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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地位——8
雷云峰
八、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延安成立
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军队抗日的大本营。会上，有少数人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作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中共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陕甘宁边区这样一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中共中央扎根于陕甘宁边区，使它成为抗日人民军队的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肖劲光等多次谈过。并且已经确定留守陕甘宁根据地的人选。毛泽东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中共中央要留在这里扎根。陕甘宁边区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方便，又有黄河阻隔，日军进攻不便。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我方指挥比较便利。从陕甘宁边区这块根据地的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牵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中共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
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很有必要留下一支部队。经过统一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人留守陕甘宁边区。
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将第一一五师之辎重营；第一二〇师之特务营，工兵营、辎重营、炮兵营及第三五九旅的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的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第三八五旅旅直一部及第七七〇团；骑兵连、鹿甘独立营，共约九千令人留守陕甘宁边区(附表1)，以肖劲光为主任并将边区所留各个部队统一编制，计编为警备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团(附表2)，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各部共计人员31609名，长短枪15153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9月，南京国民政府也任命肖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于是，按照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边区的部队。
开始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分别编成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的炮兵、特务、工兵、辎重营，并划定驻防地区。当时，陕甘宁边区已有18个县(后来按照国民党三三三次会议划定，陕甘宁边区为23个县)，将边区划分为东地区和西地区两个留守处。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整个部队约9000余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建立的众多根据地中唯一得到保存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所以，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东面隔黄河相对的是以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20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时也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40多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的正常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肖劲光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考虑并着手对留守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留守兵团的这部分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大部分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3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这支部队刚留下时，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现象；战土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不安心后方工作；……怎样在这种基础上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是一项艰巨任务。
毛泽东指示：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设成具有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关键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肖劲光等领导人每天晚上向他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研究留守兵团的建设。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富县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营长孔令甫，教导员刘永源；另外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15000余人。兵团成立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确定方向、提出措施的决策性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会上讲活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命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这次会议确定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门纪律，紧密与人民的团结”为兵团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会上提出以“任务重于生命”作为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号召留守兵团的全体指战员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中共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
这次会议使部队建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久，部队便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
1938年12月，中央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开展生产、学习两大运动与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巩固党等四项工作。关于部队的工作方针，大会指出，要“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客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
根据建军方针，留守兵团在进行整编后，首先健全了指挥机关，成立了直属各工作部门，召开各种业务会议，制定与颁布各种制度，条令草则，如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统一各种组织名称。针对不同建制部队的合编，及新知识分子的大量入伍等情况，号召互相学习，团结与改造知识分子。这样，部队初步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
