赭色最多。其颜料全部为矿物质，用漆调和。施法为先在俑身涂一层漆。在其上涂彩，一般脸部、手等部位涂彩厚重，有二至三层。陶俑的眼睛先涂白色，再用墨绘出眼珠。头发、发髻和发辫大部分涂一层赭黑或灰蓝色。陶马身上的颜色为枣红色、黑髻、黑尾、白蹄甲，粉红色的舌，白色的牙齿，个别也有涂其他色者。
　　汉俑和马的色彩与秦俑大体相同，惟俑和马的底色皆用白色，其上画涂其他色彩。陶马有黑、红、白等色。如咸俑所出之黑马，黑马描出白色马具，鼻孔、眼圈、耳内壁涂以枣红，白牙、白色的鞍鞯和辔头，骑士内穿白襦，外甲红袍，异常鲜艳。咸俑之陶俑多穿甲，黑色甲片上用白、红色线条描绘出鱼鳞甲或长条形札甲甲片；甲内襦多为赭红色，护膝涂黑色，亦有扎花行縢，鞋靴多为白色，用红线勾画。徐俑彩绘因所处地理环境条件较差，其原貌已失，应为先在烧制好的俑身上遍涂一层白粉，然后在俑的领口、袖口、发髻、裙裾等处绘红色，头发和胡髻涂黑色；刚出土时个别御手俑身尚绘有红彩和黑色的长条札甲；徐州北洞山楚王墓所出之陶俑，为“郎中令”所指挥之仪卫俑；因空间保护，色彩鲜艳而丰实，可以与咸俑之彩绘比美。其色彩有红、绿、蓝、黄、白、黑、紫等色，徐俑年代与之相近，可为徐俑之原貌。
　　八、艺术之对比
　　秦俑与汉俑在艺术效果上差别很大。秦俑表现的是博大精深的气势，规模庞大，与真人真马相似，多达7000人马的雄壮俑群，浩浩荡荡，气吞山河。这是秦代艺术家们秉承素始皇的旨意，按照秦始皇的要求而塑造出来的浩瀚工程。就艺术来讲，它为写实作品，对陶俑和马的刻划，从面庞到服饰，从盔帽到发丝、发髻，从甲叶到靴底的针脚，完全写实，一丝不苟，尤如绘画中的“工笔画”。完全忠实于所要表现的物体。
　　如果说秦俑是秦之工匠以秦军体魄庞大、装备齐全的将士为模特儿，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出来的群体典型形象的话；那么，汉俑则是汉代艺术家以汉军为蓝本，以写意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艺术群体珍品。它更重视传神和表现复杂的感情，它的制作方法是模制，更适合于大批量生产。多才多艺的匠师，利用这些普通的泥巴，创造出数以千计的陶俑，据其不同的表情、神态、姿势、衣着等，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不同兵种、不同职位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动，使这些陶俑目中有异，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个个传神。那稳健肥硕的战马，足智多谋的官吏，矫健美俊的立式俑，威严肃穆的甲胄俑，憨厚质补的发髻俑，机智敏捷的警卫俑，无一不凝结着创作者的艺术匠心。通过各俑的眼、眉、嘴、鼻的微小变化，刻画出各种不同神态，表现出丰富的感情，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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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管子·小匡篇》。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收获》，《考古》1998年8期。
　　④《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⑤《史记·赵世家》。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