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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五节 加紧准备，武装自卫——3
朱凯，郭林，吴璋
三、加强对国统区的工作
(一)中共陕西省工委成立。
抗战期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指令加强对民主进步力量的政治迫害，搜捕共产党员，力图消灭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组织。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认真贯彻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有计划地将国统区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加以隐蔽或撤退。除少数深深埋伏在国民党重要机关内部或隐蔽在社会中处于睡眠状态外，凡已暴露或已被怀疑的人员一律调回边区学习和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也并入关中地委。这样，就有效保护和积蓄了自己的力量，为以后开展新的斗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配合陕甘宁边区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北局决定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稳步恢复、整顿和发展地下党组织，使之积极开展工作(当时称作“唤醒”)。西北局和中共关中地委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初步的成效。其后，西北局决定除抓紧边区北线和西线等国统区工作外，另增设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边区以南的国统区工作。
1946年1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在关中分区地委驻地马栏正式成立，由汪锋(后为赵伯平)任书记。其主要任务是：在边区以南国统区内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加强各地地下党的领导力量，稳步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并有计划地沿周边山区派遣武装工作队，争取灰色(中间)武装，扩大统战关系，展开游击战争，配合边区坚决粉碎胡宗南集团的一切军事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省工委在积极“唤醒”长期埋伏在国统区内的地下党组织及党员投入工作的同时，首先重抓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构这个关键环节。省工委把关中划分为沿河(包括韩城、郃阳、澄城、朝邑)、渭北(包括铜川、富平、耀县、蒲城、白水)、东路(包括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包括大荔一部分)、西府(包括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麟游、邠县)、太白(包括长安、盩厔①、鄠县②、邠县③、柞水④)和西安等6个工作区，陆续派遣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建立和整顿地下党组织，迅速开拓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
到1946年底，省工委已向关中和陕南派出337名干部，有2225名地下党员重新恢复组织联系，先后建立跨县区的地方工委12个和直属县委、县工委11个。它们是：蒲澄工委、商雒工委、长柞工委、西府工委、平朝工委、泾原工委、富同工委、蒲白工委、东路工委、渭北工委、华潼工委、陕西边界(陕鄂)工委和郡县县委、韩城县委、澄城县委、渭南县委、临潼县工委、高陵县工委、盩厔县工委、咸阳县工委、凤翔县工委、耀县工委、鄠县工委。另外，在汉中建立城固、江坝、江北3个据点。
与此同时，西北局和省工委陆续派遣军事干部分率武工队深入关中、陕南山区，发展游击队，开辟外线游击根据地。如派巩德芳等去商雒山区，罗恒彩、刘章天、欧阳德等去麟游山区，派谈国帆等去渭北地区。刘邦显、邓达九、王平凡和李博文等，到华阴文王村聚集后，成立东路工委，领导渭南至潼关铁路沿线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按照省工委指示，在连通秦晋豫三省的结合部与咽喉地带做大量开辟工作。这些干部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分别建立商雒游击指挥部，东路、路东、西府数支县游击队，富同游击队，长柞游击队、陕南人民地方武装等军事组织与党的外围组织，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巩德芳等领导的商雒游击队，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1945年冬，巩德芳等奉命潜回商雒家乡后，和蔡兴运、田天林等创建游击队，动员组织当地农民群众，积极开展抗租、抗粮、抗债、抗税和抗丁斗争，联合反蒋反胡宗南的民间武装建立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1946年春，省工委又派王力、薛兴军、刘庚、秋宏等去商雒(先后从边区派去干部约百人)。他们和巩德芳共同努力，组建成立中共商雒工委(有党员数百人)和商锥游击指挥部。王力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巩德芳、薛兴军分任指挥部正、副指挥，队伍也发展壮大为3个大队共六七百人，结成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近千人，其游击区域包括雒南⑤、商县、山阳一带的广大山区，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各地地下党组织成立后，大力恢复、整顿和稳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外围组织，针对特定的斗争形势和周围环境的特殊性，省工委要求国统区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能够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在社会中牢牢生根，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也就是合法化)。要求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严格遵守精干、隐蔽、组织平行、单线领导等原则；对于上、下层工作，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作，党内的和党外的联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相互配合；注意发展极端隐蔽可靠的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要使党员深入在群众之中，甚至深藏在国民党营垒里，借以得到掩护和保护，不易被人发现；党员一但暴露身份，要及时转移。在这些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导启迪下，国统区工作迅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恢复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后，省工委于1946年10月又发出新的指示，要求今后国统区建党“以发展为主，恢复为辅”，“放手而谨慎地进行发展工作”；发展的地区应以山地、农村和交通要道为主，其次是矿山、工厂及城市附近；发展党员应以工人、贫苦农民为主，其次是知识分子，政权机构中经过考验真心亲我分子；党的基层组织形式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集中化和组织化，逐步改变过去的单线联系为按地区或生产单位成立支部，等等。
(二)西安地下情报工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共陕西地下党一贯重视对国统区的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彼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为高级领导机关进行决策、制定计划和指挥作战提供重要依据。尤其是西安情报工作，在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西北的战斗中发挥了卓著的作用，多次荣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许和表彰。
