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2000余件各种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兵器戟非常有特色，引人注目，使人颇感兴趣，在此试将它们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和汉阳陵所出的同类兵器作一比较，并对此墓的年代作一推测。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共出铜戟5件(套)，形制相同，都出于Wl内，同时有鐏出土。标本W1：134，援上昂，起中脊，上刃微弧，下刃三度弧曲，形成两个锋尖，长胡四穿。内呈刃形，上昂，下刃有一锋尖，近栏处开一梯形穿，整器一次铸成。刃部为后加工开刃。援和内结合处装有铜质鎏金柲帽，柲帽截面呈椭圆形，上口平封，与戈之间用丝绢捆扎，木柲上端穿入帽内，亦以丝织带扎紧。戟长49.7厘米、宽39．6厘米、内长18厘米、柲帽长12厘米。下端的鎏金铜鎛呈长筒形、底内凹、中部突起箍棱。鐏内尚存有朽木。鐏长18.8厘米、径3.6厘米。全戈通长303厘米。标本W1：133，通常330厘米，戟头长51厘米，宽37．2厘米、内长17厘米。
　　铁戟：成捆置于西壁下。戟刺与内呈直角，有圆筒形鎏金铜鐏，鐏中有箍一周，文中未有尺寸及图，但从文字上判断，应是“卜”字形戟(1)。    
　　同样在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物坑亦同出有这两种戟。其中，铜戟四件，大小形制相同，作鸡鸣状，长胡四穿。援上近胡处贯穿一管形帽。标本5：36，援长16、通长52厘米。筒形镦，中部饰凸带纹一周，銎如杏仁状，长14厘米。柲已朽，戟镦总长2．9米。铁戟141件，出土于三、五号坑，成捆堆放，作“卜”字形，刺、援外有黑褐色漆鞘，鞘系麻布胎。援内端贯穿一铜帽，用麻交叉缚缠以固定帽柲。其中，3：97—5，刺胡长35.6厘米、援长4厘米，具筒状铜镦，銎如杏仁形，高8.4厘米。柲已朽，髹黑褐色漆，朱绘菱形纹。戟、镦全长约2．9米(2)。
　　秦兵马俑坑一号坑前五方中共出铜戟4件。
　　标本T19G8：0710号戟，出土于T19方八过洞29、33、37号俑右侧11一29厘米厚的淤泥层上。柲中部残缺，复原后通长288厘米，I型矛头，长10．5厘米；戈头通长26．55厘米、援长16．55厘米、胡长12厘米、内长10厘米、下齿长1．8厘米。戈与矛的间距25厘米。柲的质地不明，上段用线组缠扎，径4厘米，髹褐色漆，上下各残存朱绘花纹一段。戈和矛上均有韬的朽迹。戈韬分为两部，一为援胡部，一为内部。韬为竹片做成，外包裹麻布，髹漆。柲末有铜镦，镦高12．5厘米，径3—4厘米。
　　标本T10G6：0577号铜戟，出土于T10方六过洞17—20号足踏板前，后段残，残长190厘米，戈与矛的间距21厘米，柲椭圆形，下粗上细，径3—4厘米，通体髹黑漆，其中两段涂朱红色。矛为Ⅱ型，通高17．7厘米、叶长12．05厘米、最宽3.5厘米、*(左骨右交)长5．65厘米、口径3×2.5厘米，戈通长26．7厘米、援长16.4厘米、胡长12厘米、内长10．1厘米、宽3.4厘米，矛和戈上韬已朽。矛韬长19厘米、前宽4厘米、后宽5.5厘米。戈韬亦分两部分，内部韬长8.5厘米、宽4厘米；援及胡部韬呈钩形，援部长19厘米、宽4—5厘米，胡部高18厘米、宽3.5—5.5厘米。韬为竹质，外裹麻布，髹漆。
　　标本T10G6：0576号戟，出土于T10方六过洞13--16号俑前，柲残断，残长249厘米，径3厘米，髹褐色漆，有三段涂朱红色，分别长10、4、8厘米。戈与矛的间距22厘米，矛通长17.5、叶长10．8、*(左骨右交)长6，7厘米、口径3×2.5厘米。戈通长26．7、援长16.7、胡长12．5厘米、内长10厘米。戈穿内残存线组朽迹，径0．2厘米，戈和矛上的韬的形状和大小与T10G6：0577戟韬同。
　　标本T20G10：01392号戟，出土于T10方十过洞101号俑右前方，残长1.20米，柲径3．5厘米，上髹褐色漆，有彩绘的图案子花纹两段。戈与矛的间距25厘米，戈和矛韬的遗迹残。四件戟上均有铭文，从铭文的内容上看为秦始皇三年(前244年)、四年(前243年)、五年(前242年)、七年(前240年)，属秦始皇时期相邦吕不韦督造(3)。
　　综上所述，秦戟均属矛、戈联合体。戈头都是长胡四穿，弧援，刃内；矛头为I型或Ⅱ型，柲为木质，少数为积竹柲，柲末有铜镦，镦高12.5厘米、径3—4厘米，有的戟出土时戴有韬。戈与矛的间距为21—25厘米，通长288厘米。
　　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的合葬陵园。
