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自1974年秦兵马俑发现以来，关于秦兵俑研究便有序展开，从秦俑头顶的发髻式样到足底的踏板作用，都有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秦俑发掘与研究蔚为壮观，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相比较而言，汉兵马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已发现陕西咸阳杨家湾、景帝阳陵、徐州狮子山汉墓陪葬坑等三处兵马俑，秦汉两代出现题裁相同的俑，自然引起学者们关注，有人从艺术风格、制作方法等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关于二者形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迄今尚无专文著述。笔者将秦汉兵马俑放入当时社会大背景，通过对秦汉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比较，对二者形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提出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正之处，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同仁的指正。
　　一、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
　　秦汉兵马俑皆是以泥土作原料，运用模塑结合的手法，塑造成千上万的士兵形象，放置在陵墓附近专设的俑坑内，以军阵形式出现，皆为殉葬用的明器，由于规模庞大，数量众多，具有极强的军事色彩，故统称为兵马俑。但是因为时代不同，秦汉兵马俑又被赋于不同内容，表现在俑体塑造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一点许多学者已进行深刻论述，如秦俑写实，符合人体解剖原理，给人以逼真的艺术享受；汉俑写意，较为概括，身躯扁平，制造较为粗糙，但眉眼却十分细致。另外二者皆外敷色彩，但秦俑多用塑造的手法，汉俑则以描画为主，阳陵陶俑则裸体着衣，不同之处颇多，不一一叙述。然而，秦汉兵马俑诸多差异中，以形体差异最为明显，秦俑形体高大，几乎与真人真马相同，一般高1.70--1．90米之间，大者高过2米以上，而汉代兵马俑形体则小，一般0.50米左右，仅及秦俑三分之一。既然“汉承秦制”，汉代陵园建筑确实也继承秦代特点，然而为什么作为陵园重要组成部分——殉葬兵马俑制作上，形体差异却如此之大，对此学者们尚鲜有论及，即使提到也语焉不详，可是在秦汉兵马俑比较研究中，这实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探源
　　秦汉时代盛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凡生前所需之，死后亦需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秦始皇发动70余万人在骊山北麓为自己营建大型陵墓，墓刚情况据史书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①，而且又在周围设置许多个陪葬坑，使始皇能够像在生前一样，在地下统治江山，调遣军队，享万世之尊荣。汉代一脉相承，在陵园营建中，几乎原样照搬秦代样式，厚葬之风亦有增无减，《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就是说要把每年贡赋的三分之一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而且陵墓内随葬珍宝数量更是惊人，如武帝茂陵“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豺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②。及至武帝死时，“陵中不复容物”③。即使地方上中小官僚地主，也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然而作为陵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兵马俑，汉代却没有承袭秦代的造型，仅及秦代的三分之一，徒具象形罢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汉代陶俑制作技术也并未失传，秦汉两朝沿袭痕迹十分明显，甚至汉代许多方面尚比秦代进步得多，对于此，已有学者进行专文论述④，诸如在艺术风格上，都是写实主义群体雕塑作品，形象上皆形神兼备，且刻划细腻，恰当地运用简约的概括，合理夸张的艺术手法，制作上均采用模塑结合的技术。另外，汉代俑在使用层面上也空前扩大，上至宫廷帝王，下至底层中小地主或贵族，皆发现陪葬俑现象，有的甚至还设置俑坑，如徐州地区近年发现的宛朐侯刘艺墓⑤、李窝汉墓⑥*、顾山汉墓⑦。其次，汉俑在种类上也空前增多，出现了除兵马俑以外其它造型，如仪卫俑、舞乐俑、侍吏俑等形象，说明汉代以俑陪葬已深入人心，成为十分普遍的陪葬明器，但是秦代那种同真人真马大小的兵马俑却没有出现，实在令人费解。单纯从陶俑自身发展来看，个中缘由难以解释，如果我们将其放入当时历史环境中。对秦汉两代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后，或可窥其庐山真貌。
