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
　　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发现的有关秦汉兵马俑，规模最大的主要有四处：秦代一处；秦始皇兵马俑。汉代三处：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汉景帝阳陵兵马俑和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纵观这些兵马俑，它们都是作为某个帝王将相或者诸侯王的陪葬物而存在。如果把它们纳入到整个陵园中，从陵园整体布局来考察，这些陪葬物实际上都是整个陵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死者生前实际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之体现，都是“事死如事生”观念在地下的反映，不仅兵马俑布局相似，就连整个陵园的布局也十分相似，比如：
　　秦始皇陵：背靠骊山，俯视渭河，是陵园内的最高点，在中国帝王陵墓中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多彩的埋藏物而名扬海内外。始皇陵园是一座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陵园，陵园有两重城垣，内城套于外城之内，陵墓位于内城之南，北部分布着许多地面建筑。南部有大量的陪葬坑，尽管秦始皇陵园历30多年可能尚未完全竣工，但它的设施条件已基本完善，功能趋于齐备，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前代任何一个帝王陵的规模。除过封土、四周城垣、陵北寝殿、便殿、*(左食右人)宫遗址外，围绕着秦始皇陵四周的陪葬坑达177座①。
　　地宫周围陪葬坑：北侧陪葬坑7座、南侧陪葬坑3座 (两辆著名的铜车马就出在此)、西侧陪葬坑3座、东侧陪葬坑3座。
　　内外城之间西侧：曲尺形马厩坑1座、珍禽异兽坑17座、跽坐俑坑14座、葬仪坑16座。
　　东内外城之间的陪葬坑：内外城司马道以南，依次分布着三座大型陪葬坑，面积较大，编号分别是K9902、K9801(出土大量密集叠压的用扁铜丝连缀的石质铠甲和石兜鍪及石质马缰构件、青铜工具、青铜车马器构件和木器的青铜附件)、K9901(出土内容新颖的彩绘百戏陶俑)；司马道及门道以北分布有10座小型陪葬坑，即K9903一K9912。外城之外；外城垣东北角之北约300平方米的动物陪葬坑、上焦村一带的98座马厩坑以及在东司马道以北的4座兵马俑坑。
　　陵区墓葬：封土西北角的“甲字形”陪葬墓(钻探发现红色漆皮及板灰，据其位置推断为公子高墓)、内城东区33座陪葬墓(据陪葬墓区的位置推断为始皇后宫的从葬者墓)、西内外城之间61座陪葬墓(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东内外城之间3座陪葬墓、上焦村17座秦墓。
　　所有围绕秦始皇陵的这些陪葬墓或陪葬坑，共同组成一座完整的帝王陵园。其作用，按照袁仲一先生的观点为：“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一切都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的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的乘舆，为始皇的车驾卤簿；西内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跽坐俑坑，象征始皇帝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②。而最新发现的K980l据初步推断象征着秦始皇的武器库，K990l则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总之，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是根据‘事死如事生’这一理性观念设计的，它是一幅宫城都邑图③”。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再现了秦始皇帝生前的生活方式，举凡车马出行、中央厩苑、角抵俳优、兵备武库、整装军旅、动物牺牲等，应有尽有。
　　汉景帝阳陵：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十多平方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北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座西面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在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开；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帝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在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钻探发现从葬坑8l座，其中东侧21座，坑内有骑兵、步兵、动物等各式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北侧发现2l座从葬坑，内涵主要有各式兵器、车辆、步兵俑、生活用具等。西侧有20座从葬坑，坑内有骑兵、步兵、动物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南侧有19座从葬坑。在陵东陪葬区内已探明属于阳陵陪葬的墓园30座，总面积达到263831平方米，每座墓园内有l—5座墓葬不等。墓主多为诸侯、公主以上的皇亲国戚、朝廷显贵及郡国贵族(有数千件兵马俑陪葬的杨家湾汉墓即为此类)。这81座从葬坑排列密集，整齐划一。陪葬内容不尽相同，有仪仗俑、步兵俑、骑兵俑、各类战车，还有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库和动物俑等。种类齐全，数量巨大，从陵区到陵园之内，有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陪葬坑，与秦始皇陵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前后衔接，同样反映了帝王陵墓的庞大。同时也反映出阳陵受到秦始皇陵的影响④。
