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礼县陵区即秦时的西垂(或西犬丘)陵区，是随着庄公、襄公、文公等以此为都邑而设立的陵区。
　　具体地点在礼县永坪乡赵坪村的大堡子山上。该墓葬区1992年-1993年曾遭到大规模盗掘，破坏严重，很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鉴于这种情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月-10月对该墓葬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探明中字形大墓2座，瓦刀形车马坑2座，基本搞清了该墓地的排列以及中小型墓葬的分布情况，并对其中的2座中字形大墓、1座瓦刀形车马坑、9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
　　一、墓葬形制
　　大堡子山墓地位于礼县以东13公里，属黄土梁峁，东、西、南三面均为沟壑。它北依大薄地峁塬，南临西汉水，西滨固城河。
　　钻探资料表明，此墓地的范围东北至文家，西至大堡子山边缘，南至大堡子山的山间便道，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在此区域内排列着南北并列的2座东西向中字形大墓，编号为M2、M3(1)。其南端有从葬的2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已发掘的一座编号为K1。在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5米-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这些墓多被严重盗扰，已发掘的9座墓是劫余幸存的完整墓葬。关于大堡子山的秦公墓葬，戴春阳先生在《文物》2000年5期披露了大体情况：
　　1.M1
　　大型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形，东西向，全长36.5米。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车马坑内已遭盗扰，从西南部残存的约2平方米的遗迹来看，坑内原有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共计12条。均为辕东舆西，每车两服两骖，计4匹马。据参加发掘的民工讲，此车马坑被盗掘时曾出土了许多金饰片。发掘仅获铜车饰(如车辖、车*(上车下口)和大量铜泡)以及锈蚀严重的铁制品。
　　2.M2
　　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88米，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呈斜坡状，长37.9米。墓室呈斗状，全长6.8米-12.1米，宽5米-11.7米，深15.1米。墓室内设二层台。其中东、北、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是漆棺)，多随身葬有小件玉饰。此外，西二层台上有迹象表明，这里原来也置放有随葬品。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说明漆棺上原来镶有金箔棺饰。墓主尸骸已朽，据朽痕可知，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室底部中央设腰坑，内置殉犬1只、玉琮1件。
　　西墓道长38.2米，总体亦呈斜坡状，但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在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分为生殉和杀殉两种，前者作痛苦挣扎状，后者有的头部有洞，姿势规整，多为青少年。有3个殉人各随葬玉玦1件。填土中还有殉犬1只。
　　该墓已被盗掘一空，仅在盗洞中发现石磬5件。其中有几个石磬现收藏在礼县博物馆。
　　3.M3
　　亦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115米。墓道结构与M2相同。其中东墓道长48.85米。墓室呈斗状，长6.75米-24.65米，宽3.35米-9.8米，深16.5米。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1名。墓室内漆棺、木椁及墓主已朽。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胸、颈部位残留有大量散乱的琥珀珠。腰坑内有殉犬1只、玉琮1件。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米，宽8.2米。填土中埋殉人7名。
　　此墓也已被盗掘，墓室曾发生过坍塌，所以墓中只发现有较小的青铜碎片。
　　4.中小型墓座
　　均为竖穴土坑墓，长2米-5.2米，宽1.4米-2.7米，深3.06米-7.6米不等。有的墓葬在墓壁一侧掏挖壁龛，安放殉人，墓主均使用棺椁，葬式为头朝西的直肢葬。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除随身佩带小件玉、石器外，主要随葬品均放在棺椁间的西端头箱，铜鼎、簋的使用不甚规范，并流行使用仿铜陶礼器。陶器中常见的组合为喇叭口罐、鬲、盆、豆、鼎等。(2)
　　注解：
　　(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基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2)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二、墓地的性质和时代
　　1994年以来，海外陆续出现了一些有“秦公乍铸”铭文的青铜礼器，许多学者将其与礼县大堡子山墓地联系起来。
　　1993年秋，甘肃省西和县公安局缴获一批盗自礼县大堡子山的器物，其中铜鼎可辨识出个体的有7件，虽大小有别，但形制相同。其中一件口径33米、最大腹径37.6米，高38.6厘米，器腹内壁铸铭文二行六字：
　　秦公乍
　　铸用鼎
　　此外还缴获铜簋4件。口径20厘米。器内底与盖内各有铭文二行六字：
　　秦公乍
　　铸用鼎
　　以上秦公诸器因残损较甚，故未能出手。经在押的盗墓犯罪分子在现场指认，可知此秦公诸器均出自M3。此外，M3墓室中因坍塌而被砸毁的青铜器残片较多，这正与秦公诸器的残损现象相吻合。所以，这批秦公鼎和秦公簋出自M3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
　　1995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玩市场抢救购回秦公鼎四件、秦公簋两件及一件与秦公簋形制相同但无铭文的簋。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介绍了这几件秦公重器的情况。(2)
　　秦公鼎四件：
　　秦公鼎一 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内腹部铸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二 高38.5厘米，口径37.8厘米。器内腹部铸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三 高25.9厘米，口径26厘米。器内腹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宝用鼎”。
　　秦公鼎四 高24.2厘米，口径24.2厘米。器腹内有铭文六字：“秦公乍宝用鼎”。
　　秦公簋二件：
　　秦公簋一 高23.5厘米，器、盖对铭各有五字：“秦公乍宝簋”。
　　秦公簋二 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两耳间宽37.4厘米。形制与纹饰同簋一，铭文的字数、字体、行款均与簋一同。
　　除两件有铭秦公簋外，上海博物馆另获有一兽目交连纹簋，高19.2厘米，口径15.3厘米，形制和纹饰与上两器相同，只是无铭文，亦应为秦公墓中之器。
　　上博秦公鼎与M3所出之鼎造型相近，但腹壁外鼓和下垂的程度不如后者显著。
