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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四节 保卫河防,警惕空袭、击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3

雷云峰


  三、保卫河防,击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
  1938年3月至1939年底,在日军对河防发动23次大小进犯中,八路军高度发挥了指战员及人民群众的战斗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78次,完全粉碎了日军的进犯企图。
  在日军大小23次进攻中,较大的进攻计7次。日军各次投入的兵力,最少者达2000人,最多者达10000余人。八路军防守部队在主要防御方向最多为一个团,千余人。敌人各次投入的重炮皆在20门以上,而八路军仅有迫击炮2门。八路军根据不同情况,机动、灵活地打击了敌军,赢得了这7次较大战斗的胜利。
  1、神府河防战斗。1938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正面进攻,当日军占领了晋西北各重要之据点后,即企图突破边区河防,消灭陕甘宁边区,以摧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中枢、驱逐中共中央,陷八路军于无后方作战之境地,并配合南下日军钳击西安,进而夺取大西北。3月10日,陷静乐之日军2000余,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于12日侵占兴县,于13日进抵神府河防对岸。开始以大炮、机枪向河防阵地轰击,并以飞机10余架在阵地上空侦察,轰炸了约3小时后,开始渡河。此时,河防守备部队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部队渡河之际,以猛烈的火力予以猛击,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时迂渡河东;袭敌侧背;敌受两面夹击不支乃向兴县方向溃退,此战,计击毙敌40余,伤敌100余,缴步枪10余支,及其它军用品一部分;我方伤亡6人;敌我伤亡为24:1。同时我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以强攻收复岢岚;残敌退五寨,八路军又追击至五寨,以两旅之众对敌猛攻,敌不支,溃退宁武、神池、八路军即尾追,敌人一首退至大同、朔县附近。经一周激战,八路军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城,击退了敌之进攻。
  2、第一次宋家川战斗。1938年5月初,日军占离石后,又集结约一个旅团的兵力,附大炮30余门集结于离石地区。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气势汹汹,企图占领军渡,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宋家川渡口,突破河防阵地。此时八路军已判明敌之企图,令警备第八团由团长文年生率领该团主力东渡,于汾(阳)、离(石)公路沿线采取伏击、袭扰等手段迎击敌人;10日夜,文生年所部在敌先头部队约一个联队进抵王老婆山及其附近,后续部队运抵的柳林一线时,择王老婆山之敌一个大队乘夜突然袭击,经数小时白刃格斗歼敌200余、缴获步枪40余支,轻机枪2挺及电话机、望远镜等军用品一部分。敌我伤亡为2.5:1。敌在八路军突然打击下,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溃退。
  3、凉水岩、马头关河防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蒲县敌军侵占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及粮、弹、分兵三路,每路约1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挺进。一路指向马头关,一路指向凉水岩,一路指向泥金滩。1939年1月1日,先后占领该三据点河东阵地。日军此次进攻,由于接受了以往失败教训,虽较以往稳重,但更为野蛮,除以猛烈炮火及机枪轰击扫射河西阵地外,并以飞机10余架向我阵地投掷毒瓦斯弹。在我阵地数处被毁后,即以炮火掩护步兵在河东集结,运动船只,予以强渡。八路军、游击队、自卫军即乘敌运动集结中,以猛烈火力给以袭击,毁敌船只,毙伤敌各一部,敌不得不退回山地,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在炮火不时轰击掩护下,重新布署。同时,我河东部队展开游击活动,不断袭击敌增援部队与辎重,敌在攻击受挫,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于4、5两日相继撤退。八路军、游击队、自卫军乃以一部兵力渡河发起追击,至大宁附近之曲峨镇地区与敌激战约3小时,毙敌80余名,缴步枪10余支,马10匹。我共伤亡8名,中毒10余名。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总结出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是“半渡而击”,即在敌人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崖边上船处,或击敌于横渡过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二是“主动出击”,即不能单纯防御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时,派出精焊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部队的防御作战。要做到这一条,关键是要及时获得准确的情报。在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到河东侦察敌情,配合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员,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4、第二次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战斗。日军在河防沿线前后三次,向我河防进犯,但每次皆受重创,恼羞成怒,又调集大量兵力企图由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突破我河防。1939年5月,敌人由太原增调了两个师团至汾阳、离石、6月4、5两日,敌一路10000余人进占军渡,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并以炮火向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阵地轰击。6日,又以约15000余人进占孟门、碛门两镇,以飞机竞日向我河西李家沟等阵地及边区内地城市猛烈轰炸。另路阳县、大宁之敌约一个联队、附炮20门,分两路各约千余人于6日晚占领东马头关及泥针滩阵地,以大炮机枪轰击扫射阵地两小时。“观其用意似在实行准备渡河进攻边区”。“利于其推进中国的和平投降活动。”
