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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与陕甘宁边区的任务——2
朱凯，郭林，吴璋
二、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任务
抗战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而欢欣鼓舞。9月2日，日本军政当局代表在东京湾签字投降。边区政府特地决定全边区放假三天，以资庆祝。5日，延安举行有两万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各分区、各县也相继召开庆祝会和火炬游行会。各界群众纷纷捐款捐物慰劳劳苦功高的八路军将士。八年抗战中，边区人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建设和保卫边区，把这块贫瘠落后的地方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和各敌后解放区的政治指导中心。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都获得较大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与此相反，国统区内却是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人心恐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象蝗虫一样飞向原沦陷区，勾结日伪，大搞“劫收”，“五子登科”①，以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迭起。两相对照，使得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
由于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和全国范围内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在战后争取和平民主的进程中，它必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为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因为：
(一)边区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民主普选制是新民主义政权的基础。边区政府自成立时起即认真实施民主普选制度，由人民群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各级参议员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再由他们组成边区各级权力机关。从1939年到1945年，边区已先后举行过两次民主普选，组成两届边区参议会，并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各级民主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紧密团结各党派各民族各界各阶层，建立起巩固的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奉行抗日民主进步政策，发展和繁荣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并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人从来没有兑现过，可是在边区，它不仅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实际上还远远超过了。边区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圣地，为未来的新中国指出了方向，是全中国人民所景仰所向往的光明灯塔。
(二)边区经济文教建设显著发展。抗战期间，边区一直处在相对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边区政府坚持农业第一的建设方针，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减租减息政策、互助合作政策、工商业政策、奖励劳动政策等，加之大生产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使得边区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耕地面积由战前的843.1万亩扩大到1945年的1520.5万亩，粮食产量由战前最高水平约100万石(每石300斤)，上升到1944年的约200万石(1945年因严重自然灾害降为120万石)，植棉增至1945年的35.1万亩，大牲畜(牛、驴等)从战前的十余万头发展到1944年的40余万头，羊从战前的四五十万只增至1944年的195万余只。边区的工业发展也很快。到抗战胜利前后，边区已能炼铁、采炼石油、修造机器、制造三酸及各类军用品。玻璃、陶瓷、造纸、火柴、肥皂、食盐、纱布的产量成倍提高。许多产品不但自给有余，而且可以部分输出。合作经济已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兼营生产、医药、运输等行业。对外贸易事业显著发展。商业和集市贸易繁荣，商品流通活跃。如延安1936年只有二三家小商店，到1943年已发展到473家。边区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保障了军民供给，有力支援了抗战事业。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负担逐年减轻，昔日以贫雇农为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已经变成以中农、富裕中农为主体。边区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到1945年，全边区已拥有7所中学、295所普通小学和1038所民办小学。这些重要成就，为抗战胜利后边区经济文教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三)边区军事力量稳步发展壮大，其军政素质明显提高。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边区只剩下数量很小的留守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由于历年坚持练兵和生产，特别是自1943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冬训，驻边区各部队军政素质稳步提高。抗战胜利前后，又有一批批骨干部队奉命开赴各解放区各战场。由于驻边区各部队坚持从事自给生产，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边区军民坚持不懈地开展“双拥”活动，更是巩固和加强了军民、军政关系。边区自卫军15万人和基干自卫军3万人，也得到较好的训练。人民军队和民兵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巩固边区民主政权，战胜一切敌人的可靠保证。
(四)边区有一支坚强有力、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政治坚定，作风朴实，工作勤奋，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是各方面、各条战线的带头人和核心骨干。边区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文化建设方针，持续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不仅使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而且还为边区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和新型知识分子。边区大批新、老干部陆续奉派奔赴各敌后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的工作。
(五)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一直驻在延安，始终关怀并直接指导着边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是陕甘宁边区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重大作用最根本的保证。
在总形势很好的同时，战后的边区也确实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这主要是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骚扰破坏。
1945年，边区境内出现以旱灾为主的水、冰、霜、雹、虫等各种严重自然灾害，其中又以绥德分区和陇东分区的灾情最为严重。灾情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和第二年的春耕生产。此外，由于战后国统区物价暴涨和边区军政人员大量向外流动，致使边区财政也产生一些暂时性的困难。
从外部环境看，国民党顽固派仍以8个军、3个骑兵师和1个独立旅等共20.8万人的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对边区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包围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经常武装进犯，致使边区内的和平局面不断受到严重威胁。战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除先后抽调第1军、第3军和第16军等部队开赴中原、华北和晋南打内战外，尚有4个军另1个骑兵师约11.5万余人，驻守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宜川一线；宁夏马鸿逵集团有2个军另2个骑兵师约6.75万人，驻守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一线；榆林邓宝珊部1个军又1个旅约2.5万人，驻守神木、府谷、榆林、横山、安边一线。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大力加强保甲制度，血腥镇压国统区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拼命制造内战舆论，竭力强化军内的“反共”教育与军事训练，又在边区沿周地带加强据点工事，屯集军火物资，不断派遣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1945年底，已经开进山西的国民党第1军第167师和第36军第28师又调至郃县(今彬县)、长武、庆阳、西峰镇、栒邑(今旬邑)职田镇一带，新27师和第37师调至富平、同官(今铜川)、宜君焦家坪一线，第7师增援进抵淳化、泾阳、口子镇一带。另外，胡宗南从河南运调“国防工事”器材到陕，修筑咸阳至郃县(今合阳)的第三道封锁线并加强第一道封锁线。例如，淳化县城至通润镇间就增修碉堡50座，其中离边区最近的只有0.5公里。国民党军及匪特频频制造事端，侵扰边区。国民党军一部从洛川向鄜县(今富县)交通镇进攻。一部进犯米脂县班家沟，抢劫财物，杀害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多人。第36军第59师多次进犯边区属地赤水县第二区，大肆破坏，后果惨重。该师侵入淳耀县土桥镇时，国民党淳化县长竟下令“放抢三日”。匪兵挖墙拆坑，掘地盗墓，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劫走的财物装满56辆大车和100驮牲口。仅据淳耀三区5个村子的不完全统计，群众损失的财物就折达4900万元(边币)。
面对抗战胜利后国内错综复杂的新形势，边区党和政府以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决定指示为指针，确定陕甘宁边区军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全面加强边区建设，努力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前途；同时坚决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军事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
因此，抗战结束前后，当蒋介石竭力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时，边区党政军民把“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部队胜利反攻”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国共重庆谈判前后，边区党政军民和各兄弟解放区一样，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心争取和平民主在全国得到实现，表示要做和平民主建设的模范。当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的时候，西北局常委会及时作出加强备战的决定，要求以“保卫边区，反对内战”为口号，加紧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高度警惕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对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并有力支援兄弟解放区军民的自卫作战。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与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重要决定。据此，西北局12月28日发布《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该文件指出：1946年将是国内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剧烈斗争的一年。在与反民主势力的斗争中，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推进全国尤其是西北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而且是中国政治指导中心。如果内战继续扩大，则边区有受国民党在军事上大举进攻的危险，因此“保卫边区，进一步巩固建设边区，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仍为目前的总方针”。
针对国内以及边区的具体形势，西北局向边区军民提出五项任务：(1)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2)加强整军练兵，提高警惕，反对内战，积极声援国统区正在发展中的爱国民主运动；(3)开展文教工作；(4)发展民主建设，健全区乡政权，密切党内外关系，准备召开各县和边区参议会；(5)切实整顿党务，转变作风。
①“五子”指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美貌女子。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朱凯，郭林，吴璋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