　　秦汉兵马俑，虽然皆是殉葬用的明器，但同时又都是艺术品，是当时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的结晶，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风貌。对于秦兵马俑产生，王恺先生曾撰文认为：“这是秦代艺术大师们投其秦始皇‘好大喜功’的爱好而没计出来的浩翰工程⑧。”此说我们不敢苟同。诚然，艺术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这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但作为兵马俑却并非仅仅如此，因为它们又具有纪念性质，为帝王陵墓重要的陪葬品，其大小根本不能由匠师决定，它是当时统治者皇帝(也即墓主)自己所决定的。在秦汉时代，统治阶级关于丧葬礼仪已形成一整套严格有序的制度，如封土高低、陵园的大小都有明确规定，有的在施工前还设计出蓝图，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即发现带有铭文的兆域图，铭文日：“王命賙为兆乏(法)阔狭大小之制，有事者官图之，进退*(左辶右口)(违)法死无赦，不行王命殃连子孙。其一从，其一藏府”⑨。甚至连下葬时所穿殓服也有严格规定，皇帝死后用金缕五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一般大臣或诸侯非经皇帝特赐不得用金缕，任何人不得僭越(11)。具体到陪葬俑应也不例外，其尺寸大小应有统治者事先制定，制作匠师只是依图画瓢，纯粹进行机械塑造即可。如果有所发挥，也只能在统治者已经制定的框架内进行，譬如有的俑表情哀愁，有的喜悦，这就是制作者能够自由发挥的表现。因此探讨俑体大小变化，我们认为必须到统治者思想深处去寻找答案。
　　其次，探讨兵马俑形体大小变化的问题，不能离开俑是殉葬品这一核心内容。回顾一下俑的发展历史，其产生之初就是以替代品的面目出现，孔子曾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然而，相对用人殉葬，历史确实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注意到，俑从产生到消亡的漫长过程中，除秦始皇兵马俑形体高大，与真人真马相仿外，其它时代的所有陶俑皆形体较小，因此我们认为探讨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的产生原因，首先应摘清楚秦代兵马俑为何如此高大，这样秦汉两代俑体差异的原因将迎刃而解。
　　秦兵马俑是秦始皇征战六国的秦军在地下的缩影，表现子强大的秦帝国蓬勃发展的精神状态，此说学者们一般没有异议。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定都咸阳，建立了第一个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为显示秦的统一功绩，秦王赢政下令朝议帝号：“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诸暴乱，六王皆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改，无从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12)于是，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称号，始称自己为皇帝。然后摒除周代以来封国制度，代之以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次又整齐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文字、货币，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为加强其统治，在文化思想方面焚书坑儒，军事上使蒙恬北筑长城。整个秦帝国处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势头，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是时也，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自然制造形体高大的兵马俑，来表达其“包举宇内，并吞八荒”豪情，当在情理之中。“世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功”，兵马俑的制造，如同铸金人、北修长城的壮举一样，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物化。他通过一系列的壮举张扬其文治武功，然而铸金人、筑长城，即可达到如此效果，为什么后来又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庞大兵马俑坑陪葬呢?对此王学理先生的解释是：“兵马俑之所以在陵园中出现，其前提是秦始皇对军队的偏爱。”(12)笔者甚为赞同，但是对于尺寸大小问题尚不能解释，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俑是殉葬的明器，因此我们探讨一下秦国人殉的历史，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众所周知，人殉制度盛行于商代，西周开始衰落，到东周列国依然存在，但未形成制度。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关中地区人殉墓发现最多，秦国地处偏远的西隅，相对文化发达的齐、楚、燕、韩、赵、魏诸国，其文治教化还非常落后，商周制度的残余影响还十分强大，殉人一事时有发生，已发掘凤翔雍城秦公陵园一号大墓(13)，填土中就有6名殉葬的男女奴隶发现。南指挥秦公陵园的八旗屯，在春秋早中期约10多座秦墓中，大约半数的墓用人殉葬。1974年发掘的西安户县宋村三号墓，亦发现4个男性殉葬者。尤为严重的是，公元前621年，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人”，秦国人赋“黄鸟”反对之。即使在秦灭三晋后，还在侯马乔村发现10座共殉38人的墓葬，可见人殉制度在秦国流行程度。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统治阶级不能再任意以活人殉葬。尤其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坚决反对人殉制度，一度形成“天下之学不归杨即归墨”的局面，墨子学说影响如此深广，统抬者不可避免受其影响，重新审视人殉制度的野蛮落后，杜绝活人殉葬亦成为历史之必然。然而这种社会风俗虽然改变，但是统治者的个人心理习惯却不容易一下扭转，于是制造与真人真马大小相同的兵马俑作为人殉替代品在社会上出现了。因此我们认为秦代兵马俑形体高大，实质是人殉制度在当世的翻版。本来陶俑早已出现，但形体较小，显然不能符合始皇之要求，于是为追求其逼真效果，表现始皇雄视天下的气魄，便将明器的俑放大，成为陶俑制作史上的巅峰之作。即使如此，始皇陵内还是坑杀了许多工匠，据史书记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可见人殉制度在秦国流毒之深。