　　阳陵从葬坑位于王皇后陵正南300米处，东西跨度320米，南北300米，占地范围96000平方米，分布着24个俑坑，1992年发表了第一号简报。报道了部分清理的6、8号两坑和16、17坑出土的文物。其中铁戟42件，均为“卜”字形戟头，扁体，四穿，枝穿一铜龠，上有钉孔，用以固柲。完整的一件戟，全长162厘米，木柄髹朱红漆，下安铜镦，铁戟头全长15厘米、枝长5．9厘米，是车后随从步兵俑所用。1994年发表的第二号简报，报道了第20—23号坑的发掘情况，出土铁戟93件，均为“卜”形戟头，扁体、四穿。枝穿一铜质柲帽，上有针孔，用以固柲，完整的铁戟全长90厘米，铁戟头长12厘米、枝长4.8厘米、扁体宽0.9厘米(4)。
　　狮铜戟与素戟和阳陵戟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的特点。1．由分铸联装到浑铸。2.援头上翘，大于140度，已具有刺的趋势和雏形。3．戈上的四穿插仍然保留，在援和内的结合处有柲帽。
　　为什么在秦汉之际会发生由铜质分铸联装戟向铁质“卜”字形戟的转变。首先，钢铁冶炼工艺技术的发展和它被应用于制造兵器，是导致这一变革的必要因素。1976年4月在湖南长沙的长杨65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了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把钢剑(5)，说明至迟在那一时期，钢铁冶炼工艺已开始被利用来制造兵器。战国晚期，铁质兵器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战场上。从战国晚期的楚墓中，经常会发现一些兵器，主要是剑、矛、戟等，最重要的发现，还是1965年10月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发掘的44号从葬墓(6)。看来墓坑中是匆忙地掩埋的二十几位阵亡将士，连同他们使用的兵器以及身边携带的铜币，出土的格斗兵器绝大部分是铁制的，其中有十二件铁戟、十九件铁矛、15件铁剑，其中一件戟(44：9)曾经用金相、电子束微区X射线分析等方法检验，是由含碳不均匀的钢制成的，并且经过整体淬火(7)。这件钢戟和同墓出土的两把铜剑(44：12、100)的组织相似，都采用的是块炼钢固态渗碳制钢的方法，而钢戟的特点是各部分含碳不均匀，分层比较明显，又看不出明显的折叠，因此，推测它可能是将增碳的钢片叠在一起锻打，或是将铁片叠好增碳锻打成形，整体淬火得到的。    
　　燕下都44号墓的发现，明确地告诉人们在战国晚期燕国的士兵已较多地装备有新型的钢铁兵器。墓中的青铜长柄格斗兵器只有一件戈，它与钢兵器相比，仅为铁质长柄格斗兵器的3％强。这一例子，强烈地预示着青铜兵器的没落和钢铁兵器的崛起，已成为兵器发展史的不可遏止的趋向。
　　另外，战争方式的改变应是戟形变化的主要原因。从目前的资料看，在商周时期，戟已经出现，但在春秋以前，戟并不是主要的格斗兵器，所以在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兵器的记述中，还找不识它的名字。如《尚书·牧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8)”只讲戈、矛，说明西周初年它们是主要格斗兵器的代表。戟还没有资格和它们并列在一起，正是因为戟在春秋时期是重要的格斗武器，所以在《考工记》中对它的具体形制有比较清楚的记述。《考工记·冶氏》：“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关于戟的全长，《考工记》也有记述，在论及“车有六等之数”时，指出“车戟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当时“八尺曰寻，倍寻为常”，而“人长八尺”，所以车戟的长度超过人体高度的一倍。在考古中发现的戟已有多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出铜戟的墓葬里面，大多也随葬大量的铜质车器和马具，而且墓主人的身份都比较高，如蔡侯墓(9)、曾侯墓(10)等，他们都本是具有乘车作战身份的，因此这些铜戟都是用于车战的兵器，与戟同时伴出的兵器常有戈、矛和殳，正好与《考工记》中所记车战兵器有戈、殳、车戟、酋矛相吻合。已知戟柲长度的有六合程桥墓1(11)、长沙洲城桥墓1(12)、随县曾侯乙墓(13)和江陵天星观墓1(14)等四处，它们的长度分别是227厘米、283.5厘米、343厘米、388厘米，按《考工记》车戟的长度应高于人体高度的一倍，同此，除程桥一例外，其余三例都与《考工记》的规定大致符合，说明它们正是用于车战的车戟。