　　此外，M3秦公鼎兽蹄足上的扉棱呈“山”字形，而上博四鼎的扉棱既有“山”字形，又有波浪形，还有简约的弧形。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纹饰上的差异。上博秦公鼎的颈、腹部均饰窃曲纹，其中颈部纹饰简单，腹部纹饰较繁复。腹内壁均有铭文6字，为“秦公作铸用鼎”或“秦公乍宝用鼎”。上博秦公簋则与M3所出的秦公簋基本相同，惟器内底与盖各有铭文二行5字，为“秦公乍宝簋”。
　　上博秦公鼎、簋与礼县大堡子山M3的同类器相比较，形制相近，只是鼎的纹饰不同；而且，其鼎、簋均完好无损，这与礼县大堡子山M2被盗掘一空的情况应当不是一种巧合。所以，上博收藏的秦公诸器可能就出自大堡子山M2。(3)
　　大堡子山的中字形大墓与秦公诸器表明，大堡子山中心区应系秦公陵园。陵园北部严整有序的中小型墓葬与秦公陵园一起，构成以秦公陵园为中心的秦国墓地。
　　由于秦公墓地屡屡被盗，有许多重要文物散落海外。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一对秦公壶，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器口内壁有铭文，两行六字：
　　秦公乍
　　铸*壶
　　故称之为秦公壶，
　　经过对这对秦公壶的研究，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器在周厉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期间，就是秦庄公，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4)韩伟先生于1994年4月末在法国巴黎的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家中最先发现了金箔饰片，并初步判定他们大约属春秋秦国之物。这批金箔饰片公布的计有44件，其中鸱枭形者8件，虎形者2件，口唇纹鳞形者26件，云纹圭形者4件，兽面纹盾形者2件，目云纹窃曲形者2件。韩伟先生根据香港古董商对这批金箔饰片出土甘肃礼县的透露，参照陕西凤翔东社村采集的春秋战国秦的“人刺虎”纹瓦当，结合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金箔饰片、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内棺所绘棺饰，将这批金箔饰片判定作了礼县秦公墓的棺饰。(5)这一判定，是极有见地的。拥有如此众多贵重的金饰品，非一般人所有，结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掘，应该是秦先公墓的陪葬品，被盗后卖往国外。因为大堡子山曾发现中字形墓，按照殷时陵墓制度，亚字形为天子陵墓，中字形为诸侯王级陵墓。西周时天子墓至今未有发现，其葬制不详，但东周时诸侯国国王的墓葬为中字形。因此韩伟先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一文中指出；“秦大墓与殷大墓制度相近，其中的继承和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秦时的墓葬形制，只有诸侯国国王才有此特权，而按当时秦国的地位，到秦庄公时被封为西垂大夫。韩伟先生指出：“综观秦族在西犬丘的历史，非子、秦侯、公伯三者处于附庸，不可能营造如此规模的大墓，营造大墓者，非秦仲、庄公莫属。”(6)他断定这批金箔饰片应是秦仲、庄公墓内随葬品。其用途为木棺上的装饰品。
　　李朝远先生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7)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的分析，认为大堡子目前发现的秦公陵园应是秦襄公和文公的陵园。而葬在礼县(即西垂)的庄公的陵园，也应在大堡子山附近，只是迄今尚未发现。
　　既然这些有铭文的青铜器，均有“秦公乍”字样。那么，这些器皿的主人应是秦公无疑。而据《秦纪》所载葬在西垂的秦公有庄公、襄公、文公三位。而庄公享有此器的可能性太小了。因为庄公处于西周晚期的宣幽之世。西周礼制甚严，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应不敢僭越称“公”。而且，《秦纪》所列的秦之诸公世次及葬处，亦未言庄公而自襄公开始，这与秦武公钟、镈的铭文中先祖自襄公开始相一致。由此可知，文献上的“庄公”只能是追谥，《诗·秦风谱》孔颖达疏指出：“庄公已称公者，盖追谥之也”(8)，庄公称公当是襄公称公以后的事。大堡子山秦公诸器上的秦公不是庄公。
　　而庄公之子秦襄公在西周末年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给“岐以西之地”。秦人从此扬眉吐气，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文公继承其父的事业，在位50年，国家日益兴盛。他们两个死后，《史记》均记载葬于西垂。
　　关于秦文公的葬地，《史记·秦本纪》则记载：“葬西山”，《史记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西县乃今甘肃天水西南之礼县、西和县一带，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葬于西垂”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文公葬于宝鸡市贾村塬(9)，笔者认为非也。秦文公时先居住在西垂(即西垂宫)，后迁都汧渭之会，享国五十年，南征北战，扩大了秦国的影响，但汧渭之会只是临时的立脚地，远非西垂宫对秦公的影响大，因此他和襄公一样死后仍归葬于西垂，即西犬丘。
　　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的发现，对于研究秦国的发展史及丧葬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秦陵墓的发展序列更为清楚。也加深了人们对秦早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
　　礼县大堡子秦公墓地惨遭盗掘，也对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好在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经常有秦公墓地出土的遗物出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从所出土情况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来看，秦的先公墓葬是实行厚葬的，而且表现了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随着资料的更为丰富，对秦大堡子山墓地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礼县政府对秦公墓地的发现也甚为重视，成立了礼县秦文化研究会，邀请全国的学者共商保护和利用秦文化遗址，准备加大对秦文化的研究及利用，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
　　注解：
　　(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2)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界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4)李学勤、艾兰：《最新发现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日。
　　(5)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
　　(6)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
　　(7)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8)《十三经注疏》第3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9)高次若：《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