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政—（二）民主改革与民众运动

房成祥黄兆安

　　为使各阶层抗日人民从组织上形成并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的党和政府对原有的群众团体进行了改革；并新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
　　原来以生产互济为主的农业“互济会”转变成为“民众抗敌互济会”，吸收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农民兄弟包括富农和地主分子参加，扩大了抗日阵营。农民自卫军成了边区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数始终居于各群众团体的首位，在支援抗战，保卫边区河防，剿匪锄奸等活动中作出了贡献。
　　苏区各省工会在苏区改制后成为边区的各分区工会，并成立了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由中共边区党委执委刘长胜任主任。1937年11月26日，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毛齐华任筹委会主任。1938年4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边区总工会(简称“边总”)，推选毛齐华为主任，管瑞才为副主任。边区总工会根据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没有大企业、农业工人居多等特点，按照产业和地区相结合，以地区为主的原则来划分和建立工会的组织系统，采用民主选举的形式，在分别召开城市和乡村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到1937年12月，全边区已成立了20个县工会，116个区工会，546个乡工会。1938年，又成立了10个公营厂矿企业工会。到1938年底，参加工会的工人已达到4.8万余人，占边区工人总数的90%以上，其中约占边区工人总数7%的印刷、修械、煤矿、石油矿4个部门的2800多产业工人全部加入了工会组织。工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他们信仰的代表400多人到各级政府中工作。工会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改革中得到改善。政府不再用命令去干涉工会的事务，工会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同时工会亦经常与政府交换意见，反映情况并主动接受政府的指导，以使边区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36年下半年，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发起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并于1937年4月12日至18日，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余人，代表西北各省会员20余万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到会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并一致同意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之前，西青救即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边区2万多人的共青团组织，以边区青年救国会的名义统归西青救领导。
　　1937年12月3日，西青救常委会决定移驻泾阳县云阳镇，由高朗山、白向银、黄庆熙、李瑞山、刘秀梅、张汉武、白志明、鱼才郎、马志珍9人组成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以高朗山为主任委员，并责成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立即开始各级青救组织的改选工作，正式成立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青救会接收会员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籍贯、地区，只要是抗日的青年、儿童，从7至23岁都可加入，不到一年，会员扩大到16万人。青救会的基层组织单位是乡，采取俱乐部这种适合青年特点的组织形式，到抗战三年时，农村俱乐部已发展到802个。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于1938年6月就任三青团团长，并为成立三青团发表告全国青年书。1938年7月9日，三青团临时中央团部在武昌成立。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2日至7日，边区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1月下旬也在延安举行，会议就青年统一战线、青年参战、青年生活等问题，提出了团结全国青年的具体办法，发表了告全国青年宣言，通过了《抗日少先队章程》和《儿童团组织章程》，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指导全国青年运动的机构。1939年，在延安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边区青年发出了一封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信，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同时，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写了题为《五四运动》的论文，并在延安青年群众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经验，高度评价了中国青年运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起的先锋作用，特别是总结了抗战以来延安青年运动的特点。首先他们本身是团结的；其次，他们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第四，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1937年7月，中共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就妇女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在老苏区仍旧建立妇女代表会；在没有组织起代表会的地方，最好以村为单位组织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小组，由村的妇女群众大会选出小组长；然后经过乡、区妇女代表会(有条件的地方开妇女群众大会)选出乡和区的妇女救国联合会委员会。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指出，党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当前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据此，1937年9月，边区党委又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指出，边区妇女的紧迫任务，就是把各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更广泛地团结与组织起来，扩大抗战力量。9月中旬，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成立，选举李坚贞、史秀云为正副主任。1938年3月8日，在延安师范学校举行了边区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中共中央、边区党政以及河南、西安的妇女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讨论了抗战形势，检查了边区妇运工作，分析了边区妇女运动的特点，提出了边区妇女运动的任务：一方面使妇女运动和整个民众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众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持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斗争；另一方面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先进地区，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会议决定边区妇联总机构设在延安。毛泽东应邀出席并讲了话，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抗日，努力生产。大会还向全国姊妹们发了宣言书，指出要争取妇女的自由解放，首先要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表示要不惜牺牲一切地去争取抗战的胜利。
　　妇女的革命热情在民主改革中日益高涨。普选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选举，行使自己的权利。1939年1月举行边区参议会时，被选入参议会的妇女占20%。在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岗位上，到处可以看到精明能干的女性。1938年4月，全边区妇女自卫军人数为10212人，到1938年底时，激增至46712人。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时，延安的女自卫军和抗大女生队的学员们掩护群众撤退，救护伤员，抢救国家财产，有秩序有纪律地执行了战斗任务，减少了损失和伤亡。八路军的伤病员从战场上一批一批地运送到军医院，妇女慰劳队、少先队歌咏团、儿童演剧队，就一次又一次地带去鸡、鸭、蛋、蔬菜、水果等慰问品，为伤病员举行慰问演出。陕西神府县贺家川妇女救国会组织了洗衣队，在一个星期内为贺家川军医院伤病员洗了1000套衣服，后来又做了1000双布鞋送给战士们。延川县组织起了8个洗衣队，为在延水关休养的八路军伤病员服务。1939年3月，边区妇联根据中央妇委作出的关于妇女组织“原则上应向着达到使各地组织的群众性、统一性和民主性的目标前进”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各直属县妇联主任联席会议，提出了整顿妇联组织、培养妇女干部等六项具体任务，讨论了妇女支前、武装、知识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并通过了建立妇女自卫军模范班、排、连的决议。会后，重点整顿了那些比较松散的妇救会组织，合并了一些有名无实的组织，选派了一批经过培养和锻炼的优秀妇女到基层组织中去工作。经过检查，边区妇女自卫军在直属县建立了8个模范班，1个模范连；在各分区建立了319个模范班、4个模范排；妇救会会员由边区妇联成立时的17万人增加到21万人。