　　围绕着江苏徐州狮子山王陵，在其附近已发现5个陪葬俑坑。史载汉代诸侯王“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⑤，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其陵墓的规模与天子相当。作为楚王的刘戊，在他的陵墓周围还应有类似秦始皇陵和阳陵的众多陪葬坑，之所以目前尚不知，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我们目前的工作尚做得不够，还有许多地方未钻探或未发现。正如刘庆柱先生在狮子山出土文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狮子山地区不仅是一个楚王陵的问题，在地面原来应有建筑物，西面有汉兵马俑，北面有陪葬墓。因此搞好陵园区的调查工作，设计保护性建筑时，应有一个长远规划，要充分注意整体的协调性”⑥。发掘者也认为“除狮子山西麓已发掘的兵马俑坑外，据传在狮子山的南麓及北侧也发现过兵马俑，在狮子山西北的绣球山曾发现过西汉早期的墓葬。因此，狮子山周围可能原为一处经过精心设计的陵区”⑦。第二，据初步推断，狮子山王陵的主人是景帝时期的楚正刘戊，在位期间，因参与“七国之乱”被剪灭，死时是以叛乱分子之一的身份入葬的，其陪葬制度自是不能完全按照诸侯王的待遇而陪葬的，尽管它尚有为数众多的陶质兵马俑来陪葬，但其规模和档次已稍逊一筹，远非帝王陵可同日而语，这从发掘过程中的发现就可看出。“王陵凿建时没有按照原设计要求施工，主体建筑部分不仅在结构上缺少厕间、排水设施等，而且建造得比较粗糙，壁画也未涂朱砂，在墓道、耳室、侧室及后室等多处都可看到未完成的残迹。特别是墓道前段，残石嶙峋，并有两处制作封门塞石的半成品和废弃品”⑧，“结合已发掘的兵马俑坑的坑底、坑壁凸凹不平，陶俑的排列疏密不均、个别陶俑放置错乱、回填的匆忙和急促就可看出，狮子山楚王陵的正常营建活动因突然事件而中止”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秦始皇陵园，还是汉阳陵及楚王陵，在总的设计和布局上，都经精心设计和严格布局，都是“事死如事生”观念在地下的反映。三者无论在布局和规模上，还是在陪葬制度上，都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也说明汉阳陵以及狮子山楚王陵都受到秦始皇陵的影响，同作为帝王陵，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埋藏习惯。作为陪葬的兵马俑坑都是整个陵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维系着陵园的统一。在这一点上，它们的作用是基本相同的。
　　二
　　深入到细部，从秦汉各帝王陵所陪葬的兵马俑来看，它们在规模上、军事内涵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内涵上，秦汉俑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秦陵强调军队，军事味十足；汉陵则更注重生活，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在秦始皇陵的众多陪葬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要算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兵马俑和最新出土的K9801号坑中的大量象征军事内涵的铠甲，众多非军事内涵的陪葬坑与此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强烈的军事内涵在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汉阳陵的出土物中，最突出的则是充满生活气息的陶仪仗俑。这群人当中，既有男俑又有女俑，既有温顺的侍从奴婢又有神情专注的乐俑与袖裾飘扬的舞俑；还有千姿百态的动物俑。目前出土陶质动物俑已达3000多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动物俑群。出土的动物俑造型比例合度，生动活泼，逼真逗人，憨态可掬。其模、塑、绘等工艺已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在此，非军事的充满浓厚生活气息的车马出行、仪仗俑和家庭小动物则已充当了陪葬的主角，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引人注目。
　　无疑这是由于他们生前所处现实生活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在地下世界的反映。细究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秦人从公元前771年被封为诸侯，有了与其它诸侯国“通聘享之礼”⑩的资格，一直到后来的稍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国家，在这一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中，崇尚武力是秦人的历史传统，史料和考古发现以及学者们的论述对此多有证明。有“慓悍、粗犷、质朴无华”(11)，有“独立、尚武、质朴”(12)，“尚武、轻生忘死成为秦人精神风貌的主要特征”(13)。“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东方各国的诗多是桑田野外、情意绵绵的情歌，惟独秦国的《秦风》中，充满了浓烈的战争气氛。战争熏陶了秦人，尚武成为秦国的民族传统”(14)。“在发现的秦国以俑代人殉葬墓中，多数俑的形象皆为侍卫、侍从、骑士，而与之同时代的齐与楚国的殉俑多刻乐舞与侍仆、侍婢的形象，晋国介于两者之间，侍卫、侍仆和乐舞、侍婢并存——秦国殉葬历来注重军人形象的塑造，它反映了秦人长期以来对军事武力的重视，它是秦人尚武精神的生活写照，已成为秦人的一种传统精神。秦始皇兵马俑殉葬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15)。其二，在于秦始皇和汉景帝生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的社会经历不同。秦始皇于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的邯郸，自幼饱尝分裂战乱之苦。13岁即位后，因年少，由大臣吕不韦等掌管国事，备受权臣挟持，9年之后才正式亲政。他的一生，是从战乱到统一的过程中度过的，他深信没有强大的军队，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归于乌有，从吕不韦、嫪毒手中夺取政权，剪灭六国，北击凶奴，南平夷越，统一中国……哪一样不是依靠军队来完成的?他短短的一生，几乎全是在争权夺利的内讧、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度过的，他对军队的作用体会最深，生前依靠军队建功立业，死后亦当如此，他把生前的这一切模拟于地下，便有了气势磅礴、高大如真的秦兵马俑这举世瞩目的奇迹为他作陪。在这一背景下，其它表现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则显得无足轻重。
　　汉景帝生前所处的时代，则与秦始皇截然不同。西汉初期，经济一片萧条，尊崇“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景帝沿用这一政策，出现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经济恢复和繁荣、百姓富足的昌盛局面，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正是在这一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汉代的社会生活才日益丰富多彩，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乐舞百戏蓬勃发展。与之相应的，表现在另一个世界的，也是一片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在汉陵的出土物中，陶俑的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也有端庄娴静的宫廷侍女，还有数量众多的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以及马、牛、羊、鸡、鸭、猪等牲畜家禽形象，而后二者的数量则占了主要地位。总之，大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汉俑都有所表现，“是宫廷生活的缩影”(16)，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现实生活画卷。与军阵森严的秦俑相比，汉俑更富有强烈的现实生活情趣，更多了一些人情味。
