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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的团体代表,有在边区工作全国知名的艺术家、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六七百人。
  吴玉章致开幕词说:文化界今天要开辟出一条新道路,打下一个新基础,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
  大会对戊戌变法至抗战以来逝世的文化战士,诸如谭嗣同、李大钊、鲁迅、瞿秋白、朱执信、恽代英、洪灵菲、胡也频、柔石、钱亦石、刘群、王礼锡、陈桂天、温健公、张郁光、吴承仕、尚仲言、朱惺公、蒲子政等向代表们作了简单介绍。
  会上,王明作《关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问题报告》;洛甫(张闻天)作《关于文化政策的报告》;艾思奇作《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运动报告》,周扬作《两年来边区国民教育工作报告》;吴玉章作《关于新文字问题的报告》;罗迈作《抗战中两种不同的教育政策报告》;1月9日,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重要报告。本文一个月后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几天后,《解放周刊》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作这个报告时的背景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也采取了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集中大部兵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活动更加变本加厉。早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他们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对共产党由政治反共到军事“剿共”的转变。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的阴谋活动不但企图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权利,军事上大举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公然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人民群众不会运用民权,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实现“军法之治”的“军政”。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①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宣扬反动的“一次革命论”,叫嚷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励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②。为此,收罗一批反动政客和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叶青之流,在《抗战与文化》上发表反动文章,辱骂共产党,攻击共产主义,妄图伪造和曲解三民主义。这种种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
  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大会发言的还有,张庚:《抗战中的戏剧》;冼星海:《抗战中的音乐》;冯文彬:《文化与青年》;梁金生:《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庄栋:《关于世界语问题》;萧三:《中苏文化关系》;萧向荣:《文化教育工作在八路军里开展的情形》;李初梨:《边区的新闻事业》;陈康白:《关于边区工业建设的问题》;饶正锡:《两年来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孟庆树:《妇女在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应负的责任》;杨松:《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丁玲:《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柯仲平:《民众剧团》;杨醉乡:《抗战剧团》;高波:《烽火剧团》。还有工厂文艺工作者刘亚洛、边区妇联代表陈介平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还通过:(一)致全世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电;(二)致全国前方抗日的将领和士兵电;(三)致全国文化界历来为革命和抗战而死难的烈士家属电;(四)全边区文化界加入毛泽东发起的宪政促进会案;(五)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案;(六)成立鲁迅研究会案;(七)组织新文字健全委员会案;(八)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总决议;(九)边区文化协会简章;(十)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会议选举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97人为执委。吴玉章致闭幕词说,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文化的前途有很大意义,指出了新文化的道路、方向和任务,它不仅是代表边区的,而且是代表全中国的。全中国文化界联合起来,全世界文化界联合起来,为改造中国文化,完成民族革命与社会解放,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为抗战、为团结、为进步的精神之下,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边区和全国的文化运动和各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边区过去文化工作的成绩与缺点,规定了今后边区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答复了全国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一切问题。大会的功绩,就是确定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方向。从五四以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这新民主主义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不同,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在新民主主义运动中有主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不能仅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为唯一领导者的民主主义运动,而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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