  延安总部判断当前日军之企图为寻觅渡口点,实施重兵强渡;在敌军兵力强大的情况下,乃组织与动员了全边区军民积极准备战斗,准备物资,组织担架,运送军粮,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河防部队皆昼夜坚守阵地,宋家川方面经三昼夜隔河对战,八路军依托工事,不时以火力袭击军渡街之敌,顽强抗击,封锁河面,敌终未越过河心,渡河未逞,只得退于军渡后山,以炮击我阵地。此时,马头关泥针滩之敌、虽不断以炮火轰击我阵地,并在飞机轰炸配合下,还施放毒瓦斯弹10发,进行强渡,但八路军沉着应战,敌之企图亦未得逞。
  此时河东部队猛烈袭击敌侧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敌腹背受击,运输困难,乃被迫全线撤退,攻击宋家川之敌一部于8日退穆村,9日全部返回柳林;同日孟门,碛口之敌亦退大武镇,此时,我河防守军复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了李家垣,10日拂晓收复柳林。至此,共毙敌5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军旗三面及军用品一部,我伤亡10余人。8日,当东马头关之敌撤退时,八路军乘敌一个中队在河滩集合,突以火力猛然袭击,毙敌30余人,余敌狼狈登山;八路军无一伤亡。9日晨,敌全部经大宁退到蒲县黑龙关地区。此后,八路军共歼敌80余人,八路军伤亡仅10余人,粉碎了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
  日军各次进攻遭到打击,未达目的,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巩固。1939年6月,日军实施近20000人的进攻受挫后,乃集中兵力以图首先解除其后方威胁,故对我边区河防不再发起过更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敌为配合对我晋绥根据地的“扫荡”,仍没有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攻。
  1939年8、9月间,我边区河防吃紧,中共中央遂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以加强河防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肖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肖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〇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送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给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提示肖劲光:“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漫骂“三五九旅足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肖劲光立即写了《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给以驳斥;并转述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该文刊登在《新中华报》1939年12月9日第一版上。
  1939年9月,王震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出征两年,屡建战功,守备河防,更是一支劲旅。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当国民党颂布了《异党问题处理方案》、规定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留于晋西北之国民党顽固分子与日军勾结制造新旧军事件,积极反共以策应日军占领晋西北之时,日军即集结其驻汾阳、离石地区之部队约四千人,附炮30门,于9月2日进占下白霜,4门黄昏占领军渡,构筑工事,强迫群众修筑军(渡)离(石)公路,并炮击宋家川河防阵地,企图长期巩固河东阵地,待机进攻。八路军为粉碎敌军之立足计划,乃以河东侦察部队、乘敌立足未稳,猛袭穆村、薛村,并破坏军渡与薛村地区公路。当敌军以数千发炮弹终日炮击阵地,并于6日向碛口前进时,八路军河东部队即于孟门、留誉、暖泉等地抗击与消耗敌人,并主动放弃碛口,转至碛口以北地区。我河西阵地守备军一部则渡河迂回至敌后,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敌在侧背时遭八路军游击部队袭扰下,遂于20日晨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从9月4日至18日,14天中,我共歼敌30余人,缴步马枪5支,我伤亡10余人。