　　对于狮子山楚王陵来说，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兵马俑来陪葬，可能与其生前祟尚武力、兵败被杀、其它一些陪葬物来不及置办就匆匆入葬有关。
　　第二，具体到军事内容上，秦是以步兵、战车为主，西汉弩兵阵营更强大，骑兵的作用更显著。除此之外，秦俑坑的军阵排列更强调攻击性，积极进攻成了它的主导思想之一。而汉代的部队，除进攻性能增强外，出现了单独的防御体系，防御性能更加完备。
　　秦俑一号坑坐西面东，面积为14260平方米，共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战车40余乘，是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长方形军阵。军阵四周配置有作为前锋、后卫及两侧的翼卫武士俑，已发掘的东部前锋是三列面东的南北向横队，每列有俑68件，共204件，这些武士俑所持的兵器基本上都是弓弩。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匹、陶质鞍马116匹，各种武士俑900余件，是以战车、骑兵、弩兵及车徒结合等4个小方阵组成的曲尺形军阵。位于最前端(东侧)的是由立射和跪射俑组成的弩兵小方阵”(17)。可见，无论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赋有远程杀伤力的弓弩手始终处在军阵的最前端，勇于进攻是第一位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临战之前的军阵，即阵已布好，专候主帅一声令下，千军万马立即出动，浩浩荡荡，冲入疆场，歼灭顽敌”(18)。丝毫没有防守的意图，要说有防守的话，也是进攻中的防守，是以攻代守，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这正是秦人“尚武”、雄武善战不怕牺牲气质的真实写照——只有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百万雄兵才能有这样的气势。众多造型各不相同的兵马俑，虽出自不同的工匠之手，却统一在浑厚、昂扬的精神之中。从中可想见当年英姿飒爽的秦始皇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雄风，它体现了始皇帝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完成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它表现的是一种不怕死的精神，更多地反映了秦人积极进取的思想。
　　汉阳陵的出土物很难说它是军事场合，更多地反映了车马出行、歌舞宴享等生活场景(19)。
　　在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中，共有580多件骑马俑、立俑1900多件、盾牌模型400多件。马的姿态生动，有的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马俑作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势。立俑一般有右手握拳半举，左手握拳下垂。右手原可能持有物，坑中分布着许多绘彩陶盾，估计原来都是在手中执着(20)。
　　在狮子山兵马俑坑中，步兵俑约2300件，象征性指挥木车一乘，不见战车，这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内军队组成和战术的变化，战车已失去原有的地位。关于骑马俑，据称，1981年被砖瓦厂取土时破坏一个，位置在现骑俑坑西端，坑长约5米，宽约4米，据统计，破坏骑俑200多件以上。新发现的骑俑坑，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3米，估计葬骑俑数量不会太少(21)。
　　可见，在西汉帝王陵的陪葬坑中，骑兵的数量明显上升，并且出现女骑兵俑，“在汉阳陵南区的一、二号从葬坑北部发掘出200多件女骑兵武士俑，马为木制，俑着朱红色木质铠甲，头梳盘髻，面容娇美，骑马挎剑，英姿飒爽，是中国最早的女骑兵武士俑”(22)。骑兵地位越来越重要。弩兵阵营也越来越庞大，除过出土的大量铜、铁箭镞外，杨家湾和狮子山大批手持盾牌的武士俑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大量持盾陶俑的出现，表明汉代军队的防御体系日趋完备，这是战争防御体系发展的趋势。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因素，是积极防御向消极防御的一种转变，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在军队中的反映，它完全没有了秦时的积极主动性，也是社会趋向保守和和谐的一种反映。
　　第三，时代不同，秦汉兵马俑的规模和大小不同。只有在秦代，只有像秦始皇这样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大手笔才能造就出巨型的兵马俑。
　　秦始皇继承前代国君留下的丰厚遗产，君临朝政之际，便以旷代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决战决胜的魅力，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以金戈铁马之势把六国君主无情地扫进历史的角落，尔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将王朝疆土拓展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构筑起当时世界上广土众民罕有匹敌的封建大帝国。“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23)，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确立了皇帝的至尊地位，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经济制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24)。始皇三十二年，“坏城郭，决通堤防，夷去险阻”，“把旧贵族借以巩固封建割据的物质条件加以彻底推毁”(25)。大规模修筑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26)。派蒙恬率军30万修筑万里长城，前后进行浩浩荡荡的五次大规模的出巡。又大修咸阳宫，“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监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27)而秦陵的修筑，更是前无古人，“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28)。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秦始皇)就像是一个清道夫，把暴力当作一把扫帚，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中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29)。