　　边区文化界的救亡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奚如、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慰问抗战将士的文艺性战斗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8月22日，该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向国内外报道八路军各部队抗战的消息；他们利用破庙作剧场，石碾做讲台，为战士、学生、商人、农民演戏、唱歌、讲演，进行抗战宣传，并开展多种战地服务，足迹几乎遍及了晋察冀。这支主要以笔和口作战的队伍，所到之处，军队的士气和民众的抗战情绪莫不受到鼓舞。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载誉返回边区。
　　1937年10月间，边区文化工作者发起筹备组织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11月14日，在陕北公学举行成立大会，周扬和张闻天相继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文化界要适应抗战，要大众化、中国化，并提出要争取使边区文化界的救亡工作成为全国的模范。大会通过了会章及宣言，选举了领导机关。边区文协先后把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新哲学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文化团体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与全国文化界取得密切联系，成为全国文协的一个模范分会。
　　1938年8月间，在毛泽东的赞助下，文协成员艾思奇、周扬、成仿吾、徐懋庸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哲学会”，并很快在延安各学校机关成立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推动了边区党政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战时期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配合边区党政机关普及文化教育运动中，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对边区的旧文化进行了改进。在戏剧方面，成立了民众剧团，改变了过去经常以帝王、将相、官吏、秀才、仕女为舞台主要角色的旧剧形式，把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人物以正面形象搬上舞台，用中国人民英勇顽强抗战的事迹以及边区人民的生产成就，代替了旧戏剧中的落后内容。在歌谣方面，利用边区民众特别喜爱和广为流传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等悠扬的曲调来谱配抗战与建设的新歌词，并在民众团体中普遍组织了“民众歌咏班”，组织民众学唱抗战歌曲。文协成员刘白羽、林山、欧阳山等组成的“抗战文艺工作团”，于1938年夏，用自己在前方摄制的600多幅照片举办展览会，向边区人民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了各种丛书和小册子，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原以《新中华报》副刊形式出版的“特区文艺”于1938年3月5日改为“边区文化”，同年，又先后改为《文艺突击》专刊和《大众文艺》，对帮助边区民众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行使民主权利起了积极作用。1940年10月，大众读物社又创办刊物《大众习作》，通过发表作者的原作和修改后的“改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写作水平。
　　边区文协掀起的诗歌运动，繁荣了诗歌创作，起到了动员民众抗战的作用。诗人柯仲平于1938年“五一”节前夕写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李排长与韩娃)》，由于通俗易懂，反映了边区实际，受到边区人民的欢迎，在《解放》等刊物上发表后，更加引人注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边区文协的成员还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鼓舞和增强了军民抗战的信心。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5月11日在纪念延安鲁艺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演出后受到广泛欢迎，并迅速传到全国各地。
　　1938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延安与八路军》，该片中的延安部分拍摄完毕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东渡黄河，到晋西拍晋察冀八路军部分。当时正在山西涞源县救护伤病员的白求恩大夫成了第一个被拍摄的对象，广为流传的一张白求恩工作照就是电影团摄影队当时拍摄的。电影团所摄制的短片和片断在动员和教育边区人民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历时9天。吴玉章致开幕词；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艾思奇对边区文化运动作了总结；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委员，通过了宣言，号召文化界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反对倒退，要求全国文化人士“共同努力，各尽所能，为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
　　在全国各种民众抗敌团体纷纷成立和边区民众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规模展开以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抗敌后援会工作纲要》。为使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全国相联系并使全国都朝着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1938年1月，边区总工会等团体代表经过讨论，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1月29日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筹备会主任齐华主持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指出后援会的任务是统一边区民众运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政治动员工作，加紧民众教育，武装动员民众、发展自卫军与少先队，锄奸，帮助政府建设国防工业，开展卫生工作，实行新生活，慰劳抗战将士家属。中共边区党委、国民党肤施县党部、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抗大政治部等代表分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讨论通过了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章程和成立宣言，发了通电，选出了齐华、周兴、崔田夫、任耀国、马豫章、成仿吾、高朗山、史秀云、艾思奇、卫之、李凡夫、沙可夫、张人杰等21人为执行委员，吕骥、朱光等为候补执委。2月19日，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推定艾思奇、齐华、史秀云、崔田夫、马豫章、谭希林、周子和、沙可夫、高朗山、管瑞才、周兴11人为常务委员，李凡夫、张光远为候补常委，并由常委推齐华为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艾思奇为宣传部长，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管瑞才为职工部长，高朗山为青年部长，史秀云为妇女部长，谭希林为武装动员部长，周兴为锄奸部长，周子和为商民部长。
　　抗敌后援会成立后，把边区25个群众团体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这25个团体是：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会、延安市商会、陕公学生会、抗大同学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民先延安队部、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延安中华基督教会、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国民外交协会、边区体育委员会、边区抗敌电影社、鲁迅艺术文学院学生会、音乐界救亡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实验剧团、边区中学学生会。这些民众团体在统一的目标和方针下，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