  6、碛口河防战斗。日军在汾阳、离石公路安札据点后,利用国民党发动的“晋西事变”于1939年11月初,即由各线增调约10000余人,积极准备渡河器材,附炮30余门,于11月20日即分四路山大武、离石、柳林、穆村向碛口合围,并强渡葭县渡口。23日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同时向河西施行猛烈炮击,并大举扫荡我河东游击部队;又以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强渡。我河西守备军即对集结渡河之敌突然以机枪给予猛烈射击,敌仓惶退窜后山,后以大炮还击。此刻,八路军三五九旅左翼部队警六团一部已乘机渡河到河东,袭敌侧后。经5小时战斗,敌不支乃分途退窜。共毙敌百余,俘敌2名,缴步枪6支。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晋西事变”爆发后,当国民党晋西官员与部队相率公开投敌之时,日军又调兵遣将,企图乘机占领晋西北;同时,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以约策应,12月初,日军集结了离石、柳林之部队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12日12时占领李家垣后即炮击河西阵地。八路军河东侦察部队在敌向李家垣进犯时,即于李家垣山地进行了坚决抗击;因众寡悬殊撤出李家垣后又转向军渡、离(石)公路线上频繁打击敌军,经5日战斗,毙敌20余名。敌军侧背不断受袭,乃于16日东窜柳林。
  八路军逐即恢复军渡、李家垣。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留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肖劲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旅以奖励。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兵督战,劳绩甚多,尤以三月战役最为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坊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励。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力。”
  八路军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及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英勇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犯军,粉碎了日军之西渡阴谋。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在转战冀中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后,1939年12月及翌年初为巩固晋西北,挥师晋西北,经38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晋西之“扫荡”,克服了方山、岚县,临县等城。1940年2月1日,晋西北新政权正式宣告成立。抗日游击战争更为展开。陕甘宁边区河防日益巩固。这时,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乃不得不放弃了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河防战斗中,陕甘宁边区军民付出了160余人的伤亡、20余人中毒的代价,赢得了击退日军各次进犯、保卫河防战斗的光辉胜利。在各次战斗中,日军的伤亡都大大超过了八路军,敌我伤亡比例,最小者2.5:1,最大者达24:1。由于陕甘宁边区军民明确认识到保卫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成果,而且是保卫全国人民的心脏,保卫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争得民主自由的希望,军民的这种思想政治觉悟,是陕甘宁边区河防不可突破,边区军民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在战斗中,地方性的保安部队,除担负部分河防任务外,当日军进攻宋家川时,不仅固林、延川、延长保安队直接参加战斗,而且大批自卫军自动修补工事、协助运输,以至直接参战。仅1938年3月,固林、延长、延川有400余自卫军和1000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配合主力开赴前线,并冲过黄河,扰乱与钳制敌军,运回胜利品近60000斤,送回全部伤员。由于人民自卫军的参战,就在沿河作战地区,布成了一副警戒和侦察的“天罗地网”,保证了部队有可靠的情报和通畅的通讯联络与军事秘密的严守,从而保证了各次战斗的胜利。
  留守兵团部队河防战斗的胜利,是根据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结合边区具体情况,执行了“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机动”的战术原则的结果。河防部队在八路军过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具体运用了河川战术,依托有利地形—黄河天险及构筑工事,发挥了当时的各种火力、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斗动作,并以实行东渡迂回敌后侧击敌背的战斗,来配合沉着、顽强、机动作战的正面防御,抓住一切有利战机,予进攻之敌一部以沉重的打击。正确掌握和运用上述战术,就保证了河防各次战斗的胜利。
  日军对河防的进攻,在战略上是依附其先进的技术装备、训练较好的军事素质与便利的交通运输等优越条件,孤军直进。随着其后方人民觉悟的提高,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其战役后方即日趋不稳定,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即不复存在,而陷入腹背受敌之境,这是日军侵略战争非正义性的必然结果。尽管日军曾在战术上有所改进,在突击方向上由一路突破改为两路突破,甚至多路突破,在多路突破中又有主助之分,在火力急袭上,由大面积急袭到集中的小面积急袭,在使用兵力上由2000余人增至近20000人,甚至违犯国际公法,使用毒气。然而,由于日军低估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人民的力量,轻视人民军队,又不熟悉地形,不明当地情况,还骄横地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战术,因而虽有着优越的技术装备,但每次进攻皆以丧失地而败归。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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