　　这些前所未有的举措，以及气势恢宏的地上地下建筑，无不显示出秦帝国的博大气魄和威力，都是一些大手笔的杰作。这与秦帝国统一后国势强盛，有着丰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分不开的。各种有利的条件和经济实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成全了始皇帝的奢望。以这种庞大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魄力和非凡的个人胆识，才会有气势磅礴的高大兵马俑来陪葬，才与秦始皇相配，才能表现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过人胆识。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的秦兵马俑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强盛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的西汉王朝在汉景帝时，虽有“文景之治”的繁荣，但仍然是秦末大规模战争之后的统一，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阶段，国力有限；加之文、景时期反对奢侈、提倡节俭，“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30)。而且，文、景帝时期，都是继承了现成的统一局面，执行的是上一辈留下的“休养生息”、“黄老无为”的思想，政治上缺乏创新，思想上趋于保守，它缺少秦始皇的创新胆略和个人魄力。所以更多地以体形较小，体态娇柔，富有现实生活情趣的陶俑来陪葬也就成为合理。它反映了社会稳定、祥和繁荣的一面。在这里，社会政治的嬗变对陵墓雕刻的题材、内涵、风格与形式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绝不是孤立的，它含有整体的意义，只有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方能产生某一特定的作品。
　　三
　　综上所述，作为帝王陪葬品的兵马俑都是现实生活在地下的反映，折射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和现实的主流倾向，体现了帝王的嗜好和意志。由于秦汉所处社会时代和陪葬主体的不同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差异。但是，他们却同时作为帝王的陪葬品而存在，都是帝王整个陵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陵园体系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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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关秦始皇陵考古的最新发现的资料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其它以前的有关秦陵调查、发掘、清理简报在此不一一列出。
　　②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③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1998年)，《文博》1999年第6期。
　　⑤《汉书·诸侯王表》。
　　⑥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文物》1998年第8期。
　　⑦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⑧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⑨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⑩《史记·秦本纪》。
　　(11)杨东晨、杨建国：《秦人秘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12)王桂钧：《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文博》1988年第4期。
　　(13)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4)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雄风》，浙扛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5)文笑、德省：《秦国人殉葬制度的演变》，《文博》1998年第6期。
　　(16)王学理：《阳陵春色 大汉风采——二论著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998年5月第l版。
　　(17)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钻探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18)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第1期。
　　(1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21)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22)王兆麟、冯国：《汉阳陵——陕西九十年代的考古奇迹》，《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
　　(23)《史记·秦始皇本纪》。
　　(24)《史记·秦始皇本纪》。
　　(25)翦伯赞：《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原载《历史学》1979年第1期。又见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26)《汉书·贾山传》引《至言》
　　(27)《史记·秦始皇本纪》。
　　(28)《史记·秦始皇本纪》。
　　(29)翦伯赞：《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原载《历史学》1979年第1期。又见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0)汉文帝临终前的遗诏，见《史记·孝文本纪》。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