　　史书云“汉承秦制”，秦代兵马俑形体高大，汉代兵马俑的制作却没有步其后尘，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下面我们将就汉代统治者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进行深入剖析。
　　虽然历史上秦汉并提，但是秦的开拓精种到汉初则丧失殆尽，汉代统治者思想上趋于守成，气势上内敛许多，这主要由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交错矛盾所决定。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虽然取得了天下，但内部六国贵族及异姓诸侯王的存在，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时有动乱发生。外部北地相邻的匈奴日益强大，不断入侵扰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汉代统治者虽然有“事死如生”的想法，以及再造大型兵马俑的愿望，但也力不从心，况且刘邦得天下用的是谋略而非单凭武力，因此没有秦始皇对军队的偏爱，制造大型兵马俑的念头自然也不会产生。
　　其次，汉代统治者对秦代的灭亡心有余悸，尤其是秦始皇兵马俑四号坑未修完而天下反，汉初统治者不能不引以为鉴。正如陆贾论说秦失天下原因时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多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14)。因此统治者必须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才能长治久安。针对这种情况。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况且惠文景诸帝皆崇尚节俭，譬如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且都是冬闲时进行。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还为节省百斤黄金而罢建露台(15)，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对于陵墓的修筑当也极力减少工程量。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墓修筑达70余万人，可谓费时费工，至于兵马俑的制作究竟需要多少人尚不好确定，但是根据发掘材料，在一号兵马俑坑南30米处，有一片修建兵马俑的工人所住的基址，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可以想象参加修建兵马俑的工人是十分可观的。汉代统治者对生死已有清醒认识，文帝曾在遗诏中说：“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16)。”且营建陵墓时，规模已减少不少，长宽仅414×400米，面积相当于秦始皇陵的十二分之一为减小工程量，仅造一些象征意义的小兵马俑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这只是形式上降低规格，墓内随葬品规格却没有降低，这也许只是统治者障人耳目的骗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秦代兵马俑身体高大，是受人殉制度影响，汉兵马俑身体矮小，则是吸取秦之教训，减小工程量的结果。当然，二者之间大小差别，尚与秦汉文化渊源不同有关，我们将在以后研究中，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贡禹传》。
　　③《新唐书·虞世南传。
　　④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⑤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艺墓》，《文物》1997年2期。
　　⑥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
　　⑦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
　　⑧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l期。
　　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⑩《后汉书·礼仪志》。
　　(11)《史记·秦始皇本纪》
　　(12)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3)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    
　　(14)陆贾：《新语·无为篇》
　　(15《汉书·文帝纪》。
　　(16)《汉书·文帝纪》。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