西安，是蒋介石嫡系、“西北王”胡宗南长期盘踞的巢穴，西北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的大本营，是包围和进攻边区的一线指挥中心。因此，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特别重视西安情况调查，及早选派优秀干部，预作部署，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组成多系统多层次多方面、既严密而又机动灵活的情报网。其中，有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西安通讯工作组，中共中央社会部掌握的西安情报处等。
西安通讯工作组 是1943年由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的秘密情报机构。周命王敦英(又名伯刚、岳翰，中共党员，山东黄县柳杭村人，1934与1938年两次赴莫斯科学习，1940年为朱德做俄文翻译，1946年至1948年期间历任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部上校副官、西安绥署资料组长、国民党中央军校王曲第七分校教官)利用其特殊的合法身份，成立情报小组，并指定王为组长，杨明轩、杜斌丞为成员。周还与屈武商量了人员组成。1946年，周恩来又向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杨明轩、杜斌丞交待：请转告38军内中共工委负责人，运用我党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选派得力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随时了解、及时搜集和尽量掌握蒋-胡-马等处有关军事进攻边区的动态，警惕与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突然袭击。
杨、杜返西安后即告蒙定军(国民党第38军中共工委书记，当时任国民党第3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安排布点。周恩来又先后从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电台台长杨才(中共党员，四川阆中县河溪村人，曾在莫斯科学收发报技术)、钱瑾(又名龙文英)携带电台，在建国路玄风桥开杂货铺作为掩护，张刚、李儒珍(女)、杜琴岚(女)分别担任传递、拍发、译电等工作。该组成员杨荫东(陕西郃阳人，抗战初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后长期在38军内做地下工作。党组织又送他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地下学校第一分校第16期上学，其后任赵寿山、孙蔚如的随从参谋)打入国民党联勤第7补给区司令部(驻西安)内，任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此补给区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补给，因此该补给区内所有驻军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移驻动向等资料均必经杨手。杨便能及时获取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等集团的战略、战役计划等重要情报。该情报组后来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为西北解放战争的多次战役提供许多宝贵军事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多次嘉奖。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西安情报处 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1945年正式成立，由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任副处长。王超北，化名庞智，澄城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斗争。1939年武汉沦陷后，他奉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在西安以大商行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收集情报，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网。他动用父亲遗产16000块大洋并亲自绘图设计，在大莲花池7号院建造了一座内部结构复杂、可确保安全的楼房，作为秘密工作机关。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他先后设立8座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陕北发送重要情报。如果前一电台被敌侦破，他马上又组建起一个新台。这些秘密电台大都设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内或其驻地附近。到1949年5月，西安情报处累计收发电报2000多份，共约24万余字。此外，还建立数处秘密联络点和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经常输送人员，搜集传递情报资料。
胡宗南身边的秘密情报组 是由熊向晖(公开身份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陈忠经(在胡宗南部政训部门工作)和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职)等人组成的。熊向晖，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大学分队的负责人之一，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党组织选派他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处“服务”。因才华出众，他随即获得胡宗南的赏识与重用。从1939年起，担任胡的待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一直在胡的身边工作，参与机密。后与陈忠经、申健等人密切配合，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该台用新闻通讯社的合法形式向延安发送情报。他们的情报多是国民党上层的最高机密和最新动向，既及时又准确，对中共中央进行决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蒋介石和胡宗南的重要决定和军事部署，往往还没有下达，中共中央负责人就先看到了。周恩来曾夸赞说：在我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可以称为“后三杰”，他们都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安交通站 其前身是1941年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西安秘密成立的一个调查站，由吴柏畅任站长，负责联系西安的一些地下党员，搜集各种情报。1943年冬，中共中央社会部委任吴柏畅为西安交通站站长，专门从事传递情报、输送人员等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后，该站主要任务是收集军政情报，然后通过地下交通线将情报送到关中分区，再转送或由电台拍发到延安。交通员有李骾生、孙焕文、李季诚、孙光明等人。主要交通线是：从西安乘火车沿咸(阳)同(官)线北上，然后在富平庄里镇或耀县或黄堡镇下车，再翻山爬塬，穿越封锁线，到达关中分区最边沿的联络总站——柳林联合客栈(1946年秋总站移至中共耀县工委所在地古贤村)。该交通站同时承担中共陕西省工委与西安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任务。胡宗南集团向边区大举进攻后，该站也通过西安情报处秘台向陕北发送紧急情报。必要时，西安通讯工作组也使用该站，兼用地下交通和无线电讯两种方式向边区传递情报。
①今周至。
②今户县。
③今眉县。
④今商洛。
⑤今洛南。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朱凯，郭林，吴璋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