　　戟的功能是多样的，戟刺可向前直刺，戟援的上刃可推击、援锋可啄击，援的下刃可钩斫。但是它的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以戟援的下刃进行钩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范氏和栾氏的战斗中，栾乐车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是有关戟钩斫的记录。又《晏子春秋》记崔杼杀庄公后，与庆封劫诸将军大夫盟于大宫之坎上，对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又曰“曲刃钩之，直兵推之”，也说明了当时戟主要是用曲刃钩斫。但是秦末汉初，随着车战的衰落和步兵、骑兵野战的兴起，自然迫切发展适用于骑兵战斗的长柄格斗武器，过去以钩斫为主要功能的青铜戟，很适用于两车错毂时格斗，但当双方骑兵相对驰马冲击时，只有借助快速冲刺的力量来加强兵器的效能，才能更有效地杀伤对手，如果像车错毂时那样，横挥兵器再加拉钩斫，已完全不适用了。为了达到新的骑马兵战斗的需求，戟改变了形状，由钩斫为主改为前刺为主，而以戟枝横击和钩斫为辅，这也是戟刺加长且刺锋更加尖锐的原因。这种式样的戟正适于在高速驰马冲击时，随着向前冲刺的姿态猛然扎刺对方。
　　秦俑三坑中，约有步兵俑6000多，战车140余乘，骑兵俑116骑，和秦惠王时“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相比，比例无太大的改变。这100多骑马偏处二号坑一隅，其数量远远地少于车、步俑。秦俑二号坑试掘时，露头的有4l骑，其中完整的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是作垂臂左手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多为铜剑、镞和弓弩(15)。说明秦骑士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远程兵器，并没有配备格斗长柄武器，所出的铜戟长288厘米，符合《考工记》所载，应是车戟。
　　相当于文帝时期的陕西咸阳杨家湾四号汉墓兵马俑提供了西汉早期重要材料(16)。在11个陪葬坑中，骑兵坑6个，步兵坑4个，战车坑1个，出土了骑兵俑580多件，步兵俑1800多个。在这一俑群中，埋有兵车的坑位居中，说明当时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军制，把兵车放在主要的位置上。从数量方面看，最多的是步兵，骑兵俑的数量不是很多，约占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分左右两个战阵。但骑兵俑已集中排列，自成方阵，显然已是独立的兵种，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骑兵发展的真实情景，在从车战为主向以骑马兵部队为主力变化的进程中，迈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但骑兵俑背负矢箙，仍不见使用戟、矛等长柄格斗武器。
　　狮子山兵马俑坑出俑2300多件，以步兵俑、骑兵俑为主，共有5个俑坑，目前发现了1、2、4三个坑，未发现战车。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秦末那种适于车战的联装戟已不见，而所出的二种戟，一种为适于骑兵冲刺的“卜”戟，一种为亦刺亦钩的“鸡鸣戟”。同样，在汉初的山东齐王墓亦是这两种戟同出。
　　较之为晚的汉阳陵，出12种戟，皆为“卜”字形铁戟，长分别为90厘米、160厘米，完整的俑一般高62厘米，说明这二种戟，分别是身高的3倍、l.5倍。虽然目前发现骑马兵俑不多，但联想到比其早的秦俑、杨家湾已有骑兵俑的事实，可以推测阳陵必有骑兵，而且还占相当的比例。这两种戟已完成了从分铸联装戟到“卜”字形铁戟的转变。其中必有一种是骑兵所用。我们推测1．5倍的可能就是骑兵所用。
　　这种戟制的变化说明了两个问题：
　　l.在汉初，随着骑兵成为主要兵种后，对兵器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为了给骑兵配备适于格斗的长柄武器，进行了多种试验和改革，“鸡鸣戟”就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只是它不适于战争。出现后，很快就消失了，从山东齐王随葬坑来看，铜戟4，铁戟141，铜戟仅为铁戟的3％，说明铜戟已处于没落阶段。但是它在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它是由车战为主到骑兵为主这一转变的重要的历史见证。同样也是由铜制兵器向铁制兵器转变的重要一环。