留守兵团的军事教育是在紧张的河防战斗、剿匪战斗、反磨擦斗争与开展自给性生产的间隙中进行的。当时，作战对象主要是具有现代化装备与技术的日本侵略军，而我军装备与技术却相当落后。装备倒是可以从战争中间通过缴获等得到较快的改善和加强，但掌握使用新式兵器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战斗动作和战术指挥方法则需要预先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因此，军事训练的总方针是打稳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挥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学习现代新式兵器的战斗法，建立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的能力。
由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基本上是实行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战术主要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我们的作战对象是现代化装备的强敌日本侵略军，我们的部队主要是步兵，因此我军的军事训练，主要是进行近战教育，以发扬步兵的威力和我军贯有的特长。近战教育包括技术与战术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近战的特点，就是步兵以极神速隐蔽的动作，乘敌不备，或立足未稳，突然接近敌人，进行连续的冲击，进行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与肉搏。以及进行短距离的包围、迂回的机动作战和反覆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连续突破敌纵深，以迫击或火力迫击，求达迅速歼灭敌人。根据上述要求，留守兵团利用一切空隙，组织了军事训练。
技术训练方面，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的训练，成绩显著。步枪卧姿射击，在1937年一百公尺环靶命中率47％，1938年二百公尺距离灰靶(80公分高、40公分宽)命中率87％，特等射手二百五十公尺距离命中率为94％。手榴弹在1938年每人平均由27公尺提高到37公尺，个别连队达42公尺。土工作业在构筑河防工事时，克服了过去没有经验及工具上的困难，发扬军民一致，上下一致的协同与刻苦精神，以极低微的代价和短暂的时间，构成了坚固的阵地。在刺杀技术方面也有了提高，并实现了统一。
战术方面，统一了战术思想与战斗动作，河防部队演习了河川攻防战，“三边”部队演习了对骑兵作战，演习的重点是连以下的战术指挥与战斗动作，主要演习的课目是进攻中的指挥、地形利用、队形选择、运动与射击的联系等。经过训练，部队素质提高了一步。因而在河防战斗及剿匪反磨擦斗争中，指挥得当，动作熟练，协同一致，伤亡少、胜利大。
干部教育是训练的保障，故进行新课目之前，均先训练干部，以便领导部队训练。为更进一步满足部队对干部的需要，及培养新的干部，还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如连排干部的轮训班，军政研究班、防毒训练班、测绘训练班等，以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理论与技术水平，解决部队训练的需要。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例如教室、教材、教具、文具缺乏，即自建教室，自造瞄准架、粉笔等，以桦树皮代纸。部队任务多，时间少，就抓紧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进行训练。
政治教育。部队处于长期的战斗、行军、生产环境，政治教育很不系统，产生了单纯的军事观点与缺乏政策观念的偏向，一般战士中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模糊。部队文化水平低，普遍不能看书报文件，营连干部不识字者占50％。因此，提出了政治教育的要求，对团以上的干部要求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对营以下干部及战士则加强时事与政策教育，普遍扫除部队文盲。政治教育步骤，抗战初期重抗战教育，统一战线教育；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则加强了阶级教育。经过了这些教育使部队明确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两重性及中国革命的远大前途，澄清了由于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产生的混乱思想。文化教育是经常的教育工作，尤其在紧张的战斗中，要想在短时间内扫除部队文盲是不可能的，但在此阶段部队已经开始注意文化学习，如各种训练班都有文化学习。
党内教育，主要是为统一各个部队的思想，即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提高党员质量，思想一致，巩固党为执行此一任务，曾举办了支委、支书训练班，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并选派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进行了自给性的生产。“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及广大富饶的国土，交通线被切断，工业区被破坏；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边区采取封锁政策，造成留守兵团供应上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用简单的节约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且已严重地影响到部队的建设及边区的巩固。为建设部队、建设边区，留守兵团执行了毛泽东主席于1938年7月在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关于“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以农业生产为主，大力种植蔬菜、喂猪、养羊、开磨坊、办合作社，动员战士学会做鞋，打毛衣、毛裤、手套。开展热烈的生产运动，改善部队的生活与补充部队的部分被服装备；同时提倡节约、防止浪费。1938年下半年，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部队生活得到大大改善。例如，保证了蔬菜的自给，每周可吃两次猪肉，部分单位自给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补充了挎包、子弹带、裹腿等部分军需品。三八五旋每人自制汗衣一套，个别团每人自制军服一套。解决战士个人日用品，这是很有意义的生产成绩，改善了部队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部队的生产热忱。为打破敌人封锁，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1939年广泛地开展了生产运动。留守兵团部队提出了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除在农业上种植蔬菜外，还要种粮食，完成生产4700担细粮的任务。全年开垦了25136亩荒地。但因经验不足，并遭受天灾，只收到2590担(388500公斤)细粮。1940年，规定部队生产自给一个半月的粮食，全年开垦荒地20679亩7分，收粮2400石(360000公斤)。各部队同时进行了副业生产，打盐、挖甘草，并开始经营商业。全留守兵团共获利2236516元。结果，除完成一个半月粮食的生产任务外，还解决了部分被服的补充。在生产运动中开展了劳动竞赛，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及典型的班、排、连单位，给部队尔后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许多人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长期打算，产生了单纯地解决困难的临时观点，因而未能完全从根本上增加根据地的财富方面着手。表现在违犯政府法令，对商业的经营特别起劲，不愿踏实地经营农业，认为商业费力小、赢利多，农业则相反，从而产生了与民争利的不良现象。这也反映了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认识不足。又由于对发展生产、厉行节约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未掌握好，有些单位在生产获得一定成绩后，就产生了挥霍浪费的现象。另外，又有些干部对在发展生产、解决部队困难中，促进部队建设与巩固边区的认识不足，从而产生了放松对部队的领导、放松自己的业务工作的思想。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