　　2.这种戟目前发现的很少，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从汉杨家湾没有，到阳陵消灭，仅见于狮子山和齐王墓。根据杨家湾出土的随葬物，如漆器、陶器和车马器，均有西汉早期特征，填土中发现吕雉、文帝时期则的四铢、半两钱币，初步推断杨家湾兵马俑坑是文帝时期的，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陪葬坑。周亚夫死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与景帝死时(前141年)只隔了两年，情况有如此大的变化不可能，周勃死于孝文十一年(前168年)，所以杨家湾属周勃陪葬坑的可能性比较大。狮子山墓出土的铜钱85％以上都是西汉早期的“榆荚”半两，其余的为四铢半两。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孝文五年(前174年)，为钱益多乃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分析其墓主人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前179—前175在位)或第三代楚王刘戊(前175—前154年)。
　　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根据墓规模宏大、随葬品极为丰富来判断，是第二代齐王刘则(前178—前165年)，在位十年。
　　阳陵汉俑身上多系有“半两”冥钱，而其它钱绝对不见，此钱背光平、阳文、无廓，显系当时通用货币的模拟物。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建元五年(前136年)又罢“三铢”、更铸带轮廓的“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年)，才始行“周郭其质”的五铢钱。如果这组坑从王皇后的话，至少应有武帝时的“三铢”或带廓“半两”钱。所以这组坑是为景帝而设，其埋藏年代在前141年之前。也就是说，这种戟仅在西汉初年(前l70—前140年)这么一段时间内流行，这对我们判断狮子山王陵的墓主是第二代、第三代楚王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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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8期。
　　(2)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葬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和—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的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6期。
　　(5)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5年4期。
　　(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4期。
　　(7)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4期。
　　(8)《尚书·牧誓》，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18页，1980年版，
　　(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2期。
　　(10)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11)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3期。
　　(12)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l期。
　　(13)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1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
　　(15)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
　　(1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3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